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郭沫若的功与过

博士龙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美术家、书法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怀着现实关切，创造性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关于文学生涯

鲁迅先生的功绩可真是数不胜数！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在文学创作上，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杂文等体裁的作品都堪称经典。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标志着新文学的开端。而他的《呐喊》、《阿Q正传》等作品，更是深刻揭示了社会问题，引发人们对民族精神和社会变革的思考。他的散文作品如《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也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邃的人生哲理，展现了他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思考。

在思想上，鲁迅先生提倡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反对封建礼教、迷信和愚昧。他的思想影响深远，不仅在当时引领了新文化运动的风潮，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主张解放思想，破除陈规陋习，为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鲁迅先生还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积极参与社会革命活动，用文字作为武器，抨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不息。他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深深地感染了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面旗帜。

总的来说，鲁迅先生的功绩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学创作、思想主张和革命精神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引领了时代潮流，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鲁迅先生真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仰的伟大人物！

鲁迅的“败笔”

不过，张澍先生《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一文，列举了鲁迅的三个“败笔”。

第一个“败笔”为“刻薄”。说明“刻薄”的典型例子，是鲁迅的一段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张先生批评道:“生存、温饱、发展与后面所列诸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也不一定要统统‘踏倒’。用批判、消灭这一条腿走路，只能蹦着走，既走不快也走不好。”

刻薄，是批评鲁迅的人常祭的有力武器。很多批评家说到鲁迅的刻薄之时，多指他如何爱骂人，如何不讲“费厄泼赖”，如何“刺人杀狗，骨骼尽解”，等等——这已毫无新鲜味了。张先生的批评，倒是别具一格。所可惜者，他为了说明鲁迅的“刻薄”，连常识都不讲了——还不如那些陈词滥调来得保险一些。

鲁迅明明说，“苟有阻碍这前途者”“全都踏倒他”，这是决绝中的理智；反之，即使是“鬼”，如果不阻碍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这前途”，是一个善鬼，鲁迅当然不会主张“踏倒他”。张先生为什么硬给鲁迅戴上一顶李逵那样“不问青红皂白一路砍杀过去”的江湖帽子呢？为了证明别人刻薄，不惜造谣，把人家有条件的判断篡改成无条件的“统统”，可谓煞费苦心。

张先生所指鲁迅第二个“败笔”，是“对人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激”；“鲁迅所恨之入骨的一些‘敌人’，其实远不像鲁迅所想象的那样坏”。

这话虽不新鲜，倒有一定道理。鲁迅既然并非神明，不是判官，他所恨之人，怎么一定是坏人呢？鲁迅本人就为许多人所“恨之入骨”，但我并不认为凡恨鲁迅者，就是坏人。

张先生还说，鲁迅对所爱之人，也挺决绝，如给许广平的遗言“忘掉我，管自己生活”，是“彻底否定夫妻感情”。那么鲁迅是不是要求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哭哭泣泣一辈子不能自拔，才算人道，才有“夫妻感情”呢？而说“忘掉”，就是“否定”，便真能忘吗？是谁故意否定人家的“夫妻感情”呢?

鲁迅临终告诫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也成了张先生所谓鲁迅“彻底否定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之罪。“龙生龙，凤生凤”，但愿张先生之子将来成为一个鲁迅批评的专家，以肯定张先生“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但鲁迅的“孩子长大”，就不一定非借着老子的体面，强努着“做文学家和美术家”不可。周海婴后来“寻”了点“小事”，活得还好。鲁迅这个遗言，吐露了一个负责任的父亲的宅心。我看鲁迅这话，值得所有心比天高、望子成龙的为人父母者参照。张先生在批鲁的第一条指责鲁迅“刻薄”，第二条却亵渎脚踏在地上的父爱，我看他倒是不无刻薄。

鲁迅的第三个“败笔”，据张先生讲，是“写了一些不那么站得住脚的文章”。

此言不假，但属于废话。到目前为止，我尚不知哪一位圣人穷尽了真理，所写文章都站住了脚，真是惭愧得很。

鲁迅一生也许有很多“败笔”，被人们不断揭露出来，证明着其人的局限性，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却不断从这揭露中，看到了一些人离鲁迅有多远。鲁迅其实也知道自己的败笔，即他心中的“鬼气”和“毒气”。但人们如果把他的骨气、浩气、锐气、勇气、正气、志气，反当成鬼气和毒气来批判，除了别有用心，也只能说是批评者自己的败笔了。用这样的“腿”赶批判鲁迅之路，蹦也好，跳也罢，能否走快和走好，令人怀疑。

关于中医

大致在1925年之前，鲁迅作品中出现的中医都是反面人物，都是被讽刺挖苦的对象。从时代背景来看，鲁迅是当时反对传统封建文化的先锋，从反封建的原则立场出发，对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势必给予批判和否定。1925年，他曾经在《忽然想到》里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中医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不例外地要被“打倒”。这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在反封建文化，倡导科学、民主的潮流中，一些文化名人如胡适、陈独秀、梁启超、陈寅恪等都反对中医，梁启超甚至被西医割错肾脏亦无悔无怨。从个人生活经历来看，鲁迅的父亲曾因当地中医治疗无效而亡，“不但自己被弄得狼狈不堪，而且家庭也由小康而坠入困顿”。这些惨痛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在幼年鲁迅的心里，曾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鲁迅在1925年写的《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也谈到自己先前对中医的不满：“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心存怨恨，在作品中对其鞭挞讽刺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鲁迅早期对中医进行抨击，但他并没有与中医绝缘，反之还有所应用与研究。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时不时地用中医方法疗病。如日记载：1912年11月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2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916年1月22日“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

