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儿碑”考辩

片石斋主

刘艾珍

大同观音堂东碑廊有一块明碑，刋立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是观音堂十五块碑碣中年代最早的一块，碑文撰写者是明万历朝三晋提学、钦命分巡冀北监视宣府大同武闱的主官陈所学（1559～1641年）【注1】，而碑文内容又直接关乎观音堂的来龙去脉，故，一直为观音堂研究者所高度关注（习惯称其为“万历三十五年碑”）。2022年春，观音堂调查小组进入该寺后，我参与碑石的识读工作。在详细“抠索”万历三十五年碑时，发现其碑阴也刻有大量文字，但似与碑阳文字无涉。这些刻字不仅漶损严重，而且因明显的多次的插空叠加凿刻，造成格式参差混乱，内容杂驳无序……很难卒读。但，却从右竖第一行，便可清晰看到“明正统十四年（1449）”的纪年，这明显要比本碑阳面碑文早158年，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拍照后带回家作详细研究。

经过从碑石到照片，再到拓印，多次的反复折腾，我终把万历三十五年碑阴一团乱麻似的文字理出了头绪。发现这竟然雪藏着一批完全出乎意料的珍贵信息：（一）它揭示了明朝前期大同观音堂与大明朝廷一段鲜未人知的历史；（二）这段历史背后隐藏着的明代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英、代政争”对于僧俗两界社会底层的深刻影响；（三）受其影响，大同观音堂寺建出现的“不解之惑”；（四）明代观音堂之法脉、规模，及其它信息。

（一）

万历三十五年碑阴首行署“正统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碑），禅宗贾菩萨壹派重修， 比丘惠安立 ，上华严寺住持惟本、云中信士张承德盥手并书”。碑刻正文：

“礼部为请寺额事于内府抄出，守备大同长随奉御马儿题：有大同府城西原有古观音堂一处，每年军民人等祈雨灵感。臣见得本堂年久损坏，舍己资财，雇觅人工，修理完备。缘本堂未有额名，见有僧人昌海在堂领众焚修。如蒙准题，伏望圣恩怜悯，请给寺额，就令僧人昌海住持本寺，朝夕领众焚修永为祝。圣庇民道场以图补报，便宜具本，差弟马原齎捧具题。”

“正统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准他与做观音寺，礼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拟合通行。除外，合行劄仰。本僧钦遵前去本寺住持，恪守清规，领众焚修。施行须至劄付者。”

这篇碑文记述的是大同观音堂得遇一位明朝大内显宦，布施、修缮，并为该堂补请寺额任命住持而向皇上请旨，得到恩准，又由礼部传达执行的全过程。这一事件本身以及事件所牵动的人物对于观音堂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事件本身可谓“皇恩浩荡”，而当事人“马儿”也是明朝中手眼通天的人物（此碑因此被我们简称为“马儿碑”）。马儿是明朝有名的宦官，名刘永诚。刘永诚（1391－1472年），直隶大名府清丰县（今河南省清丰县）留宁里人。他是明朝初年的宦官名将，曾为成祖朱棣的亲兵，赐名“马儿”。他活了八十二岁，历仕六帝，身经七朝，恩宠不衰长达七十余年。《明史·宦官传》载：“刘永诚，永乐时，尝为偏将，累从北征。宣德、正统中，再击兀良哈。后监镇甘、凉，战沙漠，有功。景泰末，掌团营。英宗复辟，勒兵从，官其嗣子聚。成化中，永诚始卒。”就太监而言，执掌兵权且留下好名声的，他与前辈郑和齐名。明朝的太监无人不知郑三宝、刘马儿大名，且视为榜样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刘永诚小名马儿，至今（万历）京师人，犹以此称之。”关于宦官刘永诚在大同捐资修建观音堂，以及具札奏请寺额，获明英宗恩准，敕礼部准行，等等事项，在大同的明代《大同府志》（明张钦撰）中并无记载。为求确实，我查阅了《明史》，《明史》卷304《宦官一》载，明英宗时，马儿出征兀良哈，“三卫从是寝衰”，后奉命监镇甘凉，屡有战功。“土木堡之变”时他正在西陲，未能来得及救驾。“土本堡之变”发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中秋节，三月二十五日他正在去往甘凉的路上，以“守备大同”之职，视察云中军事防务。观音堂事为其见闻，向英宗皇帝具告，请令僧人昌海为大同观音堂主持。在时间、空间、以及任职上都是吻合的。另外，刘永诚信仰佛教，在西北任职期间，曾出资修缮佛寺、开凿石窟。据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记载，他对广善寺（即今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进行了扩建和修缮，并在大佛洞护楼第二层西侧铸造铁钟一口。其在大同捐资修缮大同观音堂，仅是他崇佛行为之又一例。【注2】

