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外大街291号大杂院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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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外大街地标性建筑：东岳庙琉璃牌坊）

朝外大街西起朝阳门，东到东大桥，街道两旁高大美观的现代商城鳞次栉比，白天车水马龙，入夜灯火辉煌，是北京一条现代化气息很浓的商业街。这里历史上叫“朝阳门关厢”，约长1500多米。这条商业街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元朝元祐年间，距今有近700年的历史了。因这里曾是运粮要道，所以关厢大街两侧店铺林立，很是热闹。过去，在朝阳门往东约500米路南有一家很有名气的商号，叫“元顺永油盐店”。该店主要经营油盐和粗、细粮，前店后坊，在朝外近10家油粮店中声望最高。1966年店铺翻建为二层的商业大楼，改名叫“朝外立新菜市场”，经营面积有近千平方米，1993年朝外大街改造，道路拓宽，立新菜市场拆迁，原址上后来建起了丰联广场。现在丰联广场对面路北有大型商厦华普大厦。2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北京居民大杂院——朝外大街291号，其院门正对着公交“朝阳门外”车站。

　　老北京除了四合院外，大杂院是它的另一个特色。北京四合院，之所以叫“四合院”因为它有正房(北房)、倒座(南座)、东厢房和西厢房四座房屋在四面围合，形成一个口字形，里面是一个中心庭院，所以这种院落式民居被称为四合院，一户一宅，一宅有几个院。大杂院不同于四合院那种一家或一个家族的居住形式，大杂院内居住着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民族的人们，其特点就是“大”和“杂”。

一、291号的“大”和“杂”

朝外大街291号大杂院内居住着吴、杜、王、杨、梁、张、徐、刘、何、关、孙、唐、孟等姓17户人家。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先后当过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和平公社）和中德友好人民公社（公坝公社）党委书记的梁建华，有垡头办事处主任杨景齐，有八里庄中学校长郑兰花，有百货大楼修钢笔的杜大爷，有北京服装厂的吴大妈，有朝阳小学的杜老师，有朝阳区环卫局党组书记唐振中，有王府井清华园浴池党支部书记杨大爷，有北京帆布厂的职工刘大爷，有东直门菜站的何叔，有五保户张奶奶，还有以捡破烂为生的张大妈等等。

　　大杂院分前后两个不规则的院子，房间大小不一，高矮不同，左右也不对称。带屋脊的瓦房与没房瓦的平顶房相间，前院5户人家，后院12户人家。前院又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个仓库，仓库东边住着两户，西边住着三户。三间东房住着吴大妈一家五口和杜大爷一家六口。吴大妈的丈夫早亡，大女儿朝阳中学69届初中毕业，与后院杨家大闺女和张大妈的大女儿同龄，当时赶上“珍宝岛事件”，响应学校的号召，四个女中学生一起搭伴去了东北兵团。后来知青返城，回京在三里屯使馆区的大使馆做保洁员。二女儿朝阳中学72届毕业去通县插队后分到了北京面粉厂当工人。吴大妈服装厂退休，三女儿去了服装厂“接班”。小儿子80年代还上中学。吴大妈裁剪手艺不错，会蹬缝纫机，有时暗地给街坊裁剪衣服收点费以贴补家用。杜大爷为人和善，说起话来文质彬彬。杜大爷和杜大妈只有一个独子，比我大十几岁，是朝阳小学的老师，全院不论岁数大小都称呼他“小哥儿”。小哥儿膝下一儿一女，平时由杜大妈照看。杜大妈没有文化，但是管教孩子既严格又有方法，后来孙女成了医生，小孙子也考上了北京市重点中学。

　　前院三间东房前自然形成一个小院，长十几米，宽三、四米。小院西侧是甬路，向南走20来米出街门就是朝外大街；向北走几步就进了291号的后院。靠北，杜大爷家门前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杨树，大杨树下，后院门口竖着一根四分粗细的自来水管子，291号里院、外院17户人家最初好多年都得到这来打生活用水。到了做饭的钟点，用水高峰时段来打水，常常要排队等侯。

以前北京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冬天最怕水管冻住。为了防冻，保障全院生活用水，气温降到零下时就由各户轮流每天晚上到水表井去回水。回水的人掀开铁井盖，用回水钥匙（一根约两米来长的钢条一头是个小分叉，一头是个圆环）探进水表井，先关上红色圆形进水阀门，再打开银色一字形的回水阀门让水管内的残水流净后关上。第二天上午太阳出来，再打开进水阀门。天太冷时，有时白天水龙头就冻住不出水了，这时一般就得用热水给浇开。有时冻的太厉害，露出地面的竖管也冻住了，用几壶热水都浇不开，就用木柴废油粘点火烧，需要很长时间各家才能接到饮用水。

