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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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青春 —— 景润梅口述张.阿拉腾整理 景润梅同志，集宁一中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下乡到内蒙古商都县，后成为“军嫂”。她的这段经历较为坎坷，但她认为是一种“财富”。她的“青春”没有闪光点，知青生活尽管长达六年，也是“一般的耳朵”，雷同于大众，但她的“爱情”活报剧却是一段传奇。她认为回忆是美好的享受，现整理成文，奉献给读者，也是我们向美好青春的致敬。 ——张. 阿拉腾 序曲 “青春是美丽的，一个人的青春可以是平庸无迹地度过，也可以迸射出生活的火花”。封尘的岁月，难忘的过去。提笔写起，回忆是最美好的享受。 我于1966年初中毕业，赶上国家停止了高考、中考，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我每天的活动就是印发传单，抄贴大字报。 后来提倡“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学校组织“支农”，我们去了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固阳县农村帮助秋收。支农的生活结束后，我们又去了集宁机务段，和工人们“同吃食堂”，“同住宿舍”，一起上下班“同劳动”。 学校要成立革委会，为整顿秩序，请来解放军，对学生军训。那些选派的解放军官兵个个飒爽英姿，挺拔帅气，充满青春活力。从那时起我对军人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向往着他们的生活。 1968年我们成了无业游民，四处游荡，上山下乡报名开始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在绒毛厂上班，从毛垛上摔下来。半夜里吐血，住进了结核病医院。我是长女，照顾弟妹，还给全家六口人做饭。当时我确实是走不了。 然而谁曾想过，下乡支农、进工厂做工、与军人交往这些短暂经历，竟成了我青春岁月的预演，是冥冥中的昭示，成为我以后当知青、当军嫂的序曲。 一见钟情 那年的6月2日是个星期天，我已抽空看完巴金的小说《家》，就去同学家换回《春》。同学陪我走到桥东照相馆，在后面招待所的台阶坐下休息。看着人来人往，忽然她对我说：“你看那个当兵的，长得多好看。”我抬头看了一眼，盲目地点了点头：“嗯、嗯。” 我和她分手后，去马路对过菜店买把菠菜准备回家。回来时见“他”（那个当兵的）还站在照相馆前的公交站牌下。我就好奇地问他，你要去哪儿？他说去军分区招待所。我说坐公交车去不了，我送你去吧！我让他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下等我。 我家在北道口对面，我回家骑辆自行车来，帮他驮着东西，一路走一路说话。他要去“卯都”的军区农场。路过长途运输公司，他对我笑着说:问问明天几点的班车。去了军分区门口，他又冲我笑了笑，才问哨兵招待所具体位置。到了军分区招待所，办好一切住宿手续拿东西时，他再次冲我笑了笑，问我的通信地址。这时我的心在蹦蹦地跳，很紧张，写桥西的西字时，竟然画了一个圈。 送完他回家后，满脑子是“他”的身影。他那“三次笑容”，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那天天气挺热，我光着脚穿了一双家里做的布鞋，打了补丁的学生蓝裤子，白底紫红点长袖褂，扎着俩小辫。他以为我是个小姑娘，不曾想我已二十岁了，已是“情窦大开”，竟然和他“一见钟情”。 事情过后两天，邮递员让我签字，说有人邮来了东西。收到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本小型精装《毛主席语录》，一枚毛主席纪念章，还有一封信。我当时激动得有点手足无措。 他的字写得很好，字里行间很朴实。信的开头写道：“润梅同学你好：感谢你......大老粗没文化......”最打动我的就是这句话，我们开始一来一往的书信交流。信里聊到我的现状，他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些话对我以后的下乡决定也起了一定作用。 