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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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便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200多年直到北宋建立。907年，朱温篡唐。可笑的是，朱温曾被大唐皇帝赐名朱全忠，他起初参加了黄巢的乱军，后来因为与黄巢的心腹不合，投降了大唐，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大唐皇帝赐他“全忠”之名也不失为一种讽刺。

就是这样一个暴发户篡了皇皇大唐，建立了后梁，这就是五代十国的开始。任凭天下称你万岁，没有哪个封建朝代是不灭亡的，这是自然规律，有生有死，万物苍生各有宿命。

施耐庵所写的《水浒传》里有诗云：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诗里的“朱”指朱温，而“梁”指的是朱温所建立的后梁政权。五代十国的五代就是梁唐晋汉周，这是大唐灭亡后盘踞在中原地带的政权。而十国则是这一时期南北方的割据政权。五代十国的特点就是军阀混战，皇帝走马灯式地换，看谁拳头硬。名句“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就出自这一时期。诗里的“郭”便是本小姐提到的郭威，“周”便是他建立的政权后周，当然也是篡来的，篡后汉的。可见在那个时期，武将篡位可谓风气，掌握兵权的人不篡权，大家都替他着急，为他谋划。

这，就是陈桥兵变的历史背景。

上天待赵匡胤不薄，在他真正实施陈桥兵变之前，还让他“彩排”了一回。郭威篡汉的时候，路上发生兵变。可事实证明根本没有辽军南下这么一回事，出兵就是为了兵变。再者，兵变发生时，赵匡胤在开封的家属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了，可见没有缜密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赵匡胤穿上黄袍后，也顾不上所谓的“辽军南下”，直接掉头回开封了。赵匡胤提前回朝的心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所以军队入城时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当然军队纪律井然，与民秋毫无犯，一切水波不兴，赵匡胤在接受军队拥戴的时候，明确提出了以下三条，类似约法三章。

一　不得伤害后周小皇帝和太后。

二　不得伤害后周公卿官员。

三　不得抢劫京城市肆。

就是这三条，直指人类现代文明的三大价值——敬畏生命、责任权利、保护私有财产。金纲在他的《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一书中对太祖有着掩饰不住的喜爱：此三大价值，于兵变之始，出自赵匡胤之口，可见太祖气象上通古来圣贤，下接现代文明。太祖作为五代十国这样一个死人堆里走出来的武将能如此作为，不得不说他的远见超越了所在的时代。

但过多赞美与歌颂只会影响我们的理性，无论怎么说赵匡胤都是个篡位的。只是他的“篡位”是以被“禅让”和“无血”为卖点来彰显文明的，这正是他的智慧之处。

兵不血刃这个成语大家应该很熟悉了，用它来形容陈桥兵变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也不是一滴血都没流，还是有血的。流血的是谁？这个人就是另一位禁军将领韩通。赵匡胤在黄袍加身之后回军开封，突入京城，韩通惊闻政变，从内廷飞马而出，准备抵抗。他行至当街，被军校王彦升发觉，立即追至韩通家，将其一家杀死。赵匡胤继位后，追赠韩通为中书令，以礼安葬。王彦升虽未被追责，但自此再未得到重用。

韩通之死是陈桥兵变的一大耻辱。这里大家可能会疑惑不解，夺权篡位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为什么偌大的朝廷，只有韩通一人抵抗呢？这跟五代十国的时代风气有关，天子不问出处，兵强马壮者为之，那个时代“君臣义绝”，没有什么绝对的“忠君爱国”，大臣们把自己看成打工仔，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啊？

接下来就该举行禅让大典了，有位翰林学士陶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就此，王朝的交替实现了。如果仓促中并未准备禅位诏书，改为口头宣诏，倒是能彰显陈桥兵变的偶然性，但陶谷事先拟定了措辞严谨的禅位诏书用来邀功和讨好赵匡胤，这一举动更是让陈桥兵变显得阴谋既定，陶谷的自作聪明真是辜负了赵匡胤的良苦用心，坏了赵匡胤的名声。史书称，太祖鄙视他的为人。可见太祖是一心想做“白莲花”的。

后周与北宋的禅让大典，可谓史上最后一次“禅让”。宋朝以前的朝代更替政权移交，都是基于“禅让”理念的。大家一定听说过战国时的和氏璧，和氏璧后来被加工成了传国玉玺，被视为一个政权的正统所在。和氏璧伴随着禅让仪式历代相传，不幸于五代的战火中失传。不过，不用难过，传国玉玺所代表的“禅让”其实只存在于形式中，真正意义上的“禅让”是不存在的。

