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上的 曲阳雕艺

寒石

　　天安门广场，世界上最大、最雄伟、最具有历史文化底蕴及艺术特色的广场。

它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当时是紫禁城的正门，名曰承天门，门外是“T”字形封闭的宫廷小广场，名叫“天街”。天街东西兩端各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南端建大明门。

清顺治八年（1651），承天门重修，改称天安门。由此，它的名字登上历史大舞台，名声大噪。

民国三年（1914），广场内的千步廊拆除，东西兩城得以贯通，封闭的广场变为可以通行的公共空间。

1949年北平解放，为迎接开国大典，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整治，华表与石狮向斜后方移位。加宽进入天安门的通道，同时东西大墙新辟兩个出入口。广场中轴线上安装高22.5米的旗杆。

1949年9月30日，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1952年国庆前夕，天安门广场东西兩端的东西长安门被拆除。

1955年，拆除沿公安街和西皮市两道红墙，將广场向东西扩展近一公顷。

1958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广场东西兩侧分别建设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面积达到44万平方米。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主席逝世。10月8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广场向南延展至正阳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基本格局奠立。

天安门、金水桥、国旗杆基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均留有曲阳石匠的雕艺。让我们回昧历史，“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重温一下曲阳石匠参与建设的真实故事吧！

　　天安门前金水桥，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桥为三座，居中为御路桥，桥长23.15米，宽8.55米。御路桥东西兩侧为王公桥，桥宽5.78米。

明成化元年（1465），桥东西兩侧再建品级桥，桥宽4.55米。

天安门前金水桥，以元代曲阳石匠杨琼设计督建的周桥为蓝本建造。为何以周桥为蓝本建造呢？

周桥位于元大内崇天门外，地位重要，因而忽必烈十分重视。杨琼碑文载：“明年丙子架周桥，或绘以图进，多不可上意，独允公议，因命督之。”元皇帝亲自下旨，诏令天下能者“绘以图进”，犹如今日招标，在全国众多的招标设计图中，多不合忽必烈的意，唯独看上了杨琼的设计方案，下旨杨琼全权负责督建周桥。

那么，杨琼设计的周桥有何高明之处呢？亲眼目睹了周桥“甚壮”的明初工部朗中萧洵，在其所著《元故宫遗录》中这样描述周桥：“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白石龙擎载水中，甚壮。绕桥尽高柳万株，远与内城西宫海子相望，度桥二百步为崇天门。”

甚壮，壮美。周桥设计建造具有它的独特到的特点：一是桥面有适当的坡度，从力学角度考虑，使桥面更加牢固，改变呆板的平面，呈现起伏美；二是桥身中间稍窄，兩端微张，改变硬直的呆板，呈现曲线美；三是三桥并立，没计巧妙，拱形状貌，呈现造型美。它是将力学和美学，建筑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而更是体现出中国文化内涵。这样完美独特的造型艺术，被明代统治者和建造者看中，为其蓝本建造明金水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是原因之一，其二是明代石匠与元代曲阳石匠有艺脉之缘。

金水桥的督建者陆祥，无锡人。《无锡县志》载：“陆之先祖在元时为可兀阑之属”。可兀阑是蒙古语，意思是“將作大匠”。

陆祥的先辈陆宪曾任元诸路工匠都总管，陆庒曾任元保定路诸匠提举。两陆与“统领大都等山场石局总管”的曲阳掌门人共同营建元大都。南陆在石艺上必受北杨的影响。艺结艺情，艺道相通。

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开始筹划兴建北京皇宫，到永乐十五年开始全方位兴修紫禁城。陆贤、陆祥兩兄弟被特旨北上，明宗景泰七年（1456），兄弟俩双双被任命为工部侍郎。

建设一座皇宫，必征天下能工巧匠，曲阳石工有建没元大都的经验与技能，又有与明工部侍郎有艺脉关系，曲阳石匠必然参与其中。我们走在紫禁城中轴线上，细心观察那巨大的御道石具有明显的曲阳汉白玉特质。太和门前的“丹陛”石利用曲阳汉白玉天然纹理，右下侧一条青色条纹，雕一条青龙；左侧纯白，雕一条白龙。青白龙在流云中翻腾，形成妙不可言的意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一日，1949年9月30日，人民政协662名代表一致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建一座纪念碑。

当时下午，毛主席率领400多名代表到现场举行奠基仪式。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动工兴建。起初打算请40名苏联雕刻师来华承担，並派王朝闻、江丰、王式廓等人组成专家组前往考察。这一消息被市委党办主任刘汉章得知，立马找到纪念碑日常负责人、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说明纪念碑的雕刻任务完全可以由曲阳石匠来完成。薜子正听完刘汉章讲述曲阳雕刻史后，决定先由中央美院实际考察一下，经过实打实的检验，考核顺利通过。曾在1947年10月开始任中共曲阳县委书记的刘澜涛，一度曾居住西羊平村刘汉章二叔刘绍堂家西屋里，对曲阳雕刻艺术了如指掌，他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找到周总理也力荐纪念碑由曲阳石匠来承担。周总理在听取各方意见后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理应由人民来雕造”，当即批示：立即挑选一批技艺精湛的曲阳石匠进京，到中央美院进行培训，作好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技术准备。

根据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设计方案，每幅至少需要一名主雕，另外还需统领整个浮雕的统一协调工作，这样至少需要十二位石匠。

