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五周年祭

二度清风

　　五年前的今天上午10时，武汉封城。

此前一天深夜，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那一天，是己亥年腊月二十九，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20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

　　也正是那一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个人口千万级别的大城市采取最严厉的防疫措施，此后武汉市民经历了76天现代“围城”生活，武汉封城也成为2020年春夏季中国报纸十大流行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往事似乎如烟。疫情中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我们都开始淡忘。为了忘却的纪念，我翻看疫情期间的微信朋友圈与QQ空间，那些惊恐、那些无助、那些愤怒、那些感动又慢慢清晰起来。

　　早在2019年底，武汉已经有严重传染病流行的传闻，被誉为新冠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还因此受到有关部门的训诫。

　　有关部门拘泥于“稳定压倒一切”，而相关“专家”又众口一词的否认“人传人”。绝大多数武汉市民生活如常，我可能因为信息渠道较多，更因为对2003年的非典疫情了解较深，所有对于武汉疫情苗头警惕性相对比较高，但也只是外出戴口罩而已。

元月8日，我参加武昌南车站二班部分退休老同志新年聚会。合影照中的29位同事，没有一个佩戴口罩。

　　元月10日我还与朋友一起到武汉桥梁博物馆参观。

　　元月12日上午，我冒着漫天大雾到东湖绿道骑行。

　　元月15日晚，我到武汉欢乐谷观赏灯会。

　　元月17日上午，我到汉口站拍摄春运即景。绝大多数旅客都没有戴口罩。

　　直到元月20日，我们带着三岁多的小外孙登上南下的高铁列车以后，才从新闻网站看到钟南山院士关于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研判。

我们当天到达佛山岳父母家不久，就接到的佛山市卫生防疫站的电话，核实我们的身份，要求我们居家隔离。

元月22日下午，岳父母家所在社区出动户籍、防疫、医疗、保安、录像等十数人，全副白装，如临大敌，到岳父母家为我们登记、测量体温、要求我们签署居家隔离保证书。我表示遵守佛山当地防疫要求，但同时据理力争，要求他们停止录像以后才签署了保证书。那种被歧视的感觉，至今还有深刻印象。

　　22日晚，在江西南昌某三甲医院工作的表妹通过微信告诉我，再过两天她将参加发热门诊值班，因为她是科室主任。届时她将“全副武装”上岗。发热门诊医务人员穿戴要求是：一次性帽子、N95口罩、隔离衣、防护眼罩、一次性鞋套，手部皮肤破损还要戴医用橡胶手套！

还在武汉上班的女儿则通过微信告诉我，第二天她要到处于春节客流高峰的武昌站安全包保。她是国铁武汉局集团公司机关干部，她还是一个可爱的3岁小男孩的妈妈，还是一位73岁父亲和一位68岁母亲的女儿。

我在为表妹与女儿担心的时候，也还想到，与女儿在一起的武汉局铁路职工，直到两天前才被允许佩戴口罩上岗面对潮水般的客流，为的是不造成社会恐慌。更多医护人员、民警、地铁公交员工、超市营业员、清洁工、快递小哥、社区干部，所有因为职责所在而不得不坚守一线岗位的人们，除了他们的社会角色以外，他们也都还他们父母的孩子，都还是他们孩子的父亲母亲！

想到这里，我心底涌起一股崇高的敬意，情不自禁地为他们祈祷，祈祷他们健康无恙，祈祷他们平安回家！

　　各地医疗队密集到达武汉。

　　告别家人，告别同事，驰援湖北。

　　我认识的一位中年军医，她到发热门诊上岗前的自拍照。

　　疫情中，全国人民都认识了上海的张文宏医生。我特别欣赏张文宏的朴实低调：

中国新闻周刊：您作为主任的华山医院感染科，有中国最强的感染病学团队，您当初上大学为什么选择了感染病学？

张文宏：对我个人你不要采访，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乡下人跑到上海，读完书留下来工作而已。

　　元月29日，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全省企业再延期两周复工，各类学校延期开学。

　　元月30日，我以“为堂侄父子点赞”为题在微信朋友圈与QQ空间发表一段文字：

堂侄谈勇生活在老家浠水，60后的他，中学毕业以后顶职当了工人。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把他卷进了商海。

