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命运抗争的俄罗斯女人（副本）

苏仁

人们常说，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俄罗斯情结。至于每个人是怎样染上的这种情结的？却各有各的原因。有的可能是电影，有的可能是小说，也的有可能是经历。而我可能三者都有。

我父亲就是个小说迷。文革前，他就已经拥有了二千多册小说。其中俄罗斯的小说，占了三分之一。我们从四年级开始就看小说。什么青年近卫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苦难的历程等等。在不知不觉中，就结下了苏联情结。不仅如此，我的俄罗斯情结，也许还和我的一段文革经历有关。

文革前夕1965年，我们家从湖南长沙调到了北京农业大学。与我们同住一楼的有一户苏联人。他们住二楼，我们住一楼。这户人家的父亲是位中国人，参加过十月革命。曾是苏联布琼尼的骑兵，据说还见过列宁。母亲则是苏联人，基本不会说汉语。他们育有三男两女，一共五个孩子。按照苏联当时规定，生有五个孩子的母亲就是英雄母亲，凡是英雄母亲，就不用上班工作了，每天只在家照料孩子。并且每月可以领到国家发的工资。

这家人最漂亮的小女儿和我是一个年级，名叫冯格林。他们家的孩子都既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也可以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因为其中四个孩子都是在北京出生的，北京长的。

按照东北人的说法，他们应该都属于二毛子。因为混血的二毛子，通常长的都比纯血大毛子漂亮。（这里二毛子无贬义：尽是指混血儿）。冯格林就具有这种特点。她有中国人的细腻皮肤，也有着白种人的肤色白皙。有中国女人的苗条，也有白种人的身高。有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又有西方人的文质彬彬。由于即是同学，又是邻居。所以我们两家接触比较多。她会经常邀请我们兄弟俩，一起去他们家，吃她妈妈烤的面包。

那些刚刚出箱金黄金黄的面包，总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又松又软，十分好吃。由于她们家总是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任何一件东西，摆放的都恰到好处。让人一进门立刻能感觉到，这家主妇是把日子当做作品过的。以至于我每次去她们家，总有些担心。害怕我们这两个野小子，一身泥一身土的，会惹的她妈不高兴。然而恰恰相反 ，我们每次进门她妈总是笑眯眯的招呼我们。所以苏联人给我的第一印像就是特别爱干净。苏联人给我的第二印象，就是特别爱美。因为我每天早上，从窗户上就能看到，她妈在风雪里，总穿着一条裙子，披块大头巾，一双长筒靴，独自一个人去牛奶站打奶。我作为一个刚到北方的南方人。最初对寒冬腊月里穿裙子这件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因为我们中国人冬天，早就已经毛衣套棉衣，毛裤套棉裤，大衣棉猴的全招呼上了。她为什么不仅不穿棉裤，还偏要穿裙子呢？是不是她那条裙子比裤子还更暖和呢?然而有一次听到别人嘲笑她妈，说他们苏联女人是爱俏不穿棉，冻死不可怜。到这时我才似乎明白了。原来苏联人大冬天穿裙子，仅仅是为了美。在美和冷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美。美有那么重要吗？我对此一直不以为然。

直到长大后上了大学，通过对美学的学习才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审美观提升，对于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生活充实是极其重要的。苏联在这方面有许多杰出的贡献者，美学奠基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杰出的著名画家列宾，建筑师日丹诺夫等等，使得俄罗斯在十八世纪的社会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我们在这方面却始终没有形成社会的美学共识。

文革开始后不久，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就认定他们一家是苏联间谍。那时候，红卫兵会经常半夜冲进他们家打她哥哥，因为她两个哥哥，一个在读初中，一个在读高中。有两次在半夜里，我被隔壁哭声惊醒了。看见她披头散发的躲在我妈怀里呜咽。而他们家人正在家门口和红卫兵争吵。不久，我母亲也冲到楼上和那些高中红卫兵争辩。自从那一夜后，我突然发现原来那个漂亮，活泼，真诚的小姑娘，开始变得沉默，忧郁，痛苦。随着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他们家就没有过一天消停的日子。不是红卫兵被打上门来，就是半夜窗户玻璃被砸的粉碎。我们都已经开始上中学复课闹革命了。可是她却只能天天呆在家里。因为她没有资格和我们一起上初中。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是苏联人。

