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母亲走过的最后日子》

雨擎

陪母亲走过的最后日子

雨擎

母亲永远地走了，2024年10月10日是我不敢触碰的日子。尽管时间一天天流逝，身边的人不断劝慰，但失去母亲的痛楚就像一堵厚重的墙，横亘在心里，无法逾越。还有那深深的愧疚、懊悔和无法弥补的遗憾，更是如影随形般折磨着我。晚上睡不着觉，就开始回忆曾经对母亲的忽视，或者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感谢和爱意。更后悔曾经的抱怨、曾经的离开，懊悔没能在母亲还在时更加关心她、服侍她。这些无法改变的过去，带给我深深的自责。

最初的日子，我想找到一种与现实和解的方法，就试着用文字与母亲对话。可是，每一次坐在电脑前，每一次的回忆，仿佛都有一把锋利的刀，狠狠地割开那些温暖的记忆，痛得难以呼吸。只能暂时搁笔，万余字的文章用了整整一百多天……

　　母亲于8月18日因咳喘住院，病因就是在楼下与几位老者打扑克时，被传染了感冒病菌。那时我在国外儿子家看孙女，唯一的联系方式微信，母亲不会接。我每次与弟弟妹妹通话，他们怕我着急上火，母亲住院的事一直瞒着我。直到9月下旬，弟弟才小心翼翼地告诉我，母亲在一个月时间里入院三次，抢救两次，情况不太乐观，说若能提前回国就回吧。

放下电话，我便告诉儿子，改签最近日子的机票，马上回国。

谁知，就在我等待回国的时候，母亲又添新病：胃疼、肚子疼，且不能进食。曾经，母亲病愈出院后，也有过胃不适的情况，但过几天就好了。这次却伴有呕吐，我们都格外担心起来。

9月30日凌晨，儿子开车，我们向机场驶去。一路上，我沉默不语，儿子打破沉寂说：我姥已经闯过两关了，保证没事，妈你别担心。我听得出来，儿子的声音有些哽咽。在等待回国的这三天里，他每次下班都去药店，买了多种与姥姥病情有关的药品，去超市买做鸡蛋羹的调料、姥姥爱吃的鱼籽、“白色恋人”点心等。儿子不止一次含着眼泪说：我姥可千万别有事，明年五一我要带妞妞回去，让我姥看看她的重外孙女。我含着眼泪说：你姥一定会没事的。

在安检口与儿子分别时，我始终没有回头，这时已泪洒衣襟……

　　当天傍晚，我从桃仙机场直奔母亲住处。弟弟妹妹及家人都在客厅，妹妹说母亲胃疼得厉害，吃了止疼药刚躺下。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凝重、无助的表情。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只能求助医生。可是，抚顺的“名院”几乎都住了，母亲的病情却每况愈下，大家一致主张去省城。然而，第二天就是“十一”长假，冒蒙去了肯定吃闭门羹，给两个间接认识的大夫打电话咨询，都给出同一个答案：一个是在网上挂号，再一个是挂急诊。妹妹的女儿上网查了一番，医大一院干脆没号可挂，二院倒是有。可我们都比较倾向一院，那就决定去看急诊。

也许母亲听到了客厅里的声音，只见她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我迎了过去拉住母亲的双手，老人家的手热乎乎的，但明显是瘦了很多。看到我，母亲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容，看得出来，这笑容里掩饰着极大的痛苦。我强忍着泪水对母亲说：妈，我们明天去沈阳医大，那里的大夫医术高明，保证能治好你的病。母亲却说：这次的病跟以前不一样。听母亲这样说，我们一起发声，不让母亲再往下说。母亲说：你们不让我说，其实我心里有约摸。我们还是阻止母亲不让她说下去，母亲急了：干啥不让我说？不知道说破无毒吗？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母亲继续说：你妈我都89了，不怕死。但是谁又不想活呢？我也想啊！所以，你们说去医大，我同意。治病的钱我也有，治好了，多活些日子，治不好，你们也没遗憾。

