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博物院浏览小记

恬静安逸

2025年1月22日。受邀参加中国农大在成都的活动，大清早从南宁飞到成都，因为汇合时间定在下午，且需从天府机场经成都市区去新津，那就别放过这不可多得的好时机，约了当天上午10-12点四川博物院参观票，不巧的是飞机略有延误，急匆匆赶到四川博物院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12点钟，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到门前跟保安小哥解释了一下，他说“您先刷一下身份证试试吧，不行再想办法”，你猜怎么着，真成了，顺利通过门口的闸机进入了展览大厅！小小的兴奋了一下。 先参观了这里，展品主要是青铜器。先秦时期的四川，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文献记载，巴蜀古国所在之地，为“人皇九囿”之一，巴蜀 “囿中之国”。至大禹，分九州，巴蜀属梁州。经过历代先公、先王的经营，巴与蜀逐渐成为长江上游两个强大的国家。通过近百年考古工作，一个远比文献记载更为神奇的巴蜀王国逐渐显露尊容。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与川东、重庆峡江地区的巴文化交相辉映，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并与周边各族群交流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战国晚期，秦得巴蜀之富，有了统一全国的物质基础，巴蜀大地逐渐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坚实后方。此后，巴蜀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 铜人头像商代（前1600-前1046年）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三星堆的青铜器以青铜雕像群最为大宗，且最富研究价值。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商代青铜人物雕塑的及中国早期关于偶像崇拜的空白。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0多件人头像，这些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 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西周（前1046-前771年）1959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窖藏出土四川博物院藏通高74厘米，口径22.4厘米。此罍有盖，直口，方唇，双耳，圈足。盔形盖，饰四鸟形突棱，中饰夔龙，突棱恰成夔鼻。肩部饰立体长鼻象双耳，双耳间各铸一立体卷鼻象首。下腹部饰一兽形小耳。自颈部至圈足以扉棱将器体分为四组相同的纹饰，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夔纹；腹部为卷耳大眼之夔龙，通体以云雷纹为地。 该罍主体突出，布局对称，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扉棱是青铜器上常见的一种装饰，一般为凸出的条状，将器物上连续的图案分割开来。它实际上是范铸痕迹。 牛首耳铜罍西周（前1046-前771年）1959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客藏出士四川博物院藏罍高37.5厘米、口径16厘米，侈口折沿，颈略内收、溜肩、鼓腹下收，小圈足，肩及腹下一侧的耳和鼻均作牛首形，颈下部接近肩处有弦纹两道，圆肩上饰有一周夔龙纹和浮乳涡纹相间的纹带，6个涡纹将纹带上的夔龙纹分为8组，纹带上均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底。据纹饰和造型看，应为商周时期青铜器。 “牧正父己”铜觯西周（前1046-前771年）1959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客藏出士四川博物院 铜尊西周（前1046-前771年）1959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客藏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国内现存两件，一件为传世品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1]，藏故宫博物院[2]；一件于1965年在成都百花潭出土，现藏四川博物院。 水陆攻战纹铜壶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出土四川博物院藏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口径13.2厘米，高40.3厘米。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侈口，溜肩，鼓腹、圈足。有盖，盖面微拱，有三鸭形钮，并饰有卷云纹、圆圈纹及兽纹。肩部有对称兽面衔环双耳。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第一层，习射和采桑。第二层，宴乐战舞（四川流行的巴渝舞）和弋射、习射。第三层，水陆攻战，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战争。第四层，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圈足饰菱形纹和四瓣纹。该壶通体遍布图案，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生产、生活、军事、礼俗的多个生活场面。 为了更清晰的了解这件文物，中央电视台在《如果国宝会说话》系列节目中曾拍过它的专题片，展览现场就循环播放。受位置限制，拍了个不正的视频。 