“马儿碑”的现身，揭开了大同观音堂一段尘封的历史。这段与皇家结缘的历史对于观音堂中后期发展的意义自不待言。然而，烟尘散过，古寺面貌尤清，这也是观音堂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

（二）

“马儿碑”的现身，让人们对明正德张钦《大同府志》关于观音堂的记述，立马感觉到了深刻的“困惑”。“张钦府志”记观音堂一共才27个字：“观音堂在府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间修。相（像）有飞来佛，国朝宣德三年修”。【注3】其中所言观音堂“国朝宣德三年修”，当指公历1428年的一次维修，距该志撰成时间（1515年），为84年；而“马儿碑”上称，宦官刘永诚修观音堂的时间是1449年，距张钦撰成《大同府志》时为66年。二者前后仅差18年。这样问题就来了：同一座寺庙之修葺，张钦为什么要舍其近而记其远呢？更何况，最邻近的这次大修，还背负着浩荡的皇恩，加持着礼部的督办，并有当红太监的捐资和具题。这完全不符合常理——于公于私，都是不该忽略的事儿呀！我考，修志人张钦是明朝政声政绩俱佳的官员。他是正德进士，曾在任御史时，因在居庸关持剑阻拦朱厚照化妆出关而名噪当时，他官大同时的职衔是“奉使为钦官代藩坐镇大同府”，这是一个兼管代王藩务及大同军政的钦差大臣。所撰《大同府志》，名列《四库全书提要》。《中国地方志词典》【注4】称其“资料搜罗极为宏富，考证也较精确，体例亦尚周备，甚合方志之体，不愧名著”。然而，这样正直的作者，这样有誉称的志书，其在观音堂的记载上出现上述的“怪相”，着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无独有偶，其实万历三十五年陈所学碑（即“马儿碑”的正面）也因“马儿”的出现成了一座“奇碑”。上文已提到，陈所学和张钦一样，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官员，还是著名的文学家，算是明末阁僚中的皎皎者。他在书写此碑之后不久，便由山西学政、监视宣大武闱，晋为山西右布政史、山西巡抚，后回京先后任工部尚书、戶部尚书。他的清廉和正直让万历时奸宦魏忠贤都非常忌惮。【注5】陈所学所撰的观音堂碑文，既非为佛作福田的功德颂文，也不是士官文人的凭古述怀之作。按他本人在文中的自叙，这篇碑文是他应大同代王府龙子龙孙们的多次敦请，为观音堂的来龙去脉，所作的“记事本末之碑”。（【注6】，碑文云：“众王孙来求为记述始末，垂示永永，业已心许……”）但是，通篇碑文看下来，陈公除了讲述一通民间盛传的观音菩萨降妖治水故事和大颂观音之圣德之外，却极少涉及该堂真正的“人事”与“始末”。更让人费解的是，他为什么要把这篇碑文刻在一座记载“马儿”修庙、具题、请奏……的旧碑石的另一面呢？他虽然是明末“清流”，但以他的地位和名声，还远不至于“清”到办朱家的差还要用一块别人用过的旧石头来“对付”地步吧（“马儿碑”刋刻时间推论见下文）！

对于上述一志一碑上出现的“困惑”，但凡有中国古代史常识的学者，只要看到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这个时间节点，他们就会明白其中的缘故了。

这一年三月，马儿太监为观音堂寺额事具劄向明英宗朱祁镇呈奏，并得到恩准，礼部从内府抄出圣谕，开始施行。但到了八月，明朝廷就遭遇了天塌般的祸事。英宗朱祁镇受宦官王振蛊惑，御驾亲征由大同犯边的蒙古瓦剌部也先军，结果不战而败，在回京路上，被瓦剌军追击包围在京西士木堡。50万大军（号称）覆灭，一干随征朝廷重臣被杀，朱祁镇则成了俘虏（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这便是大明立国80年后天大的国耻——“土木之变”。万幸的是，北京城中有于谦一班栋梁之臣作中流砥柱，迅速做出反应，他们说服孝恭皇太后，另立朱祁镇弟郕王朱祁钰为新君，改年号为景泰，是为代宗。后，于谦等成功组织了“北京保卫战”，也先方挟持英宗北窜。次年，由于被俘的朱祁镇逐渐失去了对于明廷的胁迫价值，而被也先放回，但“英、代之争”则使大明中枢充滿杀机，变得危机四伏。七年后，即景泰八年（1457），由大臣徐有贞、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等（“马儿”太监实际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等密谋，发动“夺门之变”【注7】，英宗朱祁镇复辟成功。不久，明代宗朱祁钰病死。从1449年八月“土木之变”，到1457年正月“夺门之变”前后，这是明王朝前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时段。突如其来的国难加持着应运而起的惨酷宫斗与政争，使得大明朝堂的政治生态，脱离了正常轨道，尤其是涉及到英宗朱祁镇和代宗朱祁钰的事件和话题，变得异常敏感——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是：因对军事“丑闻”和政斗“秘闻”的讳莫如深，而转成“历史失语”。