我们相遇后通信没多久，他的排长知道了。因为他是入伍三年的兵，说部队不允许在当地与异性交往。他再次来信，当我打开时，我的照片掉了一地。信中最醒目的一句话是：“我已有对象了，你不要来信了。”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往外流，不知是什么滋味，我们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的相恋。 红线断了，以后还能再联系起来吗？ 下乡岁月 1968年8月31日，我踏上了下乡的征途。我在日记里写到：那天早上，我买好汽车票，走上了去往商都的路。那时我二十岁，思想很幼稚，只想着和老同学天天在一块儿，再什么也没想，更没想到怎样去劳动和生活。 我在这个小村庄度过了六年的知青岁月。 1969年，春播开始了。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当地农民们也想打破常规提高粮食产量，这年不知谁出的主意，也不知从那儿听说大粪拌种子，能长出好苗来。我们队搞实验，苗队长选了我参加。我每天去厕所掏大粪，刚开始，大粪臭味儿令人干哕想吐，每天要呕好几回。掏回大粪后，我和队长把一天播种用的种子用大粪搅匀实了，备用。常常是直接用手去搅拌，老队长说这样做，省事又省力。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就“照办”。“靓女”当了掏粪工，这也是我知青生活中曾经有过的一页。 1971年初，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为了在农村好好表现，我和我们队的男同学一样，过完大年，早早从集宁返回乡下劳动。当时最早回来的，只有我一个女生。队里让我在菜园里帮忙。活不累，我比男同学收工早，我就给他们做好饭，回来一块吃。看到他们回来能吃口热饭，我心里很高兴。 六年的知青生活，艰苦的条件，我都忘记了是怎么过来的。不说生活的艰辛，劳动的艰苦，就这经常的乡下、城市来回的折腾，对于我们这些贫穷的知青，“在路上”的感受都是够我们一辈子回味的。 在那苦寒的农村，我一无所有，一穷二白，要想改变我的生活，只有抽调回城工作。我任劳任怨，什么活都愿意干。可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因为表现好不让我走？还是因为表现不好不让我回？也许是上苍安排的对我的磨练。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一笑而过吧。 雨过天晴太阳红，风雨过后是彩虹，人还是要有一点乐观精神。 　　红线再牵 时间如烟，一晃而过，又要回集宁家里过年了。 听说我们下乡的地方离他驻地卯都不远，旧情复燃，从商都临走时试着给他写了一封信，把我下乡的现状告诉了他。半年没有信件来往，不知是否还能收到？ 有一天三弟告诉我说，有个当兵的来找我，我出去看了半天没有人影。没两天我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是转业了，结尾却是一个“兵”字。后来我才知道，他来我家附近找过我，看了半天没好意思进来。那是1969年4月份，他在集宁呆了一整天，后来调防到了石家庄。 我回乡下没几天，收到他转寄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你有恋爱之心，我有恋爱之意。” 是喜是悲，我无从说起，思念之心油然而生。 来信字迹清秀而整洁，印象中他原来写的字粗犷而刚劲，有种陌生感，但我没有深究。就这样我们又恢复了书信往来，我不知道这中间还有人代笔的事。他演唱了个“李代桃僵”的把戏。 原来他有一个老乡向他问起过我们的书信联系，并看了他特意留下的我的一张照片，说“挺好的”，赞同我们的交往，让他与我通信。怕被人知道受影响，回信就由老乡代笔。 红线就这样由这个老乡牵动，使我们再续旧情。 这个老乡转业时给我回了最后一封信：“再见了弟妹，我已完成了使命……” 多年后，他开玩笑地说：“把你卖了都不知道。” 这年的冬天，他送我一双黑色翻毛鞋和一双绿色丝袜，还有一条四方粉底红花头巾。用他的话说：花钱不多，不要嫌少，让我笑纳。虽然东西不多，我看作是定亲物，有说不出的高兴。鞋和袜子号小了，不能穿，可惜了的！我就戴着北方少有的大花头巾，满大街的炫美，显示着与众不同。 1970年的5月底，我在集宁。他来电报说部队批下探亲假，要来看我。 想起以前只见过一面，就记得他一双大眼睛，一笑俩酒窝，其他的没有印象。再见面还能认识吗？ 