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幽探秘】 探访国共名人程思远故居

石来运转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大程村是程思远先生的故乡。

大程村口门牌坊上有副对联曰： “门名万代七星朗丽栋梁成，道坦千秋九里和谐英杰出”。

　　大程村有座马潭庙，是程思远起步之地。马潭庙建于明万历（一五七三一一一六二一）年间，以祠马潭老爷。至清光绪十六（一八九零）年重修之际，扩建为两进大厅辉煌庙宇，且以庙两侧厢房办私塾、学堂，培养人才。

　　程思远自幼出生于此地，少年时代就读于斯，教于斯，因此这里也成为了程思远成长的起步之地。

　　程思远故居位于宾阳县大桥镇大程村委会两岸自然村西北面，是典型的岭南风格民居。

两岸自然村社区

　　程思远故居建于1896年，座坤向艮兼丑未分针(坐东北向西南)，最初为土冲墙瓦盖屋，全舍分为上下两厅，中间则用天井把两厅隔开，天井两边有两个廊房，四个房室分别位于上下两厅之旁，厨房、牛棚、草房、磨房位于厅之左侧，大门向西。故居因年久失修，于1968年倒塌，1994年由程思远侄子程顺元按照原故居结构重建。

　　易学人士说，程思远故居，后面倚靠一座山丘，坐落于上风上水十万“虎地”之“虎背”上，右前方为长年供大程九个自然村4000余人饮用水的阳露清泉。该泉与大桥江上的鹰寨泉为同一地下河脉，泉水清澈，几百年来当地历经无数次极旱季节，而清泉水却长流不息，除满足饮用外，还长年溢出灌溉附近稻田，实为一天然奇泉。从阳露泉往东南方向走100米，便是程思远的祖坟，这卦地周围是一层层叠起的稻田，唯有祖坟稍为突起，古人传说此地属“飞凤饮水”，可谓人杰地灵。

　　这里是程思远的出生地，也是他孩提时代玩耍、读书、务农之处。他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8岁，考取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团应试文书第一名后，随军北伐离开家乡，开始了他传奇的历程。

　　程思远，1908年农历8月22日出生于此，他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我国著名的无党派爰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有着重要历史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现在程思远故居列为广西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8年农历8月22日是程思远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他百年华诞，宾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修葺后的故居，仍保留了典型的中国南方农舍风格。

　　故居分为上下两厅，中间设有天井，将两厅分开。

　　天井两旁有厨房饭厅和农具间以及磨房。

　　四间房屋分居上下两厅两旁，程思远的房间就在上厅左边。房间青砖铺地，一盏油灯、一个木箱摆放在木质床头，显得十分简朴。

　　而故居墙壁上的照片和文字，则浓缩了程思远的生平事迹，真实再现了他追求光明和真理的足迹。

　　程思远故居陈列馆位于程思远故居旁，占地276平方米，外观上与故居连为一体，同样的有着浓郁岭南民居风格的泥墙青瓦房。是一处集纪念性、教育性、观赏性为一体的爰国主义教育基地。于2008年建成，2019年再进行了修缮提升。

　　陈列馆展出了大量文字、图片和实物，按照时间顺序分6个部分展示了程思远的传奇人生，包括“毓秀大程 年少思远”“投笔从戎 上下求索”“助李归国 获赠近之”“参政议政 心系统一”“情系家乡 振兴宾阳”“地杰人灵 宾阳之子”。主要展品有程思远投笔从戎、助李归国、参政议政、关心家乡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工作图片，以及他生前练习书法用的笔墨纸砚、赴欧洲与李宗仁见面时用的皮箱衣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的工作证、各类荣誉证书和手迹信笺等。

　　这些物品作为程思远故居陈列馆展品与观众见面，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历史意义，也以此缅怀他的爱国精神。

程思远故居现已成为宾阳县集纪念性、教育性、观赏性为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著名旅游景点。它不仅是程思远先生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他传奇人生的见证，对于了解程思远先生的生平事迹和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1956年，程思远到大陆东北等地参观，当看到当年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时，他认识到中国的前途需要中国共产党，于是就转变以前的看法，坚决支持共产党。

此后程思远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重托，多次到北京、两赴欧洲，历尽惊险，终于于1965年7月陪同李宗仁夫妇一起回到了祖国，并随李宗仁到北京定居。据介绍，毛泽东见到程思远的第一句话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并问他：“你为什么叫程思远呢？”程则幽默地回答：“因为我想得远，看到了未来，才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毛遂为程起了别号“近之”，意思是“靠近中国共产党”。