铜甑 战国时期（前475一前221年）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出土四川博物院藏铜甑通常由两件组成：上半部分用来放置食物，底部则开有孔洞或缝隙，下部则盛水。当你把它放在火上加热时，蒸汽就会通过这些孔洞或缝隙，将食物蒸熟。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铜甑被广泛使用。 带盖蟠虺纹铜浴缶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80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今新都区）马家木椁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带盖蟠虺纹铜浴缶是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墓腰坑中出土的188件青铜器之一，共出土两件，形制相同。这两件铜浴缶通高28.3厘米，口径20厘米，腹径35厘米，腹深23厘米，底径22.5厘米，器身为直口，宽肩，鼓腹，下腹内收为矮圈足。肩腹间装饰有对称象鼻双耳，耳系一链双环。两缶都带盖，盖上有四圆圈凸起，并有一盘形钮。在缶的盖及腹部，都饰圆形饼饰和蟠虺纹。圆形饼饰是铜浴缶一种独具特色的纹饰装饰，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皆有出现，一般饰于盖、肩或腹部，其数量3-12不等，同一件器物的圆形饼饰形制大小完全相同。蟠虺纹是一种以盘旋的小蛇形象构成的几何图形，是青铜器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纹饰在商末周初多为单个排列，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变得细小且盘旋交连。蟠虺纹不仅具有装饰性，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蛇在古代文化中被视为神明，潜于深渊，能致云雨。因此，蟠虺纹在青铜器上的应用，不仅增添了器物的美感，也赋予了其吉祥如意、长寿延年的美好寓意。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蟠螭纹铜鉴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80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今新都区）马家木椁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蟠螭纹铜鉴和上面介绍的带盖蟠虺纹铜浴缶一样，也是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墓腰坑中出土的188件青铜器之一，同样出土了形制完全相同的两件。这两件铜鉴制作精美，纹饰繁复，展现了战国时期青铜铸造技艺的高超水平。这两件铜鉴口径38厘米，底径22.5厘米，腹深18厘米，腹上饰有对称兽头双耳，耳各系一环。在铜鉴的颈及腹部，饰有变体蟠螭纹。螭，即螭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龙形神兽，《说文解字》中阐述：“螭，若龙而黄……或云无角曰螭。”在这里，螭被描述为无角的龙。螭龙的形象在古代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常用于表达对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追求。“蟠”字，意为“屈曲、环绕、盘伏”。顾名思义，蟠螭纹，即卷曲盘绕的螭龙纹饰。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虎钮錞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錞（读 chún）于，古代打击乐器，目前发现最早的錞于出现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汉代。錞于看着像个圆筒，上大下小，腹内空空，顶上多有虎形提钮，供悬挂击打出声。它常与鼓配合使用，《周礼·地官·鼓人》也有“以金錞和鼓”一说。根据提钮，錞于可大致分为无钮錞于、桥钮錞于、虎钮錞于和动物形钮錞于四类。錞于使用范围广，覆盖面积大，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都有发现，因为以巴人故地发现最为集中，它也被视为巴文化最具特征性的青铜乐器。 图片来源于网络 铜钲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铜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填漆云纹铜壶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战国填漆云纹铜方壶[1] 口径15.3厘米，底径19.5厘米，高50.6厘米战国填漆云纹铜方壶壶直口，长颈，溜肩，鼓腹，圈足。盖有子口，盖面微拱，坡面置鸟形钮三个。肩部两侧对置兽面衔环双耳。壶身错银，通身饰云水纹和卷云纹。圈足饰嵌银水波纹。填漆，是在漆器上做出凹下去的花纹，把不同色漆填进去，干后磨平。在铜器上填漆，其工序与木胎漆器相同。此器物先錾刻各种纹样,再用银镶嵌，后将漆填入凹面打磨平滑。两种工艺的结合使嵌错纹饰更为突显，装饰效果强烈。此外，漆在实际功用上，也是一种金属防锈涂料。 