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校庆 人才济济牛人辈出

女兵讲历史／王民立

为了了解李英杰，网上下载了一篇文章。意外收获，原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到1970年十几年的时间，培养大概将近两千个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在这个两弹一星的岗位上工作。平均年龄23岁！后生可畏！

2011年04月29日 17:13

来源：凤凰网专稿

核心提示：2011年4月24日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日。历史上的清华大学人才辈出，陈寅恪、王国维都曾是清华的老师。今天的清华大学同样是人才济济，既有科学家邓稼先、吴建平也有学术大家李学勤，更有国家领导人吴邦国和胡锦涛。

凤凰卫视4月23日《皇牌大放送》，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48年底的北平，在隆隆的炮声中，这个身材瘦削的男子登上一架飞机，离开了大陆。他就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在清华的历任校长中，梅校长居功至伟，备受清华人的崇敬。梅贻琦走后整整4年，清华大学都没有校长，直到1952年的一天。

吴小莉：清华新来的这位校长，那一年只有39岁，这个人平时穿着实在普通，常常是一身蓝布制服，在清华师生的眼中很不起眼。有一天他在礼堂的后面和一位工人在聊天，这位校长头有点秃，而而这个工人刚好理了一个光头，一位客人来找校长，居然分不清楚哪一位是校长，那名校长就叫做蒋南翔，和他的前任梅校长相比，他对于清华的影响同样十分巨大。

解说：1950年代的清华，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年纪稍长的人，出现在一年级的课堂上。

方惠坚（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那时候他就已经经常到课堂里去听课，坐在后面，有人就说他拿着一个小的黄书包，里面放着他的教科书，然后他坐在那听课。

解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跟新生们坐在一起听课的就是新来的校长蒋南翔。他解释说自己是文科出身，对理工科不熟悉，所以要来学习。

蒋南翔：出不了爱因斯坦出个B因斯坦也行

刘冰（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他骑一辆破自行车，他挎一个破书包去听化学课去，他跟群众非常接近，学校里边最优秀的学生、学习最好的，他能一二三说出好多人的名字。

解说：这位文雅，谦逊的中年男子，早年可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学运领袖，蒋南翔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是他发出那句著名的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可能任谁都没有料到，仅仅17年以后，蒋南翔从当年那个清华学子，一跃成为母校的校长。在他的身份发生巨变的同时，他身处的时代也正经历着一场质变。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大陆政权以后，在经济领域逐步实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上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而知识分子则面临着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考验。在整个社会都在急剧转型的形势下，清华大学也必须迅速完成自身的教育转型。蒋南翔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他强调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共的领导，为了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要实现“两种人会师”。

方惠坚：两种人会师就是说，老教师这边要提高思想，当然也同时要提高业务基础，然后年轻的这部分教师中间，在原来的思想基础比较好的条件下，要业务上要成长起来。那么两边呢都最后做好又红又专，这个会师呢会师到又红又专这个教师队伍。1950年代初清华大学在放弃了过去的美式教育模式后，急速引进了苏联的教育模式，不过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校长蒋南翔并不是盲目听从。他坚决拒绝了苏联专家要把清华大学，变成水利土木建筑学院的建议，最终没有使清华由大学降为专科学院。蒋南翔又独立自主地决定，在清华创建新中国急需的一批专业，像工程物理学系，自动化工程学系，无线电工程学系和精密仪器工程学系等，在当时种种政治运动的漩涡当中，蒋南翔依然清醒地提出要把大学建成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要在大学教育中培养出第一流的人才。

张孝文（清华大学一九五七届毕业生）：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假如我们培养不出像林家翘先生这样水平的学生的话，不能认为教育革命是成功的。清华假如出爱因斯坦是清华的光荣，出不了爱因斯坦出个B因斯坦也行。所以他这个对年轻人他希望他们能够成才。

解说：蒋南翔那时还不知道，一场谁都无法掌控的政治运动即将到来，而他对未来的许多设想都将破碎，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6月10日也就是文革爆发后大约十天，蒋南翔被停职并接受批判。

吴亭莉（清华大学一九六五届毕业生）：那时候在西大操场那会儿，你知道西大操场吗，西大操场那个台子上批斗他，西大操场那个栏杆，那个主席台的栏杆上有一个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就是它那个栏杆，栏杆上有洞。让他们头从里头钻出来，一个一个的。

