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大地 日月重光

铁甲骑兵

淮南大地 日月重光

◎ 郭述申 张劲夫

张 凯 朱云谦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每当我们唱起雄壮的《新四军军歌》，新四军江北部队东进抗日的往事，便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随即渡江北犯，向淮南苏皖边区各县进攻，到处烧杀淫掠，国民党军队则狼狈溃逃，加上土匪蜂起，残害百姓，淮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年初新四军第4支队组成。遵照党中央军委关于“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滁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4支队于4月中旬东进到皖中地区，相继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和巢县等县展开，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开展游击战争。5月12日，4支队9团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设伏，全歼于该处登岸的日军20余人，这是4支队也是新四军进入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个胜仗，政治影响很大。从6月到10月，7、8团和支队特务营，先后在合（肥）安（庆）、合（肥）六（安）公路线上，连续袭击沿公路向武汉进攻的日军，共毙伤敌1000余人，生俘10人，击毁敌汽车140余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同时，还歼灭了无为庐江地区的土匪武装及与日军有勾结的反动武装2000余人，保护了群众的利益。4支队在皖中地区的抗战，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呼声遍及皖中各地。

1938年5月，皖东各县全部被敌占领，国民党军队及政权机关全部溃逃，皖东敌后一片混乱，这是我向皖东发展的极有利时机。但高敬亭同志没有及时组织指挥部队向皖东敌后挺进。新四军军部遂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命令4支队第8团首先挺进皖东。9月，8团进到淮南路东津浦路西地区，与刘冲同志领导的东北抗日挺进团和张恺帆、冯文华同志领导的巢县抗日游击大队会合。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移重兵于敌后战场，“扫荡”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此时，我新四军江北部队比较分散，领导不够坚强，指挥不够统一，皖东地区的力量更为薄弱，加上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错误的影响，部队发展受到影响，根据地没有建立起来，处境极为困难。如不尽快进入皖东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难以坚持抗战，还有被消灭的危险。在此严峻形势下，1938年11月，军参谋长张云逸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北上，来到皖中，在4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积极支持协助下，动员高敬亭同志率部继续向皖东挺进，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商定了津浦铁路南段两侧和皖中无为县为我江北部队的活动区域，恢复了曾被撤销的4支队第9团，把皖中皖西地方党和戴季英同志领导组建的江北游击纵队的第1大队扩编为两个大队，仍沿用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同时组建了第3游击纵队，以原江北游击纵队第2大队为第3游击纵队第1大队，军部特务营和舒城县地方党组编的武装为第2大队。1939年2月，他又亲自率领第3游击纵队和4支队战地服务团共2000余人东进皖东，与先期进到皖东的4支队第8团会合，恢复曾被编掉的挺进团，将8团、挺进团和第3游击纵队部署在淮南路东、津浦路西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同时，4支队大部分部队，也遵照张参谋长的指示，陆续进到淮南铁路两侧地区活动，为江北部队的整编和战略展开创造了条件。

为加强江北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组建江北指挥部，整编江北部队，1939年5月，叶挺军长偕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孙仲德等领导同志，率一批营以上干部和2支队第4团第1营，越过日军的长江封锁线，到达江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5月中旬在安徽省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杨梅生任副参谋长，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后，张劲夫任副主任）。叶军长、张参谋长、邓副主任随即到4支队司令部召开干部会议，要4支队全部东进到淮南铁路以东地区。接着，叶、张、邓首长又到合肥东北青龙厂地区，视察了先期进到这里的部队。4支队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叶军长和江北指挥部的指示，于1939年5月底前，先后进到淮南铁路以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高敬亭同志才率支队后方机关和教导大队于6月4日进到淮南铁路以东的青龙厂。6月24日，高敬亭同志被错杀于青龙厂。总政治部已于1977年4月27日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生前批示，中央军委决定，给其平反，恢复了名誉。