四环钮虎纹铜罍战国时期（前475一前221年）1972年重庆市今涪陵区小田溪一号塞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图片来源于网络 铜钺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王纹铜斤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带鞘铜双剑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3年四川省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铜矛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墓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虎紋剑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2年四川省成都市郫县（今郫都区）红光镇独柏树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王孙袖”戈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通长24.9厘米戈是用于击、刺、勾、啄的长兵器，由铜制的戈头、木或竹柲（兵器的柄）、柲上端的柲冒和下端的铜鐏四部分构成。戈的柲为前扁后圆，便于握持。这件戈的形制为巴蜀式，文字为楚式。据文字内容推测，可能是巴蜀一个首领赠给楚国派到巴地进行监管的楚人王孙袖之物。王孙袖，楚王之孙，战国中期楚占巴地的监使。楚国强大后，对于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政策，其统治基础得到进一步稳固，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 兽纹铜戈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墓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铜戈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墓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巴蜀符号戈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59年四川省成都市石人坝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铜钫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四川省成都市羊子山172号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战国铜钫通高40厘米，腹径22厘米。覆斗形盖，直口，束颈，鼓腹，圈足。盖上有四鸟形耳饰，腹部有一对铺首衔环。素面。 铜盘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羊子山172号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直径41厘米，高4厘米。 圆形，直口，沿微卷。 “武廿六年”长胡铜戈此戈“内”部有铭文，为：“武，甘六年蜀守武造，东工师官，丞业，工口。” 对其铸造年代，目前有泰昭王二十六年和始皇帝二十六年两种说法。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铜匜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羊子山172号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铜盆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羊子山172号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铜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羊子山172号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虽然巴蜀古国所处地域相对封闭，但它以开放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成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这一古老的文明因其独特鲜明的文化特质而惊艳于世。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巴蜀文化先后与中原、荆楚、周秦等文化之间既有和平交往，又有战争对抗，她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统一国家的诞生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东南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秦并巴蜀后，实力大增，得巴蜀之广袤江山、丰饶物产，敢终一统天下。巴蜀文化也伴随着秦的统一战争，逐渐融入到华夏主体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在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持续奉献着自身力量。 公元前316年，泰攻占巴蜀，在巴蜀地区统治长达110年，秦从此有了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泰在巴蜀地区统治政策灵活、影响深远，水利建设成效巨大。泰末义军并起，泰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刘邦起兵于沛，封为汉王，巴蜀地区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早期的稳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巴蜀地区成为稳定西南的重要角色。东汉豪强大发展，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为后世公认。这个阶段巴滴地区面锦、井盐、滚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及紋育、文学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以巴面地区为核心，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泰汉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光挥闪耀的时代，巴蜀地区更是在这一阶段不断繁荣发展。