张钦撰《大同府志》时，距“马儿”太监为观音堂向英宗请“寺额”获恩准，并出资大修该寺，仅66年；但他对这样的“大事件”未作任何记载，而是记了另一桩距他修志84年的“宣德三年修”葺之事。这种“隐近记远”之怪象，恰恰就是皇权之下“历史失语”的典型写照。至于一百多年后的陈所学，他受命专为朱家皇族书写观音堂的来龙去脉，但他却对该寺皇家史迹只字不题，而是在一通大写观音圣迹的“云遮雾障”之后，则把“新文”刻在一块具述“马儿”事件的旧碑之上。这在今人看来，也大约是一种既要有“欲盖弥彰”的效果，又要做到“自求免责”的手段罢了。说明古代所谓“清流直臣”云云，也不过如此而已！

大同府是明朝的九边之首，是代王之藩镇，更是明英宗御驾亲征陷敌的肇始之地，故，出现这种莫名其妙明代史迹者，也不止观音堂这一处。大同的左邻扼守外长城“杀虎口”的朔州市右玉县，右卫老城中有一处古佛寺，名宝宁寺，素以藏明早期宫廷所绘《敕赐镇边水陆画》一堂（连同装裱题记共139幅现藏山西省博物院）而闻名。据该县老一代文物工作者考证，宝宁寺建于“（明）天顺四年（1460）”（见原右玉县委书记姚焕斗编著的《朔州名胜志.大明古刹宝宁寺》）【注8】现仅存大雄宝殿和过殿，殿内佛像、供设等，早已荡然无存。以现有的证据，基本可以肯定这座佛寺在明英宗复辟后第二个任期中建成，并被敕赐“镇边水陆”的。非常有意思的是，我2024年去该寺考察时，始知这座宝宁寺中也曾有一通非常奇特的碑（现已移到县博物馆保存）。此碑立于明成化十年（1474）秋。撰碑者是明文职散官衔（承事郎）大同府通判淮南人曹某（碑文漶损不识）。碑文云：“大同西路右卫城宝宁寺于景泰乙亥请敕，天顺庚辰盖造。碑文既镌，但未果立。成化甲午秋，予固提督边储来城邸，于寺见碑仆地，询诸住持僧。清晓云：‘是碑唐敕□十五载矣，恒欲立之，微倡帅者。’予恐湮其前绩，俾本僧绘图誊文，道其始末。禀诸予：钦差分守大同西路御马监太监常正、钦差游击将军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缑谦、钦差分守大同西路右参将都指挥使李镐。□曰是亦胜□□宜□□遂命筑址此于正前，命石工修琢□ □□□□高□合，择吉建立，以垂不朽。子故庸书，以此记岁月云。旹，大明成化十年秋月吉旦，承事郎大同府通判淮南曹□书。”碑文中有不少漶漫不清处，有碍于理解立碑的初衷及忌讳，但对于本寺的初建始末交待的一清二楚：首先，该寺是明景泰乙亥年（即代宗朱祁钰景泰六年，1455年）“请敕”，获准后兴建的。明天顺庚辰年（即英宗复辟后天顺四年，1460年）竣工的。其次，该寺建成后，原本依例勒石刻碑的，但不知何故，致刻就的碑仆地十五年而未立。其三，曹某于成化十年（1474）立此碑的出发点是“恐湮前绩”之举，而且此举是经过三位钦差大臣同意，形成守契后而为之，故非个人行为。这三点足可证实，言“宝宁寺为皇家敕建”并非虚妄之谈，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另外在建过程中，也确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需要做臣子的加心在意的注意避讳，而不要引火烧身。

