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新的文化生命体

张良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基础上再造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也构成了“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主题。马克思说：“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是因为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国家蒙难、人民蒙辱、文明蒙尘与旧的文化生命体解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思想史上，首次使用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概念，把“文化体”比喻为有生命的“生物有机体”。根据《辞海》的定义，所谓有机体或机体，是对自然界有生命的生物体的总称，包括一切动植物，泛指一切有生命的、能实现全部生命活动的生物个体。正如自然界有生命的生物体一样，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而产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具有有机体的生命活力，处在不断生长发展过程中，在吐故纳新中实现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不断繁荣兴盛。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把文化视为意识觉醒的人类的生命表现形式。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的比较分析，他得出了文化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的结论。文化既是一个由各个组成部分有机联系在一起的“高级实体”，又是一个经历从诞生、成熟到衰落和死亡过程的“独立而自足的”生命体。把文化视为生命有机体，是斯宾格勒的一大理论贡献。但斯宾格勒又认为，特定的文化体仅对应于特定的种族，它在展现自身的过程中形成了只属于这个种族的表现形式和象征形式。斯宾格勒把世界历史视为八大文化体——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完全自给自足的个体单位的意义相续。一种文化生命体和另一种文化生命体之间彼此割裂，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积极的关系。这就不仅消除了不同文化体通过交流互鉴来汲取外来文明优秀成果从而焕发新的生命力、取得新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也用一种文化体“独立”和“自足”的新静态论代替了将“西方文化”视为普遍性模式的传统静态论。

马克思也把社会比喻成“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生命有机体。他说：“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由各个社会细胞、各种社会器官和社会组织按一定次序建立起来的社会有机体，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层次的严密的自组织系统，既有横向结构又有纵向历史变化。作为社会形态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形态，也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有机体。“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一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彻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识形式中演进的。”文化生命体是一个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人与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实践关系中建构的，具有相对独立性、自组织性、开放性、发散性、再生性的变化和发展着的有机体。

显然，“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和“新的文化生命体”，分别相对于“中华文明的传统形态”和“旧的文化生命体”。“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的结果，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产物。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前的旧中国，存在着一个濒临解体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的文化生命体”。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或“旧的文化生命体”），既包含“封建性的糟粕”，也包含“民主性的精华”；既包含“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也包含“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

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对西方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濒临解体。早在1853年，马克思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社会结构是由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部分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部分乃至整体的变化。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不仅涉及器物和制度层面，而且也涉及文化层面。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以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这就相当客观地描述了西方对中国文化层面冲击的猛烈程度。

与逐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相伴随的旧中国解体过程，既是一个传统自然经济制度和皇权政治制度解体的过程，也是一个既有“封建性糟粕”又有“民主性精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的文化生命体”解体的过程。如李大钊所说，近代以来，西方工业经济的冲击动摇了中国农业经济，传统大家族制度因之也崩毁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林毓生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王权是一个必要的连环。在这个连环中，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高度整合。其必然的结果，就是“随着普遍王权崩毁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解体，也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破坏。”当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并不仅仅是由帝制被推翻而突然造成的，而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长期、复杂的过程。即使是中华民国的建立，也并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只是使得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达到了高峰。”

在旧的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的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尚未孕育和成长，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在文化认同上也因失去对象而出现了危机。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国人在文化认同上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然而，近代以来，无论是单一认同“新输入之欧化”，还是单一认同“旧有之孔教”，也都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旧有之孔教”已暴露出了严重不足，已不适应于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比如，“旧有之孔教”是“专制思想之灵魂”，与共和体制不相容。陈独秀说：“这一切低俗的旧习俗充满着我们这个国度，因为我们要认真地构筑共和体制这一大框架，一定要把这些斥责共和的思想观念彻底清除。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可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另一方面，“新输入之欧化”也有不足。即使是曾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也说过，西洋文化确实有不少历史因袭的成分，中国人不但在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决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照搬。“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诚然，西方是全球现代化的先行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式道路就是全球各国现代化的普适性道路。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进入中国是以对中华民族实行欺凌和掠夺，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先生老是打学生”面目出现的。此外，西方的方案在运用于中国时也显示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各种西式方案都试过了，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各样西方主义、思想流派，也纷纷在中华大地“粉墨登场”，而中国的情况并未因此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就表明，无论是单一的“新输入之欧化”，还是单一的“旧有之孔教”，都已无法成为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主体。