当晚，我住在母亲家。半夜母亲胃痛不止，哭喊说：这么疼，干脆死了算了。我给母亲服了止疼药，半小时后，母亲总算安静下来。

　　第二天10月1日，小弟开车，我和妹妹陪着母亲驶向沈阳。在省城著名医院的急诊大厅里，那种嘈杂、人满为患的情形，不仅令人窒息而且不忍直视。大厅里的病床一个挨一个，就连走廊、墙根儿、拐角，全是病患。大夫看诊处也在大厅里，与患者只有一块若大的透明玻璃相隔，可谓是坐堂看诊。母亲挂的是胃肠科，坐堂大夫有两名，他们各自有一名助理医生。母亲坐在轮椅上，戴着防护口罩，我们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我数了数，前面大概有30几位患者。我回头看看母亲，她安静得像个听话的孩子。我问她胃还疼吗？她摇摇头，停了一会又说，有点疼，但能忍住。我们知道，无论到哪家医院，肯定要抽血化验，所以今早母亲什么也没吃。我告诉母亲，等一会大夫看完了，就吃外孙给买的点心，先垫补一下，然后找地方吃饭。母亲却说，要是能住上院随便吃点就行。我无言以对，因为在这里住上院，纯属白日做梦。我们最想知道母亲到底为什么胃疼不止，还伴有呕吐，这样才好对症治疗啊！可是，这话不能对母亲说，便点头说：好吧。

我们排队看诊的旁边就是一张张紧挨着的病床，每个病患都是重症，有吸氧的、打点滴的，有昏迷不醒的、有痛苦呻吟的。身后不远处有人在破口大骂，冷丁听不出个数，仔细听才听个大概，病人可能是太痛苦了，他在骂自己是不是这辈子做损了，为什么要遭这个罪，还骂社会、骂医生、骂儿女、骂着骂着就大哭起来。听着他骂人，听着他痛哭，看着母亲茫然又凄苦的眼神，我想起昨晚母亲疼痛难忍的样子，感觉心如刀绞般难受。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感觉时间仿佛停止一般，总算排到了地方。大夫三十多岁？四十来岁？反正很年轻。他坐在玻璃挡板里面，先问病情。因为大厅里声音嘈杂，叙述多遍大夫才听明白，他站起来用手摁了摁母亲的腹部，然后一张一张地开单子——一切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

先抽血化验，眼瞅着护士抽了母亲九针管的血，我心如刀割。再看母亲心甘情愿的表情，是她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渴望与不舍。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懂，母亲相信她的儿女，相信我们给她找的医院和大夫，抽再多的血她都接受，因为她想治好病，活着。

接下来，我们推着母亲去做增强ct。妹妹和我说，还是省城大医院，敢给母亲做增加ct，抚顺的医院就不敢，说有风险。说实话，在那一刻，我们心存着对大医院的敬畏和感激，希冀着虚惊一场的检查结果。

在等待结果的数小时中，我们将母亲推到一个安静、温暖的角落，我问：妈，你饿了吧？母亲点点头，小弟说：等结果要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去找个饭店，都吃点东西。母亲却反对说：要去你们换班去，我不去。不是带来点心了吗？我吃几块。其实我们哪有心情吃饭啊！我把点心拿给母亲，可她刚咽下一口，就大口地呕吐起来。妹妹哭着说：妈，你已经好几顿没吃东西了。母亲摆摆手说：没事，几天没吃也死不了。等一会检查结果出来了，大夫就知道该怎么治了。母亲对大夫的医术毫不怀疑，并抱有极大的希望。

　　母亲的话让我泪流满面，我假装去洗手间，一个人让眼泪流个够。等我回来，母亲说她也要去洗手间。我和妹妹推着母亲，她伸手管我们要纸巾，我就抽出几张递给她。母亲却只留下两张，嘴里嘟囔着，不用那么多，浪费。那时母亲非常虚弱，可她方便完仍然要自己洗手。等坐回到轮椅上，母亲管我要纸巾擦鼻涕，我递给她两张，却又被退回一张。我和妹妹对视一下，什么也没说。我们相信，母亲不是心疼那一张纸巾，而是勤俭节约的个人品德，时刻体现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从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这次去儿子家，他家厨房的角落有一个塑料水桶，每天能积蓄一桶或是两桶洗菜、淘米水，傍晚时分会拎出去浇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见此，我既惊喜又欣慰，我猜，儿子的这种习惯也许就是传承于姥姥。