而宋之前，不管怎么说都有“禅让”这个形式存在。这让陈桥兵变又特殊了一些，我们且叫它史上最后一出禅让剧吧。陈桥兵变虽然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道义上站不住脚，但却有着深远的意义。这场兵变没有喋血宫门、没有伏尸遍野、没有烽烟四起，更没有兵连祸结，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改了朝换了代，不流血就建立起一个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宋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付出生命代价最低的王朝，此前此后，都没有。

从太祖的角度看，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反对派，后周的官员被全员留用，后周的小皇帝被封为郑王，韩通死后被追封为忠烈之士，而杀死忠烈之士的王彦升也未被追责。有人说这叫包容政治。总而言之，他怀柔一切，无非是想让自己能坐稳龙椅。但怀柔一切还是需要心胸的，不论这种心胸是出于何种目的。

有宋一代，他的人道、文明、理性大概就始于此。

话说回来，太祖在位时，并没有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威胁，北宋初期北方只有辽和宋实力基本对等。所以说太祖的一套政策完全是为了应对之前五代十国时藩镇割据混战和禁军将领造反所制定的。可后来形势变化，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渐强大，对宋的威胁日益增大，要怪只能怪太祖的子孙们没能与时俱进，保住本就只有半壁的江山。

至于重文轻武的风气确实始于大宋。大宋重文治，科举、士大夫、文化、商业、科技才是其闪光点，为什么轻武呢？因为宋朝要一扫前朝武夫治世的乱象。

真宗与他的父亲太宗一样，不遗余力地发展文化事业，岳麓书院的繁盛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与写照而已。相较之下，真宗御制的《劝学篇》可以说是更为有名，这种名气已经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程度。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宋辽和平局面长达百余年，史书有记：“辽宋边境，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

如果说《澶渊之盟》的利弊对于大宋是有争议的，那么辽绝对是受益者。在燕云十六州并入辽版图后，于1012年将幽州（今北京）改名燕京析津府，由于地处辽最南端，也称南京析津府，升格为陪都。今天我们常说北京是五朝古都，说的就是辽金元明清五朝，而最开始定都在此地的便是辽。虽说是陪都，但燕云毕竟是汉人居住地，建城的规模远远大于辽其他四个草原上的都城。

由于年代久远，世代更替，特别是经过金元两朝和近现代以来的破坏，北京的许多辽朝遗存已经无法再现了。本小姐在北京时去过不少现存的辽朝遗址，要么是现代所立的纪念碑，要么就是没什么观赏性可言的旧址了。

但如果大家真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辽朝遗址，本小姐给大家推荐北京天宁寺舍利塔。据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证，天宁寺舍利塔建于辽大康九年(1083)，即北宋神宗年间。

天宁寺舍利塔可以说是今天北京城最古老的建筑之一，饱经沧桑却依然是西二环最醒目的标志，它见证了辽的生与死。

都说宋朝是儒学大盛和复兴的时代，儒学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必修课。上得了庙堂，进不了心房，还是宋孝宗总结得恰到好处：“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也就是说，这儒释道三家，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武汉基本上是个近现代词，1927年1月1日，北伐中的国民政府取得阶段性胜利，国民政府从广州大元帅府迁往汉口南洋大楼办公。国民政府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临时首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武汉一词。今天，武汉国民政府遗址（南洋大楼）保存完好，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今日汉口六渡桥附近。

与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城市不同，武汉得名于近现代。而在此之前，没有武汉一说，只有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汉口被列为通商口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在汉口江滩看到极具规模的外国租界区，而这种景观在对岸的武昌却完全没有。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于1957年，新中国成立已经有八个年头了。从这之后，三镇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同城趋势与概念。

武昌一词有“以武治国而昌”之意，它倒也真没辜负这个名字。辛亥革命时武昌首义，倒真是武力推翻帝制的第一枪，“武”是有了，但之后是否“昌”还有待观察。其实“武昌”之名始于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江苏南京）迁至鄂县（今湖北鄂州），并更名“武昌”，所以三国时的武昌其实是指鄂州，并不是今日之武昌。而到了两宋时期，今日之武昌又被称为“鄂州”。

今日武昌位于长江之南，与江北之汉口隔江对望。近现代之前，很难说它们是一个城市，因为它们中间隔有长江，毛泽东在《水调歌头》中称其为天堑。正因为天堑所在，岳家军便在长江以南的鄂州（今湖北武昌）驻兵抗金长达八年之久。可以说，当时的鄂州正是岳飞抗金的最前线，岳飞以此为大本营北伐中原。若留意今日的武昌，依旧能发现一些岳飞与岳家军的痕迹。岳家嘴便是当年的屯兵地，又传说洪山寺的第一株松树便是岳飞亲手植下的，故得名“岳松”。洪山寺后来屡毁屡建，今日仍存，名宝通禅寺。