他能吃苦，反应很灵敏，一路艰辛，几经波折，成了一家连锁超市的老板，成了几个著名食品品牌的独家代理商。他性格豪爽，广交朋友；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当上了县政协委员，进入了县商会食品分会的领导层。

他十分孝顺，把关口老家的父母接到县城居住；把祖坟修葺一新，参与并赞助了续编族谱；逢年过节，他都会通过电话微信给我们送来问候与祝福。

今年过年，一直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和微信，除夕没有，初一也没有，初二上午还没有。难免几分纳闷，几分担心：毕竟老家也处于封城状态。

初二半中午，谈勇在家族群告诉大家：上午他们父子给浠水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浠水县中医院送去了一车方便面。家族群里，回响起一片点赞声。

　　傍晚时分，他又告诉我们：下午，他们父子又给县公安局防疫一线干警送去了一车慰问品。

初三，他们没有停歇，再次给浠水县中医院医护人员送去300箱方便面。

其实，年前他们也没有闲着，大年二十九，他们驱车几十公里，给老家关口镇夏冲村53户特困户挨家挨户送去了大米、食用油、面条和现金，送去了一对善良父子的点滴爱心。

更让人宽慰的是，谈勇把自己90后的儿子鑫杰推到了防疫奉献和慈善助人的第一线，所有这些活动，全部让鑫杰联系，让鑫杰组织，这是一种意义何等深远的家族传承！

在家族群里，我对他夸赞有加，夸赞他爸爸和他教子有方。当然，也不忘叮嘱他注意自身防护和堂兄堂嫂的保健。同时，我还叮嘱他，为防疫期间坚持上班的员工发口罩，酌情发放防疫补贴，他立马应允。

结束与他的通话，思绪万千，忍不住把这组照片分享给大家，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我们家族的晚辈，更是一对普普通通的湖北父子。

　　元月31日，我在微信朋友圈与QQ空间以“一个新型肺炎患者的情怀”发表一段文字，讲述了疫情中去世的文君的故事：

文君是几年前从省直某厅副职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

我与文君有几面之交。

文君与家父在同一机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家父的错案，是经刚刚参加工作不久、还是一名普通干部的文君承办，最终得以平反纠正。

2009年家父辞世，已经担任副厅长的文君到家吊唁，与我们兄弟商议治丧事宜，并审批印发了家父生平介绍，为家父作出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盖棺定论。

家父辞世以后，省直机关住房补贴开始发放，刚刚去世不久的家父仍然在发放对象之列。不过，按照文件规定，我们必须提供家父在家母1959年去世以后没有再婚的证明。虽然我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类似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中国式的逻辑陷阱，但是我仍然想方设法让热心快肠的休干处副处长给他担任武昌区婚姻登记处主任的朋友写了一张条子，请他予以关照。婚姻登记处主任客气地告诉我：查询婚姻状况，必须本人申请；本人不能到场申请的，必须公证授权。我根本无法做到这两点，这时我才知道证明“我妈是我妈”的逻辑陷阱原来如此深邃可怕。无奈之中，我向时任分管副厅长的文君求助，文君看了看我草拟的证明，苦笑了笑对我说：“按照惯例说，我也无法证明；实事求是想，我又不得不动用权力为你证明。”在文君的关照下，我终于取得了加盖厅章的证明。

几年以后，我与文君在省老年大学摄影班相遇，在同一个班级同学两年时间。每次上课，也都是来去匆匆，只是两次班级团年饭，我与文君才有机会促膝谈心。文君记忆力强，谈及当年为家父平反的许多细节，甚至可以追忆出家父的人生经历。

最近两年，我与文君几无联系，只是偶尔在微信朋友圈相互关注点赞。

年前，不经意看到一条迎新晚会信息，文君出现在主席台上，他的身份是湖北省社会组织总会会长。

我们俩的联系，疏远得逢年过节都不用相互问候，只是远远地通过微信朋友圈关注对方。以致我都没有注意到元月20日以后文君再没有发过朋友圈。

元月26日初二傍晚，文君在朋友圈用大红图标知会大家：本人因身体原因不方便接听电话及微信。感谢各位朋友的祝福，在此一并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健康！

