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那些事

天 文

图文:天 文 (于升云)

文题书写:天 文

　　同发胡同，一条狭窄的胡同。它就像一根长长的藤蔓，左缠右绕地连接着楼房和院墙，七拐八拐地竟然住着百十户人家。一家挨着一家，斑驳的外墙，错落有致的门窗，点缀的胡同满满的烟火气。

胡同里每家的住屋都不算大，也就有二、三十个平方，可屋子里住的人却不少，少则三口人，多则十几口人。

五六十年代，那时中国根本不讲什么计划生育，贫困而又单调的生活，让养孩子成为唯一的乐趣。那时的父母，可以说都是中国人口红利的贡献者。

　　胡同里每家都生养三、四个孩子，多则六个，甚至有户人家生养了十个孩子。偶有家中只有一个孩子的，大概率被看作是父母不能生养，孩子多半也是领养的。　　

每逢星期天，狭窄的胡同里就格外地热闹。一大早，就有孩子们玩耍的嬉闹声。整个胡同就像一个充满了气体的汽球，膨胀到了极限，随时都有被撑破的可能。

胡同里根本就容不下太多玩耍的孩子，稍大点的孩子，就会跑到街上或江堤上去玩，因为那里离胡同较近，也比胡同宽敞多了，玩得也更加地尽兴。　

孩子多了，好养活儿，那时养孩子都是散养。孩子不粘家长，自己找自己的玩伴。家长也因孩子多，全然不把心思花费在孩子身上，大都是熬上一锅大𥻗子粥，再弄点咸菜，就算齐活了。在外玩耍的孩子，回到家里，也不矫性，大𥻗子粥就着咸菜吃，那叫一个香呵。

孩子少的人家，生活相对好过一些。究竟有多好过，我也不得而知，因为我还是个孩子，小孩根本不解大人们的心事，有句话说得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胡同里倒是有几户孩子少的人家。其中有两户人家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两户人家的境遇与众不同，生活得也挺不易，以致多少年过去，在我心中的印迹都挥之不去。

　　1. 义务摆灰筐的王老汉

在胡同通向街口处，一幢青灰色楼房的一楼有户三口之家，老俩口和一个女儿。

文革那年，父亲有45岁，母亲40来岁，女儿27岁。女儿自身条件没的说，身材高挑，又是大学生，相貌也说得过去。或许因为有个右派的父亲，才让女儿的婚事成了件难事。

父女俩在这条街上，几乎无人不哓，倒是这家的女主人，很少出门，胡同里的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

这家父女俩被胡同里的人们所熟悉，主要是女儿大龄未婚，父亲是个右派，长期在社区垃圾站义务摆灰筐。

六七十年代，城市垃圾管理方式还很原始，采用的是柳条筐装炉灰和垃圾，不像现在用垃圾桶装。那时小区居民，每天将厨余垃圾和炉灰都得倒在指定区域，即垃圾站。

王老汉就是在垃圾站，义务摆灰筐之人。一年365天，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他都风雨无阻，每晚都准时守候在垃圾站。

摆灰筐这活儿，可不轻松，又脏又累。六七十年代，家家靠烧煤取暖做饭，每天家里要产生许多炉灰和垃圾，除了厨余垃圾，还有炉灰脏土，尤其冬季，炉灰量大得惊人。

大大的脏土筐，一摞就是五层，能有一米来高。倒炉灰又多半是些孩子，根本不守时，也不守规。有时老汉还没摆出灰筐，孩子们就把炉灰和垃圾随意倒在地上，老汉还得用锹把地上的垃圾收起来，再分装到筐里，十分地辛苦。

据说老汉曾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年轻时，只因他说过“他不爱看苏联电影″一句话，在反右运动中竟然被打成右派，然后被下放到街道接受改造。

老汉除了晚上在社区垃圾站义务摆灰筐外，白天还负责打扫胡同里的厕所。他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

那时世面上流行一个很火的词叫“自觉改造世界观″，王老汉这样做，就是在自觉改造世界观。胡同里的人们对他的这样改造无不认可。

我对他的印象，也只是局限于倒炉灰那一会儿。平时在胡同里很少看见他，与他也从来没有言语上的交流。

他人个子不是很高，常穿一身褪了色，发白了了的蓝色粗布衣服。每次倒炉灰又都是在傍晚，他脸上又戴着布满灰尘的口罩，至于他的样貌，我也很难描述出。因为他是右派，我从未正眼瞧过他。那时地富反坏右，在我的脑海里已是根深蒂固的一副坏模样。即使偶尔看他一眼，我也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来是我胆子小;二来我脑子里所谓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是紧绷着的，生怕他会把我给怎么样了。

