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看电影

秋水长天

观世间万象

写人生清欢

——题记

图/文 秋水长天（董瑞芳）

（图片根据影视资料制作）



记不得是在几岁的年龄第一次看电影，但却记得童年看电影留下的那些美好故事。

电影这魔幻，真是伟大发明。按座次，它排在了第七大艺术。发明人法国的卢米埃尓兄弟，改造了爱迪生所创造的“西洋镜”成为放大的活动影像，从而让更多的人同时观看。据记载，这兄弟俩当年的杰作只是短短一分钟的无声黑白片，其中的《火车进站》最为有名，可是当时在场的很多观众看到屏幕中的火车朝自己驶来，直接被吓得从座位上跑开了。

想想那场景，该是有几分惊吓了。我懵懂时看电影，虽无惊吓却有惊奇：这人是怎么跑到上边去的呢？再后来，这惊奇就变成了温馨的美好，看电影，便如分镜头伴随童年的梦一幕一幕地铺展开来。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年月，农村里看一场露天电影，那是突然来临的盛大节日，更是孩子们的狂欢节。那时，我家住在公社所在地，当时通讯闭塞，有电影上映的消息，完全是人传人的口信扩散的。没有提前预告，没有事前准备，这消息就如同长了翅膀，迅疾传遍各家各户。

露天电影通常都是在学校的操场上放映的。得到放电影的消息，在教室里上课的我们，心就开始不安生起来。下午放学回家，匆匆吃罢晚饭，天还没黑，就跑到放电影操场抢占有力位置。这个时候，银幕已经立了起来，白色见方的那屏幕布，边上吊着音箱喇叭，《逛新城》《太阳出来照四方》等耳熟能详的歌曲，便飘荡在操场、传向远方。

露天电影是在夜幕降临时才能上演的。天还亮着，我们这样的一群淘气孩子集聚在这里，就热闹得如同开了锅的粥。追逐、嬉笑、奔跑、打闹，为了占领放映机前有力位置，挑头的孩子王便发起了“挤相游”，由三三两两的你挤我、我拥你，发展到一群孩子加入拥来挤去，屏幕前便成了翻江倒海的漩涡之地。

天色慢慢黑了下来，放映机开始对光对焦。一丛雪亮光柱射向银幕，不时有手影从镜头前伸出，这时的场面便开始肃静下来。孩子们多是席地坐在放映机前的中间位置，大人们有的搬个凳子坐在后方，也有的没了有利位置坐在银幕后面安静自在地看反面影像。一切就绪，银幕上突现闪烁光芒的电影制片厂的片头图标，那一刻，激动的心便倾注在了银屏这一方视界。

六七十年代的电影，看得最多的就是“三战两队”：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这些电影的精彩桥断台词，在我们童年伙伴中间，模仿的活灵活现。“不见鬼子不挂弦！”“八路，狡猾狡猾地！”‌ “军座,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 ”“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这些电影，在当年因为都看过多遍，有些情节就烂熟于心。

那个年代，以前拍过的老电影大都打入封资修毒草另册，是不允许放映的。电视是个什么东西，在百姓中还是个没见过的陌生词。单调的文化生活，有电影看就是最大的快乐，且只有数得过来的几部老电影，也就常看常新、乐在其中。

也有新电影先睹为快，那是学校组织的集体观影活动。记得第一次去县城观看的电影是《雷锋》。时值夏日，母亲早早起来做饭，并给我和姐姐分别带上午餐，两个蒸花卷、两条煎小鱼和一个鸡蛋。带上这香喷喷的吃食，清晨到校集合出发，走十多里的路程到县电影院。有秩序地走进诺大的影院，成排的座椅，舒适的环境，置于这样的场景下看电影，倍感身心愉悦。

六十年代末期，八个样板戏先后拍成电影，在电影院看电影便多了起来，《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钢琴伴奏红灯记》等影片，成为文革期间带有时代印记的潮流。

七十年代初，我走向了军旅，看电影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部队每周都有电影放映，而且看的都是新发行的影片。这一时期，电影虽有《英雄儿女》《上甘岭》《打击侵略者》这样的战争题材老片多次放映，但新片和新题材包括外国电影也逐渐多了起来。还记得1974年在沈阳军区202医院看彩色宽银幕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情景，那是文革期间第一部令人难忘的影片。映山红花开的绚丽，青山、竹林、清江的仙境，《红星照我去战斗》主题歌和《映山红》插曲的抒情，给人以激情与美感。作为连队的教歌员，我和一群战友争相传抄歌词歌谱。

文革期间那个特殊年代，文艺是一个带有敏感字眼的意识形态话题，反映在电影上也最为直接。七十年代前期，也有外国影片放映，但都是友好国家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我们，在部队里有着严格的纪律，虽然直接经历却不知背后政治就里。不过，流行在社会上概括一些国家电影特点的一段调侃，足以说明当时的状况：“苏联电影老是一套，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这概括很是形象，每一个表述都是故事，这故事就是那个年代的印记。就说苏联电影吧，也就是《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两部，以至于列宁演讲的手势大都会模仿。越南那时正处于战争状态，飞机大炮自不必说。让人看了发懵的是阿尔巴尼亚一部叫《第八个是铜像》的影片，看到结束走出俱乐部影院，战友们仍互问：哪个是铜像啊？