这种习惯来自于从前的日子，母亲从小在农村长大，20岁时随父亲来到城里，转年我出生了，随之姑姑、老叔先后来读书，都是父亲供养，等到他们工作结婚了，爷爷来了。这时我们是祖孙三辈七口之家。68年，爷爷去了三叔家，69年，小弟出生，仍然是七口之家，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但是我们每年过年都能穿上新衣服新鞋，都是母亲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和布票，然后起早贪黑为我们缝制的。小时候过年，不仅有新鞋新衣服穿，母亲还会为我们炸一小缸油条，炒一袋子花生，年三十晚上也一定做鱼、包饺子。我曾经问过母亲是怎么做到的，母亲却说：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反正做到了。可我知道，母亲勤劳节俭的品德就是那时候镶嵌在骨子里的。

　　终于到了取检查结果的时间，坐堂的年轻大夫看着电脑屏幕许久，我却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有任何变化，我似乎已确定母亲的病情无碍了。这时就听大夫说：你母亲贫血，心衰指标也高。看增强ct片子我水平有限，你们得上九楼住院部找我老师，他会详细和你们说。这时，我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ct结果肯定有问题。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到九楼，依然是年轻的大夫，他一边摁母亲的腹部一边问病程。母亲不知哪来的力气，她让我们都别说话，她要自己描述。母亲从头到尾讲完，她用一种近似乞求的目光看着大夫说：大夫，你有办法治好我的病吧？大夫说：没事的，阿姨。然后他让我妹妹将母亲推出去，留下我和小弟。这会大夫如实地讲出了母亲的病情：胆管、十二指肠、胰管汇合处有占位。并很肯定地告诉我们，如此高龄的老人，又心衰，就算查出是什么，也不能手术了。而且这种手术仅次于肝移植，是人体第二大手术，他建议我们回到本市保守治疗。这消息如晴天霹雳，但我仍抱着一线希望地恳求：能不能收我母亲住院，相信你们会有办法的。大夫明确告诉我：不能。他说的“不能”，如五雷轰顶，恐惧和焦虑瞬间袭来。我和小弟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妹妹看到我们表情凝重，她欲言又止，母亲却没有多问。难道是我们的表情，让母亲看到了无望的结局？

我们再度来到急诊大厅，恳请大夫给开方子打点补液，病人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我们正说着，母亲哭道：我的肚子这么疼，为什么不给住院？我见母亲哭得如此绝望，就忍不住向大夫发起火来：你铁石心肠啊？我妈这么痛苦，你就忍心看着不管吗？大夫见我发火，他的态度反倒温和起来：别急，马上打止疼针。我质问：止疼治标不治本，能不能给挂滴流？大夫的态度更温和了：姐，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给老人家止疼。

　　小弟拿着处方去交款，我和妹妹一人握着母亲一只手，三人哭得稀里哗啦。很快，一支260元的止疼针见效了，母亲慢慢地恢复了平静。天已黑、心已碎，我们姐弟三人只好推着母亲向急诊大厅外走去。

夜幕已经悄然降临。急诊大厅外的路灯透过玻璃窗洒在我们身上，推着母亲的轮椅，我和妹妹并肩走在前面，小弟紧随其后。轮椅的轮子在光滑的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每一次碰撞都在提醒我们，时间不等人，而我们的心情也正随着这每一声的撞击在徐徐下沉。

母亲的呼吸终于平稳下来，但那短暂的平静背后，是无法掩饰的痛苦和无助。我看着母亲的脸，依旧苍白，眼眶微微发红，双眼却在注视着我。她没有再说话，仿佛在默默地等待着什么。

我们该怎么办？妹妹低声问，声音里满是绝望和不安。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母亲的手，似乎那是一种无声的安慰，也是对未来不确定命运的微弱抵抗。

我想给她一个安慰的回答，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心中的焦虑如潮水般涌来，淹没了理智。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母亲的病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医生的“不能”仿佛是一把利刃，划破了我们心底的最后一丝希望。母亲的病情我们可以努力去面对，但她年迈的身体，和那个严重的心衰，是我们无法跨越的高山。我们到底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我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不敢再看她的眼睛，因为每一次对视都让我更加心痛。我知道她在等着我给她一个承诺，给她一点希望，但我却什么也做不到。