　　1963年12月，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李宗仁在瑞士苏黎世与程思远进行了会晤。这是俩人会晤时的蜡像场景。

　　1965年7月31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李宗仁和程思远在一起交谈。

　　1965年8月20日，朱德、康克清夫妇等会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夫妇。

　　1965年10月5日，宋庆龄和李宗仁夫妇、程思远夫妇合影。

　　在程思远故居陈列馆里，有一封程思远老先生写给宾阳县委书记施汉飞的信，提到“想为家乡做点事”，于是有了后来建设大程村思远育才学校的决定。施汉飞回忆道：“程老先后6次回到家乡视察工作。老人家还多次给我写亲笔信，商量办校事宜。2001年2月，他拿出30万元稿费为大程村兴建学校，并勉励县领导要科教兴县，搞好宾阳的发展，为子孙后代造福。”2001年11月，93岁高龄的程老最后一次返乡，当乡亲们对他捐款建校表示感谢时，他说：“我应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

　　程思远纪念园林，位于故居的后方。占地面积约为13000多平方米，园林建设的主题为“岁月留声”。

　　园林内设纪念广场、青牛雕像、骏马雕像、助李园雕像等几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以艺术的形式再现程思远当年生活情景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片段，形象逼真地还原少年程思远“牧牛耕读”、青年程思远“投笔从戎”、壮年程思远“助李回归”的历史画面。

园内种植有桃树、李树、木棉树、四季桂和罗汉松等树种，配以杜鹃、黄槐、朱瑾等花卉点缀和园中高大伟岸的雕塑铜像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1965年7月20日，程思远协助李宗仁先生归国，周恩来总理带队到机场迎接。

　　2005年，无党派爱国人士程思远因病离世，享年97岁。

这位生于满清，长在民国，最后又在新中国老去的传奇人物，一生的经历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诸如随军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他不单是见证者，更是亲历者，是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的一朵浪花。

　　程思远青年时代投笔从戎，游走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他曾做过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秘书，并参与筹划反蒋运动，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逼蒋下野，是李宗仁的亲密盟友。

　　同时他又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抗战期间，程思远多次与周恩来接触，深受其影响，甚至还在抗战胜利后，热切欢迎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极力主张和我党和谈一事。

1956年4月，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怀揣着对我党的信任，秉持着民族大义的气节，程思远甘愿冒着极大风险，五上北京、两赴欧洲，为李宗仁归国做了充分的准备，最终推动了李宗仁夫妇回归大陆，从而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的高度赞扬。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程思远究竟是怎么在国共两党间做到游刃有余的呢？

　　1908年，程思远出生在广西，彼时正是一个从旧到新的过期时期，因此他从小接受到的教育，也是新旧文化相交替的，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新式的一面。

等到程思远启蒙时，便被家人送到了宾阳黄安学堂就读，从那时起，他就展现出了极强的学习能力，一路从旧时学堂读到了高等学校，成绩也始终名列前茅，是旁人眼中的“三好学生”。

随着大革命的爆发，正值青年的程思远离开家乡，在革命思潮的感召下，他毅然中断了学业，选择了投笔从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1926年，程思远以应试文书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进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随后参军北伐，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程思远所在的部队，是李宗仁和白崇禧所领导的王牌部队，属于国民党中战斗力极强的一支，素有“钢七军”的称号。

4年后，因为出色的文字功底和缜密的头脑，程思远逐渐在新桂系一脉中受到重用，尤其是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新桂系军阀领袖的李宗仁，更是对他刮目相看，将其调到了身边担任机要秘书。

　　事实证明，李宗仁的这个决定非常正确，程思远不仅工作能力极强，还眼光长远，能对时局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甚至还能提出一些较为可行的建议，这让李宗仁对他颇为信任和倚赖，俨然视其为心腹爱将。

此时以李、白二人为首的新桂系，是民国时期势头最盛的一派军阀，其名下的士兵不仅注重训练，还都是科班出身，标准的各大军校毕业生，战斗力自然比那些野路子出身的来得高。

　　除此之外，新桂系军队纪律严明，对百姓也是秋毫无犯，同旧桂系一比，李宗仁的“钢七军”自然名声不凡，而这也让他和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争权夺利成了党内常态，作为心腹的程思远，对此看得分外鲜明。