看到这个留言，我感觉情况不妙。但是又不便再打听什么，只能在朋友圈评论区留言：祝福吉祥，祈祷健康！

元月27日初三夜间22时许，文君那一条朋友圈留言区出现了一条他家属的匆匆留言：

建议所有和文**接（触）过的人自行隔离或去医院排查。已经有两个他身边的人感染，马上住院！

震惊之余，又为他的家人危难时刻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叹服。

　　元月29日初五下午，我还是忍不住通过微信给文君留言：文厅近况如何？甚念。挺住！度过劫波再相聚，届时我请文厅吃饭，我们把酒话瘟疫，对饮笑人生。

没有想到，当晚20:58，文君给我的回复蹦出手机屏幕：谢谢大中关爱。我正在市五医院住院治疗****肺炎。今天体温第一次降到36度了。我会坚持坚定信念，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看到文君回复，我欣喜若狂，马上转告几位关注他近况的朋友。大家为他病情好转庆幸欣喜之余，更为他非常时刻的达观淡定点赞。

　　此后两天，我总是在为文君祈祷，希望他早日康复，期盼着与他“把酒话瘟疫，对饮笑人生”。

在“宅、戴、洗”的匆忙与无聊中，我断断续续写完了这一篇《一个新型肺炎患者的情怀》。

正准备发朋友圈的那一刻，突然有朋友简短告知：“走了。”

我不相信，多方求证，傍晚，终于接到确切信息：

“文会长除夕前两天出现症状，初一下午住进五医院。其间体温及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今早他家人告知体温较往日升高，下午突然传来噩耗。”

真的不能想象，两天前还那样充满生的希望的文君，就这样撒手人寰。

在隔屏送别文君，感叹生命脆弱、人生无常的同时，我仍然要发出这段文字，作为对于文君的奠祭，作为对于文君的怀念。

　　我的高中同学陈重明，感于患者之众、逝者之多，于当年3月26日（农历上巳节）慨然命笔，作《天佑中华》画作一幅。

画作题款：

己亥庚子之交，武汉罹疫，殃及九州。历时二月，患者六万之众，死者三千有余。长歌当哭，心潮难平，特画大海波涛以记之。

庚子年上巳日

重明

　　困在佛山的日子里，我通过武汉住处的社区，报名参加心理援助志愿服务队，受服务队派遣参加团市委托语点心理咨询公司举办的疫情心理热线值班。

　　为期三个多月的热线值班中，我先后为80多位医护人员、社区干部、新冠疫情患者及家属和普通市民提供了心理辅导，在这场抗疫的战争里，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阵地。

　　由于我的志愿服务时数达标，2020年8月，我获得了湖北省志愿者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2020年3月26日11时8分，我们持广州南至信阳东的二等座车票，登上西安局西安客运段担当的G836次列车。11时24分，列车准点驶离广州南站，结束了我们非常时期在南粤大地的1608小时滞留。

　　2022年11月29日我在微信朋友圈与QQ空间以“11月29日的疾风冷雨中”为题发表一段文字：

​ 早晨，小区的高邻们在核酸检测点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的是要上班，有的是要外出买菜，有的是要去医院就诊，有的是陪网课的孩子核酸，有的就是一种习惯或本能。

　　不论天晴天雨，不论人多人少，核酸检测点的工作人员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 衣着单薄的美女大白在5.5℃的寒风一丝不苟地工作，但愿她的免疫力能够抵御感冒病毒。

　　风雨来临的前夜，我在小区散步。社区办公室灯火通明，办公区座无虚席。

我走进办事大厅，询问社区党委书记，工作人员能否轮换回家。她笑着回答：有时候保证不了。事后我了解到，社区书记头天就没有能够回家，昨晚她刚刚到家，又接到电话：晚上有任务。

风雨来临的头天晚上，社区办事大厅里的这群年轻人，又会是一个不眠之夜。

　　2022年12月5日我在微信朋友圈和QQ空间以“便民核酸检测点掠影”发表一段文字：

​ 最近几天各地密集进行防疫政策调整，频繁推出更科学的防疫措施。最明显的是，地铁公交、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检查结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山东卫健委高调宣布：“居民进入公园、景区、服务区等公共场所，乘坐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不再查验健康码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连健康码都不再查验！