走出医院的大门，我没有忍住那股涌上心头的痛。我闭上眼睛，任泪水无声地滑落。我不愿看见自己脆弱的一面，却无法控制那种无尽的焦虑和恐惧。母亲的病情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心头，而我们能做的，似乎只有祈祷，祈祷她能挺过去，祈祷命运之神给我们一点点机会，一点点希望。

夜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我默默地推着轮椅，似乎在一步步地走进那条漫长而未知的黑暗之中。

尊医嘱，于10月2日我们早早来到市内医院。我们口述病情，大夫摇头表示不做数，非让母亲重新做检查。我们只好拿出昨天在沈阳医大所做的检查结果，他看后却说：这种病我们治不了，还是去上级医院吧。

当医生说出这句话时，我感觉整个世界已经凝固了。空气变得沉重，四周的一切仿佛都在瞬间远离了我，唯有那句话回荡在我的耳畔。

我和妹妹对视一眼，眼中的震惊和不解几乎要溢出来。上级医院？我们昨天刚去了上级医院，为什么今天医生还让我们去上级医院？难道，我们就是这样无路可走了吗？

　　那一瞬间，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时间仿佛停止了运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等待，似乎在医生的简短回答中化为了乌有。我们好像不再是急切地寻求救治的家属，而是变成了迷茫的灵魂，在这无尽的走廊上徘徊，找不到出口。

但是，我们当然不甘心啊！明知道结果不会是我们所期待的，还是在网上挂了第二天省医大二院的专家门诊。

回家的路上，母亲的胃又开始疼了，我后悔万分，为什么没把止疼药带在身边。可母亲并没有怪我，只是催促弟弟把车开快点。

母亲已经两天没吃一顿饱饭了，回到家，母亲吃了止疼药，胃疼止住了，她说趁着胃不疼，想吃点饭。妹妹赶紧给熬了粥，还想做菜时，母亲说：啥菜也不用吃，冰箱里有咸菜。我们知道，母亲不是不想吃菜，是怕菜味引起呕吐。令我们稍稍感到欣慰的是，母亲就着咸菜吃了多半碗粥，不仅胃没疼，精神状态也挺好，她说昨天去沈阳穿少了，所以自己找出了厚毛衣和呢子外套。然后对我和妹妹、弟弟说，你们都回家吧，明早还要起早去沈阳呢。小弟也说：今晚我陪妈一起睡，有我在，你们放心吧。

有谁能想到，10月2日这晚，竟是母亲住在家里的最后一个夜晚。

　　10月3日，我们怀揣一线希望，带着母亲直奔省城。专家是一位女士，副教授，她看了医大一院的检查报告说：老人家的病需要手术治疗，我这是消化内科，你得挂胃肠外科。我实情相告：我们是从抚顺来的，能否线下挂号？女教授说可以，又交待一番。于是我们按照女教授的指引，在一楼大厅得到了胃肠外科一位副教授的专家号 。这位专家是位男士，他看看母亲的眼睛，又看看检查报告，打断母亲对病情的讲述说：今天是假期，许多检查做不了，最好你们去看急诊。这一番折腾，我们像没了魂似的，被专家又给指引到了急诊大厅。这里比我们10月1日去的急诊大厅清静许多，这时已是中午，急诊台只有一位男医生，我们排了近半小时，男医生又告诉我们，母亲的病情严重，需要抢救，到隔壁去，最好进ICU 。他还好心地将我们引领到一位医生面前，这位医生很忙，在与我沟通时不停地被几位患者家属打断。但他的意思我已清楚：让母亲先住进ICU（不用家属陪护），做完全面检查后，还要等待胃镜、核磁共振的进一步检查。但是这两种检查能不能做，还要到10月8日假期结束，由有关部门的麻醉师、医生定夺。这就意味着，从母亲进ICU之时起，我们将与母亲分开，然后焦急地等待10月8日的到来，期间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能亲眼可见而且要无条件接受。更要命的是，8号那天的结果还是未知。这位医生见我犹豫，似乎内心有了某种觉醒，便说：我建议你们还是回本市保守治疗比较好，看你母亲在一院的检查结果，胃镜和核磁共振99%都做不了。我见他如此好心，就说，最好能收我们在这里住院，不管咋说，这里是我们的上级医院啊！他很果断地说：不能！

