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18 横祸从天降——血染的征程

鲁冰花茶园

血染的征程18

——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

思目撰文 冠羽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写在前面的话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

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第十七章

横祸从天降

1932年夏初，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将原红五军团的季振同以及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等八人逮捕！大概是因为档案资料的遗失或者其它难以言传的原因，有关“季黄案”留下的资料很少。但从历史留下的轨迹来看，这八个人的先后被捕，显然与3月12日红五军团的分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季振同与黄中岳

　　1932年的4月，时任红五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通过政委肖劲光，正式向苏区中央局提出申请，要求离开部队前往苏联去学习。

由于此时，红五军团正在龙岩执行攻打漳州的作战任务，肖劲光就发电报请示了苏区中央。

4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批准了季振同的要求。

季振同为何在这个时刻，提出要离队去苏联学习？根据萧劲光等人的回忆推测，季振同提出离队，大致有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季振同是地主出身，虽然早年出来当兵，经历过旧西北军中艰苦严格的军事生活，但相对而言时间并不算长。平常过惯了大少爷的生活方式，例如在他的原七十四旅，有七八个人专门为他一人服务。宁都兵暴对他而言更像是义愤之举，与赵博生和董振堂相比，参加共产党还是缺乏足够的思想基础。

季振同虽然积极要求进步，并很快申请加入共产党，但中革军委是作为特殊党员批准的，在实际上还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加上来到苏区后，一是很难适应共产党和红军的纪律要求，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和管理也有不同看法。苏区中央的某些领导和少数政工人员比较“左”的做法，如“要兵不要官”和发动士兵斗争军官等，使其感到苏区中央领导对他不够信任。

二是季振同的性格豪爽开朗，平时比较活跃，喜欢打球，交际面广，接触人多，花钱大手大脚，待人热情诚恳，能推心置腹，愿意与人接近。宁都起义他的七十四旅，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上性格比较外露，与赵博生、董振堂的内敛形成鲜明的对比。

参加红军后，由于在队伍改编的人事安排等问题上，连续碰了几次钉子，就产生了戒心，变得谨小慎微，生怕被政工人员抓小辫子。但他毕竟是旧军人出身，在原西北军中一直受重视，所辖部队也很骄横，在军中实行的也多是封建的一套。所以多年形成的习惯很难改变，有时邀集几位旧部好友吃吃喝喝，三杯酒下肚难免发牢骚说怨言。这在旧军队里不算什么，但在红军、尤其是刚刚起义过来的队伍里，却很容易被误解甚至怀疑。

　　三是本来同毛泽东谈话后思想上有一定进步，主动要求参加赣州战役就是明证，正如时任五军团政委的肖劲光对他的判断：“季振同从起义过来到赣州战役的这段时期，总的态度是明朗的，是积极配合我们进行改编工作的，赣州战役表现也是好的，并没有发现他有后悔、企图反叛之意。我分析他要求离开红军的原因，感到缺乏红军的军事指挥能力、惧怕红军的艰苦生活的思想是真实的。同时，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放心，有顾虑，还背着一定的思想包袱。”（注1）

但赣州战役后一系列针对红五军团的措施，都深深地刺激了他——成为压断骆驼腰的最后稻草！季振同感到了耻辱和丧失尊严的痛苦，思索再三，最终下定决心，提出离开部队、去苏联学习的请求。

为了出国方便，季振同还要求提供一点儿金子作路费，苏区中央也都同意了。肖劲光等便在红五军团部，专门为季振同召开了欢送会。临行前，季振同将手枪、望远镜及坐骑都留了下来，仅带了两个随身警卫，由肖劲光派人陪同，离开龙岩回到瑞金。5月5日，季振同和亲信三人离开苏区中央，前往福建的汀洲视事。三天后（5月8日），时任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的李克农，将季振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

实际第一个被逮捕的，并不是季振同——早在1932年的4月9日，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突然派员赶赴福建汀洲，将泰和祥老板李聘卿（青）秘密逮捕！罪名是奉季振同之命在汀洲开泰和祥，作为同福建军阀和冯玉祥等的接头代表。

通过史料透露出的信息推测，这个泰和祥应该是红五军团在汀洲设立的商铺。汀洲当时属于闽赣苏区，在这里开商铺是不可能瞒过苏区政府的。季振同在这家店铺共安排了两个人，除李聘卿外，还有曾任红五军团经济处的科员徐振三。季振同5月5日前来汀洲，就是视察这个泰和祥。

