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退出气候协定：对我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巨大挑战

天路云翔

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巴黎协定》，其核心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幅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以内，旨在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2017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该协定，2020年11月4日正式退出。随后，2021年1月20日，拜登就任总统首日宣布美国重新加入，2月19日正式回归。假设特朗普再次宣布退出，这一决策将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以及中美两国能源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以下从美国视角深入剖析特朗普退出协定的原因、对美国自身产业的影响，以及给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带来的挑战。 一、特朗普退出协定的多重根源（基于美国视角）
（一）传统能源产业的关键地位与诉求
在美国，传统能源产业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像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雪佛龙，以及煤炭企业皮博迪能源等，它们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以埃克森美孚为例，它在全球能源市场举足轻重，2016年的营业收入高达2050亿美元 ，雪佛龙同年营收也达到1135亿美元 。这些企业不仅自身创造了巨额财富，还带动了上下游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从就业数据来看，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在2016年就直接雇佣了超过20万人，若算上相关产业链上的岗位，数量更为庞大。同时，传统能源产业对美国税收贡献巨大，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传统能源产业巨头认为，《巴黎气候协定》所倡导的清洁能源转型，会严重冲击他们的现有业务。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如果全球严格落实协定目标，到2030年，传统石油的市场份额可能下降20% - 30% 。这对于依赖传统能源的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市场风险。因此，从美国传统能源产业自身的利益考量出发，他们有强烈的动机推动政府采取对自身有利的决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成为他们维护利益的一种选择。

　　（二）对短期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考量
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理念，将短期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视为施政的关键目标。在他的经济发展观念中，能源密集型产业对美国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示，2017 - 2019年，美国煤炭产量在退出协定后出现了短暂的回升，2018年煤炭产量达到7.55亿吨，较上一年增长了约5.3% 。这一增长使得依赖煤炭产业的地区经济得到明显提振，例如西弗吉尼亚州，当地的煤炭产业复苏带动了相关制造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新增就业岗位约2万个 。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2017年美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直接贡献GDP约70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5% 。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在短期内维持这些传统产业的繁荣，能够快速提升经济数据，增加就业机会，赢得选民的支持。他们认为，严格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的减排目标，会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造成限制，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生产规模收缩，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所以，从美国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角度，退出协定被视为一种可行的策略。

　　（三）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同认知
在美国国内，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存在广泛的争议。特朗普及其部分支持者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其成因和影响尚未完全明确。一些研究机构和专家提出，地球气候本身就存在自然的周期性变化，当前所谓的“气候变化”可能并非完全由人类活动导致。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部分研究指出，在地球历史上，气候曾多次发生剧烈变化，而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程度难以准确评估。

特朗普还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情况下，遵循《巴黎气候协定》投入大量资源去应对气候变化，对美国来说是一种经济负担。他强调美国企业在减排过程中会面临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等问题，这将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从这种观点出发，退出协定可以避免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承担过多的责任和成本，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国内经济发展中。

二、对美国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影响
　　（一）传统能源产业的短暂复苏
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对传统能源产业给予了大力支持。政府放宽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限制，加速项目审批流程。在2018 - 2020年期间，美国页岩油产量从4.34亿吨增长到5.78亿吨，年均增长约7.4%；页岩气产量从7690亿立方米增长到9150亿立方米，年均增长约5.1% 。2019年，美国超越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

传统能源产业的回暖，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以得克萨斯州为例，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制造业和物流运输业的繁荣。2019年，得克萨斯州制造业产值因石油相关产业增长约12%，物流运输业新增就业岗位超过5万个 ，在短期内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和美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从美国自身产业发展战略来看，这一阶段传统能源产业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的目标。

　　（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
尽管美国部分州和企业仍在推进清洁能源发展，但联邦政府退出协定后，美国清洁能源产业缺乏统一的国家战略支持。从资金投入方面来看，2017 - 2019年，美国能源部对清洁能源研发的预算拨款从35亿美元减少到约30亿美元，降幅约14.3% 。

政策扶持力度的减弱，导致太阳能、风能项目在土地审批、补贴政策等方面充满不确定性。2018 - 2019年，美国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增速从之前的年均20%下降到了10%左右 ，企业投资意愿明显降低，部分企业甚至削减研发预算。例如特斯拉，2019年在太阳能业务上的投资较2018年减少了约20% 。这使得美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步伐放缓，未来发展方向变得更加不确定，与其他积极推进清洁能源发展的国家相比，美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力面临被削弱的风险。
三、对我国清洁能源产业战略的巨大冲击
　　（一）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规模与现状
近年来，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迅猛，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在发电装机领域，截至2024年7月，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16.8亿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54%，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中占比颇高。其中，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截至2023年底已达4.9亿千瓦；风力发电累计装机容量截至2023年底为4.6亿千瓦，连续13年领跑全球 。从发电量数据来看，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3.2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33.1% ，清洁能源在电力供应中的占比持续攀升。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958.7万辆，销量达到949.5万辆 ，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也在不断攀升，2023年达到31.6% ，表明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在清洁能源产业链方面，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在光伏和风电装备供应上优势显著，为全球提供70%的光伏组件和60%的风电装备。在核心产品的产量方面，多晶硅、硅片、电池和组件占全球产量的70%以上。在电池产能上，中国贡献了全球大约80%的太阳能电池产能，以及大约80%的电动汽车电池产能。在投资规模上，2023年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占全球总投资的1/3 ，展现出中国在推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资金支持作用。