　　甬路西侧是一个大仓库，先属于朝阳区物资回收公司，后来成了朝外餐厅的房产。朝阳物资回收公司和后来的朝外餐厅小吃店是朝外大街292号。大仓库的西面有五间平房，五间平房与大仓库侧墙间距两米左右，形成一个很窄的小夹道，街坊邻居叫它“291号小胡同”。三哥称这里是“三家巷”。有来客常感叹这里是“一线天”，“自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这里住着三户人家，南边两间房居住着何叔、马姨一家六口；何叔在东直门菜站工作，何叔为人豪爽，谈笑风生，嫉恶如仇，就是有点暴脾气。马姨是东单一家百货商店售货员。何家三儿一女，老大何其智与我是高中同班同学，后来去通县插队，参加了自学高考，现为北京铁路局干部。老二何静女孩朝阳中学73届毕业到通县插队，后来分到北京玻璃总厂当了工人。老三 、老四男孩，一个插队后分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当了电工，一个去商店接了马姨的班。我家四口人，住中间的一间半房，家父徐承誉在朝阳区财税局工作，母亲高爱莲是朝外吉市口二条托儿所所长，大哥二哥都在部队当兵，家里剩下我和三哥。北边一间半住着刘大爷、刘大妈一家七口，后来刘家儿女渐大，又向朝外大街房管所要了里院南屋一小间房，开后门与自家原来居住的一间半房接通。1968年，房管所改善军属住房条件，我家从朝外吉市口头条迁到这里，住房面积由9平米增加到15平米。我家在朝外大街291号大杂院住了22年。

　　朝外大街291号大杂院，后院左手有南屋两间，住着王姓一家五口，王叔是某运输公司的领导，史姨是13路公交汔车司机。一家三个女儿，大女儿王彩琴与我是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后来上高中后到通县插队，现为北京某事业单位的干部。里院东房两间住着杨姓一家六口，杨大叔是垡头街道办事处主任，老伴为家庭妇女在家操持家务。四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孩，1969年一起去了东北兵团。老三、老四是男孩，先后参军入伍。老三叫杨明比我小一岁。里院东北角一间9平米小屋住着梁姓一家4口。父母都是山西人，父亲是中阿公社党委书记梁建华，母亲是八里庄中学校长郑兰花。两个孩子，哥哥梁保平比我大一岁，弟弟梁保江比我小一岁，都是我小学及初中时的玩伴。梁保平后来成为了海军军官，梁保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当上了教授。文革后期他们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叫梁保卫。梁家一家人就居住在里院东北角一间9平米的小房间内，当年的干部的清廉可见一斑。梁家“文革”后期迁出291号大杂院。1982年我在北京职工业余大学，见到了在英语班学习的梁保江，一起聊起大杂院的往事，恍如昨日。

二、 捡破烂的张大妈

与梁家紧邻的是张大妈一家，张大妈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张大妈没正式工作靠捡拾废品为生，拉扯三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张大妈高高的个子，无冬历夏都穿着身中式大襟旧蓝裤褂，头发蓬乱，后边还用皮筋什么的胡乱扎一个头发刷子。为人热情，不论见到谁，老远就和你打招呼。她把捡来的纸箱、废铜烂铁、破布什么的在大杂院门道边堆了一大溜。朝外大街对面立新菜市场倒出的垃圾，每天张大妈都去翻一遍。一年夏天，她从垃圾堆里捡回一只鸡，别人劝她别吃坏了，她说煮熟了就消毒了，没事，就真给吃了。马姨说这张大妈真有两下子，吃什么都不坏肚子。更令人咋舌的是张大妈一家竟然吃金壳郎。上世纪六十年代，朝外大街装上了第二代电光源——高压水银荧光灯，代替了过去的白炽灯，一下子把大街照得一片通明，招来各种昆虫在灯下飞舞，其中有大蚂蚱、刀螂、挂啦扁、飞蛾、金壳郎（金龟子）、屎壳郎等等。附近的孩子一般就是逮个蚂蚱什么的栓根线逗着玩，也有个别孩子烤一两只蚂蚱吃一下的。张大妈还敢吃金龟子。

