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博物馆 探索商文明展

云中良寄锦书来

前言

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持续近百年的殷墟考古再现了三千多年前东亚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由已知求未知，回顾商文明探索历程，殷墟是起点与基石。围绕着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河北商城等遗址的年代与性质，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研究与争论，与之相关的文明研究取得巨大进展。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为节点，关于商代都邑年代与性质的认识趋于一致，绵延近六百年的商史画卷历历在目。商代都邑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先商、早商、中商、晚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清晰呈现出以都邑为中心的王权国家的政治地理图景。由此更能对比与突显出同时期周边区域诸如北方草原、成都平原、湘江流域等青铜文明的面貌。近年来，以“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项目为引领，以多学科联合攻关为机制，以精细化考古为手段，商文明研究再上新台阶。商文明探索虽然成果丰硕，但探索永无止境，相信在不久的捋来，商文明研究会更加辉煌！

第一单元 甲骨发现 考古初兴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主持的首次科学发掘。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标志着新史学的开端。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之上无信史”；甲骨被大肆盗掘，殷墟发掘迫在眉睫。发掘殷墟乃重振中国史学的必然选择。1928年，傅斯年说服蔡元培设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因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被确认为商代晚期都城，并成为衔接史前与历史时期的关键节点。

一、甲骨探源

甲骨文发现以前，商史研究资料匮乏，孔子曾有“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之叹。1899年，王懿荣等人偶然发现并辨识出甲骨文字，掀起甲骨文研究热潮，开启探源商文明之旅。

二、考古初兴

近代西方兴起考古学既与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方法相吻合，又与“古史辨派”疑古辨伪、走出书斋建立新古史的目标相契合。一批国外学者在中国从事考古调查，助推了考古学的传播，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刺激了诸多有识之士。1926年，李济山西西阴村调查是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调查；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甫一成立，即成为中国科学考古学得以成长的重要载体。

早期甲骨学研究汇总

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清内阁大库档案学是中国近现代“四大显学”。从1899年甲骨文发现到1949年，甲骨学研究经历了“草创时期”和“发展时期”。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版著作的甲骨学者有289人，其中国内230人，国外59人。

第二单元 考古写史 溯古探源

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启殷墟考古，这是由中国学术团体主导的自觉考古活动，初步揭示了殷墟青铜文明盛况；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也在摸索中逐步形成；第一批中国考古学家得到锻炼与成长。

1950年，殷墟考古得以重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负责殷墟考古工作，安阳市文物考古部门于不同时期也取得重要成果。殷墟近百年发掘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探索商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1928年至1937年，殷墟考古在时局动荡中艰难起步，10年间共进行15次发掘。依据重要考古收获及考古方法的改进，大体可把该阶段分为三期，第一至三次为探索期，第四至九次为发展期，第十至十五次为鼎盛期。考古成果显著、考古方法不断完善、考古人才不断成熟是殷墟早期考古的主要收获。

（一）探索期

殷墟第一次发掘以搜寻甲骨为目的，这存在明显局限性。李济加入殷墟第二次发掘后，采用水平地层发掘法，关注最具普遍性的陶器研究，注意甲骨的形态与埋藏状态等，标志着殷墟发掘开始脱离金石学范畴，走向现代田野考古学。此外，他所提倡的科学考古要点及考古学家不收藏古物的不成文约定影响至今。大龟四版、仰韶文化彩陶片等是第三次发掘的重要成果。

李济提出的科学考古的要点：

·必须有问题·必须有方法·记载必须精确·必须无成见·必须有耐性

1929年，刚加入发掘团队的李济与董作宾等参加发掘工作的同仁们约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购买、收藏古物。”这一职业道德规范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的传统。

（二）发展期

1930年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中积累的田野考古经验极大地推动了殷墟发掘，“兼探四境”得以实施，石璋如、刘燿等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也为殷墟发掘注入新的活力。以后冈三叠层为代表的地层学研究，以出土器物分类为代表的类型学研究，以及系统的田野发掘制度，标志着殷墟考古发掘走向科学的轨道。

郭宝钧（1893-1971),字子衡，河南南阳人，考古学家。多次参加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并主持河南浚县辛村和武官大墓的发掘。

梁思永与后冈三叠层

殷墟考古因梁思永的加入开始采用地层学原理进行发掘，明确了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早于商文化的逻辑关系，有力地回击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是解决中国史前文化与中国历史相关性的一把钥匙。后冈三叠层的发现标志着中国田野考古学在方法上达到了新的水平，是中国田野考古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梁思永（1904-1954),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次子，考古学家。1930加入殷墟考古发掘，在后冈遗址发现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三叠层”，后主持并发掘殷墟王陵。