时至1932年5月5日，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正在台上主持十五军连以上干部会议，突然一群身着绿五星、绿领章荷枪实弹的保卫局人员闯了进来，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侦查部长的李克农，当着全场几百名干部的面，宣布逮捕军长黄中岳和军参谋长肖世俊。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时任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左权等感到极大地震惊！当他询问李克农时，得到的是一句冷冰冰的答复：“奉上级命令！”罪名是企图拖枪反水。

　　左侧红五星、红领章的为其时的红军服，右侧绿五星、绿领章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的军服

　　其时，红十五军参谋长肖世俊不在军中，已被派往漳州市区。随即于同日，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分局根据李克农的命令，派员前往漳州同兴社客栈六号房间，将待在房间内的红十五军参谋长肖世俊逮捕！其罪名是与黄中岳共谋叛变，图谋未遂后，到漳州继续与福建军阀和冯玉祥派来的代表刘佐华联系。

5月7日，福建军阀和冯玉祥派来同季振同、黄中岳接洽之代表刘佐华，在厦门通往漳州的路上，被红军的步哨捕获。

5月8日，按照政治保卫局给出的说法，尽管季振同“行踪诡秘，亲到泰和祥指挥一切活动”，仍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逮捕。同日，原十五军副军长、已调至红军学校总教官的张少宜，在瑞金被逮捕。按判决书共有八条罪名，主要罪名是图谋叛变。

5月16日，时任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的蔡佩玉，在瑞金被逮捕。主要罪名是附和季振同、黄中岳等的反革命活动。

5月17日，时任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的高达夫，在瑞金被逮捕。主要罪名是共谋叛变，而且逮捕时指挥武装开枪拒捕，并企图带着红五军团后方留守处的印鉴逃跑！

5月19日，曾任五军团参谋和红军学校总教官的朱冠甫，在瑞金被逮捕。主要罪名是共谋叛变，参与同国民党代表的接头活动。

至此，红五军团的季振同等八人，悉数落入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法网。

有关上述九人（包括刘佐华）被捕的经过，有关文章及著述等说法均比较含混，其中流行较广且比较典型的说法，大致描述为：1932年4月初，冯玉祥派胡景陶到瑞金策反季振同，季没有答应，次日送走胡后，就把冯玉祥的信，转交给五军团政委肖劲光。几天后，季振同向肖劲光提出离开苏区，到苏联学习考察的请求，未待中央批准。

4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局接到季、黄密谋反叛的密报，告密者是原二十六路军潜伏党员王超。

4月19日，漳州战役前一天，一军团侦察排在漳州荷花庄抓获一疑犯，从他身上搜出张贞签发的秘密通报，经审讯，此人名叫刘佐华，据称是冯玉祥派来和季振同再次接洽的代表。下午，经一军团保卫分局严讯，刘供认季、黄的“叛乱计划”“同谋名单”。

中央接到报告后，决定秘密逮捕季、黄等人，先批准季振同离开苏区去厦门，在半路上实施逮捕。

　　这种说法的原始出处，笔者没有查到，但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如有关季振同、黄中岳等九人的被捕时间，笔者前面已将九人准确的被捕时间及地点一一列明——主要引自正规出版的《中央苏区检察史》中的《临时最高法庭判决书 第五号》（注2），这个判决书登载在1932年9月6日的《红色中华》上。

实事求是地说，其时苏区最高检察院正式的宣判书，大致不会将具体的时间及地点搞错的。至于所言的冯玉祥派胡景陶等4月初到瑞金策反季振同一事，同样无法经得起历史（时空）的推敲——为清晰起见，有必要回顾一下红五军团（季振同）的行踪。

如前文所述，红五军团于2月下旬被调到赣县茅店、江口一带，准备增援攻打赣州的红三军团。

3月1日，红五军团军团部与红十三军进驻赣州东南的华子林。3月8日转移至江口镇一带。

3月下旬进至吉安与赣州之间的良口、黄屋一线，掩护红三军团西渡赣江。然后按照中革军委的指令，转移至赣州东南面的信丰至安远之间。

4月4日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向东边的龙岩一路急行军，于14日抵达龙岩。这个行程说明红五军团并未在瑞金停留，季振同怎么可能在4月初与胡京陶见面？！其时大军出动都是保密的，胡京陶如何能同季振同联系上？