一年夏天在里院张家的炉子上架着炒锅，里面呜呜泱泱的一堆金壳郎，是准备炒熟了吃的。张大妈的儿子说是“油壳郎”能吃。经查:这油壳郎还真可以吃。油壳学名金龟子，是一种杂食性有害昆虫。对梨、桃、李、葡萄、苹果、柑橘果树木危害极大。成虫可以食用，山东青岛农村祖辈就有吃这种小虫子的习惯。

改革开放后兴起摆地摊做买卖的热潮。为帮助张大妈改善生活，街道给张大妈办了相关手续，张大妈在院门口大街旁也摆起了摊卖水果和冰棍。可是张大妈不肯“多”收人家钱，有小孩来叫声“奶奶！”她能送小孩冰棍而不收钱。这买卖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还是干老本行，捡破烂去了。

　　后院北面中间住着杨姓一家六口，祖籍河北定兴，杨大叔是王府井清华园浴池党支部书记，杨大妈在家操持家务。一家五个孩子四男一女，老大先天心脏病，十几岁夭折。最初杨大妈身体也不好，一到冬天就很少出屋，只能坐在靠近取暖炉子的床上，裹着棉被咳嗽。后来街道给她找了个蹬平板三轮车走街串巷买冰棍冷饮的工作，增加了收入，身体也逐渐好了起来。

杨家西侧是姓唐的两口子，无儿无女。唐叔30多岁，梳着个分头，人显得很精明。唐叔是个朝阳区环卫局的书记，“文革”开始后，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1968年暑假，把我们大杂院的十几个中小学生叫在一起，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让我们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班长和副班长。结果我和刘建军当选。每天晚饭后我们聚在一起，读毛选，念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等，坚持学习了一段时间。我们还在院内打水处后面墙上做了一块黑板报，在上面用彩粉笔写毛主席语录，文革标语口号，摘抄报纸社论等。

三、 关老爷子养猫

后院西头住着关姓一家三代人，关老爷80多岁，身材高大，腰板挺直，嗓音洪亮，据说原来在某所大学图书馆工作。关爷爷说话爱带个四六句，某年6月一天出着太阳，却下了一阵雨点。我在前后院交界处用水桶打水，关爷爷路过笑着指着天说：“西边日出东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还有一次在大门口乘凉，我问关爷爷说：“您身体这么棒，怎么保养的呀？”关爷爷回答说：“年轻时爱玩儿，再有就是每天早点都煮菜吃，油菜、白菜都行。不管什么绿叶菜，抓一把在开水里一涮，把它吃下去，有利于健康长寿。”

关老爷原来在大院很受大家尊敬，但后来在80年代中期，因为养猫，他和家里人及街坊邻居闹了矛盾。也是个夏天，听说后院王彪两口子和关老爷子吵架了，吵得特凶，还惊动了街道居委会，居委会干部前来调解，效果也不明显。以前关爷爷家养着一只猫，后来关老爷子爱心膨胀，开始喂野猫。他拿出了大部分退休金，到立新菜市场买来碎羊肉、滥带鱼加工成猫食，招来野猫养着。以后他养的猫越来越多，大猫还生小猫，在他家的常驻猫有几十只。猫多，照顾不过来，卫生成了问题，弄得满院子跳蚤。他家的近邻王彪一家三口，尤其是小女孩腿上被跳蚤咬得起了片片的红疙瘩，人家能不急吗？后院很多人为了防跳蚤咬，三伏天都得穿长裤，还得系上裤腿。

过去北京大杂院，全院一块总电表，各家有分表。每月各户轮流到各家查电表计数，收电费一起交到银行去。一次我到他家查电表，走进他家，只见他家床上床下有好多只猫，有卧着的，有在地上溜达的，还有互相追逐打斗的，简直是一个猫的乐园！屋里采光不好，光线较暗，我躲闪开一只只猫，借他家凳子拿着手电查看他家电表。好家伙！电表上竟然也卧着一只带棕色花纹的小猫！后来连全院唯一的自来水管子下面都是跳蚤，外院的人们去打水都要有防范措施。老爷子养猫，谁的劝也不听，看他这么大岁数了，真拿他没辙。刘大妈说他这是在积阴德，想求长寿。

大杂院的鼠患

据说291号大杂院解放前是个货栈，因此，院内大部分房子都是存货的库房，外院西房特点是房高墙厚，比较破旧，夏天还漏雨，雨天屋里常摆上三四个盆接雨水，外边雨停了，屋里还在滴水。也找房管所来修过，基本上是修了漏，漏了修，年年修，年年漏，下雨不漏的时候少。房内纸糊的顶棚，几家相通着，一点不隔音，说话声大一点，隔壁都能听得真儿真儿的。