（三）鼎盛期

1934年10月至1935年秋，梁思永主持发掘王陵，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小屯宫庙区的第十三至十五次发掘，主要由以石璋如为代表的年轻人负责，发掘理念与方法得到进一步更新。大量版筑基址、YH127甲骨窖穴、宫庙区祭祀坑、众多随葬青铜器的墓葬等是这一时期发掘的典型遗迹。复杂的地层及众多遗物，使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得到不断的应用与修正，标志着遗址发掘方法的逐渐形成与完善。

YH127甲骨窖穴

YH127甲骨窖穴是1936年第十三次发掘的重大成果，共出土刻字龟甲17096片，记录了商王武丁时期有关祭祀、田猎、农业、天文、军事等内容，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发掘者将甲骨窖穴整体打包，搬运至南京室内进行整理。这种整坑套取的方式开启实验室考古的先河，体现了从粗放式到精细化发掘的转变。

二、守正创新，步履不停

1950年重启殷墟考古发掘，至今已70余年。在承袭已有理论、方法与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几代殷墟考古人接力前行、不断求索，取得了一次又一次重要发掘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不同时期殷墟考古研究。

（一）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殷墟发掘范围不断扩大，以类型学方法探讨殷墟文化分期，此项研究至今仍在持续深化、细化之中。苗圃北地铸铜、北辛庄制骨等手工业作坊的发现与发掘极大丰富了殷墟文化内涵，开启了殷墟手工业考古；第二次洹河流域调查的开展，发现了众多商代遗址。

1959年，郭沫若先生考察小屯殷墟遗址及安阳工作站，并即席题诗：“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18年后，赵朴初先生来到殷墟看到这首诗时，又挥笔写就《访安阳殷墟见郭沫若同志题诗有作》：“郭公翻案话殷辛，不说盘庚与武丁。何事迁殷复祖亳，待凭文物重研寻。”现在，这两首诗分别被刻在工作站院落左、右侧的大石上，二石相映成趣，见证了两位先生的隔空对话。

（二）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

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殷墟发掘全面展开，宫庙区、王陵区再次成为发掘重点区域，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制玉作坊、王陵区祭祀坑与M260等重大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商文化内涵。基于殷堰西区家族墓地的族邑布局、家族形态等多项研究逐渐成为重点，并持续至今。以三家庄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殷墟文化分期，并为洹北商城的发现及商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线索。

（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殷墟考古的重要发现及理论与方法都有突破性进展。1990年殷墟郭家庄160号墓、1991年殷墟花园庄商代甲骨窖藏以及2022年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聚落考古为指导，1996年开启的洹河流域调查发现了洹北商城，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商代考古学编年；以1997年黑河路遗址发掘为起点，大面积揭露发掘具有族邑性质的遗址成为共识，由此展开了对族邑布局、形态、性质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道路、水系、作坊等遗存的发现、发掘极大地推动了殷墟都邑布局研究。近年，在传统殷墟范围之外的考古发掘，如：面积达百万平方米的辛店遗址的发现，再次掀起了对“大邑商”布局的讨论；人骨、动物、植物、冶金、环境等科技考古广泛开展，开始成为殷墟考古发掘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殷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殷墟全面进入了发掘、研究、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新阶段。

第三单元 中流砥柱，上下求索

1936年李景聃等人到豫东商丘寻找殷墟文化的前身；1950年韩维周发现郑州二里岗遗址，打开郑州商城发现与研究之门；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发现洛阳二里头遗址，进一步填补了仰韶、龙山与殷墟文化之间的空白。关于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的年代与性质，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

对夏商都邑的深入研究，为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对比标尺。商王朝“邦畿干里”范围内晚商、中商、早商文化面貌逐渐清晰，在不断追溯商文化的源头——先商文化与同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进程中，夏商考古学体系得以完善。

一、商代晚期

持续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学术界一般认为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殷墟都城之外的商代晚期遗址以河南为中心，东至海岱，西至关中，南到鄂北豫南，北至冀北辽西。这些遗址随山形地势、傍河谷平原，各自形成区域中心。以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济南刘家庄、定州北庄子、栾城周家庄、灵寿西木佛、武安赵窑、灵石旌介、浮山桥北、临汾庞杜、闻喜酒务头、辉县褚丘、温县小南张、荥阳小胡村、正阳闰楼、罗山天湖、西安老牛坡等遗址为代表，展现了商代晚期的蓬勃盛况。

二、商代中期

商代中期是指中丁迁隞（嚣）至武丁以前，历经九世之乱、都城五迁，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小双桥遗址、 河北商城划入这一时期。二十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以邹衡、安金槐为代表，对于商代中期的内涵与外延学术意见差异巨大，核心问题是郑州商城是属于商代早期的“汤都亳”，还是中期的“隞(嚣）都”。