从1912年起，在《鲁迅日记》中，多处可见这种活动的记录。这与鲁迅身体多病有关，许广平回忆：“以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代的鲁迅，就因‘五日不处于忧患中’，折磨得他‘胃痛’‘神经亢奋’‘头脑岑岑然’‘齿痛’‘头痛身热’‘咳嗽’，仅以1913年为例，这一年的1月、2月、3月、5月、8月、10月、11月、12月各月中都有害病的记载。”可见，鲁迅因身体多病，亦不断在中医里寻找办法，表明他并没有否定整个中医学。

鲁迅虽然有嘲讽中医的言论，但同时也在读一些中医古籍，做过一些研究。如《鲁迅日记》载：1914年9月12日“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此书是急症灸治之专著，具临床实用性；1915年2月21日“至书肆买《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1923年2月2日“午后往留黎厂买景元本《本草衍义》一部二册，二元八角”，此书是学术价值很高的本草学著作；1923年2月26日“下午其中堂书店寄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该书是中国最早论述病因和证候的专著；1923年4月27日“上午往高师校讲。往直隶书局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一元四角”，此书是针灸学的宝贵资料；1927年8月2日“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此套医学丛书包括《褚氏遗书》《肘后备急方》《元和纪用经》《苏沈良方》《十药神书》《加减灵秘十八方》《韩氏医通》《痘疹传心录》《折肱漫录》和《慎柔五书》等。

鲁迅不仅多次去书局购买中医书，而且还自己修补中医书籍。如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同年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鲁迅还将中医古籍与其弟分享，如1915年7月29日记：“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五十二)，又《脉经》四本。”

由上可见，鲁迅对中医的病因学、脉学、针灸学、方药学都有涉猎，购买这些中医古籍恐怕不是为了批判而下此功夫的。

1930年以后，几乎未再见鲁迅对中医的批评，更多的是以平实的态度对待中医：在生活中利用中医药为家人治病，将有效的方法向亲友推荐，对中医给予客观的评价。

1930年8月30日～9月6日的日记里，有4次鲁迅写到为儿子周海婴往仁济堂买药。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谈到鲁迅为其治病的往事。鲁迅用带有“薄荷味”的“安福消炎膏”及芥末糊热敷背部治疗儿子的哮喘病，芥末糊更是他的一张“王牌”，往往“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其效颇佳。

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中记载，1932年，她背着鲁迅用乌鸡白凤丸治好自己患了几个月的带下病，使“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而且拿我这回的经验告诉一些朋友，他们的太太如法炮制，身体也好起来了。像讲故事似的把前后经过告诉了萧红先生”。

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中还回忆：鲁迅与周建人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有谈话，常涉及《本草纲目》或中医以生草药治急病见效等。“鲁迅非常称赞《验方新编》上的一些药方，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他自己曾经生过‘抱腰龙’的病，在乡间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他常常向周围的人称谈过一种叫‘草头郎中’的医生，以为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这些医药，因为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湮没无闻，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鲁迅在写作时也常运用中医之理来阐释问题。如1930年发表的《好政府主义》：“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鲁迅对中医学的兴趣和研究也一直没有断过，1933年4月25日还买了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医学史》。

随着年龄与阅历增加，鲁迅对中医药的认识逐渐变得较为冷静和全面，对中医药也有较为客观的评价。1930年鲁迅翻译了《药用植物》，《药用植物》系《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的一种，读者是以青少年为主的中学生。此书的翻译可以说是鲁迅晚年给予青少年的珍贵馈赠，与其对中医的观念的转变直接相关。他在发表于1933年的《经验》中说：“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1933年他在《伪自由书·推背图》里说道：“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宇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生命的了。”

由上可见，鲁迅早期确曾抨击过中医，但主要是批评中医的某些缺点、某些不良的医者和行医之风，不是否定整个中医。正如周海婴所说，鲁迅对于其父亲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在文章中提到给父亲治病的中医用的药是“败鼓皮丸”，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治不好了就推给别人，或者推给鬼魂“冤愆”，鲁迅对此十分反感。

鲁迅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并说：“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文章中一些批评中医的言论很是辛辣，这与他的写作风格有关，许广平曾说“鲁迅为了说明问题，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对事情的某一方面特别强调得厉害。”

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鲁迅对中医的认识和评价越来越实事求是。正如许广平在回答一位读者所问“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时所说：“我认为这一点也是由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前期阶段，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经验》一文，写于1933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后期阶段，到那时候，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了。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通过纵向梳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1925年之前，鲁迅之所以批评中医，一者因其父生病求治中医未效，且耗费大量家财，致家道衰落而产生了“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二者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势必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批判对象。

不过，有学者指出，虽然“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但他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鲁迅反对的是传统文化的负面性”。鲁迅即使在批评中医的年代里，仍在读中医之书，用中医之法，感受中医之效。可见，鲁迅对中医学并非全盘否定，而只是抨击其中的糟粕。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鲁迅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在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后，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从而也看到了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和贡献。1930年以后，鲁迅对中医的评价已相当客观，且意有褒扬。