（二）出口市场受压制对产业的影响
1. 产能过剩风险加剧：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大规模产能对出口市场依赖程度较高。以光伏产业为例，大量的光伏组件、电池片等产品需要出口到国际市场。若出口市场受到压制，如美国设置关税壁垒导致中国光伏产品对美出口额锐减，2018 - 2019年对美光伏产品出口额下降约40% ，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将凸显。过剩的产能会使企业库存积压严重，占用大量资金，企业可能不得不降低开工率，甚至部分企业会面临停产风险，进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2. 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出口受阻直接导致企业销售收入减少，利润空间被压缩。在风电领域，美国设置的技术标准、安全认证等非关税壁垒，使得中国风电企业参与美国风电项目招标屡屡受挫，2019年中标率从之前的约10%降至不足5% 。企业为了符合美国的标准和认证要求，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而最终却难以获得订单，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但收益减少，经济效益大幅下滑，严重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拓展能力。
3. 产业发展速度放缓：出口市场受压制会阻碍产业技术创新和升级的步伐。一方面，企业因经济效益下滑，用于研发的资金减少。例如氢燃料电池汽车相关企业，在出口市场受阻、资金回笼困难的情况下，2020年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虽约30%，但技术突破成果却远低于预期 ，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减小，可能使部分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依赖国内市场的保护，不利于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减缓产业的发展速度。
4. 就业岗位减少：清洁能源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涵盖生产、销售、研发等多个环节，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出口市场受压制，企业生产规模缩小，会直接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从光伏产业的生产环节到新能源汽车的销售环节，都可能出现裁员现象，影响社会就业稳定。

（三）市场竞争格局恶化带来的挑战
1. 传统能源冲击清洁能源需求：美国退出协定后，全球能源市场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竞争格局改变。美国传统能源产量增加，致使全球传统能源价格波动。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2018 - 2019年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幅度达到25%左右，煤炭价格也出现了大幅波动。这使得部分对能源价格敏感的企业和消费者，在能源选择上更加倾向于价格波动较大但短期内成本较低的传统能源，抑制了清洁能源市场需求。2019年，全球清洁能源市场需求增速从之前的年均10%下降到约7%，我国清洁能源产品出口和市场拓展压力增大。在海外市场，原本对我国清洁能源产品有采购意向的部分客户，因传统能源价格波动，转而选择传统能源，影响了我国相关企业的海外订单量。
2. 国际新能源企业竞争加剧：美国部分清洁能源企业为谋发展，加大国际市场竞争力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特斯拉2020年全球销量达到49.95万辆，2021年更是突破93.6万辆，凭借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和品牌优势，在我国及国际市场与我国企业激烈争夺份额。在我国市场，特斯拉Model 3和Model Y等车型持续热销，2021年其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份额达到12%左右，挤压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市场空间。这使得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国内市场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部分企业的市场份额被分流，市场拓展速度放缓。同时，在国际市场上，特斯拉等美国企业凭借品牌影响力和技术优势，与我国企业在欧洲、亚洲等市场展开激烈竞争，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开拓难度加大。

（四）贸易壁垒高筑带来的挑战
1. 关税壁垒重压：特朗普政府退出协定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设置关税壁垒。2018年美国对进口太阳能板征收30%关税，到2020年仍维持在15%，导致2018 - 2019年我国对美光伏产品出口额锐减约40%。2019年，我国光伏产品对美出口额从之前的约20亿美元降至12亿美元左右。关税壁垒使得我国光伏企业对美出口成本大幅增加，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部分企业不得不减少对美国市场的投入，转向其他海外市场或国内市场，影响了企业的市场布局和发展战略。
2. 非关税壁垒阻碍：美国还设置技术标准、安全认证等非关税壁垒，限制我国清洁能源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对我国出口的风电设备提出了极为严格的技术标准和安全认证要求，审批周期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以上，使得我国风电企业在参与美国风电项目招标时屡屡受挫，许多项目订单被美国本土企业或其他国家企业获得。2019年，我国风电企业在美国风电项目招标中的中标率从之前的约10%降至不足5%。非关税壁垒增加了我国风电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和成本，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来满足其技术标准和认证要求。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阻碍了我国风电产业在国际市场的拓展。

（五）技术合作与创新受阻带来的挑战
1. 技术封锁加剧：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领先，退出协定后技术合作更加保守，对我国技术封锁加剧。在储能电池领域，美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强了对关键技术和专利的保护，我国企业难以获取先进的电池材料技术和电池管理系统技术。在智能电网技术方面，美国限制相关技术交流和合作，我国企业在智能电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智能化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发上，难以与美国同行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技术封锁使得我国清洁能源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面临更多困难，无法及时获取国际先进技术，限制了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能力。
2. 研发难度增大：缺乏国际先进技术交流合作，我国企业研发周期延长，技术突破难度加大。以氢燃料电池汽车为例，我国在氢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的研发上，由于无法获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研发进度缓慢，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我国企业在研发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时间去摸索和突破技术瓶颈，这制约了产业技术创新与升级步伐。2020年，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相关企业的研发投入同比增长约30%，但技术突破成果却远低于预期。研发难度的增大增加了我国清洁能源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产业的整体发展速度。

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一决策，无论是从美国自身的经济产业结构、政治利益，还是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来看，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远的影响。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在面对这些挑战时，需要积极寻求应对策略，通过国际合作、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