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厦门的合影

安平

（2025年1月25日）

最近，笔者在网上看到一张郁达夫1937年初在厦门的合影（下图），发现其中一人很像外公何励生，便上网查寻一番，发现其中大都是名人。 这张照片是厦门文学青年欢送郁达夫离厦时的合影。拍摄地点在厦门中山路天仙旅社的五楼，那里是可容纳百人的礼堂。拍摄时间是1937年1月2日早晨，墙上挂钟的时间是6时40分。下图是当时的天仙旅社外观（源自网络）。

　　下图是当时天仙旅社五楼礼堂的内景（源自网络，四十多年后的1981年，我也曾住在天仙旅社，在这个礼堂开了四天的会）。

合影者共12人，左起前排苏警予（？）、何励生（？）、郁达夫、吕天宝、谢云声，后排×××、×××、×××、×××、赵家欣、马寒冰、郑子瑜。下面介绍一下合影的人士。 合影前排居中的郁达夫（1896.12.7-1945.9.17），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现代爱国主义作家。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1936年10月下旬去上海参加鲁迅先生葬礼后，他以为省政府采购印刷设备的名义去日本，讲学两个月后于12月22日转台湾考察，再乘“福建丸”号轮船于12月30日抵达厦门，下榻天仙旅社，1937年1月2日离厦返榕。下图是他1936年的照片（源自《郁达夫全集》第四卷）。他后来到新加坡做抗日宣传工作，在苏门答腊被日军杀害。 下图为郁达夫1936年入职福建省政府机关时填写的个人履历表（源自网络）。 合影前排右二的吕天宝，为新加坡华侨，1933年开办厦门天仙旅社。当时慕名邀请郁达夫住天仙旅社三楼一号房间，免费为他提供食宿。下图为吕天宝先生当年的相片（源自网络），年约三四十岁。 吕天宝当时编撰了一本《天仙旅社1937特刊》（下图，源自网络）。这本书洋洋十余万字，内容包括厦门指南和当时厦门交通、教育、就业、税收、商业、侨务、报刊、海外关系的统计资料，还有插图与歌曲。 吕天宝当时邀请郁达夫为这本书作序。郁达夫在序文（下图，源自网络）中盛赞了天仙旅社和吕君。 《天仙旅社1937特刊》于1937年11月正式刊行，书中加入了郁达夫与吕天宝及厦门青年的这张合影（下图，源自厦门晚报）。 合影后排右三的赵家欣（1916.1.22-2014.9.9），笔名诸葛朱、赵璧，厦门人。时年20岁，任厦门星光日报社记者。下图为赵家欣1935年的照片（源自网络）。他后来长期在新闻界工作，曾任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 合影前排右一的谢云声（1900-1967.4.16），原名龙文，福建南安人。时年36岁，为厦门同文书院华文部文史教员，兼任《江声报》《厦声日报》副刊编辑部主任。后到新加坡任教，担任华侨学校校长。下图为谢云声（左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家庭照（源自网络）。 合影后排右一的郑子瑜（1916.3.18-2008.6.30），是福建漳州人，现代文学家。时年20岁，为厦门文史月刊《九流》编委。后到北婆罗洲、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地任教，致力文学史和中国修辞学的研究。下图为郑子瑜（前排中）1964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教时与师生合影（源自《郑子瑜传稿》）。 合影后排右二的马寒冰（1916-1957.6.28），原名马国良，福建海澄霞阳（现属厦门海沧）人，先祖回族。时年20岁，为厦门《天竹月刊》主编和《华侨日报》“天竹”文艺副刊主编。他后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曾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处长，是《新疆好》《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等知名歌曲的词作者。下图为马寒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家庭相片（源自网络），他夫人是评剧演员。 合影前排左一似为苏警予（1894-1965.1.21），他又名苏甦，字耕余，福建南安人。时年42岁，任厦门同文书院、励志女中文史教员，兼新民书社编辑。他曾与上文说过的谢云声等合编1931年《厦门指南》。下图为苏警予1936年春赠友人的相片（源自网络）。他后来侨居菲律宾从事文学工作。 合影前排左二似为笔者的外公何励生，但看上去偏老，待定。何励生（1899.1.9-1996.11.18），浙江瑞安人，原名福淦，号惕庐。时年38岁，为厦门大学秘书襄理兼厦大周刊委员会主席。下图为外公上世纪三十年代照片。后来他一直在厦大从事校长办公室文书工作，直至退休。

