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历史传统

张良

一：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

从中国古代文明的地理位置上说，它有一个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中心，由此辐射到周边地区。这个中心有时向其它方向有所偏移，但没有明显的错位。不像西方文明经历由希腊到罗马再到西欧的大幅度位移。它的边缘有时扩张，有时收缩，但总是在一个大体有限的范围内，在这个区域内，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民族居住于其中心地带，而其它少数民族则分布于其边缘地区。这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区域同时也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政治实体，其家天下的政治性质得到普遍认同。中国古代的政治发展表现为单轨性，即王朝兴亡的单调地重复，家天下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千年不变。古人都知道，“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这的确是事实。君主专制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唯一的、天然合理的、无可怀疑的政治体制。地理文化上的大一统落实到政治上就是家天下。这在中国形成了万世不变的所谓“道统”。

中国古代文明生长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内。它的北边是无际无涯的荒漠和原始森林，西边为难以逾越的高原和高山所阻隔，东南是令人生畏的茫茫大海，这些自然障碍将古人与外界隔开，形成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这与古代地中海文明和中世纪及近代大西洋文明的开放性地理环境形成鲜明对照。正是中国文明对外的相对隔绝，使它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内向性格，使中华民族有着一种独特内聚力。它使古代中国人在这些屏障以内，实现了长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统一，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文化具有“墙文化”的特征，即对外封闭，内部则消除各种障碍而得到充分开放和贯通。

二：“合—分—合”的历史传统

中国有着其它民族少有的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历史是从统一开始的，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在后人的心目中，都是华夏或“天下”统一的共主或帝主。被人们不断津津乐道的尧舜禹汤文武，形成上古时代一以贯之的道统。一个人类共同体，一个社会整体，一个中心，一个圣王的治理，这是上古的中国人就形成的观念，无论这种观念是否真实，它毕竟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统一的信念，一种民族整体的认同。中国古人的历史观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其归宿是合。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与中国不同，西方的历史是从分散和多元化开始的。西方历史有三个发源地，即希腊城邦、罗马时代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和部落以及中世纪的日尔曼国家。其中每一个发源地又都是多元的。希腊城邦源于多中心的荷马时代，城邦由迈锡尼时代之后众多分散的氏族部落居住地演变而来。城邦繁盛时代，并列着大约一千多个城邦，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罗马城邦是意大利种族各异和政治上各自为政的众多城市和部落之一。在罗马扩张成为世界帝国之后，它成为多民族的统一体，其中没有一个像中国汉民族那样的主体民族，统治民族罗马人也是少数民族；中世纪日尔曼各王国是在互不统属的各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们在整个中世纪从未实现过统一。所以西方政治史的开端无论在事实上或人们的观念上，都具有多元主义特征，除罗马后来在数百年中成为意大利的中心外，也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

在整个西方的政治史上，统一的意识非常之弱。在希腊，人们看到成千的城邦各自为政，独立并存达几百年，这期间也有过统一的呼声，但没有形成希腊人的共识。即使在波斯大军压境，希腊城邦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的时候，希腊人也只达到过部分的和有限度的联合，没有真正统一起来。罗马人虽然实现过统一，但他们并未把统一本身作为理想，需要的时候，他们竟主动把庞大的国家切割为两个或四个部分，各设一个统治者分头治理。这在中国人是不可想像的。在中世纪的西欧，政治上是极其多元化的。帝国、王国、公国、相对独立的城市、主教领地或修道院等，既相互包容交错，又相互独立，自成体系。中世纪西方人从罗马帝国继承了统一的观念，然而却没有对现实中极其杂乱的政治版图感到不安，更鲜有人认真地去实践统一的理想。统一观念只在统一的基督教会中得到部分的实现。到中世纪末期，四分五裂的国家开始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过渡，在英、法、西班牙等国实现了王国层面的统一，结果是确立了欧洲的分裂。并且这些统一体的规模和内部关系仅大体相当于中国战国时代各国的水平。然而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小规模的统一很快就过渡到秦朝的更大规模的统一，秦朝将全国设立36个郡，后增至40余郡，其中一个郡就相当于西欧的一个国。在这样一个规模上的统一是中世纪西欧人不敢奢求的。即使在他们那种较小的规模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迟至19世纪才得以实现。所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有过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统一，但分立主义却占着主导地位。它的政治发展模式从分开始，是“分—合—分”的路向。而中国虽然有过分裂，但统一却是主旋律。它的发展模式是从合开始而又复归于合，即“合—分—合”的路向。统一被视为常态，而分裂被视为反常的、暂时的，是“乱”的表现。它必然要重归于“合”。