《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真正保住南宋半壁江山功劳最大的武将有三：韩世忠、岳飞、吴玠。韩世忠守住了江淮，岳飞守住了鄂州，吴玠守住了川陕，南宋这才活了下来。

什么样的功绩才能去泰山祭天。第一位是秦始皇，第二位是汉武帝，第三位是汉光武帝，第四位是唐高宗李治带着武则天，第五位是唐玄宗李隆基，宋真宗就是第六位，也是最后一位。

逢年过节，总是有一些前往深圳蛇口的宋少帝陵祭扫之人。这是中国唯一一个位于广东省境内的皇帝陵，伴随它的则是沧桑的往事与拂面的海风。

1276年临安城陷落时，宋度宗的两个幼子赵昰（宋端宗）与赵昺（宋少帝）被护送南逃，以图日后再续赵宋之国祚。按一般的理解，到了这最后的生死关头，保护小皇子出逃的定是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义士。但事实不然，宰相陈宜中是个不折不扣的逃跑派，在临安陷落时就私自出逃过一次，实由张世杰控制局面。

行朝从温州至福州再至泉州，经潮州至惠州再至香港九龙，随后，在元军的疯狂追击下，一直在珠三角各地的入海口苦苦支撑，小皇帝宋端宗便死于这一路的辗转颠簸惊吓之中。

景炎三年(1278)四月，宋少帝继位，改元祥兴。五六月间，行朝在与元军争夺雷州半岛（今广东湛江）时失败，进而转移到珠江口中崖山（今广东新会），张世杰准备以此为根据地起死回生，殊不知这崖山便是大宋最后的宿命地。

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军在海上包围了张世杰的部队，最后的生死大战一触即发。但这时，最讽刺的一幕发生了：宋军被包围的第二日，便是元宵节。沿海的当地居民照例在锣鼓声中举行了海上竞渡活动。

元宵节在宋时被称为元夕、上元节，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的富裕与开放远超前代，而元明清亦不能与之相较。那时的元宵节是超过春节的世俗国民狂欢节。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描写了南宋元夕的盛况：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战舰密布的海面并没有干扰市民过节的兴致，老百姓该过节还是过节，宋也好，元也罢。朝廷姓赵也可以，汉姓都没有的孛儿只斤氏也无不妥。

大概这才是生存的哲学。

但话说回来，也有不少人不屑于此种哲学，文天祥便是一例。此人为状元宰相，生不逢时，一事无成，但其精神遗产使其声名媲美岳王。在崖山之战开始前，他便写下了流传万世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元军统帅张弘范在读过诗后便不再勉强文天祥去劝降张世杰。这张弘范是个汉人，他的身世和《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十分相似，但与郭靖选择为大宋死守襄阳截然不同，张弘范是元灭宋的一大功臣，襄阳城之战和崖山之战，他都立有大功。

说到底，《射雕英雄传》终究是部小说。

祥兴二年(1279)二月的崖山海战极其惨烈，而宋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张世杰的错误战略。但张世杰倒是突围成功，最后他的船队在海陵岛（今广东阳江）附近遇上飓风而沉没。今日的海陵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载满货物的南宋沉船，人们就地打捞，称这艘出水的商船为“南海一号”，并在海陵岛上为它修建了一座博物馆。虽然“南海一号”与张世杰没什么关系，帆过浪无痕，人亡史犹在。

陆秀夫的战船则没能突围成功，被元军团团围住，他最终选择背负少帝跳海殉国。本小姐记得在课堂上，老师讲到此处，便开玩笑称陆秀夫挟持儿童，但玩笑里的哀伤更添哀伤。都说大宋文弱，号。

再说回文天祥，他在元军的战舰上目睹了崖山之战，大宋亡在他的眼前！活着除了就义，应再无他求。被押送元大都后，劝降的一拨接着一拨，对待元人，他面无惧色；对待降元的宋臣，他开口唾骂。最让他不知所措的人大约应是被俘的宋恭帝。1279年，文天祥在元大都见到了宋恭帝，并在这个孩童面前放声痛哭。文天祥这个“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的人格典范最终于1283年就义，如他所藏的绝笔一样：“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周良霄在《元代史》序文中写道：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朝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元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角度上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后世冯友兰写道：

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