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宁都起义之前袁血卒进入苏区的经历，其时瑞金居于苏区的中心地带，胡景陶没有路条如何能进入闽赣苏区腹地？！

至于“4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局接到季、黄密谋反叛的密报，告密者是原26路军潜伏党员王超。”的说法更是荒诞不经！

如果4月12日即接到密报，为何到5月5日才开始动手抓人？当时季振同、黄中岳都掌有兵权，难道就不怕他们提前反叛？！

更离谱的是，王超早在宁都起义之前就在南昌接头时被捕，如何向中革军委或国家政治保卫局告密？！

所以这种说法，完全是不负责任臆测和编造，根本经不起时空及逻辑的推敲。

那么，季振同到底有无与胡景陶见过面？如确实见过面，又是在什么时间与地点呢？

按照肖劲光回忆中的说法是：“如冯玉祥派高参来与他联系，季振同告诉了我，我也报告了中央，经中央同意后与其见面。”（注3）

这似乎证明，季振同的确与胡景陶见过面，那在何时何地呢？

　　结合肖劲光回忆上下文来看，这应该是发生在红五军团开到苏区之后，至1932年2月中旬这一时间段。

但如前所述，个别特务潜入苏区的可能性是存在，但胡景陶大摇大摆进入苏区则没有可能——除非苏区中央局批准，否则苏区保卫部门是不可能不抓的！

再来阅读一下，《判决书》中是如何控告的：“……，当举行宁都兵暴之前，季黄等已派胡景陶当代表与冯玉祥、陈济棠等接洽，另作军阀的其他企图，……，至本年3月间，被告人等在九堡开秘密会议，计划将五军团拖到广东，改变为白军，……，有计划的去进行这一反革命阴谋，季黄等除亲与冯玉祥代表刘骥派遣到苏区之代表接洽外，又先后派遣代表李楚珩、徐振三、岳宗、戴玉清等分往汕头、潮州、厦门、漳州与军阀冯玉祥代表刘骥、胡景陶、杜起云，及广东福建军阀陈济棠、张贞接洽，……”（注4）

不难看出，上述说法对于见面的确切时间及地点等含混其词，尤其对于《判决书》而言是极不正常的。由于后文还要详述，故暂不多言。

那么，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什么要抓捕季振同、黄中岳等人？抓捕的依据是什么？这需要依据各种史料，来进行认真仔细地分析研究和探讨。

红军时期李克农

　　先来简要审视，第一个被逮捕的泰和祥老板李聘卿的过程及理由——具体时间是1932年的4月9日。这位李聘卿在此之前的职务，是红五军团经理处的会计科长。提起公诉时的罪状为：“（一）为季振同对外与军阀冯玉祥、张贞、陈济棠等接头的代表（有来往信件及自己的口供为证）。（二）受季振同之命在汀洲开设泰和祥，为季振同在区内重要负责人。”（注5）

从这段判决书罪状的字里行间可以约略嗅出，当初李聘卿被抓之前，似乎并未被发现有何异常举动，否则应当会在判决书中点明。所列这两项罪状，应该是在抓捕之后才获取的。当然肃反与办理刑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是要有明确犯罪事实发生。当时的肃反工作人员的权利很大，简单地说可以先抓了再论其他。

从季振同、黄中岳等的“阴谋反叛”案的抓捕过程看，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如果此时已掌握上面所说的有关证据，应该先把掌握兵权、最危险的季振同和黄中岳先抓起来，即使不抓也应先控制起来——4月9日季振同正率红五军团在前往龙岩的路上，若发现他的“重要代表”被抓，二人若真有心叛变，应当与黄中岳及其红十五军联系，一边采取必要的行动。

那么，是否有可能会得不到有关李聘卿被抓的消息？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几率非常之低。因为汀洲实际就是长汀，更何况泰和祥还有一位同为季振同委派的人员（五军团经济处的科员徐振三），如果真有阴谋应该会及时发出消息——4月9日，黄中岳及十五军就在离汀洲约七十公里的大池圩待命。此外，如果季振同及黄中岳真要“谋反”，在东路红军发动攻打漳州时，肯定要同有关“谋反”人员保持紧密联系。