　　合影中还有后排左边四位尚未查找到姓名，是个遗憾。

查找了合影人物，笔者又查寻了郁达夫在厦门三天的活动情况，发现赵家欣、郑子瑜有较详细的回忆文章。

第一天即1936年12月30日，郁达夫上午刚刚抵厦，中午就在天仙旅社接受了《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的采访。郁达夫平易近人，爽朗随和，有问必答。他谈了访日观感与在台见闻，从鲁迅逝世谈到中国文坛，从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谈到对文学青年的殷切期望，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赵家欣当晚即将采访内容写成一篇近三千字的文章《郁达夫在厦门》，在次日的《星光日报》刊出。

30日下午，郁达夫应邀到星光日报社参观。《星光日报》是侨商胡文虎创办的星系报纸之一，在当时厦门侨办报纸中实力最宏厚，印刷设备齐全，编辑记者齐整。报社地处中山路闹市，楼高四层，从天仙旅社走过去很近。社长胡资周、总编辑罗忒士（罗铁贤）热情接待，郁达夫兴致勃勃访问报社各部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这张合影赵家欣曾在1993年11月复制赠送郁达夫的孙女郁嘉玲，但笔者在网上未找到。

随后，郁达夫在赵家欣陪同下乘汽车到厦门大学参观，并游览南普陀名刹和虎溪岩名胜，登五老峰俯瞰厦门全景。在南普陀时，郁达夫提出希望访问名僧弘一大师，由于弘一大师已去鼓浪屿闭关修行，赵家欣请南普陀广洽法师先行联系。

当晚，《星光日报》社在三友酒家举行宴会，席上郁达夫开怀畅饮，谈笑风生，主宾皆欢。赵家欣连夜撰写了郁达夫莅厦的新闻，翌晨见报。

第二天12月31日上午，广洽法师、赵家欣和马寒冰一早就到天仙旅社，陪同郁达夫渡海到鼓浪屿，拜访在日光岩寺的弘一大师，并瞻仰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日光岩水操台故址。尽管郁达夫此时已经蜚声文坛，但常年静修的弘一大师对他竟然一无所知，会面时只是拱手致意，合十问讯，礼节性地赠与《佛法导论》《清凉歌集》等佛书。下图为1936年弘一大师在日光岩寺闭关修行的留影（源自网络）。

郁达夫知道弘一大师赠送佛书是对自己的劝教，回到福州几天后特地书写了一首诗寄赠弘一大师。这首诗用典生僻，含情委婉：“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诗僧。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下图，源自网络，诗题中的“丁丑春日”应为笔误）。 为郁达夫引见的南普陀广洽法师（1900-1994.2.24），是福建南安人，俗家姓黄，出家本名照润，弘一大师为他易名普润。时年36岁，为南普陀养正院监学。下图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右）与弘一大师（中）合影照的临摹画（源自网络）。 31日下午4时，郁达夫应厦门文化界之邀，在小走马路基督教青年会作题为《世界动态与中国》的演讲。青年会可容纳数百人的礼堂，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不少人远道而来，以一睹郁达夫风采为快。开场白后，他分析当时的国内外时局和文学动态，针砭时弊，指出：“到了不能忍耐的时候，他们便起来反抗。”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实现了他的预言。讲话结束时，听众掌声雷动。赵家欣与马寒冰为他的演讲作了记录，这篇演讲稿后被收入《郁达夫杂文集》。
　　当晚，郁达夫应邀参加国际联欢社的宴会，度过1936年的最后一夜。
　　第三天是1937年元旦，赵家欣陪同郁达夫游览厦门禾山农村和市区街道，漫步鹭江之滨，眺望海上风光，还应邀参加厦门市第六届集体婚礼。
　　当天郁达夫在厦门《星光日报》发表题为《可忧虑的一九三七年》文章（下图，源自《郁达夫杂文集》），对国内外局势进行分析预测，号召同胞们奋起救亡。 因从报上得知郁达夫到了厦门，慕名来旅社访求书幅的人接踵而至。郁达夫有求必应，挥毫泼墨，让来访者满意而去。元旦下午，来访的人特别多，从午后到傍晚，已有不少人在旅社等着他。郑子瑜说，他傍晚到天仙旅社三楼一号房间时，看见许多青年男女围着，郁达夫坐在椅子上，正在开笔书写诗幅：“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廿四桥。”（郁达夫作《扬州旧梦寄语堂》）。郑子瑜即去买了一些宣纸，请求郁为他写了两幅屏条和一副对联。对联（下图，源自网络）摘自郁的《钓台题壁》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郁达夫当时也为赵家欣书写了一幅他的《青岛杂事诗》：“万斛涛头一岛清，正因死士忆田横。而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下图，源自《世纪沧桑》）。据厦大潘世墨先生介绍，此件赵家欣后来在战乱中失去，辗转为厦大陈世民收藏，“文革”后厦大潘懋元先生用郁达夫写的另一副对联向陈世民换得此件，再还给同为民盟成员的赵家欣，失而复得，令赵十分欣慰。此事成为一段佳话。