而我们中国当时的《新闻简报》，也是独具特色的时代产物。那个时期，人们把《新闻简报》统称为“加片”，几乎每一个正片放映之前，都有这样的“加片”，是正片放映前的“序幕”。可别小看这“加片”，在电视机进入中国家庭之前，《新闻简报》附着于电影这个载体，是最广泛、最有效的大众传播渠道。内容涉及重大的时政新闻，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是广大农村社员了解国家大事的主要渠道，同时，还是普及科学种田、传播知识和科学教育的渠道。有些消息即便在纸质媒介有所了解，动态影像的传播也具有全新的意义。特别是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简报画面，放映场所会即刻想起热烈的掌声。在信息闭塞的岁月里，它是八亿中国人感知世界、了解世界为数不多的媒介。

《新闻简报》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到1993年结束，陪伴着众多中国人走过了近50年的征程。用电影胶片纪录和传播新闻，大约每周一期，每期约十分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不可忘却的大众记忆。

而若说调侃最为贴切也最受欢迎的外国影片，那还非朝鲜影片莫属，最著名的便是《卖花姑娘》。看这部彩色影片的时间是1973年秋季，师电影队在驻地师部附近的朝阳县三中校园露天放映，为的是让老百姓也能第一时间观看。

夜色里，操场上的银幕前后，坐满了部队队伍和百姓群众。随着银幕亮起、故事展开，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坎坷的命运、“卖花哟，卖花哟”的心碎叫卖声、凄美动人的音乐和着优美的歌声，让人流下同情的热泪。以至于看过此片的人都会告诉没看过的人：“准备好手绢哦！”

《卖花姑娘》在中国受到欢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成为朝鲜电影的代表作。事后多年才知道，该片是根据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元帅同名歌剧改编而来。《卖花姑娘》的乐曲和剧本均出自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之手，而导演则由他的儿子、后来成为领导人的金正日担任。该片还获得第18届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奖和特等奖章。该片的主演、美丽动人的18岁朝鲜青年演员洪英姬被授予人民演员的称号。她的头像出现在朝鲜1992年版1元纸币的正面图案上，这样空前绝后的待遇也体现了朝鲜两代领导人对电影艺术衷心的喜爱和对洪英姬本人的欣赏。片中其他主演后来也成为了朝鲜的功勋演员。

朝鲜电影在中国上映，便兴起一段流行朝鲜电影插曲的热潮，这是在七十年代前期。在部队里，有朝鲜族战友，他们通晓朝鲜语，就有很多的朝鲜族歌曲传开。如《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一个护士的日记》等电影插曲，不仅在战友们中间传唱，有的还作为演出队的表演节目。

七十年代末期，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春风在华夏大地劲吹，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个时期，电影给人们刻下的记忆尤其深刻。

推开世界之窗，那些带有异域风情的影视艺术，开始进入人们的视觉进而引起情感冲击波澜。日本电影如《人证》《望乡》《追捕》相继上映并引发观影狂潮。1978年初冬，我作为部队组织干事参加师里党代会，彩色宽银幕电影《追捕》，给会议代表首次放映。第一次看到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主演的电影，故事情节、拍摄制作和表演艺术，令人震撼。两位演员扮演的杜丘、真优美的形象深入人心，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构建了一代中国人的“高仓健情节”。

文艺的春天带来了百花盛开，开放的包容促进了文化交流，一大批外国影片出现在中国人的银幕，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不仅情节惊险吸引人，其中的音乐在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啊，朋友再见”的旋律与和声仍然让我陶醉。

记忆最深的是观看印度电影《流浪者》。那是1978年的冬季，部队从辽宁建平县移防到宁城县，营房还没有建完，电影都是在营区西边的树林一处平坦处放映。第一次看印度电影，被影片音乐风格和故事情节所打动，拉兹之歌的旋律反复萦绕。两个多小时时长的电影结束以后，仍是意犹未尽，我与一同观看电影的战友张干事，与下一场次的队伍一起，又重新看了一遍。

在诸多看电影的轶事里，我最长一次“马拉松”式的电影观看经历是8个小时。

那是1978年的夏季，师里组织机关干部看内部电影《解放》。通知突然，时间紧迫，火车票不好解决，部队军运部门与铁路车站商定，临时加挂在客车上一节“闷罐”车厢，机关干部几十人坐在这节特别车厢向百公里外的师部进发。电影在晚间上映，中间要休息半个小时并夜餐。这部长达487分钟的电影，是苏联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30周年而拍摄的。影片讲述了1943年苏联红军反攻开始，继而强渡德涅河，解放基辅，收复白俄罗斯，解放波兰，最后攻克柏林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故事。‌《解放》不仅是一部史诗级的战争电影，还穿插了大量的真实历史文献镜头，展现了丰富的故事情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影片中出现了许多历史人物，如斯大林、朱可夫、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等，成为二战题材电影中的经典之作。只是八个小时的观看，实在是对耐力考验的消耗战。