　　又是一个“不能”！这两个字的冲击力，是那样的强烈，像一记雷霆万钧的打击，毫不留情地击碎了我心中的所有希望。我们已经走了这么多路，跨越了无数个检查，翻越了一个又一个医生的壁垒，可每次一度以为走近了希望，却又被无情的“不能”推回原点。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看着眼前这位医生的面容，明明他语气中带着一点关切和无奈，可我却一点也感受不到安慰，反而只觉得眼前是无尽的空洞。他语气里没有丝毫的动摇，把“不能”说得那么干脆，甚至没有给我任何的余地去争取哪怕一丝机会。我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无力和无奈之中。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心情低落到极点，仿佛一切的希望都在这一声“不能”下完全崩塌。母亲的病情像一座无情的高山，逐渐压垮了我，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以为只要找到最好的医院，最顶级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就能为母亲找到治疗的机会，但是我真的找到了吗？我能找到的，他们都告诉我：“不能”。

我觉得自己像被悬空吊着，随时可能掉进无底的深渊。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模糊，医院的灯光、急诊大厅的喧嚣，似乎都与我无关，只有“不能”两个字如阴云般笼罩在我心头。我的双腿有些发软，感觉站不住了，眼前的医生和他所说的话变得遥远而模糊。

希望！希望到底在哪里？那一刻，希望就如同被暴风吹散的沙粒，已变得分崩离析。

　　弟弟和妹妹站在我旁边，他们的眼神与我相似，满是迷茫与无助，似乎我们在这一刻已经没有了目标和方向。医生的“不能”将我们逼到了墙角，我们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什么保守治疗？什么回到本市？什么上级医院？我们已经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方式，走遍了能走的医院，得到的答案始终是无望的“不能”。

我把目光投向不远处的母亲，妹夫正推着她待在僻静处等待着。我和弟弟妹妹沉默地站在那原地，周围是忙碌的急诊大厅和那些或焦虑或无奈的面孔，而我们却像被困在一个无尽的黑暗中，找不到任何指引，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依靠的光亮。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吞噬了我们的一切，剩下的只是空空的心，无法填补的空洞。

最后，经与弟弟妹妹商量，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先回到本市住院，等到国庆假期结束，再想办法，或进京、或入沪，虽是妄想，也想试试。弟弟给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总算找到了肯收留母亲住院的大夫。

　　当日下午，我们没有回家，母亲直接住进了本市最著名的医院。我问这位年轻的女医生，可否给我母亲做核磁共振，以确诊她肚子里是什么“占位”，最好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的炎症。女医生说可以，需要马上去排队。排队结果：10月8日晚6点。

当晚是弟弟值班，他在微信群里随时报告母亲的情况，总的来说，病情稳定，晚上还吃了半碗弟弟给熬的小米粥。早上，弟弟发微信说：护士又给母亲抽了9针管血。看着这样的信息，我的心有些抽搐，喉咙里发出低吼：九管子血呀！又看到弟弟发来的视频，说母亲状态挺好，今早自己如厕、自己洗漱，还到病房外，看到门上的房价说：一天180元，太贵了，住两天就出院吧！

第二天，10月4日该我值班。早起，我一边看弟弟发来的母亲视频，一边给母亲熬粥。听弟弟说，母亲状态不错，我的心里也敞亮了些。赶到医院时，母亲乐呵呵地说：想吃饭。我说好，趁着滴流还没扎，我喂你。母亲不用，非要自己吃。可是只吃了几口，便说恶心要吐。只好停下来，给她端来温水漱口、清洗假牙。母亲说累了，我便扶她躺下。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说：人哪，一旦不能吃饭，那就快了。我忙打断她说：妈，别胡思乱想，没事的，大夫说可以一边补液一边治疗，治好病就能吃饭了。母亲长叹一声，没有说话，只是将脸扭到一边。我欲言又止，默默地站在母亲身边许久。