解说：尽管被红卫兵轮番批斗，但蒋南翔一直坚持不认错。

腾藤（清华大学一九五一届毕业生）：他怎么也不承认搞修正主义，蒋南翔说我搞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从来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我不是搞修正主义教育，没有搞修正主义教育，不管你怎么斗，他都顶住了。

解说：为了让蒋南翔做检讨，当时造反派找来了他原来手下的两个干部去做说服工作。

方惠坚：他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一定要坚持原则，不该说的事情一定不要说，不能承认的错误一定不要承认错误，所以这两个同志后来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就是说蒋南翔一直在这个，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间就是坚持原则，没有屈服四人帮的这种迫害。

解说：文革后期清华大学的实际掌控者迟群，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全面否定建国后17年的高等教育，蒋南翔以极大的勇气逐条进行了反驳，1970年蒋南翔改为由群众专政，被安排在清华大学的铸工车间参加劳动，这时他已是近60岁的老人了。

刘冰：你想到铸工车间去做那种重体力活，他是有困难的，但当时很多工人很照顾他，不会让他去做很重的活，他们生活上也很关心他。

解说：一直到了1974年国庆前夕，蒋南翔才获得“解放”。

刘冰：这个场面我记得很清楚，当然在大礼堂宣布蒋南翔解放的时候，参加会的人热烈地鼓掌，非常的高兴，那在文化大革命那很少有出现这种，自发的这种场面。

解说：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刘达受命执掌清华大学，在他的任上“文革”对清华大学的破坏影响，逐步得到清除。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开始重新走上正规，而此时蒋南翔离开了清华，去国家科委任职，1979年在邓小平的提名下，蒋南翔担任了教育部长，1986年元旦蒋南翔突发心肌大面积梗塞症，住进北京医院，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吴亭莉：已经这么多您没见，蒋校长还记得我们的名字，都叫得出来，讲了讲我们这几年都到哪儿去，做一些什么事儿，然后我记得我把一个就是最近设计，那时候设计了一个木偶剧院的一个照片，给蒋南翔看了一下，后来蒋校长还挺高兴。

解说：蒋南翔被确认为癌症晚期，在生命的最后，蒋南翔仍然叮嘱前来诀别的老部下，要坚持共产主义。1988年5月3号下午，蒋南翔病逝享年75岁。

吴小莉：当年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离开大陆之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教育理想，1955年他奉命着手在台湾的新竹建立国立零清华大学，1962年梅校长去世，两年之后国立清华大学恢复了大学部，参加联合招生。大陆和台湾这两所清华大学之间的交流，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日益的频繁，虽然分隔两岸，但是两所清华大学都延续着共同的传统，遵循着共同的校训迈步向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邓稼先：一定要为国家放个大炮仗

解说：1986年6月24日中国内地各大报纸突然刊发了一篇，名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道，由此外界第一次知道了中国核武器之父的名字，而这时的邓稼先，因为长期遭受核辐射而身患癌症。正躺在北京的医院里，再过一天就是62岁的生日，而他却快要走向生命的尽头。

吴小莉：邓稼先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系，后来又进入了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物学系，由于成绩突出他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得到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才26岁。而在得到了博士仅仅9天之后，他就谢绝了恩师以及同窗好友的挽留，他加入了钱三强所主持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担任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而那个时候的他可能没有想到，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即将在他手上展开。

解说：1958年8月的一天，邓稼先一生的命运被改变。

许鹿希（邓稼先夫人）：突然有一天那个钱三强先生，把邓稼先叫到他办公室，当时就用了一个哑谜，就是国家要放个大炮仗，叫你去作这个工作，怎么样？就用这么一句话，这句话邓稼先听了以后心里一咯噔。

解说：邓稼先立即明白，所谓“大炮仗”指的是什么，不过回到家里他只是轻描淡写的对妻子说自己要出一趟长差。

许鹿希：我问他到哪儿去，他说他不知道，他不能说，我说调什地方去你给我一个信箱，我们好联系，好通信，他说信箱也不行，也没法通信。我说你干什么工作去？他也不能说。

解说：从此邓稼先开始以戈壁沙漠为家，妻子根本不知道他究竟身处何地，而对外界而言，邓稼先更是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许鹿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他什么走，反正是电话一打过来就走了，突然一下就回来了。

解说：当时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不过，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苏联的援助最终终止了。

高潮（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工程物理研究院前副院长）：当时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曾经有这个话，就是离开他们可能这个20年也搞不出来，当时我们就有那么一股劲，叫发愤图强。