7月初，叶挺军长由张云逸参谋长陪同，到立煌县（今金寨县）做统战工作，就部队扩编、经费和活动区域等问题，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进行了谈判。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立即整编部队，将江北部队扩编为第4、第5两个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共9000余人，第4支队辖第7、第9、第14团，司令员由徐海东兼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徐海东未到职前代理司令)，第5支队辖第8、第10、第15团，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江北游击纵队在原来基础上以2支队4团1营为骨干，扩编为3个大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黄岩。1939年7月部队整编结束后，除留一部在皖中地区活动外，立即将主力展开于皖东地区。八九月，江北指挥部领导机关进到滁县太平集附近的三黄家；第4支队展开于淮南铁路东、津浦铁路西地区，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第5支队展开于津浦路东地区，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部署在无为、和（县）含（山）及合肥东北地区活动。各部队在活动中，一面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一面积极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条件。在此期间，为了保证发展皖东任务的完成，江北指挥部针对部队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治机关，加强了对部队的思想领导，狠抓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邓子恢主任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他东奔西跑，不顾疲劳，经常深入下层，给干部、战士作报告，以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密切联系实际，讲解革命道理。他还为部队编写了政治教材《我们的出路》一书，提高了部队坚持抗战，反击顽军进攻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他亲自书写布告和传单，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叶军长、张参谋长、邓副主任和江北指挥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完成了江北部队在淮南苏皖边区的战略展开，为创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批判，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够，没有大刀阔斧地发展抗日武装，对建立以我为主的民主政权的思想不够明确，没有抓紧时机建立自己的政权，因此，困难局面仍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二)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肩负着“发展华中”的重任来到皖东，直接领导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刘少奇同志一到江北指挥部驻地，就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找干部谈话，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传达和解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1939年12月和1940年一二月，他在定远、滁县的交界地区，主持召开了3次中原局会议，进一步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针对淮南地区的实际，充分肯定了过去所做的工作。他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抓枪杆子，放手发动群众，迅猛发展部队。首先要把皖东全部江苏西部建成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然后向东发展，一直到黄海边。为了坚持抗日，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要打鬼子，而且还要准备反摩擦，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他在谈到扩大部队和建立民主政权时，批评了军部个别领导人反对“招兵买马”的精兵主义的错误，强调了建立民主政权的重要性。他形象地说，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我们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要打日本就得有兵有枪，有了兵就得吃饭穿衣，就得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民主政权。刘少奇同志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斗争方向，使大家顿开茅塞，思想明确，信心倍增。就是受批评的同志也感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大家决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为创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

为适应斗争形势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需要，1940年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苏皖省委，成立淮南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省委。

江北部队在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指挥下，在路东、路西两个省委的密切配合下，首先迅速扩大抗日武装，到1940年2月短短3个月，主力部队由减员后的7000余人发展到1.5万余人，除4、5支队各团得到充实外，4支队又组建了1个特务团，路东、路西地区还发展组织了一批地方游击武装：部队投人了更加紧张频繁的反“扫荡”、反摩擦斗争，我淮南地区的党政军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1939年9月到11月，在路东地区，我5支队两次攻打了侵占我来安县城的日伪军，毙伤敌300余人，并两次收复了来安城。在嘉山地区，先后打击了由明光出来的“扫荡”之敌和驻石坝的日伪军，歼敌一部。

同年12月，在路西地区，日军3000余人分3路合击“打荡”全椒县我周家岗地区。我4支队广大指战员在徐海东司令的指挥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以劣势装备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0年1月，5支队一部和江南指挥部所属的苏皖支队于六合、天长地区协同作战，先后在秦栏镇、横山打击日伪军，共歼敌500余人，俘日军2人。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1次反共高潮。在华中地区，蒋介石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淮南，一面“命令”我江北部队移到江南，企图陷我于狭小地区，借日军之刀消灭我军，同时又密令安徽省主席兼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即桂顽）和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即韩顽）以春季反攻为名，东西夹击我在淮南的部队，企图进占淮南地区，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消灭或将我赶到长江以南。中原局和少奇同志指示江北指挥部，首先集中兵力于路西，反击对我威胁最大的桂顽，然后再挥戈路东，打击韩顽。

在路西地区，桂顽138师、第10、第12游击纵队和保5团共6000余人向我进攻。经10多天战斗，桂顽的进攻被我打退。共歼顽军2500余人。在路东地区，韩德勤先后调集了万余人的兵力向我进攻，我江北部队在挺纵和苏皖支队的支援下，经10天激战，特别是半塔集7天7夜的保卫战，粉碎了韩顽的进攻，共歼顽军3000余人，并把路东地区的土顽武装全部歼灭。

这次历时1个月的淮南反顽战役的胜利，是华中我军首次大规模的反顽自卫作战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我军的阴谋，控制了路西的定远、凤阳、滁县、全椒4个县和路东的嘉山、盱眙、来安、天长、六合、仪征、高邮、宝应8个县，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扫清了障碍。

1940年3月淮南反顽斗争胜利后，为了便于领导指挥，中原局、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于4月初从路西转到路东半塔集附近的大田郢。江北指挥部和淮南地方党在中原局、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广泛地组织、宣传群众，迅速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由第4、5支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和从大别山撤出的原鄂豫皖区党委领导的1000多名干部分到各地参加根据地的建设。3月17日，淮南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魏文伯同志任县长。1940年，淮南地区先后建立了路西、路东两个地区性的抗日民主政权机构——联防办事处和两个联防司令部、4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创建起来了。它位于津浦铁路南段两侧，靠近日伪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南京，东抵运河、高邮湖、西达淮南路、瓦埠湖、南濒长江、北临淮河，东西200多公里，南北150多公里。

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使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既恐惧又仇恨。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顽军乘机进逼，妄图将我赶走。我江北部队在中原局、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指挥下，坚决反击了日伪军的“扫荡”，粉碎了顽军的军事进攻。

1940年5月，日伪军先后出动3000余人侵占了我定远县城，并四出“扫荡”路西地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被我第4支队击退。日伪军在路西“扫荡”的同时，以1000余人的兵力对我路东地区进行“扫荡”，被第5支队粉碎，我第3次收复了来安县城。6月上句旬，驻滁县的日伪军1000余人又侵占我路西周家岗、全椒一线，被我第4支队打击后，逃回了滁县。