291号大杂院西侧是朝外大街永星斋糕点铺仓库，猖獗的老鼠两边窜。可能是吃糕点的缘故，这的老鼠特别肥大。一般别处的家鼠都小，颜色是发灰的。这里的老鼠个儿大，毛色综红，不算尾巴就有十几厘米长，圆滚滚的，尾巴和人的小手指差不多粗细，拨楞拨楞的，胆儿小的见了都瘆得慌。

白天能听到老鼠在顶棚上噔噔噔急促地跑来跑去的声音，有时还伴有嘶啦嘶拉撕顶棚纸的声音，这是老鼠在啃扯顶棚纸背面的干浆糊。有一次我半夜睡着觉，感觉到一只大老鼠从我的身上噔噔蹬地跑了过去。家里所有吃的东西平时都必须收藏好，盛米的坛子盛面的缸都时刻得盖严盖子，稍有不慎必遭灾害。白布面口袋，米袋被咬出一个个小窟窿，有时老鼠跳进面缸米坛子，它不但饱餐一顿，还在里边又屙又尿，实在可恶之极。米面多时它干完坏事或听到动静就逃之夭夭了。米面少时，它吃饱容易，再逃跑就难了，它跳不了那么高，就会成为瓮中之鳖，然后被处以极刑。老鼠不仅偷吃，而且有时还会咬坏衣服，书本等，还可能传播疾病。

　　自古人们对于老鼠深恶痛绝，所以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口头语，人们想尽办法与之进行斗争。1958年党和政府还开展过以灭鼠为重要内容的除四害运动。人们用各种方法灭鼠，如放老鼠夹子，下老鼠药，养猫等，这些我们都尝试过。

养猫需要喂食等又易生跳骚，双职工家一般养不了。鼠夹能夹到老鼠，但几次以后老鼠就不上当了。不管你把诱饵弄得多香，甚至滴上几滴香油，老鼠都绕着走，就是不去碰。下耗子药，老鼠中毒后到处乱跑，不知死在哪，必须急时清理。一次我家屋内中毒的一只大老鼠钻进衣厨垂死挣扎之际咬坏了衣服，吐了口血死在衣厨内。还有一次一只大老鼠死在了床下，正值夏季，老鼠尸体腐烂，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还长了蛆，又变成黑绿色的大麻苍蝇，个头有蜜蜂大小，嗡嗡的在屋里乱飞，最多时达几十只。连打带轰闹腾了好几天。还有一次一只老鼠掉进面缸里上不来，给了我们活捉老鼠的一个机会。我常用的办法是把洗衣盆里放半盆水再靠近面缸，把面缸向水盆方向倾斜，老鼠向外逃窜，一下子就会掉进水盆中，扑腾着爪子游来游去，院内小孩子们看到很是开心。等它游累了、晕了、不动了，就用夹煤的火夹子把它夹出来，打死扔进垃圾筐。还有一种捕鼠方法是在老鼠光顾的桌子或凳子边沿放一把半悬空的木尺，悬空一头木尺上放上诱饵，诱饵下方地上放上水桶，老鼠去吃食就会掉进水中。

改革开放初期，我家买了台飞跃牌12寸黑白小电视。1980年夏季一天晚上八点多，邻居家四五个人都来我家看电视，刘家大儿子刘益中光脚穿着拖鞋坐在小马扎上，一只老鼠悄悄爬过来，一口咬了他的大脚趾，刘益中“哎哟”一声，眼快手疾，一把揪住了老鼠尾巴，老鼠奋力挣脱，尾断，尾尖落在刘益中手中。