到了后半夜，我边看边打盹，再听周围声音，许多人已经进入梦乡了。

进入八十年代，电影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众多刊物中，《大众电影》多年占据期刊订阅量前列，人们从电影里跟踪时尚，追逐潮流，了解世界风情。港台片的涌入，喇叭裤、大墨镜成为少男少女们热衷的时髦，乃至一时间出现街头强制剪裤腿的社会管理现象。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时跟进，防止不健康思潮渗透侵蚀。一幅油画很有影响：画面上一位烫着大波浪、带着太阳镜、穿着扫地喇叭裤的女青年，低头不语，似有所思。画的名称叫“悔”，在宣传橱窗显要位置展出。

禁而不止，挡不后退，港台电影港台流行歌曲如潮水涌入，人们欢迎的程度似如魔怔。最为大众崇拜的莫过于邓丽君，那种着迷空前绝后。部队军营不是真空，青年人对新事物的喜爱、追求与大胆，是人类共同的天性。作为部队政工干部，讲好这门课就是学问，我无疑也经历一番把握新旧融通艺术的思考。新风漫渐，见惯不怪，春节联欢会友邻连队一曲迪斯科编舞，让战士们惊呼过瘾，部队纪律没有受到削弱，反倒士气高涨。

相信人们自有鉴别力，人间正气自是长盛不衰。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便让我看到了教育引导的魅力。这部同名小说，首发于《十月》杂志1982年第六期，我是一口气看完的，感动与冲击让我心情难抑。那时，我刚刚从机关下连队当指导员，当即决定要让战士们知道这部小说。于是，利用两个晚上，我给全连干部战士读完了这部作品。大家寂静无声，听得热泪盈眶。两年后的1984年，小说被搬上银幕，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人物形象，塑造了新时代最可爱的共和国军人，在社会激起强烈共鸣，反响盛况空前。连队战士们更是借助此前听小说的铺垫发表观后感。

那年代，部队与地方双拥共建，军民鱼水之情无比深厚。每到八一、春节节日，军地互访慰问。部队放电影，有影响的新片大片，都给地方附近百姓们放映专场。《高山下的花环》这部影片，部队观影后，又专门接待地方群众到部队俱乐部观看两场。

流年的光阴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自然推动了电影事业的繁荣。 置身这个大时代，那方银屏里的影像，更让我充满期待，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我期许屏幕那个活动的画面里仍能找到你我他的影子，我寄托屏幕里的主人公仍是我当年崇尚的打仗片里的大英雄，我思绪的“蒙太奇”依旧遥想当年，一首电影插曲灌输给我那种潜移默化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

追寻却失落，往往同步交织向前，如此成为我个人的遗憾。不知从何时开始，今日的电影院逐渐成为昔日记忆，豪华设施的观影舒适于我没有了吸引力，更没有了小时候在操场看露天电影的诱惑力。电影拍摄制作的技术进步，艺术手法表达的眼花缭乱与炫技神秘，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但只是看了宣传广告的几个画面，就觉得索然无味。抗日神剧难以置信，反映战争题材的某些电影，让我这个当过兵的人看了发愣：有这样打仗的吗？至于从香港嫁接过来的“贺岁片”档期，无疑对丰富娱乐生活善莫大焉，但我几乎零视看，娱乐没毛病，娱乐至死是大毛病。

直至现在，我进过电影院看过并被感动过的影片，还停留在九十年代的记忆，只有《焦裕禄》《大决战》《周恩来》等很少的几部。

时代变了，现在的我，已不是当年的我。也许是吃了饱饭口味变得挑剔了，也许是老之僵化孤陋寡闻“不知有汉”，更复杂的原因或许是电视手机这些即视工具抢了电影饭碗吧，反正我是有二十几年没进过电影院看电影了。

想想小时候看电影的情节，心情穿越，莫名的生出几分悲凉。一切旧的事物终将要归入被遗忘的角落，但也却未必，有生命力的事物终将永远鲜活。中学生时代的我就会识谱，忽然就想到，在我熟悉和今日仍在传唱的那些美妙歌声里，原来绝大多数都是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敖包相会》《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英雄赞歌》《红星照我去战斗》《驼铃》《友谊地久天长》，一连串的名字涌上笔端，醉在心头。

这每首歌，都是当年那方银幕传出的，那方银幕下，仰头观看的就有我，看电影的那个当下，也刻下了我点与线连接的人生轨迹。想到此景，歌声的旋律在心中便如淙淙溪流，自然地流淌出来，甜蜜、美好、醉人。

用镜头——

捕捉发现

定格美丽

用诗文 ——

抒发情怀

升华人生

——秋水长天与您相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