富足的天府，安逸的生活，在这一阶段就英定了巴人民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延续至今。公元前221年，秦朝结束战乱纷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2000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秦因巴蜀而富裕充盈，巴蜀地区因为秦的治理，使成都平原沃野干里，各方面均有大幅度提高。汉代初期巴蜀延续了秦朝制度，设置郡县加强管理，为汉王朝的早期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汉武帝开发西南，边疆版图就此奠定，民族的交流融合使王朝气象更新。进入东汉后，以成都平原力核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巴蜀地区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高峰。秦汉时期，巴蜀地区与中原联系紧密，早在秦惠文王时期就已经纳入到了中原板块，设置汉中郡、蜀郡、巴郡。自刘邦建立汉朝后，前期延续了泰的统治政策。直至武帝时代，以巴蜀地区为大本营，掀起了开发边疆的高潮，在少数民族地区初步设立郡县并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东汉豪族大姓空前发展，为三国蜀汉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物阜民丰历经秦汉数百年发展，巴蜀已然成为中央集权下举世闻名的“天府之国”，水、陆交通大发展，路桥畅通，车马驰骋，巴蜀成为南、北、海上丝路交汇点，贸易网络四通八达。秦至汉初，移民入蜀，带来先进技术，为四川经济注入新鲜血液；东汉豪族崛起，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庄园内田连阡陌，男耕女织，六畜兴旺。这一时期四川所产的织锦、漆器等手工艺品远销全国，甚至影响到朝鲜、蒙古等区域。 “建光元年八月四日作”字砖东汉建光元年（121年）四川博物院藏 “永平三年三月作”字砖东汉永平三年三月（60年）四川博物院藏 陶执盾武士俑部曲，源于汉代至三国时期的一种军队编制、后也常指豪强地主的私人家兵。这种特殊的武装是东汉地主庄国经济的产物。部曲平时耕作、战时功战。 凤阙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72年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车马过桥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79年四川省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新农乡出士四川博物院藏 羊尊酒肆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86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升平乡收集四川博物院藏画面上，小酒肆的老板正忙着收钱沽酒，他案下的地面上放着饰有羊头的肖羊形酒尊，前方的店伙计正忙着把空尊拉出门去，门前来沽酒的顾客络绎不绝，有的甚至担着自家的小酒坛，呈现出当时的市井风情。在汉代四川，这种酒肆作坊较为普遍，相传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曾从事此业。 酿酒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85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义和乡收集四川博物院藏 轺车骑从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55年4月四川省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清白乡1号墓发掘四川博物院藏 轺车骖驾画像砖东汉（25一220年）1955年4月四川省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清白乡1号墓发掘四川博物院藏 斧车画像砖东汉（25—220年）四川省成都市郊收集四川博物院藏 轺车骖驾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78年四川省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发掘四川博物院藏画面上三马挽一车，车上有篷，篷角有四条带。车上三人，前左为御人，前右为侍从，后高冠长衣者当为吏人，车前三马，皆彩头结尾，左两马埋头展力。右一马回首嘶鸣，挽车速行，表现了汉代驾车出行的场景。 斧车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59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太平乡出土四川博物院臧 辎车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59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太平乡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王孝渊碑此碑四面均刻有浮雕图案或人物鸟兽。碑正面上部为图案，刻男、女立像及跪式女像，顶部刻朱雀一只。下为隶书文字，共十三行，铭文内容：“永初二年七月四日丁已，故县功曹椽口口孝渊卒。呜呼！口孝之先，元口关东，口秦口益，功烁纵横，汉徙豪杰，迁口口梁，建宅处业，汶山之阳。”碑文记述了墓主王孝渊生平及刊石立碑之时日，文中还详细记载了建造工匠的姓名，这种有准确纪年，记事的汉碑实属珍贵。 