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b> 过年的日子——能多陪陪父母是最大的快乐</b></p><p class="ql-block"> 说来说去，过年过什么？还是过人，小的时候是这样，到了老年还是这样。老人希望过年的时候，能够儿孙环绕，有孩子在身边，就有快乐，就有年味儿；孩子们希望把老人当作“北斗”，自己作为“群星”，紧紧地围绕在老人的身旁，感受温暖，感受幸福。不管穷日子，还是富日子，只要有一家人的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就有快乐年，幸福年。在平日的生活里，人们说：“有妈才有家，没妈就没有了家。”如此说来，有一家老小的团聚，才是年；没有了这种团圆，年也就变成了“一碗白开水”，没有了颜色，没有了味道。</p><p class="ql-block"> 小的时候，对这些感受并不深，期待过年的动力主要还在于吃饺子、穿新衣、放鞭炮。长大了，懂事了，才慢慢感受到，过年了，老人对孩子们是多么的期待，孩子对老人又是多么的依赖。“常回家看看”不光是孩子们的愿望，更是老人们的心声。老人与孩子所以都十分在意“常回家看看”，图的就是相互陪伴。孩提时代，不懂得“陪伴”的意义，因为常年生活在父母的身边，没有感受到老人对这种“陪伴”是多么需要，更没有体会到老人对自己的“陪伴”有多么的温馨。自从当兵入伍，才开始感受到这种相互“陪伴”的重要。</p><p class="ql-block"> 过去在家的时候，不管是家里外边，我都是父母亲的“好帮手”，自从离开家门，跟父母和兄弟姐妹总是聚少离多。每当过年回家，我总是愿意往父母亲跟前凑，父亲打扫院子，我上前抢过扫帚，干到他满意为止；母亲烧火做饭，我也凑过去帮着添把柴。其实，活并没有干多少，我知道只要我在老人身边，他们就高兴。就连吃饭，你坐到父母亲跟前，他们都觉得吃得香，吃得饱。</p><p class="ql-block"> 父母亲从年轻就没有什么爱好，只是喜欢看两把“小纸牌”。从小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看小牌也有个“半架”，利用过年期间的空闲时间，我就陪着他们看小牌，为了体现输赢，就拿“火柴杆”当筹码。每场下来，父母亲都会赢到一两盒的“火柴杆”，找到一种胜利的感觉。一次在陪父母亲看小牌的过程中，我有把牌很差，连个挨张的都没有，我顺嘴说了句：“这牌是老两口长疥——谁也不挨谁”，这一句话把老爹老妈都给说笑了。可见，跟老人在一起，即使一句笑话、一个歇后语，都能把他们逗得很开心，从中足见这种“陪伴”是多么的重要。</p> <p class="ql-block"> 那个年代，父母亲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吸烟。父亲烟瘾大，他不喜欢吸“烟卷”，嫌那没“劲儿”，再加上当时也没有吸烟卷的条件。这样，父亲就每年自己在园子里种烟，老人家对种烟很有研究，从品种的选育，到烟苗的栽培，再到烟叶的收纳、亮晒，一条龙的管理都很在行。在部队期间，我还不会吸烟，但部队每年都给机关干部分配调剂十盒八盒的好烟，其中包括牡丹、上海、人参、大前门等。那个时候物价很便宜，这个档次的烟每盒都在五角钱左右。当时，还有段“顺口溜”：“省中华，县牡丹，机关干部迎春烟，牛逼小伙大生产，小孩崽子抽勤俭。”按照这个说法，牡丹、上海这都算得上是县级干部吸烟的标准。每年过年的时候，我把这几盒配剂给我的香烟带回家，送给父母亲开个“洋荤”。吸贯了“叶子烟”的老人，能吸上牡丹、上海的品牌，当然会有种享受的感觉。父母亲把烟拿到手里，总是舍不得抽，我就只好也点燃一颗，陪着他们抽。作为我这样没有什么大“志向”的人，能让父母亲抽上几颗“洋烟卷”，也算是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p><p class="ql-block"> 父亲是一个具有“两年零一冬”私塾文化的农民，他关心政治，关注社会，愿意听到一些外边“喜闻乐见”的事情。跟父亲比，我可以算得上“走南闯北”的人，在军分区常委秘书的岗位上，还有很多“内部消息”。每次回家过年，在不违背保密“规矩”的前题下，我都会给父亲讲上不少的“社会新闻”、“民间消息”，包括抓捕“四人帮”的社会传闻。农村“包产到户”一开始，父亲心目中有很多的疑虑，我就给他讲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帮助他搞清“包产到户”对推动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意义。这样，在完成“陪伴”的同时，也让父亲了解了国家大事，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母亲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看着我跟父亲的交流，她也不放弃“旁听”的机会，抛开那些政治、社会问题，她也权当听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p><p class="ql-block"> 算起来，我自从离开家们，到父母亲的先后去世，总共有18个年头。在这18年里，除了刚入伍当了三年“小列兵”，还有1979年中越还击作战、部队紧急战备之外，其余的14年，每年的春节，我都是陪伴在父母身边。为了这份“陪伴”，每到邻近过年的时候，我都会把工作的事情安排妥当，无论如何都不舍得丢弃回家跟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的机会。1981年，到了腊月二十七，军分区常委才讨论决定年后的正月初七召开地县两级“第一政委”会议，为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霍明光和分区政委张金岭同志起草讲话稿的任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从开会决定到年三十，满打满算也就只有两天的有效时间，回家过年眼看着就要“泡汤”了。张金岭政委跟我商量，让我利用过年这几天的时间，把两份材料赶出来，等开完会多给我几天假，回家多呆几天。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我还是不舍得放弃回家团聚的机会，我说：“我争取两天时间把两份材料赶出来，领导满意就放我回家过年，如果不满意，我就继续完成材料。”张金岭政委虽然觉得我两天赶出两个“万字号”的材料根本没有可能，可他看我回家心切，还是带有打赌性的答应了。自己立下的“军令状”，当然要说话算数。我整整拼了两天加一个晚上，落下了最后的一个“句号”。腊月三十的上午，我把两份各有一万字的讲话稿送给政委审查，老政委看后，带着惊奇的眼光看着我，满意地说了一声：“你可以回家过年啦！”等我下午三点赶到家，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年夜饭”，一家人都在等着我“开席”呢。跟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吃了这顿“年夜饭”，再看看一家人企盼我回家的目光，我更加感受到两天零一夜的“连轴转”，真的是太值得了。</p><p class="ql-block"> 进入八十年代，各种文化传媒发展迅速，1984年春节前，我终于买了一台上海产“友谊”牌16寸黑白电视机。我把老爹老妈和妹妹从农村接到部队，除夕晚上，陪着他们看了第一场春晚，这场春晚也是多年来社会评价最好的春晚。在此之前，父母亲从来都没有看过电视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春晚还没有小品，父母亲最爱看的是相声和杂技，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把父母亲逗得乐不可支。整场演出，阵容强大，群星荟萃，不仅有姜昆、唐杰忠、李谷一这样的内地演员，也有像奚秀兰、张明敏、黄阿圆这样的港台新星。可以说，这场春晚，是父母亲一生中看到的最高层次的文艺演出。</p><p class="ql-block"> 忆昨天，论今天，我终于搞懂了一个道理：原来，一家人彼此的“陪伴”，才是盼年的动力之所在，才是过年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几顿饺子、几挂鞭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