文化生命体是客体和主体的统一。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黑格尔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论断。他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而且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人类造就的文化生命体，既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化，以“客体”的方式存在，同时又是具有生命自我更新、自我变化能力和具有主动性、能动性的有机体。这一文化生命体以“主体”的方式存在，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文化主体性是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文化生命体的主体性，是文化生命体自主性、主动性、能动性等主体性特性的展现。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旧的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新的文化生命体尚未孕育和成长，新旧文化生命体之间形成了“真空”地带。中国人不仅在文化认同上出现了危机，中华大地一度也因此失去了文化主体性。“在过去高度整合的中国社会中所形成的思想和价值丛聚，在文化与道德系统解体以后不是败坏，便是脱臼；或者说，传统的文化和道德的框架已不复存在了。”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华大地因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一度失去文化主体性而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呈现混乱状态，在精神领域陷入被动状态。在政治领域，“清帝国崩毁后所建立的徒有虚名的共和国既不能提出一个新的、综合性的世界观，又未建立起一套可行的政治制度”，中国从此沦入互相残杀的军阀混战局面，“由于为政权提供正当理由的‘天命’已不复存在，军阀们又接受不到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以便胡作非为，既无明确目标又无经邦治国的愿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失去文化主体性，就失去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没有根本依托，就没有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国家认同就缺乏坚实的文化基础。近代以来，不少人因此而产生了文化上的“自卑情结”。孔庙已尽失昔日的光辉，不少国人已经“一面倒地匐伏在‘西方之神’的脚下。从而，民族的‘思想模态’如赖伐生所说，由‘我的，所以必是真的’，变成了‘西方的，所以必是真的’”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胡适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仅物质机械、政治制度等“不如人”，而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等都“不如人”，甚至身体也“不如人”，中华民族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他的这些论述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伴随旧文化生命体的解体，中华大地失去了作为文化自信根本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以及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等现象。旧中国呈现出了“文化软无力”、“文化自卑”和“文化认同危机”等状态。

与此同时，中国人在精神上也逐渐陷入消极与被动。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启超归纳了国人“奴性（奴性十足）”、“愚昧（愚昧无知）”、“为我（自私自利）”、“好伪（极好面子）”、“怯懦（胆小怕事）”和“无动（喜欢围观）”六大“根深蒂固”的特性。他还认为，国人缺乏自知之明和自我批评精神，“徒责人，而不知自责，徒望人而不知自勉”，缺乏公德、冒险、自尊以及权利与义务、民族和国家等观念。陈独秀则系统列举了“惰性”“奢侈”“贪婪”“虚伪不诚”等国民消极、被动的精神特征。他认为，旧中国问题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民麻木愚昧、不觉醒不觉悟、家族利益至上、国家观念淡薄、无独立自主人格、只知听天命不知尽人力、缺乏诚信等品性。大多数民众口头上支持共和制，却满脑子洋溢着专制主义的旧观念，“一切行为举止无不深深地透露着帝王专制的浓厚气息。”李大钊也认为，旧中国国民麻木、自私、愚昧、不洁、诈伪、奴性、守旧等。鲁迅则用“无声的中国”、“沉默的灵魂”与“十全停滞的生活”来描述旧中国消极、被动的精神状态，并形象勾画了国民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愚昧无知、狭隘自私、麻木保守等性格。青年毛泽东也揭露了“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等旧中国国民消极、被动的精神状态。他还用“伪而不真”与“虚而不实”这“两言”概括旧中国国民的思想与道德面貌。青年毛泽东认为，国人的旧思想、旧道德“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显然，中国人在精神上逐渐陷入消极与被动，也是与旧文化生命体解体、中华大地一度失去文化主体性过程相伴随的。

