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插队时光里的记忆碎片（我的怀旧篇之四）

竹馨

　　我的睡眠一向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严重，每天必须服用安眠药才能维持睡眠。即便是睡着了也常常会从梦中惊醒。我梦中的人和事千变万化，但梦的场景却只有三个：一是从我出生到我工作前，一直居住的位于津城市中心的那座英式楼房；二是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庄；三是我工作的学校。可能是因为这三个地方承载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吧，所以它们才会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

人老了容易怀旧，关于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那座小楼里的邻里情，插队那段时光的知青生活，以及做了教师工作后我的努力、成绩以及师生情，我都写过一些回忆文字。特别是从农村返津上学那段时间，为了完成写作课的作业，我为那段插队生活写过诗歌、散文和小说。记得我写的散文还有那篇小说曾得到写作课老师的赞赏，有一篇散文还被抄写在校园的黑板报上。那篇小说篇幅较长，曾在班内传阅，后来还有其他班的同学通过我班同学来借阅，但由于围绕小说主人公发生的人和事，有些就是我个人的真实经历，我不想让更多人了解，于是我拒绝了本班以外同学的借阅要求，当年正是知青文学盛行之时，写作课老师还找过我，说可以推荐我发表那篇小说，也被我婉言谢绝了。

前两天睡梦中又梦到了我插队的那个村庄 ，醒来后便辗转反侧再不能入眠，想起了很多过往，那些记忆的碎片，一段段再现在眼前，仿佛那些瞬间并非是在几十年前，却像是刚刚发生过的，那么清晰、那么温暖和感动。

　　我插队的那个村庄是个三面环山的贫困小山村，只有一个大队，分为两个小队：一队和二队。大队干部基本都是二队的（包括村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等），社员家境也比一队好一些。一队在村里有点受排挤，工分报酬比二队低，贫困户也比较多。我被分配到了一队，后来听队里小伙伴们说：“你们刚来的那天，我们在村口干活时看到了，大家指着你说，那个最瘦的小孩，看着也就十二三岁（其实当年我17岁，体重不足80斤），肯定分给咱一队”。结果真的如此。

此篇我想写写知青群体以外的人和事，写写当年在一队时，几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人以及我与他们交往的片段。

第一个要写的是华子。她姓冯，住在村西头一个叫花园子的地方。父亲年龄较大，个子矮小，虽看着有些苍老、瘦弱，但那双大眼睛可以看出年轻时也一定是个帅小伙。华子的母亲看着比她父亲年轻很多，体态丰满，走路抬头挺胸，一看就是个性格强势的人。她从不在生产队出工干活，除了做些简单家务，就在村里闲逛。这在当年工分是家庭唯一经济来源的贫困山区是极少见的。

关于华子兄妹，开始除了华子，我只认识华子的哥哥和一个患有大脑炎后遗症的弟弟，他们兄妹三人好像都遗传了父亲的基因，个子都比较矮，但都有一双精神的大眼睛。华子的哥哥叫冯玉明，是我们队的民兵排长。平时总是在衣服外系一条腰带，显得很精神，民兵集合时喊稍息、立正的口令也很响亮。我刚到村里没几天，半夜里突然响起了钟声，我被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比我早来一年的知青姐姐告诉我：这是全村基干民兵（年满16岁以上的青年）紧急集合的钟声，赶紧起床，拿一件武器，到村中心的当街集合。我好奇地问拿什么武器啊？她说：随便拿个铁锹、锄头或者一根木棍就行。集合后先是民兵连长说：村北山上发现有敌特藏匿，各排（以小队划分为一排和二排）分别去搜索。排长冯玉明就带着我们一队的民兵在村北山里跑了一大圈儿，等我们回到当街集合时，人家二队的民兵早已回家了。冯玉明郑重其事地向连长做了汇报，然后宣布敌情解除，队伍解散。折腾了半夜，筋疲力尽，天亮后还要起早上工。我看着他那认真的一本正经的样子，当时真觉得他可气又好笑。后来知道他有个外号叫“一公分”，据说因为他连续三年报名参军，都因身高差了一公分，没被录取。后来想想他那认真的态度和做派，也许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着那个梦寐以求又永远不能实现的参军梦吧。