他的自觉改造，深得街道办领导们的认可，在文化大革命批斗走资派、坏分子运动中，他竟然逃过一劫。

然而居住在胡同里，老柴家的儿子就没有王老汉幸运了。文革之初，就被当作反革命的典型，被街道办事处揪出批斗了。

　　2. 自命不凡，屡受挫折的单身汉

住在胡同的拐角处，也有一个三口之家。这家男人老实厚道，平日少言寡语，女人却十分爱说，整日唠唠叨叨的，属于和谁都能扯上闲篇的那种人，二老育有一子，名叫柴峰。

由于老俩口平时溺爱儿子，柴峰平日有手好闲，整日爱做白日梦。柴峰原本有个不错又很体面的工作，在电表厂的整装车间当技术员，谁知他並不满足，整日想入非非。

特别是在他二十一岁那年，因学绘画，在文化馆里，他结识了一些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于是他们结伙想偷渡去香港，没曾想在广州，就遭擒获，被判刑四年。

他刑满释放后，不久他的父母相继离世，空荡荡的屋子也只剩他一人了。从他的小屋里，不时飘出他诵读的声音和悠扬的小提琴乐曲。他不甘寂寞，时常写诗或歌词，也经常投稿，有的被退回，有的石沉大海没有音讯。

后来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建筑工程队找到一份负责搞宣传的工作。本就不大的屋子里存放有纸张和油印机。我去他家玩时，常见他刻钢板，印些宣传材料，觉得挺新鲜。

不久文革就开始了，许多单位停产闹革命，这样一来，他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多了，胡同里的一些与他年令相仿的人也常到他家里来。

在胡同口二楼住着一个修鞋匠，因为他瘸，人们都称他刘瘸子。

刘瘸子除了靠修鞋维持生计外，他还善长拉二胡。空闲时，他也常去柴峰的家里。

柴峰家聚集了胡同里的许多文艺青年，就这样，刘瘸子和柴峰一来二去，关系走得很近。

文革初期，柴峰就被街道办弄去当作阶级斗争的靶子进行批斗，刘瘸子上窜下跳表现得非常积极。

记得批斗柴峄的那天晚上，他站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中央，头带高帽，胸前挂着个大牌子，上面用黑墨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字样，在他身后站着两个带红卫兵袖标的年轻人。

这时从台下另一侧，窜出一个人，见他一瘸一拐的走上台，只见他抽出裤子上的皮带，摇晃着他的半个身子，用带有铜夹子的那头，用力地朝柴峰身上狠狠地抽打着，他一边猛抽，一边怒骂道“你这小子隐藏的太深了，我要和你这个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

刘瘸子手里的皮带就像一把钢针，抽打在柴峰的身上，就如同扎在我的心头上。

“打倒现行反革命，誓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场响起了口号声，这口号如同阴雨天的响雷，震耳欲聋，仿佛都能把屋顶的房盖掀起来。

这一夜不知怎的，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反来复去地在想，柴峰怎么就成反革命分子了呢？我害怕坏人，可是柴峰也倒没有让我觉得他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他文质彬彬的气质，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平日我常去他家，他喜欢文学，会写美术字，识得五线普，他是不爱干活儿，整天除了写，就是拉小提琴。他还说要教我拉小提琴，怎么就成反革命分子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一夜我失眠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眠。

后来街道办又召开几次批斗会，我没有去，从那次批斗会后，再也没见到柴峰，倒是常见到刘瘸子，他肩膀的一头背着修鞋的箱子，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除了相貌丑陋不堪，还多了几分凶残，不，十分凶残。就是从那天起，我不再用好眼瞧他，他就是个坏人，是一个在我心中最坏的人。

　　二十年以后……

时光如梭，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时间来到了1986年，我大学毕业成了家，也离开了这个既熟悉而又让我曾经困惑的同发胡同。

后来我听人们说，政府给柴峰和王老汉都落实了政策。王老汉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女儿也结婚了;柴峰也从其遣送地，又回到了城里;那个曾经在批斗会上用皮带抽打他的刘瘸子，在上厕所的时候，因犯病掉摔进了粪池，淹死了。

现如今，胡同里的人们，对二十年前胡同里所发生的事儿，似乎都已经淡忘了，也没有人愿意再去提及它。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向钱看。一切为了钱，怎么想法子能多赚钱，让自己的日子能尽快地富裕起来。

　　改革开放的大潮，不仅冲刷着人们固有僵化的思维模式，促进经济腾飞，而且也加快了老城区改造的步伐，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胡同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普遍存在于我国城市里的一种民居的社会现象，也渐渐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楼和宽敞的街道，我曾经住过的同发胡同如今已然成为巴洛克街区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老城区改造的进程里，哈尔滨一些胡同的名子也被湮灭在历史的岁月里。

胡同虽然消失了，然而胡同里的那些人和事，却依旧存储于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