我经常看见她站在二楼阳台上，目送着我们三五成群吆喝着去上学。下学后，她又只能孤独站在阳台上，目送着那些曾经的同学们三五成群的出去玩。而此时的她，不仅没有学上，而且也没有小伙伴，更没有亲近的朋友。不仅如此，还隔三差五有人跑到她家楼下骂她是苏修特务。

对此，她只能涨红着脸争辩到，你们要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区别开来。在那个时期，我常为自己无力制止这种谩骂而感到内疚和羞耻。看着她站在阳台上，发呆的眼神就更觉的她可伶。

对于突然间改变了风向的社会，我不知道是哪里错了，但是却又能感觉到，一定是哪里错了。不然为什么一夜之间，会有那么多人被关进了牛棚，这里自然也包括我父亲。从此，我对那众口一词的口诛笔伐厌恶透了。我感觉到，当一股思潮成为了一种社会时髦的时候，许多人都会为了赶这种时髦，就会形成众口一词广泛舆情。进而三人成虎，众人成狼。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后，他们家的处境变的更加困难了。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留下孤单的父亲，全家迁回了苏联。

我永远忘不了1969年那个暴雪后的早上，一场暴雪后，窗外突然有一阵阵的汽车轰鸣，我看见邻居们都出来站在雪地里，看冯格林一家人忙上忙下的搬家。原来苏联大使馆派了一辆大卡车来接他们回苏联。他们的老父亲，则俯身站在二楼阳台上，目光痴呆的看着孩子们搬运行李。老人也许在想，原本团团圆圆的一家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被搞的四分五裂呢？这一次离别也许就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死离别。这时我也出来了，站在楼下看他们搬家。看见她父亲老泪纵横的站在二楼阳台上。儿女们搬完行李后坐在卡车上，强忍着泪水向老父亲挥手告别。

这时我注意到冯格林穿着一件皮大衣，向父亲挥手告别时，一丝悲伤的泪光在眼角滚动。此后她又向我这边扫过来，我的心不由得咯噔一下子。此刻我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刻将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面。随着卡车轰叫着消失在视线中，她父亲依旧在凛冽的北风中，注视着远去的卡车。雪地上被卡车狠狠压出来的两道黑色车辙，在晨光的照耀下是那么刺眼的延伸到远方。我们同学一场的情谊，也随着那两道刺眼地的车辙被碾压的粉碎。内心不由得升起一股伤感。那一刻，我的负罪感像一块石头一样堵住了呼吸。

他们原本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也曾经和我们一起带着红领巾，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怎么闹来闹去就突然变成了苏联特务了呢？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因为长的像苏联人才遭到如此噩运。可是如此简单的道理，为什么那么多人就认识不到？那么多人落井下石，是不是缺少点做人的基本常识？所以，我们一定欠他们一个愧疚。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愧疚，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愧疚。

几个月后，她的老父亲孤独的死在了家里，直到第三天才被人们发现。从那一刻起，我就认定冯格林这个名字，也许就只能永远的封存在我的记忆里了。

十九年后，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听同学说她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北京来给父亲扫墓了。当时正住在东北旺她的叔叔家。为了再见她一面，我们把她们一家人接到城里我家居住。十九年后我们又见面了，十九年后她又和我母亲见面了。大家相互交流离别后的变化。她又恢复了那种热情洋溢甜蜜。我们离别的时候，我们都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再见面时，我们是都已经成家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了。

当话题在聊到过去那些往事时。她说，她是离开中国十年后才知道，父亲是在他们走后三个月去世的。但是，最令她不能接受的是，她父亲竟然是在家里死了三天后才被发现的。她为了这件事，一直都在遭受良心的谴责。她多次抱怨她母亲，不该把父亲单独留在中国。然而她又说，每当她抱怨她母亲时，她母亲都静静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任她哭诉。然而她又知道，过去家里发生的那一切，又不能完全怪罪她母亲。

