覌“印”解“字”（七下）

兰雪斋后人

二、国师颁发的“顺州僧政司印”

下面介绍三方“顺州僧政司印”，第一方是《瑞宇轩藏印》一书介绍“顺州僧正司印”： 下面是这方印章和金代“景州僧政司印”的拓片的比较图：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发现一个是“僧正司”，一个是“僧政司”，而根据“说文解字”： “正”和“政”属于“通假字”，古时可以通用。而文献考证，“僧正司”应该为正规名称。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有三个：
（1） 国师“那摩”是谁?
（2） “丙辰年”又是哪一年？
（3） 为什么用“僧政司”，而不用“僧正司”？
蒙古族信奉佛教，早在蒙古帝国时期，设置了第一个僧司机构“佛教总统所”，当时入华的克什米尔僧人“那摩”担任“佛教总统”，而“那摩”被称为“国师”。
根据现存资料记载：
“宪宗元年(1251年)冬，蒙哥尊那摩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三年（既癸丑年）春奉诏南下传法布教。首驻锡于燕。”，其住锡的寺院为为“燕京延洪寺”。在燕京，那摩对一处处残破的佛教建筑进行维修，皆致完备，“大惬都民之望。”
“越明年（既宪宗四年、丙辰年），亲临赵国，敬礼龙兴寺大悲观音圣像。”此处“赵国”，即指真定(今河北正定)，此年，那摩亦于此时受命为“释教大总统”，那摩在华的宗教活动大部分在此寺开展。
而“顺州僧政司印”的“丙辰年八月”、“国师那摩發”这些文字绝非偶然，这是因为有“国师”头衔的“那摩”，受命为“释教大总统”，有了统领蒙古帝国佛教的权利！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收藏有一方木质“大朝国师印”（出自西藏玺印一书）：
此印为汉文官印，正确读法为“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大朝”为蒙古汗国的“国号”，而这方“大朝国师印”的主人，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密宗高僧“那摩”。
“那摩”在宪宗元年（辛未年）被封为“国师”，四年（丙辰年）受命为“释教大总统”。
而这方“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就是“释教大总统”的玺印，就是“佛教总体所”的官印。
宪宗四年（丙辰年），国师“那摩”颁发“顺州僧政司印”与“大朝国师印”就是历史时空上的对应！
可以认为“顺州僧政司印”是“那摩”行使佛教管理权力的象征！
目前所知“顺州僧政司印”存世三方，第二方是网络平台上出售的“顺州僧政司印”，售价近二十万：
此印，应该是熟坑，没有年款，印背刻有“顺州僧正司印”和“国师那摩发”等字，边长约78毫米，此印远大于建宇先生的藏品。

值得注意的印文为“顺州僧政司印”，却标明为“顺州僧正司印”。
笔者也收藏一方“顺州僧正司印”：

笔者这方藏品，为“朱文大印”，边缘近9毫米，印文为手工錾刻，字口不算深竣。印地修整非常干净，这就保证用印是“清晰干净”，此方官印是生坑之物，印面绿锈下漏出朱红色，疑似当年用印使用印尼的遗留物，某些锈层脱落之初，漏出“金红色”，或为鎏金，也可能是“金铜合金”的本色，印背、尤其印柄身为光滑，因为经常使用所致！
此印为干坑出土之物，下面是根据最初照片合成示意图：
埋藏千年，锈层裹挟着泥沙，而印柄由于经常使用，如同“抛光”，有点“百病不侵”的样子！
下面是这三方“僧政司印”的印文比较图：
仔细观察，三方印章印文各有千秋，左者，印文平直纤细、中者，印文略显圆滑，右者印文笔画圆润，有大篆之风，值得一提是，三方印章，其“政”字写法各异。
为什么，金代的“僧正司”在蒙元时期变为“僧政司”，尚未有明确的文献说明，笔者认为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应该标志蒙元时代佛教管理系统建立，持有这种“顺州僧政司”的人，类似“钦差大臣”，代替那摩去各地，行使佛教管理的权利，而且有“问政”的意味。
作为比较，下面是三方辽金时代的官印，它们分别为辽代和金代。“平章政事之印”、东夏国的“军政之印”（第一方自藏，其余两方出自《金代官印》一书）：
它们是仅存的三种带“政”字的辽金元叠篆官印。可以看到两方“平章印”的“政”字写法基本相同，而细节仍然有所区别。“军政之印”的“政”字则是另一种写法。
下面是两方“僧正（政）司”的“正”字和“政”字与电脑九叠篆字库中的“僧正”二字的比较：
这两个字与电脑字写法是截然不同。
通过这些官印中“正”和“政”的叠篆写法，我们了解到古代的同一文字的“叠篆”体，并没有同一的写法。
而现在的“电脑九叠篆字库”的各种“九叠篆字”，是根据历史上的各种“叠篆”文字，利用现在软件技术，再创造的！
仅从中国文字，特别是是篆书体文字来看，电脑字库中篆书体文字写法单一，僵化、似乎缺少“灵气”，而书法家的文字，特别是玺印中“叠篆体”的文字，常有一种“即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梦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