另外还有个事实，就是季振同于5月5日抵达汀洲，按判决书中所说也在泰和祥，肯定会知道李聘卿被抓一事——退一万步讲，即使保密做的好，真的无法知道李聘卿被抓的确切消息，但人不见了总会心虚吧！？在“谋反”的前夕“重要代表”不见了，季振同等能无动于衷吗？！季振同等几个月前刚刚经历了宁都暴动，又一直没得到苏区中央的信任，如果要谋反此时正是最为紧张的时刻，即使不会“草木皆兵”也肯定会很敏感的。看看宁都兵暴的过程就会明白，季振同等人绝非浑浑噩噩、木之觉之辈。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笔者在前面说过，通过对当时的史料记载推断，李聘卿经营的这个泰和祥应该是五军团设立的。笔者的这个推断，绝不是随意或率性主观臆测。

熟悉中央苏区历史的都知道，经过1930年的福田事变和1931年闽西肃反，整个中央苏区是一片红色恐怖。身为江苏砀山人的李聘卿，到闽西的汀洲来经营商铺，绝不会不经过当地苏维埃政府批准的！如果不是红五军团的开设的，两个外乡人绝无可能来此地开店，更不用说开设隐蔽的地下联络点。

当然，也不可能派出的两人中，一个人（老板）是“特务”、另一个却不是，否则难以开展工作——比方说接头或者进行书信来往，瞒过另一个人。此外，两个人都是红五军团在册的人，未经同意不可能擅自离队。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尽管可能性甚微，年初被劝离后没走，被季振同委派到汀洲来专门设立店铺。

问题是两个北方人来到语言不通的闽西重镇，在当地不可能有亲属，又怎能隐形匿迹、不被高度警惕的苏区周围人员察觉和发现？如果是提前设立秘密据点，季振同又如何能征得苏区中央局的同意前来视事？而且退一步讲，如苏区中央局不知情，又怎能提前密捕李聘卿？！

通过以上分析判断以及合乎逻辑的推论，笔者倾向于李聘卿被逮捕时，政治保卫人员手中应该并没有证据，很可能是编了个理由将其带走——这就是笔者先前推测的秘密逮捕。否则另一个被季振同委派到泰和祥的徐振三，应该主动向季振同报告，而且季振同前来视事的时候，也不会连续三天见不到李聘卿仍然木知觉也。那个年代被肃反人员莫名其妙地带走是常有的事，但如果说准备“谋反”的季振同丝毫没有警惕性则大谬，只可能是“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叫门”——也就是说，季振同等并未计划谋反。

涉及季、黄反革命案件的案犯共有九人，除刘佐华外均为原红五军团的人，具体地讲都是原季振同的原二十六路军第七十四旅的老人，换句话说，就是与季振同走的较近的那几个人。这八个人中真正有兵权的，只有季振同（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红十五军军长）和肖世俊（红十五军参谋长）三人，其余为调至红军学校的三人（张少宜、朱冠甫和蔡佩玉），红十五军经理处二人（高达夫、李聘卿）。

　　那么，为什么要抓这八个人？抓这八个人的依据又是什么？从临时最高法厅判决书的内容看，“九堡秘密会议”是逮捕这八个人的原始罪证（嫌疑），也就是说，这八个人被认定为“九堡秘密会议”的参加者和实施者。从抓捕的实施过程看，先抓捕李聘卿是经过考虑的，抓他作为案件的突破口，取得进展后——即获取到口供等证据后，再去抓捕其余的嫌疑人。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季振同与黄中岳等真的要想拖枪反叛、将队伍带到国统区去，保守秘密是最基本的原则与条件——红五军团改编之初，红军总政治部就往队伍派遣了大量的政工人员，如果不进行秘密组织和计划是根本行不通的。

从判决书认定的罪行和证据来看，季黄案被逮捕的九人中，真正能将季振同等八人（刘佐华除外）串成一案的，只有那个所谓的“九堡秘密会议”。而且这个所谓“九堡秘密会议”，是季黄案件的公诉内容中唯一一次被提到的会议，因此也是全案的一个最重要环节——“拖枪反叛”的会议。没有这次会议，所谓的“拖枪反叛”一说，就无法被视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所以必须先把这个“九堡秘密会议”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搞清楚，这对判断即使在当时那个“极左”的年代，季黄案是不是冤案有着非凡的实际意义。

注释：

注1：见《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一版，第112页。

注2：见《中央苏区检察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版，第349、350页。

注3：见《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一版，第111页。

注4：见《中央苏区检察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版，第350页。

注5：见《中央苏区检察史》，《中央苏区检察史》，第353页。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