当年幼稚的我，心急得没想到电报比火车快。凡是北京来的每趟火车我都去接，当天都没接到，去时高兴扫兴归。 第二天最后一趟车，人都走光了，我也只好往回走。陪伴我的大弟弟叫我：“姐，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我回眸一看，一个当兵的提个大提包，冲着我们笑着走来。我想这大概就是……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五年没回东北老家的他来到了集宁，一是见我父母，看我家庭，二是看我是否同意嫁给他。不知是因为他长的好看，还是因为我长得丑，爱说好动的我，这回却沉默寡言了，总觉得配不上他，不在于我同意不同意，而是取决于他吧。 当天我们吃饺子，我剁馅，他坐在炕边，他问我话，我抬头看看他，一言不发。晚上了，我们出去站在北地道的桥上，站着离得挺远，又是不知道说啥。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约会”。 相聚没几天他就走了。 想人的滋味很难过，无处倾吐。那时候邮递员成了我最期盼最想见的人。 我在公社搞宣传，他又寄来了一条围巾，天蓝色的，很耀眼，在那时很时髦。老百姓围上来看新鲜，我抱在怀里别提有多美，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甜美的笑，那是他在天津学习时给我买的。作为纪念，现在有时还用。 终成军嫂 1972年1月，我从乡下回来，在娘家准备过年。 半夜有人敲窗户叫我的名字，他回来了，部队批准结婚。 没有心理准备的我又喜又怕，喜的是我见到了他，可一旦结了婚，就怕在乡下回不来了。可是部队批下来了怎么办？考虑再三，决定先秘密地领个结婚证，在乡下就瞒着，走着看吧。 我和他去领证时，娘家里只有一辆旧自行车，他骑车带着我，自行车碾着街道上的薄冰“啪啪”作响，就算是我们的迎亲礼炮了。我穿着一条露出里边绒裤的破裤子，围着他给我买的花头巾，那是我的“新婚礼服”。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集宁有他过去部队的两个班长，一个股长，还有安叔，四个人在我家吃了一顿饭，算是对我们的祝贺吧。 我的好同学送我一对白色的香皂盒，是对我们的贺仪。 他的一个战友从石家庄回来探家，路过看望我们，送给我们二斤水果糖，竟然成了我们给街坊邻居的喜糖。 寒酸的婚礼，没有冲淡我成为军嫂的喜悦。 我娘家院里西边盖了间四邻不靠的土坯房，站在地上举手能摸着顶，从来没有住过人。虽然小，东边有玻璃窗户，里边还有一盘小炕，还盘着锅台。 寒冬腊月，门外堆着雪，这小凉房里放的是年货。我去取粉条，他跟了进来，说：“这房子能住人吗？”我顺口笑着说：“谁住这房子。” 清冷的夜晚，雪映得一片银白，他和我妈在小房里用一口铁锅烧化雪水，小房里热气腾腾，我也不知他们干什么。 半夜里，熟睡的我被我妈拉起，让我到小房。只看到他已帮我妈把小屋的东西收拾好了，小屋的炕很热，他还在看着火，灶膛里木材啪啪的响。 我以为悄悄领了结婚证就完事了，这时才知道，不是我想的那样。我有些害怕，大气不敢出。他笑着对我说：“你是叶公好龙。天天想龙，盼龙，真龙来了看把你吓的。”他顺手摸摸炕，问我冷不冷。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被子...... 小凉房变成了热乎乎的新房，我这新娘圆了“洞房花烛夜”。 第二天，他买了几张花墙纸，用图钉钉在小屋墙上，炕上铺了一条我在下乡劳动中用分红钱买的粉红色棉花绒毯子。小屋瞬间变得“华丽而温馨”。 邻居从来没听说过我找对象，我对象来了，大家都来看稀罕，并传出了我在大街上找了一个好俊对象的佳话。 这也才是我们第三次见面，我们的相恋都是鸿雁传书。 婚后我们回了东北，看望了我婆婆。假期到了，我们在北京分手，他回部队，我回内蒙古。我们挥泪而别，彼此不敢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眼泪。在车上同排座的旅客问我：那是你哥吗？我默默地点点头。 我以没结婚的身份回到了农村，继续着知青的“使命”。 7月，他来信让我去部队看他，8月份我去部队探亲，这一去我怀孕了。 从部队回来后，我没敢回乡下，在娘家做家务，顺便帮打工的母亲去北站装石渣。当时我已经怀孕三个多月，别人说那不行，太危险了。但是，作为军嫂，我只能独自去承担…… 宝宝降临 怀上小孩，不能回乡下了。弟弟结婚了，娘家住不下，我就在集宁市桥西四马路问了一间东房，像冰窟一样地冷。没有户口，就没有“煤本”买煤，只好跟母亲去北站，她干活儿装车，我在站台的铁道边扫点洒下的煤面。