关于婚姻

朱安不仅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更是他一生唯一缔结合法婚姻关系的女人。

从鲁迅47岁开始与许广平同居，一直到鲁迅去世，他们二人都仅仅是事实婚姻，也就是说，他们未曾正式结婚。只是生活伴侣。

原因，便是鲁迅无法真的狠下心抛弃朱安。

关于日本

鲁迅与日本，特殊而微妙的情缘--于鲁迅，带着“心随东棹忆华年”的深深情结，没有任何异国如日本这样同他的人生联系如此密切；于日本，近代以降的中国已鲜有文人能及鲁迅延续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影响。此份情缘，亦为当代中日友好之路的铺展推波助澜。

鲁迅：为“中日友好的路越走越宽广”

鲁迅，可谓当代中日人民友好之路的一位不遗余力的开拓者。

鲁迅生活在中日关系并不平等的晦涩年代。从甲午战争、“二十一条”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中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而与此同时，两国人民的交往却冲破各种羁绊曲折艰难地向前发展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鲁迅明确地将日本帝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区别视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四川乐山人。曾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中国现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一，甲骨四堂之一。

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思想家、书法家、政治家。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

关于政治生涯

两次被授予中将军衔

1926年3月，郭沫若应邀来到广州，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和学校里的一些共产党员结识，并在相处中，成为了好朋友。

周恩来同志当时正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邀请和推荐下，郭沫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并兼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一职。

在当时的黄埔军校中，有很多教官和领导岗位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比较有名的除了有周恩来以外，还有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毛泽覃、包惠僧、阳瀚笙、李达、张申府、董必武、项英、陈毅、陈潭秋等人。

同年7月，郭沫若跟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科长。

自此，郭沫若成为了一名职业军人，成功完成了从一个文人到军人身份的转变。

1926年9月19日，北伐军攻克了江西省会南昌，扫除了扩大势力，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成果。为了鼓舞激励人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在第二天举行了盛大的授衔仪式。

郭沫若虽然成为军人的时间并不长，却因为职务颇高，而被授予了陆军中将军衔，同时还兼任北伐军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

授衔仪式完毕后，郭沫若和林伯渠、李富春等共产党好友在南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照。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在国内军界是陆军中将军衔，在文学领域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和文学家，本身又是出身富贵之家，可谓是风光无二，令人称羡！

可对于这些名头和光环，郭沫若似乎并不在意，他心中有着革命信仰，多次当面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

在经过仔细考虑后，周恩来同志一开始并没有批准郭沫若的入党请求，反倒是认为郭沫若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更能方便为我党做事。

老蒋也很看重郭沫若的才学，为了进行拉拢，又授予郭沫若“总司令⾏营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每月津贴额外加三百大洋。

除此之外，一向很少对下属迎来送往的老蒋，竟然在郭沫若每次前来拜访时，都主动起身相迎。等到郭沫若离开时，老蒋又把他送到大门口。

可以说，为了让郭沫若能为自己所用，老蒋是又给钱又给职位，还给予了足够的人格尊重，可谓是诚意满满了。

甚至根据老蒋侍卫长王世和回忆，老蒋曾对郭沫若许诺道：“跟我一起回南京，只需假以时日，我就让你负责长江以南6个省的政务！”

面对老蒋的拉拢，郭沫若却只是拒绝道：“蒋先生，我搞政治是外行，只能这些文章，做一些宣传工作。”

老蒋无奈，只能作罢，又见郭沫若和我党来往甚密，于是逐渐疏远了他。

时间进入到1927年初，正在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横扫旧军阀势力的时候。老蒋却投靠了大地主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还不断地迫害进步的工人阶级。

郭沫若见状，深感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写了一篇檄文《请看今⽇之蒋介⽯》，来痛斥老蒋的胡作非为。

1927年4月12日，老蒋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郭沫若终于下定决心和老蒋决裂。他果断放弃了高官厚禄，决定投向我党的温暖怀抱。

为了行动方便和避人耳目，他化名为“⾼浩然”，并假装成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参谋，一路化装潜行。

当时朱德也在南京，正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军党代表，郭沫若索性就住在了朱德的家中，在朱德的庇护下继续声讨老蒋。

不久，毛主席也看到了郭沫若的这篇讨蒋檄文，并大为赞赏道：“中国最有骨气的文人，该《讨蒋檄文》，比之三国陈琳所作《讨曹檄文》，更加令人振聋发聩！”

也就是说，毛主席才是公开夸赞郭沫若有骨气的第一人。

老蒋在得知郭沫若弃官出逃后，十分恼怒，再加上之前的那篇檄文，更让他怒上加怒，立刻让侍卫处发布通缉令：

“电令所属⼀体严密缉拿郭沫若⼀名，务获归案惩办！”

一时间，大街小巷军警密布，郭沫若的处境十分地危险。不过幸好有朱德同志的掩护，他才得以安然无恙。

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郭沫若在南京和朱德等人相处时，得知了我党准备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随即欣然前往参加了起义军。

之后，在随起义军大部队撤退的途中，经过老熟人周恩来和李一氓的介绍，郭沫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51年的党员生涯。

由于国民党方面正在严密追捕，郭沫若只能搭船前往日本避祸。

从1928年2月，到1937年8月，郭沫若足足在日本待了9年多。期间，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日本当局一直对他实行监视居住。

在日本的九年时间里，郭沫若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主要的原创作品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