华子的大名叫什么我不知道，村里人都叫她华子。华子有一张白静的圆脸，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只是个子矮，身材有点像她的母亲，胖乎乎的，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姑娘，她小我一岁，因为同在一个生产队，年龄相仿，经常被分配在一起干活。记得有一天上工休息时，我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糖果分给几个一起干活的小伙伴，华子剥开一块长方形的奶糖，她认真地问我：老姐，（这里“老”字的含义是排行最后的意思，因为当时我是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村里的小伙伴就叫我老姐）这是白薯糖吗？我说这是奶油糖。几个小伙伴听后都笑了起来，有人说：你就知道白薯吧，糖还能用白薯做吗？华子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实嘲笑她的小伙伴也不都知道那是奶糖，只是觉得华子的话可笑罢了。这是我第一次让她难为情，所以至今还记得。

还有一件更让我记忆深刻的，至今想起来仍对她深怀歉意的事，一次我们去队里的场上（场cháng指收打庄稼、翻晒粮食的平坦空地。）排队分粮食，华子排在我后面，她身边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我和华子边聊天边看了看那个男孩，就问：华子，这是你家邻居老张家的儿子吧？周围听到我这句话的人顿时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笑，看看华子，她的脸突然红红的，低着头，轻轻地拉了一下我的衣角，小声说道：这是我兄弟。我愣了一下，因为我从未见过她这个弟弟，又随口说了一句：他也是你弟弟啊，跟那个老张长得实在太像了。周围又是一阵笑声。我有点懵，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看着华子那尴尬的表情，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就找了其他话题。第二天上工休息时（当年在地里劳动间隙，队长会喊一声：抽烟了！此时男人们会拿出烟袋或随身带的烟叶和纸自己卷一支烟抽，妇女们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等男人们的烟抽完了，队长就喊：干活了！这一袋烟的工夫就是休息了），华子把我拉到一边，红着脸说：“老姐，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昨天说我那个兄弟长得像老张，其实就是我妈和他生的”。我简直惊呆了，因为那时的我根本不懂会有这样的事。华子说：“村里的人其实早都知道，只是现在不公开说出来了”。我当时觉得很对不起华子，由于我的愚钝和冒失，竟然在那种场合让她如此难堪，当时她心里该有多难受啊！我握住她的手将她拥入怀中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华子擦了擦眼泪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她拉着我坐在地头上说，她妈妈和那姓张的公开来往，根本不顾及家人的脸面，还经常把家里的白面送给张家。在那个年代，山区的白面是最好的，也是最少的粮食。华子父亲和他们兄妹对此都是敢怒不敢言。那张姓男人比华子的父亲看着年轻很多，他老婆看起来比他老很多又体弱多病，很少出门。有几次干活我从他家门前经过，她老婆还和我打过招呼。也许是因为华子，我从未与那个男人说过话，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因为这件事，我成了华子的知心朋友。她不开心时会把心事和委屈告诉我。我对她诉说的委屈感到心酸，对她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我那时不怎么会安慰人，只是静静地听她诉说，然后搂着她的肩膀，轻轻地拍几下说：想开点吧。她说：这些话我也只能对你说，说完心里就好受些了。她的话第一次让我感受到被人信任的温暖和感动。

华子那个患有大脑炎后遗症的弟弟，有一天在自己家附近玩，不小心栽倒在水沟里，被人发现时，人已经没气了。华子很伤心，我看到她时，她的双眼红肿，哭着跟我说都怨她妈妈没有看好他。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能搂着她说：人已经没了，现在也没办法挽回了，别太伤心。

还记得有一次上工时我没看到华子，听村里人说华子的娃娃亲对象来退亲了。第二天见到她时，她眼睛红红的，没精打采。一起干活的人都问她对方为什么退亲，她说：他嫌弃我家里穷，嫌我没上啥学，没文化。我问她什么时候定的亲，她说很早就定了，当时还小，就说先定下，等到十八岁再来往，现在他家又不愿意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就说：别难过，咱华子长得这么漂亮，是他没福气，以后找个更好的。一起干活的几位大嫂和大婶们也跟着说：你老姐说的对，咱华子长这么好看，找啥样的不行啊，以后找个好人家气死他。华子也被大家的话逗笑了。