就这样不停的灭鼠，与老鼠斗争多年，直到朝外大街改造291号拆迁，鼠患始终没有灭绝。

291号里院西房4间，住着萧姓一家三口和张姓老两口。里院西边南房80年代末住着孙姓两口子永安里药店工作，带个小孩叫孙巍。

四、大杂院邻里互助

大杂院邻里间也经常互相关照、互相帮忙。后院梁书记的两个上中学的孩子梁保平和梁保江平时就托付给杨家，经常在杨家吃住。过去大杂院家家用蜂窝煤炉子烧开水、做饭、取暖。谁家的火灭了，就到邻居家夹一块烧红的蜂窝煤来，点着自家火炉。那时各家住房都很紧张，谁家来了远道亲戚，需要留宿，邻居知道了，就主动叫那家的孩子挤到自己家来睡一两宿，给客人腾住处。刘家小孩的姑姑患乳腺癌，从保定来北京治病，刘家的两个男孩就到我家和我挤在一张床板上睡。有时我们老家来了亲戚，我也自然到刘家去。每逢谁家办喜事，都像自家办事一样。那时，大杂院住户多，院内非常拥挤，这时大家主动把比较宽敞些的屋子腾出作为接待亲友的客厅，就连餐具也会从各家借来共用，开宴时，屋里屋外都坐满了人，红红火火，热闹非常。半大小子帮邻居家买蜂窝煤，搬运冬储大白菜，大人带邻居家小孩去看病更是很平常的事。 1972——1974年我母亲病重，行动不便，后院杨大妈经常把平板三轮车借给我们用，送母亲去日坛医院看病。大杂院内能照到阳光的地方，都横七竖八地拴着绳子或铁丝，以便各家晾晒衣服、被褥。谁家晾晒了衣物如果赶上下雨，家里没人，也不用担心，街坊邻居会替你收好，会等你回来交给你的。

五、民族团结“三家巷”

我们291号“三家巷”，与后院相距较远，独立一体，更是比较亲近。我们三家三个姓：刘、徐、何；三个民族：汉、满、回。二十多年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平时谁家有点什么岔样好吃的，都分出一些给另两家分享。每年回族把斋节，何叔都把他们家做的回族特色小吃油香、糖卷裹什么的分给我们品尝。三家多年在一起玩耍的有十个孩子，六个男孩，三个女孩。男孩子一起拍三角，养鱼，捞鱼虫。六十年代北京家家都兴养热带鱼。何家用玻璃鱼缸养着有神仙、黑马丽、红箭、蓝箭等热带鱼。我家与刘家养了一些孔雀、红箭、热带鱼，还用瓦盆养了几条龙井鱼。六月我们到护城河捞红色鱼虫，入秋三哥骑自行车带着我，何其智骑自行车带着刘文革，去团结湖、三元桥窑坑，捞青色的鱼虫。女孩子则玩跳皮筋，唱歌，做编织，做游戏。大家还一起玩各种棋类，象棋、跳棋、军棋、飞行棋。三哥1968年去山西插队后，孩子中我成了老大，大家都叫我“四哥”。有一年夏天在我的提议带领下，几个男孩子用砖头瓦片磨制出一副象棋，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打扑克牌，玩争上游或升级。大家还围坐在一起说笑话，猜谜语，唱歌。

何叔、马姨一家人都爱唱歌，我们家主要是我爱唱，刘家的刘大妈、刘建军、刘春梅、刘益民都爱唱。唱的歌曲从文革时期的红歌到样板戏，后来的电影插曲和黄梅戏，文革后的流行歌曲等等，题材广泛，小夹道经常传出歌声。何其智唱的最好，他还是朝阳中学宣传队男生独唱主演，专门到朝阳区工人俱乐部学过声乐五线谱。

　　1983年春天，我们291号“三家巷”，完成了一项大工程。由我提议，得到何刘两家积极响应，把大杂院的自来水管接入“三家巷”，使每家的小厨房内都装上了水龙头，用水就方便多了。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家家塔起抗震棚，各个单位也都发给职工抗震物资，我家有亲戚给的一些四分铁管，两三米长一根。大杂院17户用一个水龙头打水很不方便，我想地震危机过去了，这些铁管不正好做水管使用吗？说干就干，我每天用自行车带两三根铁管到工作单位东坝十六中校办厂用板牙套了扣，何其志找来管钳子和管箍、对丝，接头，弯头、三通、水嘴等配件，刘益中找来十字镐、铁锹等工具。原来都觉得经过了插队锻炼，干这点活没什么，可是干了几天还是累得腰酸腿疼。主要因为小夹道太窄，铁锹、大镐抡不开，加上地下情况复杂，常有些石头城砖什么的大大小小的硬物，影响工程进度。有的铁管质量不好，溢了扣，就要锯掉一节，再重新拿到几十里外的学校去套扣。干活那几天可以说是“三家巷”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挖沟的、递工具的、送水的、做饭的、指点的忙忙活活。那几天“三家巷”一切为了引水工程，我大哥下班也赶来帮忙修下水管道了，最后终于胜利完工。引水工程体现了“三家巷”团结精神和凝聚力。

1988年11月，朝外大街改造拓宽工程启动，当地居民陆续拆迁。1989年春天，291号大杂院何家首先拆迁，离开大杂院，去了十里堡康家沟周转房，三年后正式迁居到柳芳里社区。何叔马姨早已退休，如今已耄耋之年和小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1990年我家和刘家和大杂院其他各家也陆续拆迁，大杂院“三家巷”永远的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291号大杂院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徐恩禄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