二：古今中西之争与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尝试

上述表明，从鸦片战争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解体，而新的文化生命体尚未形成。中华大地一度失去了文化主体性，从而也失去了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以及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旧中国因此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软无力”以及“文化自卑”等状态，中国人在精神上也逐渐陷入消极与被动。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落到了谷底。从此，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目标和梦想。在这一大背景下，如何回应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在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基础上再造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以及引领现代化、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亟待破解的重大时代课题。

“古今中西之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中发生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主题，就是面对西方冲击与旧文化生命体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或传统与现代关系，其具体表现形式既包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也包括学校与科举之争、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等。“古今中西之争”过程中形成了“中体西用”、“中体中用”与“西体西用”等多种体现“中”和“西”不同“体”和“用”关系的答案或方案。这些答案或方案，都以不同方式回答了近代以来的几大时代之问：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能否相互融合？如果二者能够相互融合，是以中国文化（中学）为本体（或本位）吸收西方文化（西学），还是在全面了解、介绍、输入、引进西方文化（西学）基础上，使西方文化（西学）能够适应和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如果二者不能够相互融合，是坚守中国本土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学），还是全面照搬外来的西方文化（西学）或全盘西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中形成的诸种针对这几大时代之问的答案或方案，都可以视为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的背景下，在中华大地上再造“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主体性”“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的努力和尝试。如有学者所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文化再造’工作，乃是要在新旧中西的四个次元中，抉择其可能（而不仅是应当）抉择的文化质素，以创造一‘运作的，功能的综合’。”

“古今中西之争”伴随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全过程，是在社会意识领域对社会存在的生动反映。诚然，近代以来中国首先遭遇了西方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但在任何一个文化体中，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行为层面乃是一个紧密相联的有机体系。船坚炮利压力下引起的近代中国器物层面的变化，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由于中国对外的节节失败、步步沦陷，几乎使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无一不发生彻底的形变。”

金耀基把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与社会的变迁历史，概括为“形变之链”的过程，“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会面’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他认为，这种“形变之链”与汤因比的“文化的反射律”若合符节。根据汤因比的说法，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阻力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思想观念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显然，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或中国“向西方学习”，也经历了从器物层次（洋务运动）、制度层次（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到思想行为层次（新文化运动）的变化过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后，立刻就形成一全面的阻抗阵线；而第一道被西方文化冲破的便是最外层的器物技术的一道防线。”较之器物层次，制度层次的变化又深了一层，也更难了一层。“因为制度较之器物之影响人的内部价值者为大；故所遇的阻力也越大，因为它已不是西学之‘用’而是西学之‘体’。”而思想行为层次的变迁，由于涉及一个文化体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最内在的质素，所以最难。“这一层的转变是最关于个人的，也是最深刻的，因此也是最不容易的，最缓慢的”。

早在戊戌变法前夕，曾廉已站在保守主义的消极立场，预言了从“器物”、“制度”到“思想行为”的“形变之链”全过程。他说：“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曾廉认为，言技（器物层面）、言政（制度层面）、言教（思想行为层面）等“变夷之议”是非常危险的。他悲观地预言最终将导致“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废”，“天下之人视其亲长亦不啻水中之萍”，“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本意是为了“制夷”的变革，其导致的最终后果却是事与愿违的内部动乱（“于是乎忧先起于萧墙”）。曾廉所说的“言技”，就是发生在19世纪40-60年代的“船坚炮利”之议，比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的“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等。“言政”是发生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涉及“治乱之源，富强之本”的“变法”之议。比如，郑观应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育才于学校，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用心”等。而“言教”则是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人文教化”之议。比如，康有为“辩数十篇之伪书”的《新学伪经考》，谭嗣同所谓“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像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至道，悉无从起点”等。曾廉对“言技”（器物层面）、“言政”（制度层面）、“言教”（思想行为层面）的担忧和抵触，最根本的还是对“最关于个人的”、“也是最深刻的”的思想行为层面变化（“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的担忧和抵触。