西方人安于分立而中国人执着于统一的心态在出现分裂的状态下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对比。古代希腊城邦时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在同一文化区域或同一民族范围内，呈现出许多国家并立的局面。然而，希腊人把各城邦的独立自治当作常态接受下来。他们把精力集中于城邦内部的事物，不过不是为了使城邦强盛起来以承担统一的使命，而是使公民过上一种优良的生活。像斯巴达那样以克敌致胜为目标，从而牺牲了公民优雅美善生活的城邦制度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所鄙视。城邦之间远不是和平共处的关系，但城邦间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霸权，而不是兼并土地和人民。在数百年间，城邦之间互相兼并的现象是十分少见的。

与此相反，春秋战国时代多国并立的现象从未被视为正常现象，而是反常的、暂时的现象。在人们的观念中，天下本来是一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当时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蜂起，纷纷扩张自己的领土和势力。天下没有了“共主”，于是先有“五霸”起而承担号令诸侯之责，接着便是各国直接承担起统一天下的使命。有一种不断兼并扩张的驱动力，推动着各国不断地吞掉周边小国、弱国，最终走向各国的统一。这就是由春秋之初的所谓“八百诸侯”到战国时的“七雄”，最后到秦始皇的一统天下的历史过程。

先秦诸子就是在这种对分裂的不安和走向统一的大潮中应运而起的。诸子的学说都是出于对西周“一”的秩序瓦解的不安，他们纷纷提出的救世治国的方案，都旨在使天下重新归于“一”，或定于“一”。统一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自我意识。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对统一的追求格外强烈。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一”的概念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虽然也有过像公孙龙那样“离天下”的主张，那不过是一种与主流观念极不协调的怪论，他的主张是孤立的，没有引起人们认真的对待。正如荀子所说，所谓“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

先秦诸子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人追求统一的政治心态和政治情感，也奠定了后世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整个中国古代，大一统形成了政治传统和政治思想传统。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无可怀疑地维护统一。出现分裂时，就会激发出整合国家并使之归于统一的强烈冲动。得“一”则安，出现“分”、“多”、“乱”的情况则惶惶然。

三： 中国人的“天下”观

上古三代统一的历史传统和先秦诸子阐述的思想塑造了中国古人的政治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三代的圣王都是“天下”的共主。帝尧以其仁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并“协和万邦”。而舜的仁政和刑罚则使“天下咸服”。禹的威势更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夏商周三代更不必说，所统治的范围都是“天下”，统治者称“天子”。这个“天下”是中国古人视野所及，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人的“天下”观把华夏文明所覆盖的所有地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统摄“万邦”，只把周边少量的“四夷”排除在外。东周开始的诸侯异政，被视为“天下”大“乱”。先秦诸子提出各种救世方案，其眼前目的是“治国”，即各个诸候国，最终目的是“平天下”、“一四海”。“平天下”就是重新整合肢解破碎的华夏共同体，使“天下”最终“定于一”，也意味着使某位君主“得天下”。这是他们无可怀疑的目标。当秦汉的大一统实现后，这个“天下”就愈加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历代帝王和政治家追求的目标就是“尺地一民，尽入版藉”。宋太祖立国之初，于风雪之夜拜访重臣赵普，赵普问其缘由，他答：“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天下没有统一，竟会使帝王如此不安。宋太祖灭南唐的典故更具有象征意义。虽然南唐国主李煜一再贬损自己，对宋恭顺称臣，可宋仍发兵渡江攻伐。南唐使者对宋太祖说：“李煜何罪，而陛下伐之？且煜事陛下如子事父！”而太祖反接过这个话茬回答说：“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10结果使者无言以对。当使者再一次请求缓兵时，宋太祖却不耐烦再讲任何理由，“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即便有人在一边“安睡”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中国人在“天下”观的背景下对统一的强烈追求。

四：大一统的政治理想

在大一统秩序下的长期生活，在中国人深层心理上积淀为“天下”的情结。每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在“天下”这张底板上构绘他们的政治理想的蓝图。希腊罗马人生活于地中海沿岸，这里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生长于这里的每一种文明都与周边的其它文明相互了解和沟通。城邦时代的希腊罗马人虽然也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是周边众多民族之一，绝不敢把他们所居住和统治的地方称为“天下”。他们不仅没有感到有统一天下之责。对内部统一的需求也出奇地弱。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希腊世界”的观念相当于中国人的“天下”观，不过在他们的心目中，希腊世界的统一仅仅是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统一，在希腊的历史上也有过像泰勒斯那样的人发出过微弱的联合的呼声，希望希腊人团结起来共同对外，也实现过一定程度的联合或联盟，但在政治上的完全统一却从未使他们真正动心。他们对城邦独立自治的信念与先秦诸子对“天下”统一的信念一样，从未发生过疑问。迈锡尼王权垮台形成的破碎的政治版图，如同用碎布胡乱拼缝而成的褥垫一般，这也没有使希腊人感到不安，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的人口和土地面积进行了一番详尽论证后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城邦适当的人口限度”，“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他的意思是说，城邦规模的最低限度是能实现自给，最高限度是邦内公民之间以互相熟悉，站在高处能将境内一览无余。他又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城邦不能由十个人组成——可是要有十万人就不再是城邦了。”