王孝渊碑背面 陶执铲箕俑东汉（25 220年）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堡子山砖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簿书碑东汉（25—220年）1966年郫县犀浦出土四川博物院藏这块碑是利用一块刻有文字的旧碑改作的，碑上用粗线条雕刻着一个老翁像外，原有的隶书字迹还大部分可以看到。碑刻汉隶12行，约300字。 二十四字砖东汉（25 220年）四川博物院藏全文共二十四字，分四行，寄托着古人富贵昌隆、兄弟和睦、爱情永存、仕途通达、长寿安康的美好愿望。“长相思、毋相忘”六字成寄托男女相思之情的名句。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下盲久离别”，唐朝诗人李白也有“长相思，在长安”之句。由此可见，历代文人骚客对“长相思”的喜爱。 清代光绪年间出土于四川省新繁县（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既是有文字记载、四川出土的第一块汉代铭文砖，也是目前中国已出土的最大、最精美的汉代字砖。据1947年版《新繁县志》记载，“吾繁出土之吉语砖，文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初为东郊耕者犁田所得，不止一品，厥范皆同。出甫数年，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游繁见之，诧为异宝，因揣数品以去，此砖遂传海内。顾其出土年岁，谈者无能详也。”正是由于近代金石学家王懿荣慧眼识珠，才使该砖名扬天下，继而引发社会各界对汉代画像砖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从形式上看，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体现了汉代人的审美观，以及宏阔充实的中华艺术精神；从内容来看，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反映了汉代人的幸福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向往。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传拓名家傅大卣自拓该吉语砖后，曾邀请容庚、于省吾、商承祚等古文字学家，黄宾虹、溥儒、张大千等书画家，以及张伯驹、启功、王世襄等鉴藏家共42位名家题跋。其中，启功所题的七言绝句为：“俨然一块大封泥，如此方砖至足奇。拓妙已超潍水上，题多欲使华山卑。”启功不仅以方砖般巨大的封泥为喻盛赞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极为奇特罕见，而且认为该拓本比题跋众多的“汉隶第一品”——《西岳华山庙碑》更为精彩。汉代方形吉语砖的砖文布局大致可分为两类：玺印式布局和图文式布局。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属于典型的玺印式布局。玺印式布局的汉代方形吉语砖的砖铭文字多为十二字或十六字，二十四字的砖铭极为罕见。此类方形吉语砖通常采用“外边框+内界格”的框式砖文布局，且以“纵三横四”或“纵四横四”的砖文布局居多。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的框式砖文布局非常独特：通过粗线条的外边框和细线条的“十字形”内界格将整块方砖划分为四个部分，从而呈现出由四方大印组成一方巨印的整体视觉效果。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的每个部分皆为“纵三横二”的六字砖文布局，且纵行的三字皆以细线条内界格进行横向分隔。可以说，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复杂精妙的框式砖文布局，标志着汉代方形吉语砖的装饰设计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汉砖上的砖文书体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大篆、小篆、缪篆、隶书、章草、行书、楷书等。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的书体是典型的阳文缪篆。缪篆虽属篆书，但又有其特征：一是横平竖直，“纵有斜笔，亦当取巧避过”；二是线条均布，每个字的线条间距相差很小；三是字形方整，字形以正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四是布局充盈，布局不留空隙以呈充盈气象。在二十四字中，唯有“长相思，毋相忘”六字是以整字加框或横向加线的方式对其进行“加围”，既增强了界格线条的装饰性，也使所有字的“笔画感”线条数量相差无几。从整体效果来看，这种“变化具有措意，不可磨灭；章法配合浑穆天成，不可思议”的设计给人阴阳匀平、以充其形的和谐感；从视觉重点来看，“毋相忘”三字也因整字加框而成为二十四个字的重中之重内容。这或许至少部分地反映了汉代的民间雅士或民间工匠的爱情观、幸福观和浪漫感；从砖文书法来看，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既有线条整饬以循法度严谨的规范性，也有整字加框以求笔画均衡的灵活性，体现出谨守和变通的辩证关系。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的文字内容直观地表达了汉代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一是家庭（“富贵昌，宜宫堂”）、二是友情（“意气扬，宜弟兄”）、三是爱情（“长相思，毋相忘”）、四是事业（“爵禄尊”）、五是健康（“寿万年”）。汉代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既具有人类共有幸福观的一般内容如友谊长久、姻缘美满、长寿安康，也具有鲜明的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如家常富贵、高官厚禄。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人对“富贵”的理解。“富贵”即富裕而显贵。“富”与“贵”可谓互为表里。