我回城上学后，再没有得到华子的消息，工作后我也回去过几次，只听说她嫁人了，也不知道她嫁到了哪里。祝她幸福吧！

　　第二个要写的小伙伴叫苏桂芝。她比我小两岁，皮肤黝黑，身材瘦小，一双有着机灵、顽皮神情的小眼睛。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外号叫：“白薯干饽饽”，这个外号就是调侃她长得黑。（白薯干饽饽是用生白薯干磨成面后蒸熟的一种食物。颜色很黑，不好消化，吃后会反酸，当地人也叫烧心，因为白薯干是把生白薯切成片，在地上晒干后磨成面，会有些沙尘，吃起来有点牙碜）。村里很多人平时就只叫她这个外号，特别是年龄比她大几岁的男青年们喜欢逗她，常故意看着她说：我今天咋这么烧心呢，或者说：我晌午吃的饽饽有点牙碜。每当这时从她脸上并看不到怒气，而是笑着抓起地上的沙石扔向他们或者拿起手中的农具追打他们。别看她年龄小，个头矮，身体瘦，但在村里却是有名能干的小姑娘。记得我下乡第一年秋末冬初时，队里解除封山禁令，组织村民们上山搂树叶、为冬季准备柴火。别小看了那些已经变干的树叶，捧一些在手里觉得没什么份量，可要从那陡峭又没有人行路的山上背下来几十斤甚至上百斤，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别说背着东西，就是让我们空手走下来也是踉踉跄跄、大汗淋漓。所以知青是可以不参加这项劳动的。我们只在山下帮忙称重，做个记录（那时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公有制、工分制。每家按人头分配数量，谁背下来的柴火称重后，先背回自己家，自己家的数量够了，就按队上的要求给别人家送去）。当时我们队的两名身体还算比较强壮、高大的男知青也要去试试，最后他们气喘吁吁地背着一平筐树叶回来，称重结果是15斤，村民们都笑了。再看看那些当地的村民，他们在背筐或背架上面用一些树枝拦挡着树叶可以码放得很高，人从山上下来高高的柴垛下几乎看不到人，只能看见两条腿和两只脚在移动。一般年龄小的能背几十或上百斤，那天队长笑着夸赞说：白薯干饽饽真能啊，她一趟竟背下来150多斤！这着实震惊了我，要知道这重量超过了她体重的一倍多。虽然这重量并不是当天队里背的最多的一个，但以她的年龄和身材，能从那陡峭的山上背下来这样的重量已实属罕见。我难以想象她那么瘦小的身体里是怎样幻化出那么大的力量，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桂芝是个有个性的小姑娘，记得第一次在一起干活时，她给了我一个白眼，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轻蔑和不屑。我没敢和她主动说话，我想她那么能干，肯定是看不起我的。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都是一人一垄，各干各的，到头了再重新从另一垄地头开始干。我们闷头干活谁也不说话，休息时我和其他小伙伴聊天，她在一旁听着也不搭话。后来我又一次和她分到一起干活，是往地里撒粪。粪肥是发酵好的干粪，有人负责用手推车，一堆堆分散地倒在田垄之间。我们用铁掀把粪肥铲到粪箕子里，然后一手拿起粪箕子挥动手臂，尽量将粪肥由远而近地均匀撒到田里。粪箕子是用荆条编制的，很粗糙。我第一次干这活觉得有点吃力，没干多久手上就磨出了血泡，于是就换另一只手干，不一会儿那只手也磨出了血泡，血泡在粪箕子粗糙的把手上一摩擦就破了，双手和粪箕子把手上都是血，钻心地疼。我掏出随身带的手绢儿，在手上缠一下就继续干活。桂芝在我旁边那一垄地里撒粪，她看见了我手上的血，什么话都没说就快速地干她的活，很快就把我远远地甩在后面了。我佩服她的能干，也努力咬牙坚持着，尽量加快速度。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她出现在我这垄地的对面，原来她是把自己的活干完，又回头来帮我，那一刻我很感动，走到她面前说：桂芝，谢谢你！也许是平日里她很少听到有人这样称呼她的名字，竟不好意思地笑了，那双小眼睛眨了眨，眼神里曾经的不屑变得温柔了很多。她看着我的手问：疼吗？我摇摇头说：不要紧，是我太笨了吧？她说：老姐，你不笨，你是没干过这活，别着急，你慢慢干，我到头了会回来接你。那天以后，只要我和她分在一起干活，她都会主动帮我。