我认为右玉宝宁寺曹通判碑与大同观音堂陈所学碑及其所承载的明代历史负荷，完全可以成为一对“互证”。一个是复录了“仆地十五年旧碑”的诉说，一个是复活了一段行将死去的历史真实，这二者在手法上虽不能称异曲同工之妙，但其所忌所讳者，则都是朱祁镇因“土木之变”，所患的那块辱国辱身的大“心病”。

（三）

我刻意于解析“马儿碑”背后向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以及故事中包涵的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目的是要通过间接的手段，弄明白明朝前期观音堂的发展情况，特别是那些没有直接考古和文献证据寺观的建设情况。

2022年我亲身参加了观音堂所有碑碣的识读和文字整理工作。观音堂现存碑石共15块，文字记载覆盖了堂内现存绝大部分建筑：山门、主殿、后窑殿、窑殿二楼、东西配殿、钟鼓楼、乐楼、两侧碑廊等，均为清代建筑，而且都可有据确立其建成时间和功德主。【注9】但惟有寺山门外的三龙双面琉璃照壁，以及紧靠龙壁骑跨在大同通往云冈石窟和关外“西口”大道上的洞券（上建乐楼）等一组宏大基础性建筑，无法确定其具体建设时间。

关于大同观音堂前三龙壁的建筑年代，大同当地学者多有研究。由于没有直接的碑石和文献记载，多数研究者仅是通过对于壁建的造型、艺术风格，琉璃烧制特征等等，特别是和大同代王府前已有准确记年的“九龙照壁”（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造）作比对，基本认定这座龙壁是明前期、后于代王府九龙壁时期的作品。关于跨出西口大道的洞券和观音堂山门后的高台寺基也应是同一时期完成的基础建设。在这次观音堂调查中，云冈石窟博士研究生吴娇，又专门以观音堂三龙壁为课题，再次与大同明代王府九龙照壁及大同明兴国寺五龙照壁，按壁顶、壁身、壁座三个部位多个选项进行了全面仔细的比对。吴娇的结论认为：观音堂三龙壁的整体表现更接近九龙壁，虽然观音堂三龙壁的建筑体量与代王府九龙壁有很大差距，但艺术风格的相似性，从侧面体现出两壁可能出自同一匠人集团，符合琉璃匠人子承父业，世代相传，以及常就地捏制，就近烧造等特点。总之，从表现手法上可以看到三龙壁与九龙壁的关联性，说明观音堂三龙壁的建造时间应在明代前期。【注10】

对于吴娇的课题而言，我觉得这篇隐身于万历三十五年碑之后文字（“马儿碑”），来的太是时候了！围绕三龙碑困惑人们多年的一些问题，终于可以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了。首先，与“龙璧”相关涉的帝王、皇族、国家等文化符号具备了。客观上讲，明张钦的正德《大同府志》上原有“宣德三年（1428）修”的记载，也可以和龙壁建筑考证的“明前期特征”形成时间上的对应关系，但是，龙壁毕竟是龙壁！“在山门前修建一座龙壁”，这并不是一般寺庙常规维修所“应有”或“能有”的现象。因此，无论谁都觉得：若说观音堂三龙壁是“明宣德三年修时补建”，并不靠谱！“寻找这座龙壁“与“龙文化”的内在关系，其实是观音堂明代建筑断代问题中的根本症结。“马儿”碑的现身，让这个问题得以破解。其次，“马儿事件”对于正统十四年（1449）的观音堂乃至大同府而言，都是一个重大事件，所谓“皇恩浩荡”，它不仅仅只关涉观音堂的修建事宜，还有具奏请给“寺额”、“皇帝恩准”、“礼部施行”、“地方对应”等等，涉及“程序”和“礼节”的事项，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到观音堂的历史进程，成为观音堂研究的新焦点。综合比较正德《大同府志》所载“宣德三年（1428）”和马儿碑所载“正统十四年（1449）”，这两次观音堂的修建事宜，在没有其它选项的前提下，我认为正统十四年这一次修建，更具备建造“三龙照壁”一类皇恩工程，包括跨出西口大道洞券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条件。