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又从积极、革命的新文化运动立场出发，总结了近代以来言技、言政、言教的过程。他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既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陈独秀所谓先后“促吾人之觉悟者”的“学术”、“政治”和“伦理”三个过程，相当于曾廉所谓“言技”、“言政”和“言教”三个阶段，也对应于“器物”、“制度”和“思想行为”三个层面。陈独秀认为，在伦理教化或思想观念这一涉及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的根本问题上，如果国民“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曾廉和陈独秀虽然都从各自立场出发阐述了近代以来“形变之链”的全过程，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则是都印证了汤因比的“文化的反射律”，即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遭遇外在机体的阻力时，“思想观念光线”遭到的抗拒最激烈，因而其穿越的力量也最弱。

从器物层面师夷长技振兴实业以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到制度层面维新、革命以改变政体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思想行为层面觉悟、变迁以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文化运动，这就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与社会的变迁层层深入的过程。“古今中西之争”就是在这一历史过程和历史方位中孕育、发生并层层递进的，其提供的“中体西用”、“西体西用”等诸种答案或方案，也是伴随从“器物”、“制度”到“思想行为”的“形变之链”全过程而轮番出台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古今中西之争”中提供的种种答案，既是近代以来轮番出台的“各种救国方案”的诸种具体形式，也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后，近现代中华大地上再造“文化生命体”，重构“文化主体性”、“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与“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的诸种努力和尝试。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正如其他诸种救国方案一样，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提供的种种答案或方案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并未能真正实现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主体性”等目标。

“中体西用”是“古今中西之争”过程中形成的第一个答案或方案。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改良派先驱冯桂芬最早提出“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中体西用”论的初级版本。此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马建忠、薛福成以及郑观应、陈炽等逐步扩大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和范围，除了主张学习西方工艺科技外，还主张开办近代工业、保护民间资本、实行西方上下院代议制度、废科举办学堂等。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坚守传统的“纲常名教”，将之作为维护中国自身生存的“道”和“本”，而将西方工艺科技以及政法制度等只作为可以拿来“用”的“器”。比如，王韬说：“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郑观应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洋务派理论家张之洞则进一步将这些观点提炼为“中体西用”论。他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这就将“中学”和“西学”纳入儒家实现“内圣外王”的八个条目（步骤）中予以定位。“中学”属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之业”（内学），而西学则属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业”（外学）。张之洞将“中学”视为“内学”，将“西学”纳入“外学”，认为可以在“外学”中辅以“西学”。坚守孔孟之道（“中学”）是接受西方工艺科技（“西学”）的前提条件。“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历史地看，“古今中西之争”中提供的“中体西用”论方案也有积极的意义。与顽固派视工艺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论调相比，“中体西用”论，“在基本上则已自愿或不自愿地承认中国文化之‘不足’，以及西方文化有‘胜于’中国者”，也反映了向来视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已经开始转变观念和态度，愿意“师夷之长”了。但“中体西用”论，并不是一个能够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答案或方案，也不是一个能够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案，而只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西学”修补受到西方冲击并即将解体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的方案和尝试。“中体西用”论中所谓“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仍然是即将解体的“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的旧文化生命体中的“自我”。“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仍然是“孔子之道”与“三纲五伦”。事实上，“中体西用”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严复早已指出，中学和西学各具体用，两者无法调和折中。“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当然，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也有人提出了与“中体西用”形成鲜明对照的“全面仿效西方”的方案。维新志士樊锥就主张从繁礼细故到大政鸿法“唯泰西是效”。易鼐也认为如果中国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这种“唯泰西是效”论，也可以视为“全盘西化”论的初级版本。

新文化运动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突出表现在承继张之洞等“中学治身心”“中学为本”“中学为体”传统、反对新文化运动并主张尊孔复古与复兴儒学的旧派（演变发展为中国文化本位派、现代新儒家）和倡导新文化运动并主张批孔反儒的新派之间的论争。“西学”与“中学”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对立，更加鲜明地突显了出来。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中，陈独秀把旧派和新派之间的“古今中西之争”归纳为三个议题：一是西方文明的输入，破坏了纲常伦理，是否导致“精神界破产国家将致灭亡”；二是要消除今人的精神迷茫，是否“非保守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固有文明不可”；三是要保存中国固有文明，是否“非废无君臣之共和制不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派和旧派之争已是“古今中西之争”的升级版本，“已不是明末清初的邪正之争，也不是甲午战争前的夷夏之辨，甚至也不完全是戊戌维新前后的中学与西学、维新与翼教、护圣之争，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新旧文化的冲突。”

