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明厂同事黄维卓（上）

张筱芳

（天虹纺织大明厂厂区风景）

一、引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在“拨乱反正”，其内容，就是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东西，纠正过来。干部队伍，是受“四人帮”危害最深的领域，党中央从上到下，开展“审干”、“甄别干部”的工作，使一大批干部，能从所谓“历史问题”的阴影中走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时，我在常州国棉四厂组织科，负责审干工作。

（上海北京东路2号，原大明公司的办事处在此办公。）

二、我对黄维卓的解读
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三个厚厚的档案袋，那是本厂职工黄维卓的。黄维卓从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加入北培大明厂，1947年受公司委派，到大明公司上海办事处任文书，后参加组建“大明纺织染丁堰工厂”，以后就在该厂任文职人员。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传说黄维卓是台湾派遣的国民党特务，被群众实行“专政”，下到后纺车间掮粗纱，成了国棉四厂的“牛鬼蛇神”之一。

细细读了二十多天的黄维卓档案，并与相关的同志、领导研究讨论，觉得黄维卓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国民党部队，并在其中参加三青团、国民党。二是1947年间，在上海南京西路的百乐门歌舞厅，因朋友的一枚戒指，调用国民党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一队宪兵，与流氓帮会交涉，要回戒指。三是解放初期，利用工作之便去香港，又私自到台湾并返回。这三件事情，都扑朔迷离，以个人自述为主，缺乏有力的旁证，所以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黄都是被审查对象。

关于黄维卓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国民党部队，并在其中参加三青团、国民党的问题。

黄维卓原本是河北唐山一位纺织大王的公子哥，他父亲为了他不成为纨绔弟子，让他从小得到历练，在他14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了上海宏文造纸厂当学徒。不久，抗日战争爆发，8.13淞沪战争后，上海沦陷，黄逃出了上海。像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他怀着一腔的抗日热情，在上海周边的浙东地区寻找抗日队伍，力争参加抗战行列。不久，找到了一支扛枪的国民党部队，便参加其中。几个月过去后，他感觉这不是一支抗日的正规军，而更像土匪山大王，便找机会悄然离去。

过不久，又投入了一支新的国民党部队，而情况与前者大同小异……就这样如此这般的折腾，他先后参加了5、6支国民党的“抗日部队”，历经千辛万苦，也参加了三青团、国民党，交过三青团的团费和国民党党费。而黄维卓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些部队，无异于“绿林”与“土匪”。几年后，当他颠沛流离地来到重庆，蓬头垢面、几近乞丐地流浪在重庆街头。

是他父亲生意上的朋友，在街头认出了这位黄公子哥，收留了他，并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家。黄拒绝了，他立誓一定要加入正规军的抗战部队，去与日军作战。收留他的前辈，也拗不过这个执拗的公子哥，只得托人找关系，把他送到了重庆的美军陈纳德飞虎队，做一名文职人员。黄维卓在那里，也练就了一口熟练的英语。

（上海百乐门歌舞厅旧景）

关于1947年间，黄维卓在上海南京西路的百乐门舞厅，为朋友的一枚戒指，调用国民党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一队宪兵，与流氓帮会交涉，要回戒指的事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维卓离开美军飞虎队，经人介绍，进入重庆北培大明厂当了一名文员。但黄在生活中，仍然与旧日的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交往密切。1947年，黄维卓受北培大明厂的委派，到上海参与组建大明公司上海办事处，后又筹建大明纺织染公司丁堰工厂的相关事宜。

“大明纺织染公司丁堰工厂”，是由常州大成公司的老板刘国钧，为补偿女儿刘壁如在抗战期间与查济民结婚，陪嫁欠丰，而在常州东郊外的大运河畔，购置了80多亩土地，作为女儿补置的嫁妆。查先生收到礼物后，即紧锣密鼓地开工，计划建设一个一万纱锭，200台布机，及一条印染线规模的纺织染综合工厂。

当时黄维卓一行人在大明上海办事处的地址，是上海北京东路2号。办事处的几个人，性格各异，却相处和谐，工作之余，喜欢共享抗战胜利后的幸福时光。一次，黄维卓与财务W，供销F，穿过一整条繁华的南京路，到沪西的百乐门舞厅跳舞。百乐门舞厅，在当时的上海，也是屈指可数的繁华地。能活到今天的人，应该基本上没见过那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场面，但我们可以通过话剧《金大班的最后日子》，以及电视剧《叛逆者》中，男一号林楠笙与女二号蓝心洁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去了解百乐门舞厅的冰山一角。