马儿在呈奏英宗皇帝的《题奏》中说：“臣见得本堂年久损坏，舍己资财，雇觅人工，修理完备……”从时间上看，观音堂这两次修葺，相隔仅仅21年。21年即“年久损坏”，其间并未发生地震、火灾以及战乱等天灾人祸，这本身就说明宣德三年的工程，只是一次常规的维护修葺，与“龙壁、洞券、高台”，显然不夠“配伍”。奏报中还提到，马儿自己捐资修寺的工程，在他具题上奏时已经完工了，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三龙壁等世面上的大型项目，应是在英宗皇帝恩准马儿奏报，礼部“钦遵抄出到部，拟合通行”后，由地方兴建的谢恩工程。当然，这也仅仅是个“推测”，并无实证。所不同的是构成推论的条件链条更加完整，更符合逻辑而已。

另外，从时间上作推演，正统十四年初，明朝野即开始流传蒙古瓦剌部也先正集结兵马，准备进犯的消息。明兵部亦未雨绸缪，派员赴大同、宣府以及甘宁，督查军备，以防不虞。马儿到大同镇巡察，得遇观音堂事，具题上奏为三月时，事与时是对应得上的。此后马儿便继续西行，往延绥、甘宁履行他的军务去了。“马儿碑”上，两度出现的“纪年”，即：“正统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按碑文中“正统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准他与做观音寺，礼部知道，钦此。”文义分析，这个“纪年”应是英宗朱祁镇对刘永诚“具题”奏报的批复（“准他（昌海）做观音寺礼部知道钦此”12字是朱祁镇的原话）。有了这样一条圣旨，大同府、宣大山西三镇总督衙门，包括代王藩镇，还不得紧急地行动起来——工程、庆典、宗教仪式，等等。所以我认为，在没有获得更加具体的时间概念之前，明正统十四年（1449）三月二五日，可以暂作为大同观音堂三龙壁建设的起始时间。

根据明史的记载，正统十四年的整个夏季，大明朝廷都在议论如何抵御瓦剌进犯这个话题。仁宣以来，北疆相对宁静多年，也先与朝迋反目，狺狺之言，大明不堪其扰。到了七月，瓦剌大军南下攻掠明朝边境，也先亲率蒙古骑兵由大同阳和溃边，大同告急。明英宗朱祁镇好大喜功，在宦官王振的鼓惑之下御驾亲征。八月，朱祁镇驾临大同，但未战而退，在土木堡陷入也先的包围圈。明朝军队全军覆灭，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时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不久，北京金銮殿易主，新皇即位……【注11】

大同观音堂的工程如何呢？不知道！只知道在历史的烟尘中多了这座“不知来历”的三龙壁……

（四）

“马儿碑”是一块内容庞杂的石质文物。除了揭示马儿刘永诚的捐资故事，以及经马儿之手，把观音堂和大明第六任皇帝朱祁镇联系起来的记事之外，上面还有明代中晚期僧俗两界多伙人群、多个事项的记载，其中以元明清三朝禅宗贾菩萨一派的派辈歌诀和明中期观音堂座落四至记录尤为重要，是迄今以前所未见之研究观音堂的第一手实证资料。

关于禅宗贾菩萨一派的派辈歌诀及其它。

马儿碑”的碑面，简直就像是一座迷宫。如：第一行是纪年：“正统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在上文已证，这是明英宗朱祁镇敕赐给予观音堂“寺额”的时间。但在纪年之下的立碑者名，却并非“马儿事件”中最大的受惠者“昌海”和尚。而赫然刻着是：“禅宗贾菩萨壹派重修比丘惠安立 ”十四个字。这是明确召告世人，大同地方观音堂之法脉属于“禅宗贾菩萨派”，而立此碑者是“比丘惠安”。此中又有什么因缘呢？这个贾菩萨，以及比丘惠安与昌海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禅宗贾菩萨，《补续高僧传》有载。称，他是金末元初（1194—1243）活跃在河北一带的著名佛教高僧。俗姓贾，名广恩，字万安，《补续高僧传》称“广恩和尚”，言其“曾营建净土寺”并“以庐山远公定式作白莲法会”；后法脉归于禅宗曹洞一支，称“万安禅师”。元初，万安禅师因在河北邢州（今邢台市）开元寺发愿重修毁于金元战火中的十三层圆照塔（始建于北宋，为中国历史上最高木塔），供奉观音菩萨。获僧俗两界的广泛赞誉，信徒如云。因而得元世祖忽必烈的高度重视。万安圆寂后，忽必烈赐号“弘慈溥化大士”。赠“护国兴理大师贾法宗大菩萨”，圆照塔赐名“普门之塔”。贾菩萨即由此而来。【注12】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贾菩萨法系的“派辈”歌诀就隐藏在“马儿碑”文众多杂驳的僧俗人名之中，共32个字：“广重妙普，洪胜熙昌；济祖续宗，惠镇惟方；圆明净治，德行福祥；澄清觉海，了悟真常。”