在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旧派还是新派提出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答案或新方案。旧派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科学万能论已经破产，而中国的“精神文明”或“东方文明”则具有突出优越性，必须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的物质文明，以儒学复兴引领中国的现代化，以避免西方现代文明诸种弊端尤其是精神沉沦问题，引发了“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新派则主张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倡导民主、反对专制，倡导科学、反对迷信，倡导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他们的见解中，‘真的’与‘自己的’是尖锐对立的关系，不全面否定‘自己的’就不能接受和确立‘真的’。”其中有些新派人物提出了与“中体西用”形成两极的“全盘西化”论。比如，胡适就从中国“百事不如人”的基本判断出发，得出了应死心塌地向西方学习的结论。他认为，中国不能也没有资格革命，只能以西方为样板进行点滴改良，逐步实现全盘西化或美国化。当然，后来胡适也以自己穿长袍、写汉字为例说明事实上做不到“全盘西化”，而之所以提出“全盘西化”论，只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策略，目的仍然在于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

新文化运动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对于在推动历史进步中推动文化进步、促进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等，具有积极作用和意义。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又存在着不足。比如，“激起中国思想界的‘内战’，有的依恋于古代之荣光，不自觉地退回到中国传统的孤立中去；有的爱慕于西方之富强，高唱‘全盘西化’之论”，“整个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一直胶着于‘新’‘旧’‘中’‘西’之间，摇摆不停。”此外，新文化运动在“破旧”与“立新”之间，对传统的“破”的方面确实比较深入，而“立”的方面则不够。在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旧派，还是新派，都未能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未能真正实现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重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等目标。如毛泽东所说，即使是新派，最终也被外国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同盟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去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

尽管有诸多不足，新文化运动仍然是近代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背景下再造文化生命体的一种积极的尝试和探索，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自觉向“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发起全面挑战的勇士。新文化运动动摇了作为“专制政治之灵魂”的“孔学”思想，“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精神，启发了民众的觉悟。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孔学”的批判，虽然是以“激进否定”的方式呈现的，而实际上则已经蕴含朴素的“辩证的否定”或“扬弃”的因素。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孔学”的批判，多数不是针对孔子本身而是针对被历代君主所雕塑和包装的偶像权威、虚假病态的“孔学”，事实上不是“打倒”而是“打扫”孔家店，目的乃在于再造新文明、建设新文化。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文化主体性”扫清了障碍，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正因如此，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毛泽东总是说：“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毛泽东不仅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新文化运动最直接的继承者，而且也一再强调了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以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为目标的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之间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

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与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改造中国人精神世界、改造中国社会，不仅有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有了强大的组织化力量。“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这一背景下，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重构“文化主体性”、完成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事业，才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建设新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就此意义而言，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新文化、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也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为中华民族谋文化复兴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古今中西之争”的参与者。从新文化运动到党的创立，他们都表达了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初心和使命，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进行双重反省，建设新文化。李大钊说：“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他倡导建设新文化、创造新文化，把“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作为追求和理想。陈独秀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撞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新旧思想之激战”与“吾人最后之觉悟”。如果要救中国，就必须洗刷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创造新文化。“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要对旧文化和新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满足，“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要探索出一条中国文化建设的新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则提出了通过中西文化联合互补“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的目标，“(我将)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明确表达了造就新文化生命体的愿望和使命。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已经将“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以及“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作为奋斗目标。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成立新民学会并确立了“革新学术，砥厉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既传承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彰显了发展新文化的初心和使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在改造中国的同时，推动中国人精神从被动向主动转变，建设新文化，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成为毛泽东终身的不懈追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建立一个新中国“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百年以来中国文化主体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而这一新观念和新方法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的产物，既传承了“学以致用”、“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治经史以致用”与“学贵务实，经世致用”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鲜明体现了“辩证的否定”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和方法。从新文化运动到党的创立时期，李大钊、毛泽东和瞿秋白等已经初步阐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一方面强调孔学思想已是一堆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残骸枯骨”，必须“人为淘汰”，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也有长处，对人类产生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应取其所长，淘汰其糟粕。他认为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应采取辩证取舍的态度，“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期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李大钊又把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追求的目标。瞿秋白既反对“回归传统”论，也不赞成“全盘西化”论。他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都仅仅代表过去，“秋白的‘我’，不是旧时代的孝子贤孙，不能为现代‘文明’所恶化”，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在这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我要做）‘新时代’的活泼的稚儿”。