桂芝的家境贫寒。她父亲身体看起来并不壮实，甚至有些瘦，个子也不算高，但在村里却也算是个能干的庄家汉。他在家排行老三，我就随村里的年轻人叫他三叔。记得下乡第一年麦收时，拿到镰刀那一刻我傻眼了。我是左撇子，可镰刀刃是右手用的。那时我们知青用的农具都是由负责知青工作的村革委会主任为我们购买和安装，我告诉主任我是左撇子，右手镰刀不会用。他说公社卖农具的可能有左镰，抽空我去看看，你先用右手练练吧。这样我就只好用右手学习割麦子，速度自然会很慢，多亏有桂枝和其他小伙伴帮我。下乡以前我曾在电影里看过农民都是弯着腰割麦子，可能是山区的麦子长得矮的缘故吧，这里割麦子都是蹲着割的，割到地头觉得腿都站不直了。休息时，三叔说：给我看看你的镰刀。他看了一眼笑着说：这是杨XX给你装的镰刀把儿吧？我说是。他哼了一声，说：一看就不是庄稼人干的活（革委会主任基本不下地干农活，每天背着一把猎枪或是拿一把镰刀巡山）。三叔转身走到一棵树前，砍下一段树枝，用他的镰刀刷刷几下就剥干净了树皮，在地里抓了几把麦秸，点燃一堆火，把剥好皮的那段树枝在火上烤了一会儿，弯成一个自然的小弯，然后用镰刀削了几下，把我那把镰刀头装上，递给我说：你试试，看看是不是好用些了。桂枝说：老姐，你把镰刀放低点，刀刃放平，尽量贴近地面。我试了试，镰刀果然好用了很多，感觉很顺手，按桂枝说的方法，割麦的速度也快了很多。收工时，三叔说：把镰刀给我，今晚我给你磨磨，再修理一下，明早让桂枝给你，肯定比今天更好用。有了三叔为我改造和磨好的镰刀，我很快学会了割麦子的方法，也能跟上大家的速度了。几天后革委会主任告诉我，公社没有卖左镰的。我说：不用了，我已经学会用右手割麦子了。时至今日，我人生中除了写字（上小学前母亲逼着我改用右手写字），唯一能用右手熟练使用的工具就是镰刀了。这真得感谢桂芝父子的帮助。

桂芝的母亲身体不好，据说还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从不出门。桂芝的姐姐和我同岁，长得比她白净些，但也很瘦弱，干农活远不如她，妹妹还很小，所以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桂芝和父亲挣的工分。可能是因为穷，家里又有病人的缘故吧，基本没人去她家串门。她家离知青的房子不远，所以我曾去过她家。当时心里还有些忐忑，不知道她妈妈见到我会是什么反应。记得那天是晚上收工后，我吃过饭就去了她家。她家在村里当街边上，房子和院子都不大，屋内没有吊顶，墙面和屋顶都黑黢黢的，家具摆设也很简陋。那天好像是村里杀了猪，把猪大肠给了他们，她妈妈做饭就晚了些，我去的时候她妈妈和妹妹还没吃完饭。桂芝招呼我坐下，告诉她妈妈：这是知青里的老姐。她妈妈看看我说：吃饭了吗？一块吃点吧。我知道那顿饭可能是她家难得吃到的一顿好饭，连忙说：我吃过了，你们慢慢吃吧，我和桂芝说说话。因为房间里光线很暗，我并没看清她的脸，她很瘦，说话声音虽有些微弱，但能感觉到她对我的关心和热情，看得出她也是个善良的女人。

桂芝是个热心肠的人。一次收工后我和她一起往村里走，快到村口时看到我们队里的一名男知青正在路边撺树（‌是指将树木上多余的树枝去掉，以便树木能够健壮生长，在农村，撺树枝也是一项重要的农活），我们村口路边有两排高大的加拿大杨，那名知青用一架很高的梯子靠在树上，梯子顶层下面的树枝都已砍完，此时他人已经踩到梯子的最高处，仍够不到更高处的树枝，胳膊向上一用力，脚下的梯子就打晃，他的腿也有点抖。桂芝就喊着他的名字说：你下来，我帮你。她让那知青把梯子搬开，自己徒手蹭蹭几下就爬上了树，很利落地砍下树上方的枝条，然后又抱着树快速滑到地面，我简直看呆了，竖起大拇指称赞她：你太棒了！这速度比猴子都快。她那小眼睛里闪现出高兴又得意的神情。