母亲装完车再帮我推回来烧炕。 有一天，我被站台值班的抓住了，站台是闲人免进的，我母亲找代班的杨队长求情把我领回来。值班的听说我是下乡知青，老公是个当兵的。他同情地对杨队长说：这么大个站不缺她烧的，就放了我。我听后心里酸楚而欣慰。 我每天白天在娘家呆着，晚上天黑了才回家睡觉。太冷了也不好找人做伴，我就用结婚时的两张被子紧紧裹住自己，甚至连头蒙住，也睡不安稳觉。 快生了，身子重，行动不便，北站再也去不成了，就在木材公司的铁丝网边上，把西北风刮出来的干树皮扫上带回家烧炕。 不久，我的家木材公司占用，要拆迁。他们借给我大礼堂后面的一件小瓦房。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每天睁开眼就要开灯。 我娘家在北马路孙家院盖房，全家人都搬到临时搭建的房子里住。我每天捧着肚子帮者脱土坯。做三十个人的饭。可能是累着了，晚上我肚子痛的厉害。要当妈妈了的喜悦，使我没有害怕和恐惧。忍耐着阵痛，等待着幸福的来临。 次日中午，孩子生了，男孩儿，我的宝宝八斤半。我回到了病房，一切都很平静。 四天后父亲用毛驴车把我和孩子接回那个小屋。 每天一大早，母亲起来熬好小米粥，我吃饱后把多余的灌到暖壶里中午吃，母亲晚上回来后给我下面条外加两个鸡蛋。 没人和我做伴儿。 看看孩子，想想自己，一无所有的我见不到阳光，看不到希望，无人关照的我眼泪连成了串，止不住地往下流。 可能是想他，不知咋地奶水突然没了。母亲给买了一副下奶药，很难吃，里面有好多不堪入目的东西，为了孩子我硬着头皮喝了下去。没有经济来源的我，什么都没有也不能没有奶水，这也是我唯一可以给孩子的。 孩子四个月大的时候，他终于回来了。看到我用旧棉裤一截两半围裹孩子，他用某织布工厂的下脚料亲自给孩子做了一个小垫和小被子，算是尽了一次做父亲的责任。 当兵的嘛，先顾的是“卫国”、“建功立业”，而后才轮到“保家”。作为一个军嫂，不止是理解，还要担当，我无怨无悔。 “病退”回城 天热了，听说知识青年要抽调，回城安排工作。我抱着孩子又回到了乡下，住在学校的单人宿舍。为了好好表现，我把孩子放到老乡家里，我下地干活儿，挣得工分都给看孩子的大娘。但是，无论我怎样表现，最终我没有被抽调回来。 大弟弟托人在市医院开了个肺结核的证明，父亲单位一个“支左”军人，帮我办了个知青病退回城。 我在日记里写到：下乡六年了，回想起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甜酸苦辣都尝到了，也尝试到了做人的不易，更体验了当个军嫂的为难。 我和孩子在集宁终于有了户口。 我请办事的人吃饭，没有钱，把唯一的家产——上海牌手表卖了，那当时是紧俏货，我记得卖了90块钱。一顿饭下来所剩无几。 有了户口没有招工指标。我只能干临时工，每天搬砖、担灰，工资是每天一块七毛一分钱。我一天也舍不得休息。 1977年8月30日，工长让我和师娘干点儿轻活，分配到人民剧场旁边菜店简易棚抹瓦缝。搞基建的老聂来检查，说有透亮的，要重新抹一下。玻璃钢瓦上有几个眼从下面才能看到，师娘带着孩子，在下面指给我干。为了省事儿我没有搬梯子，我手拿泥抹子顺着菜棚边高压线的架子爬上去。 那天是阴天，发生了什么？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后来听师娘说，听着房上噼噼啪啪的声响，我从房上滚下来。她想用手接我，我砸在了她的身上又掉在地上。我的嘴里往外吐着血沫，已不省人事。师娘坐在地上哭喊着，孩子爬在身上要妈妈。 后来有人找来一辆军用大卡车，直接把我放在汽车的车厢木板上，送到乌盟医院才抢救过来。 大夫说，实在是捡了一条命，触电的人放在车厢木板上放好了，歪打正着，为抢救赢得了机会。 我在滚下来时扎破了脚，把袜子也扎破了，那是我刚买的袜子，准备过两天再去北京和他相跟上回东北探亲的。电把我的头皮击了一道疤，两只脚的小指间也烧糊了。 叫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我和他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的锁骨折断了，生活不能自理。他陪着我，形影不离。病友以为我们刚找对象，在谈恋爱，等孩子来看我，他们没想到孩子已经4岁了。 军嫂情怀 我痊愈出院后，和他一起回到部队。部队首长对我很关心照顾，破例让我在部队住了三个月。什么也不能做的我，康复得很快。 我又怀孕了。 我和他带着大孩子回东北。孩子初次回老家见了奶奶，我也是第二次觐见婆婆。返回时我们又在北京分手。他回部队，我回了集宁娘家。 