此外，郭沫若另有翻译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战争与和平》、《生命之科学》等等。

可以说，在这几年里，郭沫若也没有虚度年华，确实也发表了很多佳作，为文艺界添砖加瓦，贡献不小。

七七事变后，在国共两党组成统一战线的情形下，郭沫若从日本返回国内参加抗战。

由于郭沫若曾经担任过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有一定的经验。所以在1938年4月，郭沫若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军衔为中将。

先后两次被授予中将军衔，不得不说郭沫若的革命资历不但比较早，更是有些耀眼！

1944年，郭沫若完成论著《甲申三百年祭》，作品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郭沫若前往南京参加了国共和谈。

1948年末，在东北地区被解放后，郭沫若前往当地参加了新政协会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当选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此外，郭沫若还连续担任了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是文艺界的掌舵人。

关于日本

反对包办婚姻，与日本女子结婚

1892年，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

其祖父由于仗义疏财，好交朋友，把祖上的家产基本败了个精光。到了郭沫若父亲郭朝沛这一代时，家底已经是非常薄弱了，只能勉强让一大家子人吃饱肚子而已。

也因此，郭朝沛便早早地辍学回家，开始学习钻研各种技能，从酿酒、榨油，到兑换银钱，再到粜纳五谷。甚至连当时利润颇高的倒卖烟土行业，郭朝沛也有所涉及。

靠着这些五花八门的赚钱路子，郭朝沛积攒下了一大笔财富。再加上他还略懂一些医术，经常会给乡亲们免费赠药，赢得了大家的敬重。

在郭朝沛的苦心经营下，郭氏家族总算是又缓了过来，成为乐山县的一个名门望族。

就是在这种衣食无忧的家境下，郭沫若降生了。到了5岁后，他开始在郭氏家族的私塾“绥山山馆”读书，自幼熟读《唐诗三百首》、《诗经》等古代文学作品，也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9岁时，又开始在新式学校读书，接触到了进步思想。

1910年，18岁的郭沫若通过家庭关系，插班进了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读书。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郭沫若返回老家组织民团响应。

1913年，郭沫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但并未就学；同年夏天，又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思虑再三后，也最终未入学。

长兄郭开文了解到郭沫若的想法后，觉得年轻人应该多出去见见世面，就主动出资让郭沫若去日本留学。

到了日本后，郭沫若先在预科学校学习日语，后来又就读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在留学期间，由于空闲时间太多，郭沫若得以广泛接触到国外文学名著，诸如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诗歌、戏剧作品，给他的内心深处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受此影响，郭沫若的内心也萌生出创作的心思，并先后发表了《地球，我的母亲》、《女神》等作品，还翻译了歌德的著作《少年维特之烦恼》。

凭借这些作品，郭沫若逐渐在国内有了一些名气，算得上略有薄名了。

1924年，郭沫若再次回到日本，翻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这本书，从此与马克思主义结缘，人生观有所改变。

郭沫若的几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张琼华。

张琼华出生于1890年，比郭沫若大两岁，乃是四川省乐山苏稽镇张沟人。

她的父亲是当地的团总，因为是武官家庭，张琼华虽然会做家务活，却从小就没读过书，基本上属于文盲。

从这一点来说，熟读诗书的郭沫若和她确实不太搭。

1911年9月，在父母的媒妁之言下，张琼华和郭沫若订了婚。当时的郭沫若还正在外地求学，虽然心中不愿意，但为了成全父母的心意，只得接受这一现实。

次年春天，两人正式成婚。可惜的是，由于是包办婚姻，两人心中都不太情愿。所以仅仅在结婚5天后，郭沫若就离开了乐山市。

郭沫若虽然离开了老家，却并未与原配离婚，因此张琼华只能一直独守在郭家。

直到1939年，郭沫若回老家为父亲奔丧时，才再次见到了张琼华，深感愧疚的郭沫若向她鞠了一个躬，道歉道：“对不住你了，我的一生如果有应该要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

1980年，张琼华去世，享年90岁，两人无子女。

第二任妻子：佐藤富子。

1916年，郭沫若在东京求学时，和圣路迦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两人相知相爱，成为了恋人。

当时，佐藤富子的父母很反对这段恋情。而佐藤富子为了继续和郭沫若在一起，竟然和父母断绝了关系。

郭沫若得知此事后，心中大为感动，为圣佐藤富子改名为安娜，并把她接到了冈山同居。

从1916年到1937年，郭沫若在日本和安娜生活了21年，两人一起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两人生育有四子一女，安娜则于1994年去世，享年101岁。

于立群：郭沫若的第三任妻子。

于立群是广西贺县人，生于1916年，比郭沫若小24岁。

她出生于名门世家、书香门第，祖父是同治年间的殿试第二名，即榜眼，后来做过从一品的满清高官。

生活在这样的官宦世家中，于立群从小就熟读唐诗宋词，又能写得一手好字。

到了30年代时，于立群家道衰落，不得不走出闺阁谋生，先后从事歌舞及电影表演。

于立群有一姐姐叫于立忱，曾于1934年在日本治病时和郭沫若相爱，却由于现实的原因两人无法在一起。

无奈之下，于立忱不得不返回国内。

1937年5月，于立忱在病痛和忧郁中自尽。

因为有这一层因素在，郭沫若后来在与于立群结识后，对她十分地关照。渐渐地，两人日久生情，成为了恋人，并最终于1938年结为夫妻。

郭沫若和于立群共生育有四子二女，分为为儿子郭汉英、郭世英、郭民英、郭建英女儿郭庶英、郭平英。

其中，郭民英和郭世英都英年早逝。两个儿子的不幸死亡，让于立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