在汉代，关于富贵的追求是一种积极正面而无须掩饰的人生目标，所谓“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爵禄”即官爵和俸禄。以财富为主要内容的富贵观念和价值追求，既是汉代人追求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人的财富观念。总之，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巨印式的全景型砖文布局、图案化的宏阔感装饰设计、规则下的灵活性随形变通，不仅生动地展现了汉代人尚“大”尚“全”的审美文化气象，而且深刻地反映了由“大一统”观念产生的“大审美”境界。进一步看，包括东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在内的汉代方形吉语砖以和谐会通为精神内核的砖文图式，也是汉代人法天则地的思维方式、天下一统的文化观念、宏阔充实的艺术精神的生动体现。 厨丁俑东汉（25 220年）四川省成都市天迴乡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陶俑头东汉（25—220年）四川博物院藏 陶执镜俑汉（公元前202一公元220年）四川博物院藏 执镜提鞋陶俑东汉（25—220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陶执镜俑东汉（25—220年）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陶家渡九倒拐崖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导车画像砖东汉（25-220年）四川博物院藏 四伍伯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53年四川省德阳县（今德阳市）柏隆乡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导车画像砖东汉（25—220年）四川博物院藏 乐舞百戏俑东汉（25—220年）四川博物院藏在四川博物院，你可欣赏到汉代独特的艺术表现——乐舞百戏俑。这些活泼生动的说唱俑，是汉代文化中的瑰宝，以其中年男性艺人的形象独具魅力。他们身材短小，上身赤裸，大腹便便，仿佛在用挤眉弄眼、吐舌敲击扁鼓的夸张动作，讲述着古老的诙谐故事。他们被称为“俳优”，这种源于先秦的艺术形式，曾在汉武帝时期盛行，成为宫廷与民间共赏的娱乐。观察这些俑，你会发现他们的身材比例并非完美协调，上长下短，这正是早期侏儒艺人的特征，这种传统在汉代依旧保留，透出了历史的痕迹。 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音乐、舞蹈和杂技等娱乐性活动的繁荣。豪族拥有众多的奴婢，这些从事技艺性的奴婢，主要来于“世袭”的奴婢家庭。此外，汉代巴蜀音乐舞蹈大量吸收外地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的成分，显得绚丽多彩。 日神画像砖东汉（25一220年）1956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太平乡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月神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56年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大平乡出士四川博物院藏 西王母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55年四川省新都县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西王母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55年四川省新都县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摇钱树东汉（25年一220）四川博物院摇钱树由陶座和铜质树枝干组成。树枝干共分五层，并将西王母、天马、朱雀、玉兔、青鸟、乐人分侍於上。陶座泥质褐陶，模制，呈圆锥体状。上小下大，当中贯穿一圆孔（供插摇钱树用）。陶座上下各浮雕一神兽。其上之神兽，双目突出，头直伸向前，其下之神兽，双目瞪圆，头曲颈向下。通高135厘米，陶座高45.3厘米。摇钱树陶座为泥质褐陶，模制，上小下大，呈圆锥体状，中间凸起一空心圆柱（供插铜钱树用）。陶座上浮雕两只神兽，呈叠蹲状。其上之神兽双目突出，头直伸向前，背饰钱纹；其下之神兽，双目瞪圆，头曲颈向下。近圈足处饰绶带钱纹。树枝干共分五层，并将西王母、天马、朱雀、玉兔、青鸟、乐人分侍于上。 石经残片汉（公元前202一公元220年）四川博物院藏 讲经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北门外羊子山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方相陶俑东汉（25 220年）1974年四川省双流县（今双流区）黄水镇出土四川博物院藏方相是传说中驱除疫鬼和山川精怪的神灵。四川出土的方相俑，独具地域特色，往往头大身躯略小，头顶有突出的高髻，两耳招风，张口瞪目，长舌獠牙，手持鉞和蛇，形象奇诡。 带钩东汉至三国（25一280年）四川博物院藏此带钩传闻上世纪30年代绵阳蒋琬墓出土，上有错金刻铭文，原文实有70字，应为72字。有学者认为从带钩的形制和其上铭文富有汉赋风格来看，应为东汉三国之际，铭文并未说明与蒋琬的关系，但暗示带钩主人有相当高的身份。 蒋琬带钩，以青铜打造，整体形状像琵琶，钩头用于勾连革带一端，钩体起到固定革带另一端作用，钩体上有龙凤图案和五颗排列规整如五边形的星点，镶嵌的绿松石已脱落，钩柄较长，正面有北斗七星图案，点缀绿松石。钩柄两侧有汉隶铭文72字：帝尧所作，钩无短长。前适自中，后适自傍。主以辟兵，天圆□（地）方。戴日报月，北斗列列，三昭在阙。旋□（玑）玉衡，□□宫卫，常保社稷。传于子孙，玉石金精。带敖四方，永无祸□（殃）。寿比山海，与天相望。 竹雕三顾茅庐笔筒明（1368-1644年）四川博物院藏“三顾茅庐”的笔筒，以卓越的立雕和透雕工艺，生动地再现了刘备三次拜访诸葛亮的典故。这款笔筒直径12.8厘米，高14厘米，尺寸适中，工艺精巧。