商代中期，以郑州小双桥、藁台西、洹北商城、济南大辛庄、连云港大村、阜南台家寺、武汉郭元咀、礼泉朱马嘴、平谷刘家河、武安赵窑、隰县庞村等遗址为代表，范围逐渐扩大。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是商代中期文明探源最重要的收获。

安金槐与郑州商城“隞(嚣）都说”

安金槐（1921-2001),河南登封人，考古学家，被誉为“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提出了郑州商城“隞（器）都说”，认为商代文化洛达庙期（二里头期）文化为早商文化，郑州商城为代表的二里岗期文化为中商文化，殷墟文化为晚商文化。

邹衡与郑州商城“汤都亳说”

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被誉为“商周考古第一人”。提出郑州商城为“汤都毫说”，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岗文化是商代前期文化，殷墟文化是商代后期文化。

三、商代早期

商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的年代与性质等问题展开，学术界有关讨论持续时间之久，涉及问题之广，观点碰撞之激烈，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无出其右。1977年“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期间，邹衡提出郑州商城“汤都亳说”；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使讨论进一步加深；1998年高炜等学者提出偃师商城为夏商分界，关于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年代与性质的争论渐趋平息。

目前，除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外，还发现了望京楼、焦作府城、东下冯、垣曲、盘龙城等多处商代早期城址。南抵江汉地区、北达长城以南、东至泰沂山脉以东，西至关中地区，以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商代早期文化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1977年11月18日-22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该会议成为夏文化探索史上的里程碑。

1959年，赵芝荃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首任队长，曾提出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是商汤都城西亳的观点。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之后，他判断该城为商代早期城址，即商汤灭夏之后所都西亳。

邹衡在登封告城会议上提出了郑州商城是成汤所建亳都，与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和郑州商城“隞都说”不同。偃师商城发现后，邹衡结合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年代，提出偃师商城“桐宫说”。

1980年，郑光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同年，发表《“郑亳说”商榷》一文，从文献证据、陶文、地望及分期四个方面，对郑州商城“汤都亳说”提出不同学术意见，认为二里头遗址为成汤都亳，郑州商城是仲丁迁隞之地。

1983年，段鹏琦等人采取重点关注道路、夯土建筑遗迹的勘探方法，发现了商代城址。偃师商城的发现促使一些学者调整或放弃二里头西亳观点，转而认为偃师商城为商都西亳，而二里头遗址为夏都。邹衡也因此提出偃师商城“桐宫说”。

1998年，高炜等人根据偃师商城最新发掘资料，认为偃师商城为早商都邑，是夏王朝灭亡和商王朝确立的标志。此后，关于偃师商城的争论渐息。

四、先商时期

先商时期是指成汤灭夏之前。此时商族（或以商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被称为先商文化。文献记载的商族起源异说纷呈，用考古学方法探求商族起源始于1936李景聘的豫东考察，1950年后多地发现早于殷商时期的考古遗存，特别是郑州二里岗、洛达庙、邯郸涧沟等遗址的发现，先商文化问题被正式提出。根据文献传说中的商先公先王主要活动区域及都城地望开展的先商文化探索集中在豫东、鲁西南和豫北、冀南地区。邹衡、李伯谦等成就最为突出。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先商文化不断与周邻文化交错、碰撞、吸收与融合。

岳石文化

岳石文化是与先商文化、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期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东至大海、南达江淮、西至鲁西南和豫东、北及辽东半岛。一些学者认为岳石文化是东夷族的遗存，于夏末商初曾与商族联合伐夏，并在商王朝建立后不断东扩进程中，一部分融入商部族，成为商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夏文化

“夏文化”是指以夏族为主体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夏王朝(国家）的史迹。自1959年徐旭生寻找“夏墟”发现二里头遗址开始，夏文化的讨论就与早商文化、先商文化相关联。夏文化以豫西、晋南为中心，西到关中东部，南及豫南鄂北，东至开封地区，北抵沁河。

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晚期都城，二里头都城以多条纵横交错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的墙垣，划分为多个网格，体现出“宫殿核心区一一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中心区一一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向心式”特征。严谨、规整的布局，显示当时已有明确、清晰的规划，社会结构层次明显，是当时成熟发达统治制度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

第四单元 工程为要，举国协同

商文明上承下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探索之路艰辛而漫长，参与学者之多、争论之烈、持续之久，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鉴于商文明探索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考古学特性，充分发挥集体智慧，采用多学科联动、协同攻关的工程方式探索商文明，乃至中华文明就成为必然选择。

【夏商周断代工程】

该工程是国家“九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结题于2000年9月15日。工程采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来自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领域170余名科学家联合攻关，研究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

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确定夏朝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约之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工程极大地促进了商文明探索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华文明进程的重大科研项目。工程预研究启动于2001年，持续至今。工程以考古调查发掘获取相关资料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