桂芝不仅能干，胆子也很大。还记得我那时是村里的业余电影放映员，经常晚上收工后还要去别的村放电影（当时放电影是和邻村搞好关系的一种方式）。有一天因为要去外村放电影，就提前一会儿收工，从村北桃山往村里走，半路上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喊：老姐啊，老姐！我回头看看没有人，走了几步，后面又传来喊声。我停下来转身看，面前除了大山，并没有人，这时就听到那声音说：老姐，你往上看。我抬头往山上看，在接近山顶的位置有一块悬空凸起的巨石，桂芝正坐在那石头边上，两条腿悬空晃动着。我吓了一跳，不知道她是怎么上去的，就朝她大喊：你怎么坐那呀，快下来，多危险啊！她笑着得意地晃着双腿说：这能看到日头落山，好看着呢。此时一抹夕阳的霞光正从西边映射在那块巨石上，她小小的侧影与那巨石形成一幅对比鲜明又美丽的画面。我竟然看呆了几秒钟，然后对她说：我有事先回去了，你下来要小心。那幅画面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闭上眼睛便能浮现在眼前。

我回城工作后第一次回村时，听说桂枝嫁给了华子的哥哥冯玉明。我还特意去找过她，但没找到。虽然后来又回去过几次，都是来去匆匆，村里的变化很大，我想她应该住在花园子，可我连去花园子的路都找不到了。

　　第三个要写的是裴淑环，小名：环头。当地人的习俗，孩子的小名大多都用名字的最后一字或一个其他字，后面再加“头”这样一个类似于词缀的字组成。华子的小名是个例外，苏桂芝小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平时听到的都是她的外号。环头与我同岁，个子比我高一些，梳着两条长辫子，眼眸清澈明亮，性情内敛。她的家境稍好一些，她父亲是我们队的副队长，身材高大，一双大眼睛看着有点凶。据说他会几句俄语，五十年代曾经去过苏联，教当地人懒柿子。我们每天上工时要到村里当街等候队长派活儿，领到活的人就去指定的地方干活，社员们随派随走。记得有一天上工时，我和同队的知青姐姐到得晚了点，等待派活的人刚离开。他很生气地说：你们来晚了，今天扣你们每人一分，你们跟着牛车往地里送粪去吧。这时牛车也刚好走过来，虽然并没有耽误干活，觉得有点委屈，但自知没有提前到当街等待派活，也是理亏，没说什么就爬上牛车走了。后来跟环头一起干活时，她说：你别生我爸的气，我妈在家老说他，对人家知青好点，人家还都是孩子，从城里到咱这穷山沟来，没受过咱这儿的苦，也挺不容易的。要是咱的孩子离开家出去那么远，可能还不如人家呢！听她这样说，知道她家人能换位去理解我们，心里便有些感动。

环头不善言谈，但她总是用行动让我感受到温暖。我从小不吃面条，听母亲说，小时候有一次我发高烧，不想吃东西，母亲喂我吃了一小碗菠菜汤面，吃完我就吐了，从那以后 ，几十年我都不吃菠菜和面条。当年在山区，麦子是很少的，只有在麦收时，因为干活累，有些人家才会吃点白面，若能吃上一碗白面条，那更是奢望。记得那年也是麦收时，知青中午吃面条，我就没吃。那时粮食短缺，无论是村民还是知青家里一般都不会有剩饭，我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工了。下午干活时有些无精打采，环头问我咋了，是不是哪不舒服。我说我没吃午饭，她问为啥呀？我说知青午饭是面条，我不吃。她奇怪地看着我，笑着说还有不吃面条的？我认真地点点头说，我真的不吃，从小就不吃。她说：你忍会儿，一会休息时，我回家看看有啥吃的。休息后她从家里跑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块玉米饼子，问我这个行吗？我说行 ，接过来就大口地吃了起来。这件事也成了队里的笑话，社员们都逗我说，以后你们知青再吃面条，我们跟你换着吃。从那以后，环头会经常在身上带点吃的，有时是一块白薯，有时是一块玉米饼子，休息时就拿出来跟我分着吃。还有一次，天已经黑了，她特意从家里跑到我们知青点，给我送来一碗大酱。她家住在村子的东北边，从她家到知青点要过一条沙河还得登上我们知青所在的北山头。那时村里没有路灯，山区的路崎岖坎坷，女孩晚上很少独自出门。她把那碗酱递到我手里说，咱山里也没有啥菜可吃，这是我妈自己做的酱，给你尝尝。虽然我吃不惯当地家庭自制大酱的味道，但我还是很感动。以现在的生活条件来看，一块白薯和玉米饼子或一碗酱，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好东西，但这对于当年那缺衣少食，很多家庭每天只吃一顿饭的贫困山区来说，它们承载着的是满满的真诚和厚重的情义。