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罗马城邦建立之初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不过他们不是追求某种统一天下的理想，开始是为了生存，不扩张就不能保证安全，后来则受到一种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欲望所驱使。他们在扩张本身中即得到满足。到帝国末期，统一的帝国开始解体，日尔曼蛮族部落潮水般涌入，把帝国撕成一个个碎片，最后连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也遭洗劫。这场劫难远过于中国周天子权威失坠后的天下大乱，在当时罗马人心中也造成了强烈震荡和深刻创痛。人们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激起罗马人重新整合社会、统一国家的激情。在他们的冷漠中，罗马国家被断送了。

在中世纪，代表西方统一理想的是基督教会。但它却无力在政治上实现西方的统一。在政治领域，西欧不仅有水平方向上各个国家的分裂，还有各国内部深刻的垂直方向上的分裂。到宗教改革后，教会自身也分裂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在于各民族政治上的根深蒂固的分立主义最终挣开了教会统一的纽带，从此以后，统一的天主教只剩下残破的半壁江山。

西方人顽固的分立主义和中国人对统一的执着追求，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对比。就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城邦观念源于城邦属公民集体所有的制度以及他们对自给自治理想的追求。城邦领土的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罗马城邦共和国便毁于自身的扩张。在希腊，类似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斯巴达人就由于对被征服者的恐惧而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在中国，由于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国家的土地和人民被视为君主的产业。“贵为天子者”，当“富有天下”。这是君的观念，也为臣所认同。由一家占有一国，由一国进而兼并“天下”，这是君主产业的扩大。这个过程是非常自然的，以致很少有人对它发生疑问。先秦诸子（和后来的政治思想家）几乎都是从君主的“家臣”地位出发来认识政治问题的，所以，把“天下”统一于某一位君主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骄傲地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正是先秦诸子的政治思想（老子是个例外）。所以，大一统心态正是家臣心态的一个侧面。

无论希腊人还是中世纪的西欧人，它们并非对国家的统一和扩张不感兴趣，而是有更重要的目标被置于这个目标之上。在希腊，是公民们对自已独立自治和公共生活的珍惜；在中世纪，是贵族们对自己传统的权利和特权的维护，这些公民或贵族的集体，构成国家的中坚，任何外来势力企图奴役这个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集团拼死的反抗。希腊城邦的历史上，常有城邦的公民在维护城邦独立战争中失败而集体遭屠杀的事情。中世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在反抗诺曼入侵中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公民（相当于政治贵族）和贵族由于其独特地位和性格而产生的这种坚强的反抗精神无疑是大规模统一兼并的障碍，也是分立主义的重要基础。而在中国，国只为统治者的家族所私有，“天下”分裂为若干独立小国，是一些野心家的自私行为，这种国的灭亡也主要与他们有关。只有国君和那些感到因“食君之禄”而需报君之恩的“忠臣”们才会有维护国家独立的主动性。普通人民对统治者家族间的争夺表现得麻木、冷漠。加之他们已经被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驯化成软弱无力、一盘散沙的一群，把他们置于新主人的统治下并不会太困难。如果新主人比原来的主人开明、宽厚，就会得到他们的欢迎。

五：结论

西方的分立主义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希腊人因多元主义而得到了自由和民主，但他们始终没有克服城邦的分立，并在各城邦间的自相残杀中走向衰败，最终被外部力量所征服。中世纪的政治分裂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德国和意大利由于分裂而长期落后于其它国家。直到本世纪，欧洲的分裂还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它也带来了各国间的竞争，并通过竞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各国在分立的条件下也发展了各自的个性，每个国家都创出自己独立的道路。各国相互影响、补充，交错前进，使西欧社会充满生气与活力。中国却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它保证了中华民族以其人数的优势于两千年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地广人众规模庞大的国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丰厚的一份遗产。在现代社会里，它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在古代，大一统国家似乎是民主自由的绝对障碍。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联邦制和代议制的发现，才使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里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成为可能。当代信息社会创造的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和交通工具，普遍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极大地缩短了人们之间在空间上的距离，从而使一个较大规模的国家实现民主自由才有了可能。

自15世纪起，在西方掀起了民族主义浪潮，亦即在民族范围内建立国家。受这股浪潮的冲击，由西向东，一个接一个的多民族帝国解体。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也出现了分裂，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人们问，最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会不会也走上这条路？我们认为，中国悠久的统一传统，中国人民追求统一的执着与坚定，这一优良传统带来的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内聚力，是其它几个帝国所没有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优秀历史遗产，是我们在现代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仍维持着规模庞大的统一国家的可贵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