［转］段祺瑞晚景

它山夜話

三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一任民国临时执政的铁腕人物——段祺瑞，在动荡黑暗的北洋时代，他登上了权力和荣誉的巅峰，然而他下台后的十年，冷漠和失落所伴随他度过了凄凉的晚年。

隐居天津

1926年4月20日，失去了北京临时执政宝座的段祺瑞灰溜溜地回到了天津，定居在日租界须麽街魏宗瀚公馆。（魏是他的旧部）从此，61岁的段祺瑞无奈痛苦地离别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段祺瑞在天津没有公馆，这叫世人怎能相信？段祺瑞为官数十年，虽专制独裁，但他却不贪财。他在老家合肥无房产和地产，在全国各地也没有资产。段在北京府学胡同的公馆是袁世凯赠送他的，甚至座落在北京东城洋楼则是皖系军阀捐款修建的。屋室宽敞，但内部陈设很简陋，这在腐败贪风盛行的北洋官僚中，象段祺瑞这样洁身自好的人，实在凤毛麟角。

段祺瑞在天津隐居，没有经济来源，只靠旧部和学生来救济，幸亏他的旧部和学生在历届北京政府为官很多，所以生活还能维持下去，但毕竟不能和他掌权时高枕无忧来相比。为了节省家中开支，段公馆的规模缩小了，厨师、打杂、看门人只剩十余个。原来太太和小姐们每人屋里三四个佣人也压缩到1人。在北京时,从不过问家里日常开销的段祺瑞，在天津也认真地管起家务，每日账目他都要过目审核。

息影津门的段祺瑞赋闲在家，表面上厌倦政治，但他每日读报，关注时局的发展，他与各方面的势力接触和书信往来，妄图东山再起。同年8月，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南方数省的北洋军阀全面地溃败，消息传来，段见形势日非，出山之望成为泡影，更感到穷途末路，他大病了一场。

转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后，蒋登上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长的高位。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蒋介石一统天下的局面已形成，为此段祺瑞陷入到了绝望的漩涡，他多日闭门谢客。

1930年，蒋冯阎大战。日寇认为有机可乘浑水摸鱼，在华北密谋策划“北洋派大同盟”，试图拥段出山。他们打着反蒋的大旗，在华北制造混乱，为侵略中国开辟道路。这时期，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在天津奔走活动。在他的联络下，段祺瑞与天津流亡的末代皇帝溥仪会晤。由于溥仪不肯放下皇帝的架子，段祺瑞又持执政之傲，双方会晤不欢而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战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日寇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1932年3月3日，日寇劫持流亡在天津的溥仪到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土肥原又积极劝说段出山，利用段在北洋军人中的威望和影响，建立华北伪政权，为其侵略服务。这些情况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和不安，蒋介石知晓段过去的地位，在北洋军人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因此他极力地对段进行笼络。蒋授意国民党政府皖籍要员吴忠信，并通过他的引荐，在北京饭店与段的侄子段宏纲见面。段宏纲回忆说：“蒋对我说：“我亦保定陆军学堂的学生，段是我的老师，我因公务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先生。”（参见段宏纲《安徽文史资料》第13辑）会见后，蒋派吴忠信去天津拜访段，并送去二万元生活费。以后三、四年也陆续送去过巨款。

1933年1月19日，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受蒋之托，并持蒋的亲笔信到天津，在信中蒋介石恳请段祺瑞南下颐养，并表示待其南下之后，“得随时就商国事”。就在这时候社会传来消息“说日本人要劫持段…….在种时候下，段段祺瑞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他对钱永铭说：“我已老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可以随时南行”。

南下与蒋会晤

1月21日凌晨，段祺瑞由吴光新、魏宗瀚、段宏纲的陪同，踏着寒风登上了火车，秘密地离开了天津，结束了他在下野后天津7载寓公生活。段祺瑞作为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巨魁，在中华民族存亡的时候，他没有落水做汉奸，保全了晚节，这不失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之举，历史应给予客观的肯定和记载。

1月22日，蒋介石对于段祺瑞的南下十分重视，蒋命令南京少将以上的国民党军人过江到浦口车站迎接，他本人也亲往下关码头恭候。段到达，全副戎装的蒋立即迎上，向他敬礼，并搀扶段下船。当天晚上，蒋介石设宴招待段祺瑞及随员，南京军政要员也都出席作陪。次日,(1月23日)蒋介石、何应钦、孙科等陪同段祺瑞往谒中山陵。当天夜里，段祺瑞同随员乘快车赴上海，蒋介石电令上海市政府负责接待安排。

在上海最后的日子

段祺瑞定居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1487号的一座公馆(今淮海中路),蒋介石每月送1万元供他生活之用。段祺瑞晚年潜心于佛事，特别是他从南京归来，他已对政治已心灰意冷。大部分时光静坐朗诵经。平素他吃素，有关段吃素起因1926年3月18日所发生的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据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惠回忆说，那天他外公在家，没有到执政府办公，但他却为此事件而深深地内疚，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另外他还每日下一局围棋和阅读旧书打发日子。似乎他现在已悟到：数十年官场的压力和身心俱疲，如今做一介平民就豁然轻松，或者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段祺瑞在上海的最后的3年时光，他已是近70岁的老人，体力日渐衰弱。1934年春夏之交，他患了严重的溃疡，大量地出血，虽免一死，精神十分萎靡了。

1936年春，段祺瑞胃溃疡引起胃部又一次出血,加上他年事已高,出院后身体极度地衰弱,医生和友人劝他开荤增加营养,但他执意不肯。他说：“人可死，荤不能开。”同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再次发作，出血不止，于次日（11月2日）8时在上海宏恩医院去世，享年72岁。

停灵卧佛寺28载

1936年11月5日，大殓，林森、居正、于右任、吴忠信、张治中等国府要员亲临吊唁。当天国民政府明令以国葬。这是继黎元洪、段祺瑞是第二位享受国葬的北洋政府第二位元首。说起段祺瑞的丧事乃办得虎头蛇尾，本来蒋介石拨款20万元在黄山购置墓地，北京也成立了由原北洋政府官僚李思浩负责的段执政治丧筹备组。但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其父葬于黄山，并将20万元巨款花掉了，而将段祺瑞的灵柩运回北平。后经宋哲元将军的协助，筹款2千元，暂停放在西山卧佛寺新搭建房屋内。这期间，段家派人也探寻风水宝地，以修建坟茔。不料“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修建坟茔之事被迫搁浅下来。谁知这一搁浅就是28载。1964年，由段祺瑞的生前好友、老部下章士钊出面，协助段家，将段祺瑞的灵柩移葬于北京万香山万安公墓。段祺瑞与夫人张佩衡的合葬墓位于香山万安公墓西部水字区，汉白玉石墓碑上是章士钊先生并题写了碑文：“段公芝泉、母张佩衡之墓，男宏业、宏范及诸孙敬立。据说，在1964年修筑此墓时，章士钊先生原拟题写段墓碑文：“故中华民国执政段公芝泉之墓”，但经过反复思考，当时正处于特殊的年代，而段祺瑞属于特殊人物,章士钊决定写此碑文还是不提官衔为好。

这是一座很普通的坟茔，墓碑不大，墓地窄小，四周也没有护栏，如果不熟悉芝泉就是段祺瑞的字，谁也不会猜想到，这座普通的坟茔里埋葬竟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

原载2013年5月23日北京《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

作者：付晓峰

转自：遗产保护散说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