曾经发生过一件让我觉得有些愧对环头及她家人的事，当年在农村有一场被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就是要铲除一切阻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因素。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农民私养禽畜、种植经济作物等，所有自由交易的行为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苗头，必须予以清除，违反者就要受到批判。在那个生存条件极其艰难的年代，村民家里养不起大牲畜，最多养几只鸡，房前屋后种几棵瓜秧。各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问题，村民之间很多又是亲属关系， 所以“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活儿就落到了知青头上。村干部派几名男知青负责去实施这项任务，手里拿把镰刀，在村里各家门前巡查，看见鸡就要抓住杀掉，看见村民家篱笆墙根种植的几棵瓜秧或其它植物就要拔除。开始两天由村干部带着干，知青只是听令行事，后来就由知青自己去做了。知青也不愿得罪村民，不忍损害他们唯一的一点个人利益，因此每到一处离老远就开始喊：抓鸡啦，抓鸡啦！村民们听到后，就赶紧把自家的鸡藏起来。有一天村支书和革委会主任找到我，说裴家的果树应该归大队所有，但环头她爸说啥也不干，这就是对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就是新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得批判。让我写一篇批判稿，收工后，在村里的广播室广播。那个年代各村都安装多个高音喇叭，有什么要通知的事或有关当前政治形势的文章都要通过广播告知村民。我不想这么做，就说我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写。他们说你就照我们说的写就行。看我还是不想写，就说：这是政治任务，你不能不接受。那个时代，我是没有选择的，只能听他们的。于是我只好在措辞上尽量不那么激烈和强硬。刚刚广播完，环头的父亲就来到了广播室，当时广播室里还有其他知青在。我有点不知所措，但他表情很平静，好像并没有生气。他坐下来对我说：你别怕，我不是来怪你的，我知道都是他们让你这么说的。我来是想跟你说说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我是在十几年前种的这些树，树种在我自家院子和自留地里，现在怎么就算是大队的呢，我自己家吃也没有去卖钱，这怎么能叫“资本主义尾巴”呢？我不服，他们就要批判我。听着他的话，我很尴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说您能理解我就好。第二天上工见到环头时，我很担心她会因此生我的气，没想到，她仍如往常一样跟我有说有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去年为纪念我们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我们返乡聚会时听村里人说，环头得了癌症，具体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难过。当年我回城后不久，环头就嫁到外村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祈愿她能战胜病魔，平安康复！

　　第四个要写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姑娘，二丫头。我不知道她的姓名，村里人都叫她二丫头，我便也随着大家这样称呼她。二丫头有点傻，人长得还算白净，个子也不矮，就是说话有点大舌头，嘴也比较大，笑起来会露出满口参差不齐的牙齿。她常常成为大家干活时取笑的对象。她爱笑，有时被逗急了，也会骂人。有一次闲聊时我对她说：二丫，你长得也挺好看的，以后笑的时候别张那么大嘴，抿着点嘴笑更好看。没想到她竟然记住了，再笑的时候真的就抿着嘴了，大家更觉得她好玩，说二丫头还真听她老姐的话，笑不露齿了。听大家这样说，她还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不让大家看到她笑的样子。

有一天二丫头来找我借纱巾，说要去外村相亲。说起我那条纱巾还真有些纪念意义。那是一条粉色的乔其纱面料的方形围巾，据母亲说那是当年父亲送给母亲的礼物。母亲一直不舍得戴，我下乡时就给了我。记得我只在去公社开会时(那时知青定期要去公社开会）戴过一两次。知青里只有我有那样的纱巾，也许是那条纱巾在村里姑娘们的眼里也很好看吧，后来经常有去相亲的姑娘来借那条纱巾，我也就不再戴了。每次她们还回来，我就洗干净叠好放箱子里，留着下次再有人来借。母亲给我的时候，它还是崭新的，回城带回来时已有些褪色了。因为我觉得它对于母亲和我都有纪念意义就把它又带了回来，后来它又被我珍藏了很多年。二丫相亲回来后，大家都问她相亲的情况，她也说不清什么，唯独有一句话，成了人们的笑料。那就是有人问她相亲那天吃了什么，她说：“烙盒子炒素菜还有点肉丁”。由于她大舌头的发音，说出这句话就特别有意思，把大家都逗笑了。从那以后，一起干活时总有人问她：二丫头，相亲时吃的啥饭呀？开始每次有人问，她都会说一遍，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时间长了，她好像也知道了大家在取笑她，再有人问她时，她就生气地撅起嘴巴不说话了。