日伪军对我路西地区的“扫荡”刚被我粉碎，桂顽乘机又向我发动进攻，以138师一部和第10游击纵队进占我肥东北的古城集、青龙厂等地。6月中旬，我第4支队在古城集展开猛烈反击，第5支队1个多团在肥东栏杆集、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在含山县仙踪、和县善厚集配合作战，打退了桂顽的进攻。古城战役后，为加强江北游击纵队，江北指挥部决定，将4支队14团调给江北游击纵队，支队特务团改称4支队14团。

我在路西地区作战期间，路东几个县的反动地主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动下，秘密串通，相互勾结，收拢地痞流氓和封建迷信武装小刀会，在韩顽两个团和忠义救国军800余人支援下，于7月发动了武装暴乱，捕杀我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企图推翻抗日民主政权。我支队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击溃了韩顽的两个团和忠义救国军，镇压了危害半个月的暴乱。

1940年8月以后，为了进一步粉碎韩顽和桂顽东西夹击淮南地区，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全力创造发展苏北的条件，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的指示，除组织部队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外，还抽调部分兵力配合兄弟部队，执行向东、向北发展，开辟淮（阴）、宝（应）地区等任务。8月初，罗炳辉、周骏鸣、张劲夫、冯文华等同志奉命组成指挥部，集中第5支队两个团和第4支队1个团进到淮宝地区，与南下的八路军5纵队687团配合作战，歼灭了韩顽秦庆霖旅一部，33师两个团大部，并平息了小刀会的骚乱，建立了淮宝县政权。

9月，日军又向我路东地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它调集第15、第17师团、江都警备司令铃木部队和伪军一部共1.7万余人，在20多架飞机和20多艘小炮艇的配合下，分7路向路东地区进攻，妄图在1个月内摧毁我淮南根据地，消灭我江北部队主力和指挥机关。面对这种严峻局面，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调集4支队第7、第14团，5支队第8团和路东4个独立团共7个团的兵力，在广大群众和民兵的配合下，以内线游击袭扰，打击疲惫敌人，与外线向敌占城市和交通线进攻相结合打击敌人，经过12天数十次大小战斗，粉碎了这次“扫荡”，共毙伤敌600余人。

10月黄桥战役前夕，少奇同志令江北指挥部集中主要兵力阻止桂顽于津浦铁路以西，同时尽一切可能抽调部队，支援黄桥作战。江北指挥部遂令5支队第10团和由独立1、2团合组的1个团前进到运河西岸的林家码头，准备东渡运河，支援黄桥作战，因黄桥战役胜利结束，部队停止行动。

10月下旬，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率江北指挥部机关部分干部和江北军政干校大部分学员离开淮南去苏北，和陈毅同志一起，统一领导和指挥华中敌后的抗日斗争。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2次反共高潮，“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企图配合日军，将我聚而歼之。同时命令桂顽李品仙向我淮南根据地进攻，从11月开始，桂顽第138师、第10游击纵队和保8团等共6个团的兵力组成“扫荡队”，对路西地区进行“围剿”和“蚕食”，先后占领我梁园、草庙集、复兴集、王子城、杜集和周家岗等地，妄图将我赶出路西，继而再向路东地区进攻。这时，我路西地区被缩小到纵横不足100华里，形势十分危急。与此同时，韩顽进犯我苏北益林、车桥、凤谷村等地，企图接应桂顽东犯，为坚持路西，巩固路东，策应苏北作战，江北指挥部集中第4支队全部、第5支队1个团和江北游击纵队大部共6个多团的兵力于路西地区，坚持斗争数个月，挡住了桂顽东犯，保卫了路东地区，配合了苏北作战。在此期间，日伪军数千人与顽军默契配合，由张八岭、沙河集、明光等地出动，分3路“扫荡”路西地区的珠龙桥、施家集、曲亭等地，被我第4支队和第5支队一部粉碎，歼敌400余人。

黄桥战役后，韩顽2万余人退守曹甸，继续与我为敌，并进占了我们的一些地区。11月底到12月中旬，我苏北、苏中的部队向曹甸韩顽进行反击，我5支队第10团奉命配合作战，东渡运河，歼灭顽保6旅一部后，又在运河线上阻击日军，保证了兄弟部队的侧翼安全。

刘少奇同志在领导创建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还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工作。1940年7月1日，他在半塔集附近的大田郢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大会上，作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论述了党的战斗历程，批评了在大好形势下产生的还处在萌芽状态的不良倾向，给大家及时地敲了警钟，这对加强党的建设，对我江北部队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少奇同志在淮南，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既定方针，领导淮南地区的党政军民，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抗战，不断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反击并打退了国民党桂顽和韩顽的进攻，创建和巩固了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淮南抗日根据地，为阻止桂顽东犯，保证我军向东发展，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刘少奇同志在淮南的1年，为江北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1987年12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