1978年，郭沫若去世后，于立群为了纪念他，编选了一部郭沫若的诗集《东风第一枝》。

1979年，于立群在北京故居自尽，时年63岁。

郭沫若被诟病的考古生涯

明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的陵墓，也是唯一一座被发掘的明代皇家陵墓，而负责人正是郭沫若和吴晗。

1956年，在郭沫若的主持下，我国组成了考古队开始对明定陵进行挖掘。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当时的考古队并不专业。很多设备都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也没有跟上。

首先，考古队的很多成员是当地的农民百姓，用的工具就是最简单的锄头和铁锹。

其次，对于里面的文物，考古队员们都是直接用手拿，丝绸锦缎的文物直接氧化破碎。而金银制作的文物，要么是氧化，要么是被人私藏盗走了。

而且，明定陵很多文物都是直接被丢入库房中，一点也没有进行保护措施。

根据统计，明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除了有小部分保存完整外，有些是氧化破碎了，有的是被队员们私藏了，有些则是被人从库房中盗走了。

很多陵墓的古书，都被村民们拿回家烧火了。包括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楠木棺材，也是被随意地丢在一旁，最终也成为了烧火的木材。

最关键的是，发掘完明定陵后，专业的挖掘报告一直没有写出来。

直到1990年，即郭沫若离世12年后， 定陵的挖掘报告才终于出炉，这也为我国考古业提供了帝陵挖掘的经验，也给保护性发掘提供了很多的借鉴作用。

因此，考古学家郑振铎和夏鼐上书国务院，表示以当时的技术根本不足以保护文物，挖掘陵墓就是破坏陵墓。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也非常地重视，便下了一个命令，即“十年不开帝王陵”！

后来，虽然郭沫若还多次提出要求，想要开挖乾陵和秦陵，都被周总理给拒绝了。

所谓乾陵，就是唐高宗李治的陵墓，秦陵则是秦始皇陵。

关于马踏飞燕

‌郭沫若与马踏飞燕的故事背景主要发生在1971年，当时郭沫若陪同外宾访问中国西北地区，并在甘肃省博物馆看到了马踏飞燕（铜奔马）。‌

1971年9月，郭沫若陪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宾努首相访问中国西北地区。在甘肃省博物馆，郭沫若被马踏飞燕（铜奔马）深深吸引。这件文物当时还没有命名，郭沫若即兴将其命名为“马踏飞燕”，并推荐其参加文物出国展览‌。

马踏飞燕（铜奔马）出土于1969年甘肃武威的雷台汉墓，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该墓葬属于东汉晚期，墓主人曾四次被册封为将军。马踏飞燕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成为了中国旅游标志‌。

郭沫若的推荐使得马踏飞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在多个国家展出，最终于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

但是，“马踏飞燕”的叫法，大家都以为是郭沫若起的，其实不是郭沫若起的，此文物于1969年9月出土于武威，出土后不久，就被送到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两年后，即1971年9月郭沫若才见到此物。

为了此事，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还专门拜访了当时接待郭沫若一行的甘肃省博物馆的老馆长初世宾，老馆长回忆说：“马踏飞燕”在郭沫若来甘肃之前就已经在民间叫开了，究竟是谁起的已无从查证了。

关于北京城

当时，对于北京城的建设有两份计划。一份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系统的北京都市全体筹备，见地以天安门为中轴，撤除古城墙，创新北京城以结束产业化。

另一份计划案的提出者，是时任北京都邑方案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以及都邑筹备专家陈占祥。他们以为，在老北京城西部建设新的行政核心，最适合北京城当下和改日的进步宗旨。从制造学的角度来讲，梁思成与陈占祥的提案，卓殊值得商量。

另选行政核心，不但能够最大水准地保持老北京城的原始面貌和传统制造，并且可以为北京城以后的都市筹备、交通建设和遥远进步供给广袤的空间。即是放在当下，这份提案仍只是时。

这份历史上驰名的“梁陈提案”，大家既惊叹其云云拥有前瞻性，又怅然它在当时没有被领受。不过，人们注定不可联想，这是梁思成作为让步所提出的计划。

在此以前，当局曾屡次召开钻探古城墙去留的集会。以吴晗、郭沫若为首的主拆派坚持城墙注定要撤除，他们坚持以为这些老旧的皇家标记并不能配上今天的新中国，想要重新启动，就注定要透彻撤除旧时期的遗存。

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保守派固然不会允诺这类认识。既是制造师又是文物珍爱者的梁、林配偶太清爽这些古城墙表明着甚么，古城墙的一砖一瓦、方位构造都是中国古代人民聪惠的结晶，是出类拔萃的历史古迹。

两派争论不下，林徽因一度在集会上失色大骂：“今天你们决策撤除城墙，不出百年定会怨恨！若哪日心生悔意想要再建古城墙，也不可收复今天之精华，重现历史之样子，只是是一堆没有怄气的摆设结束！”

才女的失控阻难了撤除城墙的过程，但并没能让这些人意想到疑问的惨重性。梁思成和睦提出的计划延伸了古城墙的性命，但亏空以让这些古制造全面保持下来。城墙拆照旧留，答案在当时就依然肯定，只是光阴疑问。