不一会，护士来了，母亲看着输液瓶，目光里充满期待。但终究是体力不支，她的目光从滴流瓶上移开，对我说：我要睡一会儿，你也睡吧。听得出来，母亲这话有点犯糊涂。

　　到了傍晚时分，我问母亲能否试着吃点东西。母亲点头同意，这次吃了半碗粥，虽然没有呕吐，却引起胃疼、肚子疼，后腰疼，而且疼得非常厉害。没办法，又吃了止疼药。一个小时之后，母亲说哪都不疼了，还和我聊起天来。她说：我现在什么要求也没有，只要看到我的四个儿女，就特别高兴。她还为自己的未来做个小规划：等我出院了，就再也别来医院了，反正这病也治不好，胃疼了就吃止疼药，不疼了就吃饭，这么大岁数，也不怕有副作用。听母亲这么说，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涌，我转过身去说：妈，你老儿子正在联系朋友，等过了国庆假期，我们去北京。母亲听了，喃喃地说：也行，就是不知道我留的“过河钱”够不够？我安慰母亲，这你不用担心，你有四个儿女呢！母亲不再说话，好像睡着了。睡得很安详，我斜躺在另一张床上，一边看手机一边不时地看监护仪，大概两个小时里监护仪上的数据都在安全范围之内，病房里十分安静。

突然，母亲把手伸向上方，仿佛在与谁打着招呼，并吐字清晰地讲述起自己这次有病住院的来龙去脉。我问她跟谁说话呢，就像根本没听见似的，继续说她的。面对母亲如此反常的行为，我不由心生疑虑，另有不安和担忧。我急忙起来奔到母亲身边，拉住她的手，强行和她说话。可接下来母亲说的话，更让我恐慌不已，她直直地看着我问：你爸呢？刚刚还在这呢！我说：哪有啊！她还是一本正经地坚持说：是，刚才我还和他说话了呢！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母亲就处在这种非理性、非现实的状态中，几乎把所有故去的亲人名字都捋了一遍，还几次拉着我要去墓地看看。母亲说得我头顶直冒凉风，但更多的还是那种不好的预感，我怕出意外，赶紧给小弟打了电话。晚10点多钟，小弟来时，母亲意识清晰了，可以正常交流，我们娘仨说了会句话，母亲让小弟赶紧回家，因为他明天还要上班。小弟还没有退休，假日照常上班。

　　小弟回家了，母亲睡着了，我把床挪到母亲的床边，挨着母亲近点，以防她偷偷起夜。母亲特别要强，直到病逝，也没在床上便过，晚上起夜也不喊我们。今晚母亲睡得特别安稳，而我却整夜未眠。

10月5日是妹妹的班，她到医院时已近中午，母亲正在打点滴，情况无异常，我俩交接班后，我便离开了。回家简单吃了点东西开始补觉。醒来时天色已晚，我急忙给妹妹打电话问母亲的情况。她说似乎有好转，一天没说胃疼，晚上还吃饭了呢。

10月6日，弟弟接班。这一天，母亲的情况不好，胃疼了好几次，全靠打止疼针止疼。与弟弟通电话时，他有些哽咽地说：咱妈不想死，在那种情况下，还喝了半碗粥。我安慰弟弟也是安慰自己：只要能吃饭就没事。

10月7日晨，弟弟在群里说，母亲刚吃了止疼药，胃不疼了，又坚持吃了几口饭。我一点食欲也没有，洗漱一下就去了医院。母亲见到我，诉苦说：我这胃到底是什么病啊？还能不能治啊？我能怎么说？只能安慰她说：明晚6点做核磁共振，到时候就知道了。还哄她说：大夫都说了，看你这症状，应该是胃炎，没事的。等明天检查结果出来，对症下药就好了。

　　弟弟回家了，我正式上岗。然而，这天母亲的病情突变，心衰症状严重，我摁了床头的呼叫铃，又跑出去喊大夫。大夫赶来，肌肉针、心活素等双管齐下，母亲的病情总算稳定下来。但是，大夫却拿来一堆单子让我签字，还小声告诉我要做好心里准备。并且很肯定地说：根据这种情况，明天的核磁共振不能做了。说来也奇怪，母亲被抢救过来之后，状态一直挺好，不停地对我说，要把她戴着的小金佛和转运珠给我。我还逗她说：妈，你这宝贝都送给好几个人了，到底给谁呀？母亲有点不好意思了，至今我也觉得母亲是笑着对我说的：给你。我说：妈，你谁也别给，这小金佛和转运珠会保佑你健康长寿的。母亲长叹一声说：要是以后总躺在医院里，我认可不长寿。说着，她用手往下拽监护仪的电极贴，边拽边说：太难受了。我有些生气，声音有点高，告诉她打心活素必须戴监护仪，不能往下拽。母亲把手放下了，眼睛微微闭上，不再说话。