1934年，为了进一步培养程思远，李宗仁派他到意大利留学，对于上司的提携，他也没有辜负对方的信任，不仅学成归国，还拿下了博士学位。

在这期间，日本踏上了侵略我国的道路，当得知日军的种种暴行后，本就充满了爱国之情的程思远更是无法冷眼旁观，当即写信给李宗仁：建议联合一切主张抗日的人士，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抗侵略者，保我河山，守卫国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程思远立即动身回国，准备投身到抗战运动中，为家国出一份力量。随后不久，他便以白崇禧办公室秘书的身份，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协助并执行白崇禧的作战规划，从战争的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

不仅自己参战，程思远还积极鼓励知识青年同他一样“投笔从戎”，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争取广大爱国青年，鼓励他们投身军队，为抗战增添一份力量，贡献一把能力。

　　有意思的是，程思远除了在李、白二人手下混得如鱼得水，就连老蒋也对他印象不错。

1942年，程思远因工作奔赴重庆，蒋介石亲切的接待了他，还准备让他担任中国远征军政治部主任，但遭到了对方的婉拒，毕竟他和远征军司令罗卓英并不熟悉，贸然加入远征军工作，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虽然婉拒了这一职务，但程思远还是在党内站稳了脚跟，甚至在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47年，程思远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年近40的他在仕途上又上一层楼，但他始终不看好蒋家王朝的统治。

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大部分的有识之士都看出了蒋家王朝的摇摇欲坠，蒋介石更是受到了党内外的种种压力，其中尤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新桂系为重。

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眼见老蒋陷入危机，此时不趁机夺权，更待何时？

　　于是李、白二人趁机上演了一出逼宫大戏，导致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台，将权力下放给了李宗仁，由他代行总统一职。

整个逼宫过程，当然少不了程思远的身影，而他之所以参与其中，一方面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另一方面则是和李宗仁的交情，以及对于我党的友善。

比起内战，无论是李宗仁还是程思远，都更倾向于和谈解决国内问题，因此当李宗仁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毛主席，希望重新进行和谈，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战争问题。

　　程思远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李宗仁的私人秘书在外奔走，为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出力。

可惜的是，这注定是一场水中捞月的妄想，因为蒋介石的“下野”，只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釜底抽薪，纵然他权力下放，但国民党实际上的管控还是掌握在他的手里，李宗仁本质上就是他退出去的一个傀儡罢了。

更何况和谈一事，也只是他们的美好幻想罢了，不管是作为盟友的白崇禧，还是我党领导人，都不会同意“划江而治”这个主张，所谓的和谈，只会成为泡影。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发起了渡江战役，经过42天的作战，连续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国民党则溃不成军，再无还手之力，李宗仁手下的桂系主力更是被歼灭殆尽。

李宗仁被打了个灰头土脸，隐居幕后的蒋介石重新出面掌权，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程思远在这场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非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但对于那时的程思远来说，早就对国民党党彻底失去了信心，因此没过多久，他就直接辞职，转到了香港定居，担任《正午报》专栏作家。兜兜转转一回头，他又干起了最初的文字工作了。

眼见败局无法挽回，李宗仁也彻底心灰意冷，随即决定带着家人移居美国，白崇禧倒是跟着蒋介石来到了台湾，但下场并不美好，落了个晚景凄凉的结局。

当然，作为曾经和老蒋敌对过的李宗仁，也没好到哪里去，等到蒋介石在台湾安定下来后，立马就来了个秋后算账，不仅宣告正式复职，还把李宗仁曾在国民党中担任过的职位，全都一撸到底，让他成了寓居美国的一位普通中国移民。

对比这两位的结局，程思远的生活倒是过的优哉游哉，每天不是写写文章，就是游游泳，针一些分裂国家的言论，他还会发表文章加以驳斥。

其实早在李宗仁麾下任职时，程思远就和我党来往甚密，尤其是和周总理的交往，更是无比紧密，并深受对方影响，哪怕是他移居香港期间，也一直和周总理保持亲密联络。

　　1956年4月，他应邀回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当时周总理亲切的接待了他，并向他表示，希望能邀请李宗仁夫妇回国，共同看看新中国的发展。

对此，程思远欣然同意，从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的这10年里，他五上北京，两赴欧洲，以自身为桥梁，架起了我党和李宗仁之间的沟通，最终促成了李宗仁归国之路，他也由此受到了我党的高度赞扬：“为久经考验的、有重要历史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一面旗帜”。

毛主席在亲自接见程思远后，还为他取了一个别字——“近之”，意为靠近共产党之意，显然他也对程思远十分欣赏。

　　与此同时，程思远和在李宗仁归国后，也深受我党的重用，先后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台湾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等职务。

他以强烈的爱国情怀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并为国家统一、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极大的精力和智慧，还多次发表谈话，高度赞扬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程思远出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1993年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是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