　　第五个要写的是张景海，他家住村里的南山。他也是一队的社员，后来村里成立了科技队，我和他一起到了科技队。所谓科技队可能是当时上面领导要求设立的，就是研究科学种田。村里舍不得把最棒的劳力安排到科技队，就每个小队各派老中青三个人组成一个科技队。科技队长由二队的田方大叔担任，他正值中年，是一位有丰富的种地经验又比较聪明的庄家人。二队还有一位姓高的老大爷，大约六七十岁了，是个幽默风趣的老人，还有一位是比我早去一年的女知青。一队的张景海当时二十多岁，算是比较能干的壮劳力。另一位是个身有残疾的退伍军人，五十来岁，据说他曾是一名国民党兵，后来被俘加入了解放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的伤是在嘴上，没有下嘴唇，所以吸烟的动作很特别，上嘴唇要包住下牙与牙齿下面那块紧缩在一起的肉一起叼住烟。另一个成员就是我。六个人一半属于老弱病残，可见所谓科技队并不受重视，只是应付上级的要求和检查而已。村里给我们两块地作为实验田，一块在西南沟，是沙土地，只能种植白薯或花生，在以粮为纲的那个时代让我们用来试种玉米，另一块地在村东头，土质稍好，试种高产小麦。

张景海在家大排行老三，我就叫他三哥。在科技队那段时间是比较快乐的，除了队长和三哥，我算比较能干的了。队长也常夸我活干得好，有灵气，比如推拱车（一种木制车架，只有一个轮子的手推车），就是那时学会的。村民们有句话：“推拱车不用学（xiáo)，全靠屁股摇”。听着简单，其实对于从没有推过这种车的人来说，能把车推起来不倒，并不容易，我试了几次就会推了。在田里间苗时，队长也夸我苗的间距和选择留下的苗都很好，割麦子的速度快，捆的麦子整齐又结实。西南沟那块地里有许多梨树，主要是麻梨和酸梨，春天沟里开满白色的梨花，秋天果实累累。三哥知道哪棵树的梨最好吃，常摘梨给我们吃，记得沟里有两棵梨树与其他梨树不同，结出的梨子很少，形状有点怪，表皮颜色也有点浅红色，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三哥常把那棵树最大的梨子摘给我吃。平时干活时，他也很照顾我，重活都是他抢着干。有时候我心情不好，干活时就不说话。他就会关心地问：你这孩子咋了？有啥不开心的事就说说，别闷在心里难受。在那个没有任何亲人可以倾诉内心痛苦的异乡，听到有人说句关心的话，就会很感动。

科技队的成员虽年龄差距比较大，但也会经常开玩笑。记得高大爷曾跟三哥开玩笑说：“你这么年轻能干有啥用，挣那点工分都不够填饱肚子的，我要是认识周总理就好了，哪怕让你去中南海挑泔水呢，也比在这山里强”，逗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三哥也曾因另一名女知青活儿没干好，就边帮她干活边开玩笑地说她：瞅瞅你干的这活儿，咋不糟践了（这是村里人开玩笑常说的一句话，意思大概是：怎么不死了）。由于是开玩笑，大家都不会介意。

1976年冬天公社组织各村民兵去开山卖砂，三哥也去了。记得那天我正在村里干活，忽然看到三哥的堂妹跑回村里对她家人大喊：“我三哥在工地脑瓜子崩没了”！大家都震惊了。原来在用火药炸山时，埋好火药后大家都躲到安全地带，点燃火药后数着爆炸的响声，少了一响。三哥说，好像是我点的那炮没响 ，就迎着烟雾去找那个炸药点，当时的民兵指导员是我们村的知青队长，他也跟着上去看，三哥找到那个埋炸药的地方，蹲下身挽着袖子想去查看，这时知青队长看到那炮已经点燃了，就赶紧拍了下三哥的肩说，炮点着了，小心…就在这一刻那炸药突然爆炸了。两人都倒在地上，三哥的脑浆都崩到了知青的背上。突然发生的悲剧令全村人震惊和悲伤。知青队长被送进医院，当时医生说性命无碍，脸上有些沙石崩的皮外伤，导致面部肿胀，眼睛可能不保。而三哥已无法救治身亡了。事后听村里人说，三哥前两天刚相了亲，那天早上出工前也没吃饭，因为家里每天只吃一顿饭，人们都深表惋惜和心疼。因为事故涉及知青，影响重大，县里和公社都很重视。好在知青队长经治疗后，眼睛视力未受到太大影响，为了让他能更好地恢复，从县医院出院回村后，村里还派我给他做了一个月的饭（因为我当时正因脚踝冻伤感染，导致整条右腿红肿，不能下地劳动）。可能是由于事故造成的精神刺激引起的心理问题吧，他总是反反复复地跟我描述那天事故发生的经过。那段时间我常常会想起与三哥一起干活的情景，想起他开玩笑时的神情和对我的关心。而当我和那位也同在科技队的女知青聊起三哥时，她却笑着说：“他还说我咋不糟践了，这回他先糟践了”。虽然我知道她可能也是在开玩笑，但我真的笑不出来。