我的眼睛一分钟也不敢离开监护仪的屏幕，生怕因为我的疏忽漏掉监护仪可能显示的危险数据。上天保佑，母亲转危为安后，状态格外好，中午、晚上各吃一碗粥，肚子和胃也没疼。

打心活素是慢工夫，打完一针要24小时，因此，我要整夜看守，不能合眼。这些天以来，我觉得这是母亲睡得最安稳的一晚。我躺在她身边，怕不小心睡着了，就将手机闹表调成10分钟一响铃。守着病榻上的母亲，熬着漫漫长夜，我多么希望明天太阳升起时，母亲身上的病魔已然消散、身体健康如初啊！可是无奈，天不遂人意。天还没亮，母亲的胃又开始疼了，而且说疼就疼，根本不容空。我看看手机，还不到凌晨4点，但是不管了，赶紧去敲大夫值班室的门。听到里面有人答应了，又急忙跑回来，一边安慰母亲，一边等大夫来。结果十分钟过去了，大夫还没来，母亲这边疼得要撞头。我实在忍无可忍，跑去和大夫发火。大夫态度还算温和，他让我回病房等。最后等来的是护士，给母亲注射了止疼针。很快，母亲安静下来，我拉着母亲的手，眼泪扑簌簌地落下，心痛如刀割。

　　突然，静谧的病房里响起母亲的声音：给你哥打电话。我知道母亲的神志有点不清了，把我当成了她小女儿。她接着说：让你哥把衣服拿来吧。我知道母亲的意思，但我故意说：拿什么衣服？母亲说：就是我做的那些。母亲终究还是没说出那两个字，她老人家是多么避讳那两个字啊！

10月8日，是妹妹的班，中午，她带来了母亲平时爱吃的饭菜，问母亲吃不。见母亲点点头，我便将母亲扶起来，妹妹要喂她，母亲摇摇头，表示要自己吃。就这样，我们姐妹俩看着母亲吃了她在人间的最后一碗饭。然后，我向妹妹交待了一番，赶紧回家补觉。

睡梦间，不断听到手机微信响。原来是妹妹将母亲的情况密集地发到群里，说母亲一直在昏睡，只在晚上喝了一点水，饭也不肯吃。大夫说：老人家身体那么弱，再不吃饭，这样肯定不行。在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后，护士给母亲挂上了补液滴流，一夜还算平安。

10月9日，本来是弟弟的班，因弟妹的哥哥突然去世，他们赶去处理。我知道妹妹一夜未睡，就想着早点去换她回家。便早早起来，给母亲熬了小米粥，尽快赶去了医院。病房里，妹妹躺在床上，妹夫也在。我马上意识到有问题，果然，昨晚妹妹突发心脏病，妹夫闻讯赶来，一会他们还要去做心脏ct。

母亲听到我的说话声，她睁开眼睛看了看，什么也没说，我说，妈，我给你熬的小米弱，吃吗？母亲点点头，但没有语言表达。于是，我和妹夫想将母亲扶起来，结果扶起来了，母亲却坐不住了。我们只好扶她躺下，只听母亲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却听不出个数。再问她是否吃饭，这次却摇了摇头。

　　我回头盯着监护仪看了一会，看那些数据都在正常范围内，可心里却仍觉不安，双手握住母亲的手，问道：妈，知道我是谁吗？母亲点点头，同时喉咙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但是能听出来，那是我的名字。我又问：妈，你哪难受吗？母亲摇摇头，我又问：你肚子还疼吗？母亲仍然摇头。我仔细端详母亲的脸，是那么的安详，而且呼吸平稳，眉头舒展，就跟平时睡着了一样。可我还是不放心地摸摸母亲的额头和手脚，额头是汗津津的，手脚是热乎乎的。我的心便有了些许的放下，就催促妹妹他们赶紧去门诊看病。事后回想起来才恍惚。其实母亲所谓的好转，竟是根本的不好。