解说：这样邓稼先不得不带着一群年轻的中国科学家，独立自主地进行研发工作。

胡思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院长）：他领导的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领导这么支队伍，开始我们自己的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他能够可以说对每一个人，都规定了一个研究的重点方向，那他是动了很多脑筋。

解说：邓稼先领导的团队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1964年10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

胡思得：肯定是核爆炸绝对没有问题，我告诉给毛主席，这个时候最早宣布的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方红剧团，整个的全体参加东方红演出的演员，总理宣布我们今天下午三点，在我们的西北我们爆炸一个原子弹，那时候全团轰动，就是这样子。大家拼命跳啊，后来总理有个照片，可以看到这样子，总理意思说大家可以拼命鼓掌不要跳，别把人民大会堂的楼板跳穿了。

解说：邓稼先又继续投入对氢弹研究，并在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与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1年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杨振宁，第一次访问大陆，提出想见邓稼先，他们是安徽老乡，西南联大的同学和美国留学的室友，两人之间已经有22年没有音讯了，杨振宁有所不知。当时正值文革，邓稼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正在青海某基地接受批斗。

李英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党委书记）：关起来了1200多人，批斗了3800多人，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抓了所谓的反革命集团57个，哪国回来的人就是哪国特务，九院的这个在西北那个基地内伤惨重得很。叫他们破坏得很厉害，而且把它诬蔑成小香港，小台湾，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诬蔑的是一无是处。

解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邓稼先得以被“解放”出来，回到北京与杨振宁见面，杨振宁心里头有许多“敏感”问题，但他刚开始没敢问邓稼先，一直到他准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访问时，才忍不住开口。

许鹿希：是不是有美国科学家帮着中国研制原子弹？这个时候邓稼先怎么回答都不行，结果只好说你先上飞机，我回头再告诉你。

解说：如何回答杨振宁提出的问题，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

许鹿希：这个电话就是打到我这个电话机上，总理的意思当然就是说，让邓稼先如实地跟杨先生说。

解说：离开中国前夕，杨振宁在一个晚宴上收到邓稼先托人带来的一封信，说除了最早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中国原子武器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杨振宁看完以后激动得不能自已，只好起身到洗手间去擦眼泪，杨振宁无法想像，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邓稼先一直身处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过着怎样艰苦而危险的生活。

许鹿希：从1964年到1986年这28年中间，他一共是放了32次核试验，邓稼先亲自在那个罗布泊，指挥那个工作队的工作的时候有15次。

解说：在1979年的一次航弹试验中，因为降落伞破裂，原子弹从高空坠落到地上。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邓稼先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抱着摔破的原子弹碎片仔细检查，由此受到了致命的核辐射伤害。邓稼先的名字在外界消失了28年，一直到1986年6月24日，大陆各大报纸突然同时刊发了，介绍邓稼先事迹的报道。

许鹿希：一些同事或者亲戚都不断地给我打电话，就问这个问题，说一辈子这么隐姓埋名，一辈子这么样子保密的人，怎么突然一下子报上把他的名字，和他所做的事全部都公布出来，就问我一句话说许鹿希，邓稼先还活着吗？

解说：一个月后的7月29日，邓稼先在北京去世。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33年，在一起的时间却只有6年。

许鹿希：他去世到现在已经20年了，我不懂他在那一行，过去他一个字都不跟我说他的工作，可是我一定得弄清楚，是什么力量，干的是什么事情，是什么劲，什么力量，让他能够这么样子不顾一切的，把自己全部的他的聪明才智生命，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这个事业，我一定得搞清楚。

解说：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中国政府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与邓稼先一起获得奖章的一共有23位专家，他们当中有14位是清华人。

方惠坚：工程物理系到1970年十几年的时间，培养大概将近两千个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在这个两弹一星的岗位上工作。

吴小莉：在中国爆炸原子弹的那一年也就是1964年，清华人在核能方面还干成了一件大事，也就是他们建成了屏蔽实验反应堆，并且一次成功实现临界启动，参与者有清华的工程物理系，第一批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这还包括了后来清华大学的校长王大中等人。当年他们平均的年龄只有23岁半，就在王大中等人的近二十年的努力之下，2000年清华成功建成了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的项目，使得中国在这个领域成功地进入了国际先进的行列。

解说：在这一面红色砖墙上，悬挂着75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照片，他们全部出自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在人们一般印象中，清华以诸多学术大师而闻名，而其实从这所学校也走出了一批治国栋梁。