50年头初，北京城内启动大范围改建，当局办公大楼、高校校舍、工场等制造拔地而起，生齿加多，城内外的交通量剧增，城内外古制造的短处连接懂得。

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都市筹备局成员郭沫若为首的主拆派和以梁思成、林徽因等为首的主留派分歧连接增大。

主拆派坚持以为这些古城墙不但窒塞城内外的交通，并且有碍于北京城当代化的市容市貌。

在高楼大厦之间混杂着一些古城墙、老牌坊和牌楼宫门，明明是不融洽、不新潮的，保持下来并没有甚么推敲代价。

增援主拆派的市民则以为这些既然当下没有反抗入侵的需求，这些又阻扰市民盛行的制造，为甚么不拆之而后快？

而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则不能认同这类暂劳永逸的作为。他们以为，撤除古城墙不但会带来大量的制造废品，并且会伤害都市的历史面貌，而且会给中国制造史甚至历史推敲带来重创。

1950年5月，梁思成提出全新的环城立体公园建设计划来批评撤除古城墙的提案，该设计方案见地将古制造疲倦都市花圃，转换老城门，拓宽马路，既能够碍交通，又能够增长都市美感。遗憾的是，这一次看似超前的提案再次被否决。

聚讼不已谈城墙

尽量梁思成的两次提案都没被领受，古城墙却未当即全豹撤除。真相上，对于城墙去留的争端一贯存在，大众说法不一，争议要紧存在于保护几点：

古城墙与否有碍交通；古城墙与否真的不可融入北京城当代化进步；古城墙与否代表封建意志；城墙是不是真正需求珍爱的古制造？

这些疑问的答案，决策着古城墙的运气。在当时的历史靠山下，这些疑问很困难到客观全面的回复。

固然中央早有撤除古城墙的决策，事关强大，各方聚讼不已，并不能告终一律。研究到这并非北京城改建中最紧急的疑问，北京市委决策暂不撤除。

是以，当时的北京市当局决策，今后北京城区部分地域的开拓建设，就撤除与保持各拟一份计划，对比其利害。

在1953年8月北京市第四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彭真曾亮相：“该当在协议国都建设总筹备中，从长商量。原因国都的筹备还没有肯定，今天做决策就会出错误。”

彭真的立场代表着当时北京市委果立场：不忙于撤除全数古制造；不速即撤除能够碍出产、交通和都市进步的古制造；珍爱有历史代价的古制造。

因而可知，当时就城墙去留这一疑问，北京市委果立场卓殊慎重。那为甚么最后惟有部分皇城城墙得以生存呢？

这就牵连到争议的第三点——古城墙与否代表封建意志？在这一疑问的答案没有盖棺定论的功夫，古城墙的撤除明明不急于暂时。

当大众下定决计陈腐迎新，与旧时期透彻决裂的功夫，古城墙明明成为最碍眼的存在。此时的古城墙，不再是有着厚重历史的古制造，而是封建脑筋和皇城特权的标记。

毫无疑难，保持古城墙会窒塞这座都市的进步，惟有拆掉再建材干凸显脱离过行止前走的决计。

此时的梁思成依然显然，古城墙黑白拆不可，不管多完整的提案都不能阻挠其被撤除的运气。林徽因获悉这一音书，万分悲伤，再次重申百年后人们定会怨恨今天撤除这些古玩。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看来，撤除古城墙是眼光短浅的作为，撤除的不但是制造，照旧学问，这对中国历史和宇宙历史来讲都丢失严重，即使某日想再建这些古城墙，究竟不是真古玩，更不可重现从前那些历史追念。

实践上，在撤除古城墙的决策下达以后，彭真曾明白线路：城墙能够撤除，城门务必留下，以便未来能够看出北京城的皮相。

帐然，在人们辞行过去的决计下，这些呼声微不可闻，近乎全数城门楼均被损毁，仅剩三处城门及箭楼遗迹，古代城墙则险些毫无遗留。

被撤除的古城墙

古城墙的撤除并非一项简单的工程，经过了极度长的历史时刻。1953年12月，北京城启动撤除外城墙。工程促成速率卓殊快，至1957年因故罢手，唯一百分之十的城墙未施工。

1957年6月，文化部指出北京城墙的存废既是国际关键疑问，也有极大国际影响，撤除就业理当重新评价。

城墙撤除就业暂缓，市当局决策停拆没有坍塌危境的城墙，年久失修危机较大的城墙则报经北京人民委员会审批。这一决策为珍爱古城墙又掠夺一些光阴。

好景不长，1958年，为了透彻改观北京城内的陈腐场合，国度决策有方案地透彻撤除古城墙，北京城的内城墙危如朝露。

都市建设，牵一发而动满身。梁思成在1950年提到的疑问随之呈现：撤除城墙招致城内留存大量制造废品，输送这些土方石块需求极大的人力物力；其余，周边住户的拆迁工程，都市后续的建设筹备相同需求当局尽快办理。