从那以后，她就对自己发誓；这辈子她一定要带全家人到北京，站在父亲坟前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把多年来对父亲的思念，愧疚，憋屈 ，统统告诉他。让他原谅女儿的无知无奈。因为她作为父亲最疼爱的宝贝疙瘩，竟然未能在父亲生前见到最后一面。这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

随着中苏关系1989年缓和后，她就开始三番五次的递交探亲申请。一直等到第三年才最终获得批准。一眨眼，距离她离开北京已经整整十九年了。这十九年是她日盼夜想的十九年，这十九年也是她内心煎熬的十九年。

听完她的叙述，看着她泛红的眼睛。我以为她故事就此完结了。然而，在后来她讲到回到苏联后的日子，更让我唏嘘不已。回到苏联后，日子过得不仅没有好起来，反而更艰难了。她们一家五口人，被安排在了远东五个城市的五个家庭里。其实就是被监视起来了。监视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苏联政府也防着他们是中国间谍。这样的结局，对于一个十五岁尚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孩子来说，精神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她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中国，她是一个连小学五年级都没有念完的小姑娘。回到苏联后，她已经是一个十五岁的大姑娘了。实际上，她连一天初中都没有读过。面对苏联的高水平教育，想跟上学习课程，几乎不可能。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她在反复思考后，决定去跳芭蕾舞。因为在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你只要能从一个学校毕业，就至少会有一份正式职业。几年后她从芭蕾舞学校毕业后，她就进了雅库次克芭蕾舞团。在芭蕾舞团跳了两年舞，她就忙着结婚生子了。

她丈夫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叫瓦西里。结婚后她生了两个孩子。这次到北京，她把两个孩子都带来了。为的是让她父亲能看到，她如今的幸福生活。

在苏联，只要妇女怀孕就可以休假了。孩子出生后，母亲可以两年不上班，工资照发。孩子出生后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毕业。所有学费，医疗费都由国家承担。在这次出国前，她又检查出怀孕了。所以回去后，她还可以继续休息三年。当她看到我对她不停的生育有些疑惑时，她告诉我，她的理想就是像她母亲一样生五个孩子。这样她就可以当英雄母亲了。对此我不仅感慨，她作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她的理想不是如何出人头地，事业辉煌。而是如此的现实，难道这也能称之为理想吗？然而，从她的半生经历来看，她是一直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跳芭蕾对她而言，毕竟是半路出家。苏联的芭蕾舞艺术是世界顶级的艺术。想在苏联芭蕾舞界出人头地，谈何容易。所以，她选择当英雄妈妈即现实，又实惠。

对于她在文革中，小小年纪就遭遇了许多磨难，她从不愿多谈。因为在她看来，过去经历的那些事，并不是社会的责任，而仅仅是自己运气不好。如果说出来，只能让自己更难看。这的确是苏联人和中国人思维上的极大不同。中国人往往会把自己那些磨难，归结于社会不公。抱怨是社会伤害了自己。很少会有人把这种折磨归结为自己的命运不好。

有时候我看着她，在儿女的吵闹，哭诉，欢乐里。总是和风细雨的和孩子讲道理，脸上带着丰富的表情。这时候我总是想，她真的是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她尽管读书不多，但是，她的这些优良性格，大概都是从她母亲这本书学来的吧。

我有时望着她消瘦的背影在想，她到底是属于特别坚强的人呢？还是属于特别认命的人呢？她这个瘦弱的身子为什么经受过那么多磨难，却依旧那么挺拔？这得需要多强大的内心才能支撑的起来啊!也许俄罗斯人信仰的东正教，圣母玛利亚就是她的精神来源。

我们第二次见面，已经到了九三年初春了。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不叫苏联了，改名叫俄罗斯了。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使得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动荡中。尽管她没有再提她的英雄母亲梦，但是在我看来，她的英雄母亲梦，已经在苏联解体后破灭了。