吴小莉：1965年初蒋南翔到农村“蹲点”，他时常叫清华大学的同学到住处去聊天，有一天他说有一句口号，说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他觉得这句话并不全面，应当说清华不只是培养红色工程师，而且它还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这还包括了将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会从你们当中产生。当时学生们就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是这句话却被半个世纪后的事实所印证。

解说：在中共以及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当中，有一个“清华现象”，经常为人所津津乐道，在1960年代，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有，李蒙、曾培炎、黄菊、华建敏、贾春旺、胡锦涛、张福森、吴邦国、吴官正、汪恕诚等等，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领导人，出自清华大学？而又以60年代最为集中呢？1959年一个来自上海的年轻人，考上了清华大学水利系，当然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以后将掌管共和国的水利部。

汪恕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原水利部部长）：那时我们都有校徽，比如说放暑假我回到上海去，别着这个校徽在路上走的话，那一些中学生，一些年轻人，呦清华的，很羡慕的眼光。当时作为清华来讲，全国就比较知名了。

解说：那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而恰恰清华大学名师云集，这就为青年学子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

汪恕诚：你比如说我们上水工，水工结构，张光斗老先生教我们的，水文学黄万里老教授教我们的，无论是土力学、水力学、水文学，什么学都是知名的教授在教我们，因此我觉得，为什么清华后来培养出来的院士，总工程师，工程师比较多呢？这个风气，学习风气比较扎实。

解说：汪恕诚参加考试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交头卷，而偏偏每次考试成绩总是第一名，有一天从老家传来一个噩耗，母亲病故了。而汪恕诚必须要参加完一个重要的考试才能回家奔丧。

汪恕诚：我就买了火车票，那天考试我就拿着那个换洗的衣服、行李，就直接到了考场，考完以后直接上火车站，大概没到一半的时间就交卷了。

解说：这次考试成绩后来公布以后，第一名居然还是汪恕诚。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青年学子们不仅发奋学习书本知识，还投入了万丈豪情去参加实习。

汪恕诚：当时实习哪有像现在工地上的条件，我们当时是打着铺盖，自己带着行李的，然后坐了火车到了工地上，和工人住在工棚里边的，住在班里面一起生活的。那时候条件就是这种条件，但是大家都很振奋。

解说：并不是每次实习都是令人振奋的，在宁夏青铜峡水电站的一次经历，汪恕诚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那次他跟水电站的技术员一起，爬上了高高的闸墩。

汪恕诚：从这个闸墩到那个闸墩很高，好几十米高，用现在的话十几层楼高，中间架了一个钢梁，临时的施工用的钢梁，那钢梁才多宽？也就是五六十公分宽吧，他在前头背着包我们两个人跟在后头，他走过去了，我们也跟着走过去了，当时什么也没想，就走过去了，我们也跟着走过去了。当走到那边回过头来一弄可就害怕了，好家伙，下面几十米，将近四十来米高啊，只有这么宽的一个钢梁。让我第二次走，我再也不敢走了。

解说：汪恕诚这番历险，把带队的实习老师吓坏了，为此专门开了安全会议，不准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尽管这样的日子充满了艰苦和危险，但同学们都认为，能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是一种幸福。

汪恕诚：你比如说就拿映秀那个地方来说，映秀那时候就熊猫、猴子、獐子，麝香出麝香那个獐子，然后中草药又特别发达，贝母贝母鸡，耿达有个叫贝母鸡的，那个鸡老吃那个野生贝母，贝母就是治咳嗽的那种。像这种生活或者这种景色，这种大自然的风光一般人去不了的，搞水利水电别人去不了的地方，我们都能去，现在能回忆很多美好的生活。

解说：那时的年轻人都认为，能吃苦才能有所作为，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去偏远的地区工作，汪恕诚分配到了四川映秀的一个水电站，当地的工作环境极其艰苦。

汪恕诚：尤其是晚上上零点班，就是晚上12点到早晨8点那个班，在那主要是打洞子，四川的地下水也比较丰富，雨水全身都湿透的，打的是打风钻，打风钻这个灰尘很大的，又冷又饿。就晚上零点班，所以下班的时候又冷又饿，回到家里说是来几口白酒，那确实香。就这种乐趣，别人尝不到的。

解说：工作时间长了，汪恕诚发现自己被一系列职业病给缠上了。

汪恕诚：后来就胃溃疡就比较重，而且很快地就发展到胃出血，胃出血在工地现场那个医院条件是比较差的，后来我就回到了北京动的手术，胃切除。

（文章很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