在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也初步阐述了对待“古今中西之争”的辩证态度。他既反对“中体西用”论，也不赞成“全盘西化”论。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批评“中体西用”论是一种“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思想。关于西方文化，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对之形成了既有长处又有不足的初步认识，强调“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更加辩证地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得和失。他认为，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不足，“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方法。他说：“所谓‘古今’就是时代的更新，而所谓‘中外’，则指中国与外国，也即为自己与对方。……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他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命题是有偏颇的。“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有可取之处，必须辩证取舍。“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就是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与“批判继承”，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已开始探索并终身坚持的破解“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矛盾的思路和方法。关于中国古代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总体而言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封建时代的文化又并不全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而是既“有人民的东西”，也“有反封建的东西”。所以，一方面，“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即使对“封建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也不能看成绝对的坏或绝对的好，而是必须辩证分析和取舍。他说：“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因此，对古代文化“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洋为中用”、“辩证取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开始探索并终身坚持的破解“中”“西”之争、“中”“外”矛盾的思路和方法。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提出了“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这一不同于“全盘西化论”的观点，主张青年人既要承前起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又要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创一代精神之文明。他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一场通过批判“洋八股”来端正对中国民族文化认识的思想运动。他批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认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党内教条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犯的毛病和全盘西化论（洋八股）者并无根本区别。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对外国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又“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必须“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他认为，“全盘西化”论是错误的，对国外的思想不能直接照抄，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在中国应用，而是必须和中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他认为，“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就是“民族的形式”加“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有机衔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华大地上“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与“文化主体性”，既是马克思主义把先进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的产物，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的“文化主体性”，既熔铸古今又汇通中西，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几种文化元素，是这几种文化元素发生深刻“化学反应”的结果，鲜明呈现了先进性、科学性、革命性、民族性和包容性等特征。

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与“文化主体性”构成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精神追求、始终代表中国前进方向的文化，体现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的先进性和科学性；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创造、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传承革命精神遗产、集中体现优良革命传统和品格的文化，体现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的革命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反映中华民族独特精神世界、价值追求以及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蕴含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形成的独特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文化，体现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性；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则是外来的、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创造的文化，体现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

正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 深刻的‘化学反应’”一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人 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几种文化元素的相融相合相通，也不是“拼盘”、“杂糅相加”或“物理 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后的 结果就是形成了新的物质。不同于各种物质在一起时不产生新变化的“物理反应”，“化学反应”突破了物质原先的形态，在组成要素、功能结构等方面都实现了深层次的重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相融相合相通，“古”“今”“中”“西”的贯通融通，也突破了各种文化元素原先的形态，是深层次的文化重构、文化再造，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结构和功能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结构决定功能，当结构处于协调状态时，功能协调也较容易实现，结构一旦发生变化就要求新的功能与之协调；另一方面，功能的变化又会引起结构的变化，文化生命体总是因功能上的变化而导致结构上的调整或变化。“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与总体结构中发挥功能和作用。在“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各种文化元素都进入了一种新的结构，其性质和功能也必然会随之发生适应性的调整或变化。比如，进入新的文化生命体结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会适应新结构而发生创造性转化，其性质和功能会顺应新文化生命体的性质和功能而发生适应性的调整和变化，从而形成不同于其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既包含封建性糟粕又包含民主性精华的旧文化生命体中的性质和功能。同样，进入在中华大地上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结构中的各种外来文化以及“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也会发生性质和功能上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于其在母国文化生命体中的性质和功能。

中华大地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的生成，不仅意味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的文化生命体在近代解体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努力，中华文明已经开始重焕荣光，中华民族比近代以来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而且也意味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精神被动、文化自卑的状态已经彻底终结。“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重新找回了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重构了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凝聚了引领现代化、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