她这次来北京是带领丈夫来中关村买计算机。因为苏联解体后，他们也都脱离国家体制，变成个体户了。她丈夫是学计算机的。靠山吃山，她丈夫只能靠计算机来养活全家。我由于不懂计算机，只好拜托一个学计算机的老朋友，带他们去中关村的四通公司看看。谁知道在买计算机的过程中，由于她的北京话说的太标准，以至让那个四通店的南方经理大为吃惊。两人聊到高兴处，那个经理豪爽地说，一个俄罗斯人，竟能说一口这么地道的北京话。就凭你的这口北京话，我打算白送你一台UPS。那天晚上她回来聊起白天的趣事，把我们逗的哈哈笑。

这一次来北京，她的第二个女儿已经出生了。她和老公带着三个孩子，一家五口来北京的。谈到今后的打算，她说她已经拿到莫斯科大学的汉语毕业证。也领到了俄罗斯导游证了。前一段已经带过一个台湾旅游团了。今后她主要会在中俄两地之间做导游了。这次回到哈尔滨，就先不着急回雅库次克了。要在哈尔滨给一家纺织品公司作一个星期翻译。当时中俄边贸正红火，到处都缺俄文翻译。因为以前学俄文的人，文革中都改学英文了。所以中俄贸易兴起后，奇缺真正够格当翻译的人。这时我突然觉得，她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女人。她在每一次人生转折点，都能准确地捕捉到，并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

那年年底，我正好去哈尔滨开个会。晚饭过后，我一瞬间突然有种神奇感觉。感觉到她此刻就在哈尔滨。于是我就按照她上次给我留的电话，给她的客户，哈尔滨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打了个电话。听得出，刚开始那个总经理还有些警惕。当我说出冯格林的名字后，他立刻就一口否认。说不认识。经过我和他一番艰难沟通后，他才搞清楚。原来冯格林她回苏联后，就不叫冯格林了，而是叫某某某诺娃。只有我们这些老同学才叫她冯格林。纺织品公司的老板告诉我，你真凑巧，她昨天下午才刚入住马帝尔宾馆。我随后拨通了她房间的电话。通话后才知道，他儿子得了一种病，前一段她带儿子去杭州看病。不想在杭州钱包又被偷了。所以不得不赶快返回哈尔滨。我问她怎么买的飞机票？她说她是和沈阳飞杭州机长说好的，她搭机，不要钱。对此我有点不相信，担心她没说实话。随即打车赶到宾馆。想帮她渡过这个难关。到了那里后，她告我明天一个俄罗斯团来谈纺织品易货贸易。她当翻译，吃住行全包，每小时十二美元，大概要谈十天。她还说，沈阳飞杭州的伊尔86飞机，就是她当的翻译。中国用湿租法从俄罗斯租来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她和机组都比较熟。这时我才孟然意识到，我面前这位老同学，已经不再是旅行社那种苦力导游了，而是易货贸易的谈判专家了。在黑龙江边贸谈判中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2004年，她来北京接儿子回俄罗斯。她当初为了让儿子学习中文，就把儿子送到清华来学习语言。但是，她儿子受他父亲的影响很深，执意要回去学计算机。她没有办法，只好随了儿子心愿。

临走我们道别的时候，她说她下一步打算和丈夫一起搬回乌克兰居住。因为雅库次克在北极圈内，实在太冷了。另外孩子们也都长大了，该走向自己的职业了。乌克兰那边是欧洲粮仓，周边和西欧国家相邻，就业机会也会多一些。最关键乌克兰那边还有她的公公和婆婆，是一个大家庭。大家生活在一起，也能让公婆安享晚年。

然而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对亲兄弟，竟然会大打出手。依据今天形势看来，她现在是不是又变成了乌克兰人？自从那次我们分别之后，没过多久往雅库斯克的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不知道她现在何处？人生有些变化是自己能掌控的，而有些变化却身不由己。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她对中国，对苏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会怀有怎样一种情怀。每次想起她，都只想问一句，你在他乡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