笔筒中心，诸葛亮沉思于书桌前，半倚桌旁假寐，桌上翻开的书页仿佛是他阅读疲倦后的休息，形象地展示了他虽居简陋茅庐，心中却时刻关注着天下大势的胸怀。桌后的小床边，一童子手持蒲扇，似乎在为诸葛亮扇风降温，显示出生活的细致入微。刘备则谦恭地立于床侧，眼神期盼，表达了他对贤才的极度渴望。画面外，关羽因诸葛亮的冷落而显得焦急，紧握剑柄的他流露出不满，而张飞则怒目圆睁，显示出他的急躁性格。随从们一个牵着马，一个立于马侧，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增添了故事的紧张感。作者以细腻的刀工刻画出人物各异的表情和性格，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然而，笔筒底部的阴刻行书“吴趋唐寅于桃花庵”，以及篆书阳文“仲谦”印款，尽管与清宫旧藏的濮仲谦浅浮雕花卉笔筒有关，但根据“疏花几朵”与“不事刀斧为奇”的描述，可以推断这并非出自濮仲谦之手，而是后人以濮氏之名创作。尽管如此，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仍然非常高。从其深雕刀法判断，可能出自清前期的雕竹艺人之手，展现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技艺。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赵羲文画像石三国蜀（221— 263年）四川博物院藏 赵买赵元公画像石三国·蜀（221-263年）四川博物馆藏 延熙九年赵君题铭石墓文三国蜀（221-263年）四川博物院藏 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生机勃勃而又伟大的时代，延续时间很长，对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内，中华文明和秦汉政权的统治在地域上得到了空前迅速的扩展。在这五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巴蜀地区在秦汉政权的统治下，从多种文化林立到置于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为多元一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大干（1899-1983），四川内江人，被誉为中国画坛“五百年来第一人”，其书画艺术展现了深厚的传统艺术修养和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1941年至1943年敦煌之行是张大干艺术生涯的关健转折点，除了闻名海内外的临摹壁画作品，他在敦煌期间还开展了一系列考察工作。四川博物院收藏张大干临幕敦煌壁画的数量和品种居全国之首。本次展览以四川博物院珍藏张大干敦煌文献为切入点，全面生动展示张大千在敦煌期间的艺术创作和考察活动，还原艺术大师不为人知的探索之旅。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草草的看一看吧。感觉这样有点儿对不起自己。 宋人敦煌开宝二年观音像轴绢本设色纵94.4厘米，横56.5厘米此画有开宝二年（969年）题记。正中绘有千手千眼观音结跏肤坐于仰莲台之上，眷属四菩萨二童子。下段正中发愿文，两侧各有二供养人。榜愿记有“故父节度押衝银青光採大夫检校圆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讳子全一心供养”等内容多处。另有发愿文6行，保存完整。 张大千绘莫高窟石窟崖面水墨全景图纸本纵862.2厘米，横25.3厘米张大千家属捐赠此为首次展出20世纪40年代，因为考察研究的需要，张大千对敦煌石窟进行系统编号，绘制了莫高窟全景图，采用水墨技法展现了莫高窟石窟的分布格局与建筑特征。民国时期各种考察机构和学者对莫高窟进行了调查测绘，与这些记录相比，张大千绘制的全景图更注重洞窟经营位置与布局的美感，突出了石窟群的壮丽气势和独特氛围，是科学记录与传统水墨技法融合的经典之作。这只是全卷的左半部，实在太长了，也没有接图软件，自己慢慢看吧。 莫高窟172窟南壁张大千临摹《观无量寿经变》图轴布本纵315厘米，横261厘米张大千家属捐赠莫高窟第172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通过雄伟壮观的宫殿楼阁、绮丽多姿的山水景致，以及丰富灿烂的色彩，展现了佛国净土的美妙世界。张大千临摹的此幅作品体现了其驾驭复杂题材，处理还原大型场景、善于描绘宏篇巨制的杰出临摹水平。 张大千临初《店人画璎珞大士图》轴绢本以191.7厘米，横855厘米张大千家属捐赠 张大千临《初唐人画環珞大士图》轴绢本$185 9厘米.5853三米张大千家属捐赠 张大千临《初唐人画環珞大士图》轴绢本纵191.1厘米，横85.4厘米张大千家属捐赠 张大千临敦煌大士像白描画稿纸本纵212厘米，横62厘米张士千家属捐赠 张大千临摹释迦说法图白描画稿临271 纵112.5厘米，横129厘米临摹于敦煌西千佛洞第3窟耳洞（张大千编号第5窟）张大千家属捐赠 张大千临摹《西夏水月观音图》轴布本设色纵140.8厘米，横144.5厘米张大千家属捐赠 张大干曾三次到访榆林窟，分别是在1941年5月、1941年12月3日和1943年5月。他从南向北记录了榆林窟东岸的20个洞窟，并测量记录了西岸的9个洞窟。此外，还委托盛其立完成了测绘图，并留下了众多精彩的临摹作品。 张大千临摹《凉国夫人图》轴布本纵215.1厘米，横128.4厘米张大千家属捐赠 张大千临摹《曹元忠像图》轴布本纵218.2厘米，横129厘米张大千家属捐赠 四川博物院，始建于1941年，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浣花南路251号，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在全国公共博物馆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馆内展品分书画、陶瓷、青铜器、民族文物、工艺美术、藏传佛教、万佛寺石刻、张大千书画、汉代陶石艺术等10个常设展览。由于时间紧迫，用了三个小时就走马观花的看了这些。意犹未尽！四川博物院，我还会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