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轨迹

米山

读史明智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轨迹

作者：米山

近代中国是处于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先进的中国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共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历经艰险，上下求索，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走了极其曲折的道路，前后经过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简单摸仿西方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学习西方造船生产的技艺，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

第二阶段，太平天国政权搬用从西方来的“上帝”，企图在不触动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用经过改造的渗透了儒家思想和农民平等要求的基督教教义，在人间开创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天国”。但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却蕴含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愿望。

第三阶段，要求发展工业，开矿筑路，振兴商务，学习西方的应用技术，幻想实现“西学为体，中学为本”的愿望。

第四阶段，由于在经济变革中遭到了各种挫折，遇到了种种障碍，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在物质技术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从而产生了变革政冶制度的要求。资产阶级改良派由此开始向西方学来了“进化论”和“民权学说”，企图“西学救国”，按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变法图强，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

第五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了民主主义旗帜，进一步鼓吹来自西方的“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企图以美、法资产阶级革命为榜样，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而浴血奋战。经过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创建了民国。

第六阶段，民国虽然建立了，但是有名无实。环境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认为，单纯从形式上摸仿欧洲的民主政治制度还不够，于是举起了“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企图通过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来反对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礼教，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来唤起多数国民伦理的觉悟，改造民性，以建立真正的共和立宪政府。

从中国近代史来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文化变迁的一般轨迹相符的，它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师夷长”和洋务运动；制度层次“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文化层次“新文化运动”。第一层次为浅层次，变迁较为容易。第二层次是一个中间层次，相对来说其变迁较为困难。第三层次是精神层次，无形层次，深层次，这个更新观念的层次最艰难。陈独秀所说的“学术觉悟、政治觉悟、理论觉悟，”也正是指这三个层次。前者指提倡向西方学习制械练兵之术，中间者指政冶观念，即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的激烈争论，后者则指批判纲常礼教，倡导“个性解放。”而梁启超对这三个层次划分的表述则是“无从器物上感觉出，再从制度上感觉出，再从文化上感觉出。”上述这些总结，概括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不断由浅入深的艰难历程。而社会实践的检验帮助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们逐渐达到这样一个思想境界，必须从提高民族素质上进行思想文化层次的思考，来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习西方与救亡图存是紧密联系的。西方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受尽屈辱，而要救亡图存又不“师夷长技”，向列强学习。封建主义统冶使中国气息奄奄，但要推翻君主专制，却又不能不举起西方“民主”、“自由”的旗帜。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虽曾和殖民主义的血与火同时输入，但在客观上却又加速了中国旧文化的解体，给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立，注入了新鲜血液。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勇敢追求，志士仁人拯救中华的浴血奋斗，是中国人民迈向胜利的历史阶梯，他们对各种思想理论的探求，对各种政冶方案的实践和实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没有走通，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开始面向世界，注意研究现实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的洪仁轩《资政新篇》提出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

　　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来维护清朝的统治，幻想实现“西学为体，中学为本”的愿望。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实行变法，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民主主义旗帜，以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为榜样，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为之浴血奋战，经过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创建了中华民国，颁布了反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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