这天，母亲的血管是通的，它接受了医生给予的所有药剂。但是我拒绝了护士再一次的抽血，我说不用再抽了，前前后后抽了几十管血了，再抽就抽干了。最后这十天，母亲所谓的吃饭，仅仅是一碗或半碗的粥，因为她的胃只能免强喝粥。护士见我态度坚决，转身离开了。不一会儿，医生来了，问我母亲排便排尿情况后，我同意了医生的建议，给母亲下了导尿管。这个过程母亲就像熟睡的婴儿，没有任何反抗。我看着，不禁泪流满面，觉得母亲的情况不好。先后给两个弟弟打电话，告知了我的担忧。大弟来了，带来了母亲自己准备的寿衣，我们姐弟俩背着母亲打开包裹，一件件查看起来。这时，小弟也来了。他见到我们摊在床的物品，哭了。

很奇怪，这时就听母亲嘴里又发出呜呜的声音。小弟上前抓住母亲的手，问道：妈，你知道我是谁吗？母亲没有睁眼睛，却明确地点点头。我和大弟也问了同样的话，母亲依次点头。

至此，我们姐弟都愿意以为，母亲的病情在好转，只是累了，困了，她想睡会儿。大弟就让我和小弟都回家，我看看窗外，天已蒙蒙黑了，再看看母亲，亦睡得安稳，我收拾了一下对大弟说：明天我来换你，小妹心脏有问题了。

　　让我最后悔的是，我离开病房时，没有和母亲做告别，想一想都悔青了肠子。医院大门对面本来有公交车站，但是上车肯定没有座位，觉得自己若站着回家，有点力不从心，就心绪混乱地向公交车终点站走去，结果竟坐错了车。不知过了多久，猛然发现车窗外是那么的陌生，就问了身边的人到哪了。她说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站名，我知道，我坐错车了。我怕越走离家越远，赶紧摁铃示意司机我要在下一站下车。

车停了，此站仅我一人下车，我环顾四周，只有风声，没有人影。好在路边土台上有几幢楼房，窗口里还透着昏暗的灯光，我确定，这里还是人间。我看看站牌，没有直达到家的车，想打辆车，空旷的路面上，不见车灯，这时我很后悔，为什么没学会如何叫网约车。后来，我突然想起，发个定位给自己啊！我立即给自己发了位置图，再打开高德地图，找到了986米远的地方有回家的公交车站。

有惊无险，晚上8点多终于到家了。赶紧给在医院的弟弟打了电话，得到的信息是母亲一直在昏睡。按理，得到这个信息，我应该立即赶去医院，可是我没有，这是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一个错误。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脑袋里像过电影一样，全是从小到大和母亲在一起的影像，还有这十天以来陪在母亲病榻前的点点滴滴，后来实在睡不着，就跟老郭头说：我想去医院，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是砰砰地跳。正在我们说话间，10日凌晨3点14分，弟弟的电话来了，我说：不好！接通后，弟弟哭着说：姐，咱妈没了……

　　弟弟的话仿佛是从遥远的深渊中传来，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我胸口炸开，摧毁了所有的防线。是的，我知道这一天可能会来，但当真正的噩耗到来时，还是无法承受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我想起母亲生病时的种种无奈，想起她强忍着胃肠疼痛，也要将米饭一口口呑咽的果决，想起她拖着病体，忍着巨痛和呕吐，跟着我们去省城医院求医的坚韧，所有的情感都在那个瞬间崩塌，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

弟弟说，到最后，母亲是清醒的，她好像有话想说，直拍弟弟的手，可就是发不出声音。我知道，母亲她不想走，她舍不得我们，我们何尝不是呢！

此时，窗玻璃上突然响起了雨水滑落的声音，像是天空也在为母亲的离去而哭泣。那雨，冷冷地打在窗上，声音渐渐变得急促，就像我心中的悲伤无法用言语表达。去往医院的路上，雨点与我的泪水融为一体，滑过脸颊，仿佛是母亲温柔的抚摸……

这篇稿已经写了三个多月，曾经几度哽咽，数次泪如雨下，每写一段，都会触碰到我心灵最柔软的痛处。然而，我还是告诉自己，对母亲所有的回忆和情感，更需要一种方式使之永恒——文字。同时，这种方式也是一个既痛苦又治愈的过程。

母亲，不仅是亲人，更是生命中那道不灭的光。这篇一万多字的回忆文章，凝聚了我对母亲的深深思念，但依然觉得还是没有表达清楚——因为母亲的存在，不可能仅仅用文字来衡量。她的身影早已深深地印刻在我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母亲做过的每一件小事、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我内心永远的回响。

这篇文章，是对母亲的一次深情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承诺！

2025年元月20日晚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