​ 我所生活的城市，昨天一天都没有防疫政策调整的官方信息。只是昨晚，武汉地铁、武汉公交两大国有企业通过媒体告知市民：12月5日起，广大乘客凭健康码绿码乘车，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昨晚，社区没有按照惯例发布第二天扩面核酸的通知。

​ 许多人都在纠结：不查核酸哪来绿码？不到一年的经常性核酸就有这么恐怖的养成人们习惯的巨大力量。大多数人都忘记了，绿码与核酸检测结果挂钩不到一年时间，2020年初出现的健康码，在后来一年多时间里并没有与核酸检测结果挂钩，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健康码一直保持绿色。迟至今年4月15日，武汉市为应对当时新一波疫情大面积扩面核酸的前提下，才开始试点对核酸应检未检人员健康码赋予灰码管理。半年多来，灰码管理制度也历经了48小时、72小时、120小时或24小时不同阶段。对于健康码管理者来说，是否实行灰码制度，核酸检测间隔多长时间赋灰码，只不过是系统后台设置的举手之劳而已。所以，担心不做核酸就没有绿码的朋友的确是多虑了。

　　尽管如此，今天上午我们街道唯一的便民核酸点前，还是出现了疫情中从未见过的热闹场景。11点半左右，等候做核酸的队列从便民核酸点一直排到了铁机路与华电小路交汇的丁字路口，再从丁字路口转回来，几乎又延伸回便民核酸点，足足有330米长，人数估摸有五六百之多。尽管路旁一辆面包警车上不断播放“核酸检测将于12点结束，届时录入系统将自动关闭，请各位居民掌握时间”，但等候做核酸的队伍还在不断向欢乐大道方向延伸。

​ 排队的人有的属于重点人员，需要凭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上岗；有的要去外地，需要凭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登机上车；有的要去医院就医，怕没有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不能进入医院；当然也不乏做习惯了，不做核酸不安心的人。

​ 疫情三年里侵入我们潜意识里的不安全感、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对于奥密克戎毒株妖魔化宣传造就的恐惧感、政策调整期官方信息缺位与滞后诱发的不确定感，形成一股巨大的惯性，阻碍着科学精准防疫措施的落实，也让相当多数的人心灵深处泛起不安的涟漪。

​ 最近有人提起民国初年剪辫子、放裹脚的往事，那个共和思想大行其道的岁月，依然有人为自己的辫子被剪、小脚被放而痛哭流涕、如丧考妣。防疫政策较大力度调整时期，一些人的不适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 站在铁机路人行天桥上，看着缓缓移动的队列，我还是能够隐隐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回归正常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们也不会忘记两位与武汉封城有关的两位领导同志，他们就是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

处在当时的岗位上，疫情初期他们的应对应该是一种不可选择的选择。

当时，我也曾经指责过有关部门在疫情面前优柔寡断的做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能体察到蒋马两位领导当时的压力与无奈，甚至为他们的去职抱不平。

蒋超良在不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一年半以后，2021年8月20日，被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任命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而马国强也在同一时间履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担任党组成员与副主任。

我特别欣赏马国强的朴实真诚，特别理解2020年1月31日晚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与白岩松连线说的那些话：

马国强用“内疚、愧疚、自责”来形容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工作心态。

马国强表示，如果自己可以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这样（指封城）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要小，结果也没有这么严重。他说，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重大的挑战，“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外。”

在这次连线中，在回答白岩松关于“疫情开始时，武汉是否足够警觉”的提问时，马国强回忆了4个时间点：

2019年12月27日，武汉的医院发现几名患者，在医治过程中普通的抗生素不管用，卫计部门开始要求武汉市所有医院上报是不是有类似的患者。

2019年12月30日、 31日，武汉将情况上报国家卫健委，国家卫健委派出指导组、专家组。

2020年1月12日、13日，随着病例数的增加，特别是泰国曝出第一例从武汉去旅游的人确诊之后，武汉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等措施。

2020年1月20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委会，国家卫健委把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界定为乙类传染病。

这些，都应该是官方的权威说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疫情初期的真相。

　　武汉封城转眼已经五年，疫情防控彻底解封也已经两年多，我们的生活早已恢复正常，但又觉得还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

还没有来得及反思，那些刻骨铭心却已经淡忘。我们，甚至整个人类，能够“吃一崭长一智”么？

2025年元月23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