郁达夫还为南普陀广洽法师写了一幅弘一大师语录：“古诗云：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人生大事，岂可须臾忘耶。”（下图，源自网络）。

　　当时在厦大的笔者外公何励生（他可能在30日郁达夫到厦大参观时出面接待），也去请求浙江同乡郁达夫为其居厦大所作的诗集《山居集》题词，郁达夫为他写下：“东阁官梅西崦日，永嘉山水厦门涛，春来多少田园景，合让何郎再和陶。”其中“何郎”指何励生，“永嘉”系何郎为永嘉人，“和陶”指何郎的诗效法陶渊明。外公视如珍宝，精心收藏三十年，可惜在“文革”中被抄失去。下图为外公抄录的郁题词。

　　当日郁达夫还为吴在桥书写一副对联：“洛下文章徐骑省，闽中人物蔡端明。”（下图，源自网络）讲的是五代宋初文学家徐铉与北宋书法家蔡襄。吴在桥（1909-1981），厦门人，曾在厦大与闽南佛学院就读，时年27岁。后定居香港，曾任华侨日报编辑，福建旅港商会秘书、福建同乡会总务，香港福建中学校董、校监。他可能是本文头合影后排左边四人之一。

　　到了晚上七时许，其他青年纷纷告辞，只留下马寒冰、赵家欣、郑子瑜三位，其中赵、马为同窗旧友，郑子瑜系初交，因志趣相同，且为同年（都是20岁），一见如故。他们便邀郁达夫到一家咖啡馆吃饭，畅谈文学现象。虽然晚餐是郑子瑜提议，但结账时还是郁达夫做东了。

晚上九点多，他们意犹未尽，又回到天仙旅社，继续畅谈文学、革命、社会命运等，涉及文艺的面较广，其中谈到当时国内的舒群、荒煤、罗烽、林语堂、郭沫若、张资平、徐懋庸、宋之的等作家。马寒冰问中外作家孰优孰劣，郁氏说：“都好。凡是好的文章，无论是中国作家或外国作家写的，都可以看。”

郁达夫告诉他们，自己与鲁迅有很深的交情：“人们以为我和鲁迅思想不同，性情迥异，却少知道我和鲁迅是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来的朋友。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托我代向鲁迅拉稿，后来鲁迅化了数十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挺多的‘花边’短文，都是我的一拉结果。”

对于马寒冰“人家批评你的文章，你怎么样”的提问，郁回答：“我一概置之不理。我写文章就是写文章，还管什么批评。看了批评，反要拘束，文章反要写不好呢！”

三位青年希望当局能将厦门的大学路改名为“鲁迅路”，借以纪念鲁迅早年曾在此任教职一事，郁达夫赞同此议，表示回省后代为说项。他返榕后即向省政府主席陈仪反映，陈仪赞成，可是事没办成厦门就沦陷了。

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旅社住客大都已入睡，三位青年才告辞。郁达夫送到楼梯口，并谆谆叮嘱：“现在社会的改进，寄厚望于你们这般青年。”不久郑子瑜撰写《天仙访郁记》一文，详细报道此次谈话，被《九流》文史月刊创刊号刊载。

当晚，三位青年还与郁达夫在天仙旅社合影一张（下图，源自《世纪沧桑》），郁达夫穿长袍坐在前面，后面左起是赵家欣、郑子瑜、马寒冰。

1月2日清晨，十一位厦门文学青年早早来到天仙旅社，送别即将返榕的郁达夫并合影留念，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张照片，为郁达夫的厦门之行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