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b> “拜年”——多好的礼仪，多好的交流</b></p><p class="ql-block"> 当今，，人们普遍认为，年过得越来越淡了。究竟“淡”在哪里呢？要说吃的比过去好了百倍，由两顿饺子、一顿白米饭，变成了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无所不有的大餐、大宴，年不是“淡”了，而是浓了；要说玩的，可谓“精采纷呈”，由过去的“打冰猴”、“嘎拉哈”，变成了花样繁多、眼花缭乱，也不是“淡”了，而是浓了。我觉得“淡”就淡在了人情味上。</p><p class="ql-block"> 就拿拜年来说，过去那年拜的可真是有滋有味，到今天回忆起来还让人觉得回味无穷。回想起来，我拜年大致是分两个阶段：前一段，在我小的时候，我是拜年的“跟尾巴星”，跟着大人们凑热闹。自从走出家门，当兵入伍，再回到乡下，就成了拜年团的“团长”了。从部队提干后，每年都可以回家过年了，一方面是久别乡亲，真的是想得慌，正好借着拜年去看望一下乡里乡亲；另一方面，亲给屯子里的老少拜个年，本就是该有的礼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父亲很希望自己的儿子通过拜年，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乡亲之中，尤其是儿子有了点儿出息，更不能让人们感觉有什么了不起。哥哥是个内向人，他从十几岁开始，就在外边读书、工作，从来就没有跟屯里人“打成一片”，过年回家，他也习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进。既然我想出去走走，这样做也是父亲的意愿。所以我出去拜年，就必须拉着哥哥，有的时候还会带上最小的妹妹，一起去走村串户。</p><p class="ql-block"> 拜年，当然是首先要先去拜“三亲六故”。叔叔跟我家住着前后屯，他又是父亲唯一的弟弟，姐弟三个从小失去父母，寄人篱下，相依为命，感情格外深厚。所以，每年出去拜年，大年初一头一家，就去给叔叔、婶子拜年。叔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善言谈，也不讲究那么多的礼数，给点钱，或者送些拜年的礼物就可以了。叔叔去世后，我们哥俩还要按着规矩，去给婶子和堂兄拜年。堂兄从二十多岁就当了村书记，他自己觉得，在我家祖辈的圈子里，他就算是一个光宗耀祖的人了。后来，哥哥在国企当了工程师，我又成了小军官儿。这样，他在我们面前放下了往日的“威风”，彼此交流起来，也就融恰得多。</p><p class="ql-block"> 大舅距离我家不算远，但中间隔着一条辽河，夏天来往不方便，也就只好借着过年前去看望一下。每年的规矩都是两盒糕点、两瓶罐头。看看叔叔，父亲高兴；瞧瞧舅舅，母亲开心。拜年本身，也拉近了亲戚间的感情。有人说：“亲戚在于走动”，这话真的是一点儿不假。</p><p class="ql-block"> 我们家那个屯子里，有三十几户人家。三五天的功夫，家家都拜，很难做到，那就只好“挑挑拣拣”。于是乎，我选择了这样三类人：一是屯子里的“屯不错”，或是有头有脸，或是能说会道的，跟这些人聊天，会找到很多话题，得到屯子里很多信息；二是屯子里“沾亲挂拐”，或是跟家里走动较近的，算是代父母亲送个问候，给个答谢；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跟他们能聊到孩提时代那些自己难以忘怀、别人又鲜为人知的事情，真正找回一份童心。</p><p class="ql-block"> 屯子里的宋文贵夫妇俩，都在乡里中学、小学教书，不仅在前屯后村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他们的为人处事也为人们所点赞称道，尤其是这对夫妇都是哥哥初中的同学，又是我念小学、初中时候的老师。他们也一直被父亲认为是事业、生活的成功者，年轻人做人、做事的榜样，经常教育我和哥哥要向他们学习。所以，他们就成了我和哥哥每年拜年的“首选”。到他家里拜年，那话题就广泛了，我们一起聊同学情、师生谊，还有各自工作、生活中的苦辣酸甜，多重感受。有时候一聊就是大半天。