可是，当时正处于奇特的历史时刻，北京城内平常的交通运输和人力物力依然卓殊吃紧，无暇顾及城墙撤除就业。

很快，当局发掘即使动用军队和中央部分的能量，照样不可办理这些疑问。城墙撤除就业再次放置。

直到上世纪60年头，古城墙的撤除就业仍在促成。拆城墙、修地铁、取城砖、营建防空工程一度成为当时北京城内的要紧就业内容。

眼见这十足的林徽因是悲伤的，缱绻病榻的她具体不可知道为甚么能够珍爱故宫，却不可珍爱雷同记录着古都历史，代表着古都学问的古城墙。

关于甲骨文

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面，郭沫若也堪称第一。郭沫若（字鼎堂）和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在甲骨学领域并称为“甲骨四堂”。不过郭沫若最初并未研究甲骨文，他的甲骨文研究的特点是起步晚，但是起步高，成就大。郭沫若最早是学医的，1914年进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1919年弃医从文，在文学领域打下了一片天地。1926年，他又投笔从戎，加入了北伐战争的队伍。

1927年，蒋介石政变，郭沫若写下了传颂一时的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文章让郭沫若的名声再次大振，但是也遭到了蒋介石的通缉。1928年，他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对郭沫若进行了严格的监视，在这样的环境下，郭沫若只能潜心进行学术研究。

郭沫若最初在日本是没钱买书的，他只有每天去书店借书看。不过，在图书馆他颇有收获。1928年6月，他在东京的书店看到王国维写下的《殷墟书契考释》，对于历史研究十分有兴趣的他注意到了，他认为研究这本书对研究历史有很大帮助。之后，他就拿着这本书开始研究甲骨文，要知道，郭沫若对甲骨文是一个字也不认识，也没有人指导，他可以说是无师自通。为了养活生计，郭沫若在日本还经常写一些文章，或者搞点翻译等。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与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联系，得到了两个月的阅读允许。就在这两个月，他几乎把中国考古学上发现甲骨文的记载全都翻阅了一遍，同时几乎拜访了日本所有的甲骨文收藏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十年之间，他在甲骨文上就有了很大的成就。他在流亡日本的十年间不断地研究，写作，写下了《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书。据说他的《释支干》一篇是在发烧的时候写下来的。在吃饭的时候，他经常把骨片摆在饭桌上，让全家人一起来辨认。就这样，10年过去了，郭沫若已经成为了一代甲骨文研究大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也回国领导文学界的战日运动。在陈布雷的游说下，蒋介石也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会见了郭沫若，并且询问了郭沫若甲骨文研究的事情。当时，郭沫若的甲骨文成就已经超越了文学成就了。郭沫若在晚年，又组织编撰了《甲骨文合集》，收入41956片甲骨，被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使甲骨文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自中山大学建校以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傅斯年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任教。中山大学在百年发展中沉淀了浓厚的学术底蕴，建设了具有一流水准、中大品格的各级学科。名师辈出，薪火相传，百年中大文脉的传承由来已久。

郭沫若（1892-1978），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曾任国立广东大学史学系教授兼文科学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筹备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1948年入选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

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大学来到广州，开启了在中山大学任教并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旅程。鲁迅怎么会来中山大学任教呢？根据有关史料和回忆，这完全是陈延年推动的结果。陈延年对鲁迅是非常了解的。此时鲁迅已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听说工作得非常不愉快。于是，陈延年建议并力促鲁迅先生前来中山大学。

笔者之所以把鲁迅与郭沫若一起来说说，只是因为他们二位都与中山大学有关联，两人相差11岁。这也是本人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了解比较多的两位先辈，当然，孙中山是第一位。

关于享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才55岁。他出生于1881年，比陈独秀小两岁，与毕加索同龄，比郭沫若大11岁。这一年，慈安太后去世，慈禧开启独享大清最高权力。

鲁郭茅巴老曹，巴金虚岁活了一百岁，郭沫若和曹禺享年86岁，茅盾85岁，老舍67岁时自杀于运动中。 ​​​

郭沫若和鲁迅的骂战

郭沫若和鲁迅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文豪，并且两人都是世家子弟，出身名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人由于创作方面的认识分歧，多次展开了公开的“骂战”。

先是鲁迅发表了《呐喊》，郭沫若感觉不对自己的口味，再加上他当时刚和郁达夫等人成立了创造社，急需造势，便写了一篇批评《呐喊》的文章。

很快，创造社就靠着批评《呐喊》而出名，也吸引了很多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学子们。

这一番举动让鲁迅很不快，就回击道：“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

1925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两人也冰释前嫌。鲁迅还夸奖道：“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沙漠了！”

1927年12月，创作社的几位年轻的主笔人决定拿鲁迅开刀“破四旧”，将鲁迅和他的文章大肆批判，并说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

当时，郭沫若已经身在日本，此事本和他无关。

不过，当他看到鲁迅驳斥创造社文章后，以为鲁迅是奔着他来的，所以郭沫若也下场发动骂战。

郭沫若开口道：“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提倡趣味文学的《语丝》更和我无缘。”

并且，郭沫若还批评鲁迅：“封建余孽”、“法西斯”。

而鲁迅作为进步文人，一向是对这种词语很排斥的，没想到竟然被一个年轻人扣在了自己的头上。

自此之后，鲁迅彻底地和郭沫若划开了界限，公开表示道：“我近来太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

此外鲁迅还对郭沫若将原配妻子留在老家几十年不管不顾的行为，十分地鄙视。鲁迅虽然也有一个原配妻子朱安，但却一直供养她，给她比较好的生活待遇。

而且，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对第二任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不管不顾，不但很少邮寄生活费，连一封信都没有写过。

由此，鲁迅给郭沫若的评语是五个字：“才子加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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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大文豪的骂战持续了很久，直到鲁迅先生去世后才烟消云散。