没家的我生孩子还是不能在娘家生。无奈，我去找对门住的城市公社的王叔，让他给我找个屋子。 王叔看着我，也是满脸的忧伤，是同情还是可怜，我也说不清。他说你放心，房子一定让你住上。他给我问了一间刚翻盖没人住的房子，不要房钱，让我连住带看门。屋里漏着雨，玻璃是破的，透着风，用草纸堵上，家里炕上只铺着一条毡子，但我生孩子有了着落。 这二胎又是一个男孩，好个“军丁”，长大后也成了保卫祖国的战士(我的两个儿子后来都是军人)。 第二次的月子又重复了昨天的故事。母亲还是早上走工，晚上回来和我作伴。我每天又吃的是米汤加红糖水泡饼干。 老二四个月的时候才叫回了他，因为老大得了肝炎住进了传染病医院。没有钱的我们，全靠大弟弟和叶阿姨给孩子买药。他住了十天孩子就出院了，在家吃药。这当兵的老公又走了。 我知道自己的苦情、悲情，但我更知道我是一个“军嫂”，我理解他当兵的责任，我也有军嫂的恋情、柔情和激情。 经历过知青的艰辛，感受过军嫂的孤单，我们的爱情历久弥坚。 雨后彩虹 这次回来，他战友的亲戚按下乡知青给我安排了工作——集宁水泥厂当工人，我终于上岗了。 他走后，因为二小子吃奶，家里没人看，我抱着六个月大的孩子上班，每天从桥西起点第二站上公交车到桥东终点前一站下车，有时有座有时没座。 老大在家没人看，没别的办法，只能让他上学了。老大懂事早，去学校报名时说他七岁，后来他上课总是睡觉，他告诉老师：他六岁，每天等母亲哄睡了弟弟，才看他写作业，睡得晚。老师知道后，每天下午就让他睡一会儿。 家里没煤了，孩子们冷得受不了，是厂里的司机从大同给我捎回一麻袋块煤，真是雪中送炭。 厂里政工科的科长对我也很关心，总是说我把一辈子的苦受了。 说实话，我没感到有多苦，因为我嫁给了一个当兵的。在心里我喜欢红色的帽徽，红色的领章，还有那绿色的军装。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抛家舍业，远离亲人，保家卫国，比起他们来我不算苦。 认定了这一条，我以后还让长大的两个儿子当了兵。那是后话了。 一年后，我从一个合同工转正了。也够了家属随军的条件。我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好，准备走。那年的四月底竟然下起了雪，老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送我，好像提醒我不要忘记那有过的“冰冷的生活”。 1980年“五一”，我借了母亲的100元钱做路费，用带不走的家当还账。“两个行李卷，两个孩子”，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去往石门，结束了我们长达八年的牛郎织女的生活。 上苍是公平的，一边给你苦难，一边给你快乐。 　　尾声青春的歌不落幕 我的故事讲完了，经历过风雨，结局是“花好月圆”，美好的爱情，酝酿了幸福的生活。现在，年近古稀的我们生活在现代化的大城市里，儿孙满堂，男欢女笑，青春年代没有唱响的梦想之歌，现在才拉开了帷幕。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从无知的少女，成了知青，又从知青成为一名军人家属，以后又从军人家属转成了警嫂。作为新中国的女性，我亲身体会到她们的伟大和不易，品尝了她们的平凡和不平凡的人生。 艰苦是一种磨练， 经历是一生财富。 含着泪花的回忆，难免有些苦涩，而苦尽甘来的幸福微笑，却是多么值得的回味。 我的青春不是歌，但五味俱全的回忆是一种享受。 我向我们的青春致敬，知青的歌永远不落幕。 作者简介：张.阿拉腾(张琳)，蒙古族，1947年生于察哈尔正黄旗。曾插队于达茂联合旗查干敖包。乌盟师范学校高级讲师，内蒙古数学会理事。九三学社地区委员会的副主委，乌盟政协的常委。退休后，在与病魔斗争中曾有多部作品问世。 　　 编后语：她是我的同龄人，在那段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她，一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女性，曾经历过知青、军嫂、工人等多重身份的转换，每一种身份都承载着时代的印记和她个人的坚韧与奋斗。她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让我们向那个时代的她们致敬，感谢她们为国家和家庭做出的贡献！——编辑闲庭信步 2025.1.26（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