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进了军营。那个时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也是我军调整军事战略的过渡时期,是军队军事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解放军报应运而生地开辟了“学军事”专栏,犹如一颗石子咋开了一潭死水,把看似神秘的战略战术问题研究,公开地摆在了全军指战员的面前(过去这些问题是由军事科学院的专业人员在《军事学术杂志》上小范围的研究)!</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解放军报每周一版的“学军事”版面的文章,深受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它从思想方法入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多层次多视角的进入,深入浅出、提纲挈领地轻松解读了建国后我军最大的一次军事战略调整以及产生的巨大影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各个军区司令部机关,敏锐地察觉到解放军报“学军事”版对军事工作的指导意义,纷纷邀请“学军事”版的编辑们到部队讲课,成都军区不仅邀请专家们讲授,还不断地派人到“学军事”学习取经。军区司令部军事研究室、军训部的崔彧臣、孔德阳、蒲东成和我,先后被派到北京解放军报社“学军事”版学习。军区司令部军事研究室的崔彧臣研究员是首先派去学习的,收获很大!不仅在解放军“学军事”版上连续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而且回来后还承担了成都军区军事学术研究指导委员会主办的《西南军事研究》责任编辑,发挥了很好的组织引导作用。</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与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李炳彦学习交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我来到解放军报“学军事”版学习时,这个版面的主责编辑是曾光军和李炳彦二位老师。他们都是在那个年代为我军创新军事学术及军事理论研究方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大师级人物。我在解放军报学习时,并不是像在院校学习那样,由老师正襟危坐地上课讲授。授课方法有点像导师教授与助理的关系,每天我首先要帮助他们阅读来自全军各地发来的稿件,发现好稿件就放在一起;接下来就与老师们谈我对好稿件的看法,提出刊发的建议;根据老师们的意见再修改处理原稿准备刊用。周末,才有与老师们作较长时间的学习交流,也就是聊天,介绍自己的经历,聊在部队遇到的事情与想法。</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我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是军战史专业,对许多战例有较深入的研究,又看到现在有不少人在运用战例问题有些偏颇,有了创作的想法,曾光军老师就鼓励我继续深入思考,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在解放军报“学军事”版上有了一篇豆腐块文章刊用(原文如下):</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15px;"> 战例不是任意揉搓的面团</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战例,在一些同志的眼里成了可以任意揉搓的面团。同一战役或战斗,他们时而说是集中优势兵力的范例,时而又说是以少胜多的典范;今天说他是拣弱的打的原则,明天却又把它当作打强敌的佐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假如写小说,那是一回事,《三国演义》对某些战斗的编写就与史实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在军事教学和军事理论研究中,滥用战例就不能说是正常的了。它会模糊战例的本来面目造成学术思想的混乱,妨碍我们借“前车之鉴”去寻求制胜方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这里有个界限需要分清:任何战例,在认识上应当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以那个人的结论作为标准,否则将会窒息学术思想的交流。但是,构成战例的基本事实则是不容任意揉搓、涂改的。保持战例的本来面目,维护它的真实性,是研究和引用战例必须恪守的重要原则。我们常说一切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战例也应该体现这一指导思想。</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滥用”常常和“套用”有联系,一些同志习惯于简单地用原则套用战例,甚至拿着形成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战术原因,去套发生在八十年代的战例。套不上,就“随心所欲”地大动手术,以至于把一些战例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有时由于自圆其说地解释战例,结果使自己掉进自相矛盾的迷宫。</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我们并不反对引用必要的印证。为了说明某个战术原则和作战思想,恰当的列举战例,可以使人加深理解。为了论证某个学术观点,也常常需要借助于战例。战例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说明和印证原则,更重要的是揭示战争规律,帮助人们总结和发展作战指导原则。已有的兵书,是以往战争经验的结晶;适应现代条件的新原则,也只能来自新的战争实践。正是这个缘故,人们把近期发生在马岛、黎巴嫩、阿富汗的战争,看做孕育新的作战原则、新战术的摇篮,睁大眼睛从中找出变化了的东西。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拿着老原则去套新战法,让客观原则去顺从主观愿望,才是有害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学术思想上最可贵的是创新!只有下功夫探索不断发展变化的战争,深入研究近期局部战争所提供的种种素材,才有可能萌生出客观实际的见解。靠苦思冥想琢磨几个新的名词概念,再拿着他们去套卡洛斯港的登陆战,或者用贝卡谷地的电子战,这样十有八九会曲解战例,更谈不上真正有价值的见地。笔者常见有的同志愁于提不出新观点,却很少对新情况、新知识、新战例做系统的研究。其实,大不可必为新战术冠以何种名词术语而耗费精力!要知道,替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取名,终究比十月怀胎容易的多。</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这篇过去的豆腐块小文章,时隔40多年了我把它再次抛出来,是因为作为思想方法,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观如今的俄乌战争、巴以战争,虽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战争的方式方法却与以往的大不相同,深入研究可以发掘更多的东西。</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