根据史料记载，鲁迅先生去世后，郭沫若还特意上门祭拜，也许在他的心中对鲁迅的才学也是非常地佩服的！

总结

根据以上文字的详解，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先生的人生履历是非常地丰富，

第一：郭沫若确实有才学。

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书籍，又上过新式学堂，去日本留过学，肚子里的墨水挺多！

他的文学作品有《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女神》、《卓文君》、《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甲申三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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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郭沫若的革命资历挺深！

早在1911年宣统皇帝退位后，他就从学校回到老家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8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和同学们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的签订，次年又积极响应五四运动，组建了爱国社团。

二十年代时，又是在周恩来同志的推荐下，郭沫若担任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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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郭沫若先后两次被授予中将军衔，并于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成功加入了我党，入党介绍人则是周恩来同志！

所以说，郭沫若的党内资历是比较高的！

第三：郭沫若对前两任妻子有亏欠。

郭沫若是一位大才子，自古才子配佳人，再加上他又出身名门，更是惹来了女孩们的爱恋。

根据史料记载，郭沫若共有五段恋情，三段婚姻。

其中原配妻子张琼华一直独守老家空房，一待就是68年，期间郭沫若几乎对她是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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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妻子安娜来自日本东京，为了和郭沫若在一起，不惜和父母断绝了关系。两人共生育有五个孩子。

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此生没有再回去过，也基本没有寄过生活费和书信给安娜。而且，在此期间，安娜还受到了过日本当局的严刑拷打，日子过得很艰辛。

直到1948年，安娜才凑齐费用从日本到中国，带着五个孩子前来寻找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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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娜得知郭沫若已经娶妻生子后，不禁一阵心酸，再加上郭沫若的回避态度，她决定离开，被其他人拦下。

1949年，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安娜和五个孩子都获得了中国国籍，安娜的名字也改为郭安娜，和其他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

可以说，对于前两任妻子，郭沫若是有些亏欠的！

第四：郭沫若对鲁迅的批评有些出格！

其实，两人的这场论战，也是从郭沫若等人的批评鲁迅的文章先开始的。本来也只是对文章的批评而已，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

而且，中间有一段时间，鲁迅和郭沫若的关系略有缓和，两人还成为了朋友。

只不过到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郭沫若批评鲁迅是：“封建余孽和法西斯蒂”，这才让这场骂战升级的。

作者的点评

总结一下就是，郭沫若先生的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对中国的革命道路的建设有很大的贡献。

鲁迅怒骂：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郭沫若：我不服！

提起鲁迅，会有人想起他的“以笔作枪”，提起郭沫若会有人想起他的“女神”。鲁迅与郭沫若虽是同时代的文人（郭沫若出道比鲁迅略晚），但两人却从未见过面。可正是这两位看似毫无交集的文学家，竟有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坛争斗。

鲁迅与郭沫若都去日本留过学，鲁迅先生弃医从文，而郭沫若也是从医学转为文学。新文化运动时期，两人开始了在文坛上的初次交锋。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新文化学派与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因为文学主张的不同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鲁迅与郭沫若在在中国文坛上各有千秋，鲁迅先生在散文和小说方面独步天下，郭沫若在诗歌与戏剧方面也有惊世之作。可以说两人共同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散文集《野草》与《朝花夕拾》。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与《星空》。两者的作品一同奠基了中国新时代文学的雏形。

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坛争斗细说起来，还颇有历史。在早期是始于年少气盛，相互的不服气。两人的作品，有很多是相互“比较”着产生的，比如鲁迅的一篇短篇小说《出关》发表时，郭沫若也跟风写了一篇有关老子的《柱下史入关》的短篇小说。

一出一入颇具争斗意味。两人的文坛争斗不仅限于此，仔细翻看二人的作品，会发现两人写过很多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作品。比如鲁迅的《起死》和郭沫若的《漆园吏游梁》；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和鲁迅的《补天》；郭沫若的小说集《豕蹄》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这些作品的发表都伴随着对手作品的产生而出现。仿佛就是两两相对地摆在世人面前，让世人评判作品的好坏。

慢慢地，鲁迅和郭沫若也由争斗变为了相互“借鉴”。在生活中，郭沫若与鲁迅都生长在封建大家族，父母的包办婚姻使得他们很不满。在这种不满之下，郭沫若选择了与妻子离婚，寻求自己的爱情。郭沫若的“勇敢”让鲁迅也下定决心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子，于是与学生许广平先生走在了一起。

鲁迅与郭沫若的生活如此的相像，也许有人会说，两人相遇会成为朋友。但并非如此，两人在性格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鲁迅有自己的独特傲骨，而郭沫若弃笔从戎，最终渐渐沦为“俗人”。随着郭沫若的“沦陷”，两人的争斗这就显得不那么相对了。郭沫若已经无法与鲁迅相比，同时，鲁迅也把郭沫若比为“狗”来结束了这场不公平的争斗。

郭沫若虽然在人格上不怎么样，被称为“四大无耻文人”之一，鲁迅说他是“才子加流氓”。但是，抛开人品不论，郭沫若的学术攻陷是不能够被磨灭的。他后期创作了大量的附和、任务之作，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鲁迅对郭沫若是骂得多，但是郭沫若都一笑而过。1936年，鲁迅去世，郭沫若写下了“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未有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的言语。1937年，他回国后写下三首诗悼念鲁迅，其中《和鲁迅》写到：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努力，同心同德一戎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