</p><p class="ql-block"> 除了这个拜年的“重点户”之外，到了其他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家，更多的则是嘘寒问暖、老少安康，还有一年的收成，以及新的一年新展望。聊到外边的事情，我也会顺着话题，向他们介绍一些大家所关心、关注的新鲜事儿。条件好的人家，还会送上“清茶一杯”。这个时候，往往我就成了“主讲”，哥哥一般不插言。当然，屯子里拜年下来，也会听到老老少少对我们兄弟俩的溢美之辞。会说话的人，年后上工，还会把这些好听的话说给父亲，父亲每当听到这些，当然心里总是乐滋滋的。</p> <p class="ql-block"> 那个年代，乡下人有拜年的习俗，部队里也形成了很盛行的拜年礼仪。尤其是到了七十年代，部队的拜年出现了高峰。整个春节期间，首长给干部战士拜年，干部战士更是热心地给首长们拜年，办公室拜，家里也拜；上班时间拜，下班后还拜。可以说，正月十五前，拜年的队伍如同“潮水”一般。没有给谁拜年，简直就像缺了谁的、欠了谁的。有一年正月初六，机关上班第一天，分区政治部张主任刚从长春回来，我那个时候担任着分区常委秘书，晚上下班后，他让我陪他到各位首长家拜个年，正好我也可以跟他坐个拜年的“便车”。第一家就到了高司令员家，高司令是个典型的工农干部，论资历是“三八式”，老头儿生活朴素，平易近人，抽烟、喝酒是他的两大嗜好，见我们俩来给他拜年，很高兴，马上喊：“来，来，来，喝酒啊”，虽然刚吃过晚饭，我们俩也只能“客随主便”了。老头捧上一盘子带皮的生花生，老伴给切了一盘辣白菜，烫上一壶散装的“老白干”。因为老头儿够得上“酒仙”，拿上来的酒盅都是一两一个的“大家什”，好在是，别看是“老白干”，那可是纯正的“粮食酒”，就我这个不善酒力的人，连干两杯也没有感觉上头。这顿酒，既施了礼节，又密切了上下级的关系。紧接着，我陪张主任，连续用了三个晚上，把分区首长和司政后部门以上领导拜了一遍。有的家里，是谈天说地，有的是家常礼短，好客的人家还会端上酒菜，喝上两盅，总之是拜得开心，聊得尽兴。</p> <p class="ql-block"> 拜年本是件好事，可到了八十年代，拜年就慢慢变味儿了。我感觉，是出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人情开始变冷，各方面感情开始变得越来越淡默，甚至是断了来往，小区里的邻里间即使是住着对门，也是“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见面点个头，示意一下，还算是好的；另一个极端是，利益与需要把一些人“联合”到一起，关系拉得越来越近，把过去“两手空空”的拜年，变成了“大包小留”，乃至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一沓沓的钞票。前后对比的变化，令人不解，甚至是让人感到痛心。本来清纯的同事、朋友，为何变得这样的冷默，或者是变得一身的“铜臭味儿”。 有朋友看到我写的“过年往事”，曾向我发问，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我经过认真分析，觉得同样是拜年，前后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区别：过去，拜年的目的是过年，为的是给年增加乐趣，增添光彩，后来的拜年，只是把年当作平台，当作达到其他目的一个机会；过去，拜年是给自己增添快乐的同时，也希望给别人带来快乐，后来拜年考虑的只是自己，而把他人抛到了九霄云外；过去，拜年对象选择的是自己喜欢的人，是真正的亲朋好友，后来拜年看的是对方的“价值”，看他身上的“含金量”；过去，拜年为的是友谊，后来拜年图的是利益。</p><p class="ql-block"> 把不同的拜年方式、拜年所要达到的目的，加以对比，我觉得，还是过去那样“老式儿”的拜年，心是纯的，彼此的感情是真挚的。而当今某些人的拜年，只能是把感情拜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复杂”，甚至拜到“泥坑”里边去。我作为一个曾感受到拜年快乐、“甜蜜”的人，多么希望再回到当年那样，轻轻松松地在邻里间、朋友间走一走，再拜出一份真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