最后要写的是蔡大爷，一位令我尊重和敬佩的长者。他虽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鹤骨霜髯、慈眉善目，眼睛炯炯有神且闪烁着智慧的光。他也住在村西的花园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却知道他两个儿子的名字：蔡种田和蔡保田，因为他们是村里最能干的庄稼汉。据说上山搂柴火时，种田大哥能从山上一次就背下来两百多斤，为了保持下山时身体的平衡，他顺便砍了一棵小树做手杖，队长过秤时，还特意让他把那手杖也称一下，结果那根手杖竟然有三十五斤。有一次我与他媳妇一起在场上干活，她说：他那一背柴火倒在院子里，我他妈的折腾了一天多才码成垛，把我累得够呛。表面上好像她是在骂他丈夫，可脸上和眼里都难掩那骄傲的神情。

我第一次见蔡大爷是在我刚到村里不久，干活时从他家经过，和一个小伙伴进去讨水喝。那时到村民家喝水，就是直接用瓢从水缸里舀水喝。蔡大爷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坐坐，微笑地看着我说：小姑娘，你看起来身体不大好（那时我的确如此，每天都吃药，母亲每个月都往村里给我寄药），你要让自己心情好起来，心情好了精神就好，身体也会变好的。第一次在一个完全陌生又举目无亲的地方感受到一位老人的关心，心里顿觉温暖。别看蔡大爷年纪大，身体却很好，他在给队里的养猪场挑水、挑猪食的间隙还经常拿起扁担耍几下，在牲口棚的门梁上翻跟头，从那灵活利落的动作，可以看出他有习武的功底。他能背诵《易经》，还会作诗。那时冬季本是农闲的季节，但当年的口号是：要把冬闲变冬忙。白天村民们要学大寨上山刨冻土修“大寨田”，晚上还要学习小靳庄（宝坻的一个村名，当年以农民赛诗会闻名）开赛诗会，当时村干部让我组织赛诗会和教唱样板戏。当地村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就连知青们也都只是初中毕业，所谓赛诗真是赶鸭子上架，那些诗一般都是用一些革命性词语拼凑成的顺口溜，而蔡大爷作的是古体诗且能出口成章。我敬佩他的才学，平时喜欢和他聊天，听他背诵和讲解《易经》，看他用繁体字写的诗歌。有一次我跟革委会主任说：蔡大爷真了不起，能背诵《易经》，诗也写得好。没想到主任说：他说的那些都是四旧的东西（四旧：文革时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后赛诗会你别让他发言。从那以后，蔡大爷很少来参加赛诗会了，有时即便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爱发言了。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称赞他的话，让村干部认为他在散布旧思想、旧文化，对他说了什么吧。但他对我的态度从未改变，每次见到他，他还会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仍是满脸慈祥的笑容，我们还会聊天，只是他不再说有关《易经》和诗歌的话题，这让我心里有些难过，我不经意的一句话，却给他造成困扰和压力，觉得很是对不起他。

　　以上所写的这些，其实都是些极为平凡普通的人，也没有什么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些记忆的碎片都是在平凡的日常琐碎中闪烁着微光的瞬间，它们给予我的温馨，就像是一杯温热的茶，虽然不炙热，却温暖着我的心。有时候，感动并不来自于宏大的场面，而是藏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或不经意的瞬间，一个轻轻的拥抱，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陌生人的微笑，都能让人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的温暖。有些人和事，虽然带着一丝忧伤，但其中也蕴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好。它们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虽然色调不浓，却能在你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