那天同去的三位玩得很尽兴、很高兴、也很扫兴。那是因为，在欢乐的华尔兹舞曲中，W头脑一热，摘下了手上珍贵的戒指，送给了舞女。在回办事处的路上，W长吁短叹，心疼不已。但他也清楚，自己就是个小人物，要想从帮会保护下的百乐门舞厅的舞女手里要回这枚戒指，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时，黄维卓显能耐了，“老W，要是真觉得心疼，我帮你去要回那枚戒指如何？”“好了老黄，不要寻我开心了。”W沮丧地说。北方人性格的黄维卓，越说他不行，他越表现的行。立马带着W和F，下了电车，用公用电话，拨通了国民党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一个电话，简单说了几句，又带着W和F重回百乐门舞厅门口。

不久，一辆被帆布篷裹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卡车呼啸而来，停车后，从车上下来十几个持枪的宪兵，最后从驾驶室下来的，是一位全副武装的上尉军官。他看到黄维卓时，挥了挥手，算是打过招呼了，然后就带着那队宪兵，向百乐门列队走去。
舞厅的保安，都是见过些许世面的人，但他们都没见过一队持枪宪兵列队而来的阵势，早通知了老大。当老大匆匆出来时，正与上尉对上了眼。上尉也看到了赶来的老大，把他叫到一边，嘀嘀咕咕地一通交谈。只见老大听了上尉的话，先是疑惑，后来是皱眉，最后是点了点头，转身与一个跟班交代了几句。那跟班进了百乐门，一会儿又出来了，交给老大一枚戒指，老大交给了上尉。上尉叫来黄维卓，黄就带着W上前。上尉叫W认那戒指。如在云里雾里的W，看到那枚戒指时，头点得像鸡啄米。上尉把戒指交给黄维卓，拍了拍黄的肩膀，“OK”了一声，又转身跟老大挥了挥手，带着那队宪兵就离去了。

那晚，黄维卓成了W和F眼中的神话。他们原本知道黄维卓在军队里有熟人，但没想到会这么牛，W一路感恩戴德地谢黄维卓。这事儿通过W和F的嘴，也成了大明厂的神话。也正是这事儿，解放后给黄维卓带来了说不清的麻烦。据黄维卓本人交代，上海解放前，那个上尉去了台湾，所以没人讲得清黄维卓与上尉的关系。其实这事，当时他们不讲，谁也不知道。而这牛一吹，就成了黄维卓历史问题的重要线索。

（上海四川北路2121号，原国民党淞沪杭警备司令部旧址。）

关于解放后，黄维卓利用在香港出差之际，私自去台湾，看望朋友C，并返回的事。

黄维卓有一位朋友C，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一位眷属，在重庆时与黄维卓相识。类似于《叛逆者》中林楠笙与蓝心洁的关系。黄原与C的丈夫关系不错，与C也熟悉，并相互关心，久而久之，关系有些暧昧。后来，C跟随丈夫去了台湾。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建设中的大明纺织染公司丁堰工厂的纱锭和布机已经到位，印染设备还在运输途中。由于老板当时对共产党不够了解，就在印染设备转运途中，指挥其直接运往香港九龙，这才有了后来的香港新中国染厂。公私合营前，大明公司名下有重庆北培大明厂、常州丁堰大明厂，和香港九龙的新中国染厂。公司总部在香港，员工也有经常往来于香港、重庆和常州的机会。

黄维卓因工作到香港出差，在港期间，就有到台湾去看C的愿望。而当时的香港与台湾之间，虽有航班直航，但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港、台间通行。当黄向航空公司提出购票去台湾时，售票员告诉黄：“没有证件不能进入台湾，到时候你将进退两难，很麻烦。”黄回应：“我在台湾有熟人，能进去。我也可以买你公司往返双程票，万一进不去，就原机返回。”就这样，黄踏上了去台湾的旅程。正如香港航空公司的预判一样，黄没能进入台湾，只是在机场隔离区，与前来的C女士聊了几句话，就原机返港了。

也不知是谁“报道”了这条“新闻”，这在常州大明厂引起轰动，比1947年调国民党宪兵去百乐门舞厅要戒指更令人震惊。前者发生在解放前，后者发生在解放后。解放后能去台湾再返回的，这在当时真是不可思议，当时负责审干的同志，一致认定黄维卓是台湾的派遣特务，否则无法解释这个离奇现象，但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事就这样挂在黄维卓的头上。

在那个动乱的岁月中，每个人的历史，“有事无事打一竿”，更何况黄维卓身上带着三个“大问题”呢。于是，它就成了被审查和“专政”的对象，调离工厂的科室部门，下放到后纺车间掮粗纱。那是一个没有任何技术，只是下苦力的活。

（未完待续）

(部分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