我们细查在观音堂明清碑石中留名的僧人，确有不少是这条法脉中人。从元前祖师广恩（1243年圆寂）始，到获明英宗敕赐寺额的昌海（1449），为第八代（“昌”字辈），延206年；从昌海师，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观音堂住持镇花（第14代“镇”字辈）修前后殿（正统十四年碑载），复延166年；从镇花师，再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住持僧德义（第21代“德”字辈）尊其师智（治）聪（第20代“治”字辈）命，再次全面修缮殿堂，则又延169年。大约在清道光年间，观音堂始有别派僧人入住，但贾菩萨派第27代的觉字辈僧人仍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碑和宣统三年（1911）碑上，留下他们的法号（觉如、觉中、觉佑）。贾菩萨广恩这一法脉，前206年，因文献或缺，我们已难知其详，而后462年，直至民国，则是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着实令人唏嘘！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立碑者“比丘惠安”，也在这个派辈之中，为贾菩萨祖师的第十三代衣钵传人。通过用平均“辈阶”（24一27年一辈）推算，惠安师生活的年代应在明万历年间。他刻立此碑（马儿碑）的时间大约在万历十八年（1590）前后。比明英宗敕赐昌海为观音堂住持时（1449），大约晚140年左右，而比陈所学先生万历三十五年（1607）应代王府王孙之请勒石记述观音堂来历时，大约早了不到20年。孤碑十数载，恍若过白驹，时事相吻合，卯窍恰俨然。我想陈所学著文之时，必是亲眼见过此碑的，他曾自言“不时从二三君子瞻谒其下”，【注13】但，作为官场中人他心存忌讳，不便明言，便反转来了个旧碑新刋，留下沉迷密码，让后人去猜吧！

关于观音堂寺院之“四至”及其它。

“马儿碑”的左半侧，还刻有大量的功德、或非功德性善人花名，共12方面数十人众：1）山西行都司军政管屯都指挥本府应州人田中硕分巡门下听用官。2）北西路参将孙维、钦依大同右卫装备张应乾、毛国相 、李凤、张进、王臣、张天禄等。3）大同镇川守备□小□、常宁、崔承召、沈思枢等。4）北东路参将钱禄。5）北西路云冈堡操守□。6）陕西西安府都司刘喜高。7）北西路破虏堡操守王思孟、徐承□、邢万化等。8）北东路□□镇边守备江庆等。9）乃河堡操守杨君荣等。10）保安堡操守杨一恒 。11）戶部门下官舍门下軍□周宪等。12）钦差管宣大山西军门中军事副总兵都指挥吴重阳。13）大同府知府高第。14）长史司右长史董伉。15）大同县知县孙礼元。16）山海关统兵守备乔养贤。粗查这些花名中的人物，如高第，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外放大同知府。如田中硕，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为钦定守备大同灭胡堡地方都指挥）。这二位都是陈所学同时期在大同任职的官员。又如，乃河堡操守杨君荣等人还在名后刻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日秋季造”。说明这些带署名的文字，都是在陈所学立碑时刻上，或后来补刻上去的，成为上文时间推演的佐证。而大量的非功德性人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一时间也都到这块十多年前的旧碑上来“凑热闹”，这倒是陈所学设置迷底昭然若揭了。这一奇观，更能形象说明“马儿碑”当时已经形成了重要的史学价值：当事的人们似乎都想证实，这里确确实实是个皇恩浩荡的地方。

在“马儿碑”的左末（下角处），刻下观音堂的四至：“东至蛤蟆石湾，东北至雷公山阳和坡山，北至黄草梁，西北至竹林寺，西至□峪沟，南至水门顶山坡，东南至王家园周围”。承接上文论及的时间概念，这个“四至”，所反映的应该是观音堂从明万历十八年（1590）前后，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或更后一些，所占山川土地的真实范围。“四至”标出的七个方位地名，其中一个，即“西至□峪沟”，字迹被凿毁，无法辨认和确定（我们也走访过多位当地的居民和在那里工作过的乡镇及市区领导干部），其余六处都真实可寻，确切无误。计算一下：从东界的“哈蟆石湾”到西北界的“竹林寺”，大约为5公里，从东北界的“阳和坡”到东南界的“王家园”，大约10公里，这可是一个方圆50平方公里大山场啊！如果没有皇帝的敕赐，哪家寺庙能有如此大的排场呢？！

（2025、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