刘汉章出生于雕刻之乡西羊平，15岁进入杨春元创办的“永春发”工艺社学徒，三年出徒后，与师兄弟合伴承揽雕刻工程。1940年晋察冀边区决定在唐县军城为白求恩修建陵墓，刘汉章担负运送石料任务，通过敌人道道封锁线，巧妙地完成任务。他对曲阳雕刻艺人的技艺心知肚明，所以在挑选石匠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曲阳县委百里挑一，经过严梭把关，最终选定十二人。这十二人是：刘润芳（任雕刻组大组长）、王二生（任副组长）、冉景文（中央美院测试者）、杨志卿（元代石局总管杨琼笫二十二代嫡孫）、高生元、刘兰星、刘秉杰、刘志杰（时任中央院雕塑系辅导员）、曹学静、王胜洁、杨志全、刘志清。

1952年10月，十二位曲阳石匠到校慰胡同5号中央美院进行培训。自1953年4月至1954年3月，开始进入实际操练，从单体到群体，逐步接近纪念碑群雕的境界。其间，1953年10月至12月初，刘开渠带领创作组雕塑家们和十二位石匠赴大同云冈石窟、平遥双林寺、咸阳顺陵等十余座古代雕塑参观学习，并將一些雕刻精品复制下来。

隨着纪念碑工程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又从曲阳调入百名石匠，担任浮雕助雕以及拦板、花饰、铺面等任务。

1955年下半年，二分之一泥稿定稿；1956年春，放大与石刻浮雕同样大的泥塑稿完成；1957年春，泥稿翻制成石膏稿，曲阳石匠开始依稿雕刻汉白玉浮雕。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邓小平、陈毅、贺龙、宋庆龄、陈云等十分关心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多次亲临现场視察指导。一次，毛主席来到工地，正巧赶上工地开运动会，观看了石匠们的拔河比赛，称赞石匠们为壮士，並当即在红纸上写下“壮士”二字，赠送给取胜方。一年隆冬，周总理来到工地，仔细观看演练作品后说：“人民英雄创造了历史，雕塑家塑造了英雄形象，你们用灵巧的双手把英雄形象雕刻成示恒的雕像，大家一定要雕刻好呀！”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胜利竣工，1958年5月1日首都各界代表50万人参加揭幕仪式。纪念碑工程完工后，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曲阳石匠是国家的宝贝，他们同外国雕刻家比豪不逊色，要发挥他们的特长，把他们留下来，继续为首都建设服务。”

一个月后，以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的曲阳石匠为骨干，成立了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厂，地点选定在新街口正觉寺内。初创期期，资金缺乏，在建设纪念碑时十位曲阳石匠表现突出，中央特奖励每人5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他们全部损献出来，用于雕塑厂的创业。那时的雕塑厂是好的火红年代，首都的十大建筑，全国的重大雕塑，乃至世界的著名景观，还有独自创作的作品，达到空前的水平，为曲阳雕塑史上的辉煌时代。

　　为迎接建国十周年，1958年9月5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献礼工程。在这些工程中曲阳艺人参予其中，作出历史性贡献。

十大工程设计方案完成后，要经中央领导审批，为直观地展现出建筑的形象，需要作出模型，这些任务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模型组来承担。此组清一色曲阳人：组长石生水，组员有刘作兰、石周才、高同才、杨瑞田、冉俊芝、刘纪银、刘占信、冉伍元、朱家成等。

周总理对十大建筑模型十分重视，亲自找石生水谈话，提出具体要求，受到极大鼓舞。人民大会堂除作出一般模型外，还了一座十分之一比例的巨大模型，以便让领导进入内部看结构。选择故宫午门外西侧宽阔之地，日夜奋战，巧匠艺妙搭建完成。

1959年2月初，周总理来到现场，进入宴会厅他感到空间有些压抑感，当场指示：把平顶改成拱顶，边墙升高至8米。然后走进大礼堂，他要亲自上舞台看一看，上舞台的木梯有些不稳当，总理登上时险些摔下来。说时迟，那时快石周才急忙上前用肩膀扛住木挮，保护总理上了舞台。总理摸了摸他的头说：谢谢你，小同志。

最后，总理走到东大门，问设计人员，拉开这扇门需要用多大力气？设计师一时语塞，石生水见状便说：“需要用百来斤的力气。”周总理听后说：“不行，太重了。”片刻后又说：“门样可以不变，要把门改小些。”随后对设计人员说：“你们答不上来，还是曲阳艺人有实践经验。”

人民大会堂，环周134根圆形廊柱，正门朝东十二根高25米，直径2米的灰色大理石柱，下方2米高东北红刻有莲花柱础。上部为卷草图案，下部为象形的莲花瓣，其与高大的柱身相协调，显得非常壮美，气势磅礴。它的设计便出自曲阳匠师之手。

起初，它的设计者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几经易稿，终没通过。遂后把设计任务交给北雕花饰组组长刘艺民。刘艺民接受任务后，吸取前者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它既要体现民族特色，又要有时代气息的创作思路。一条明晰的思路从雕刻之乡飞出，一项大胆的构思从佛宝而生。雕刻之乡的传统雕刻之一是佛像，莲花座是佛像的重要特征，是佛八宝之一，象征吉祥、纯结。把传统艺术应用于现代，就是在继承中创新。继承小心借鉴，创新大胆突破。继承中创新，设计出夸张、变形、舒展、挺拔、庄重、简约的造型，与挺直、高昂的廊柱十分和谐共赏。

曲阳石匠设计方案，送审周总理，周总理大为赞赏，亲自拍板定稿被选中，曲阳石匠们开始日夜加工雕刻。

建筑学家评价：“是对传统建筑装饰的大胆突破。”柱础工艺并不繁杂，简约的造型却震撼人心。

它是人民的擎天柱！

它是时代的中流砥柱！

人民大会堂正门上方高悬挂着国徽，1959年首枚国徽便出自刘益民的花饰组，为了雕刻好国徽，他们严格按照设计图纸精雕细琢。国徽主要形象为：国旗、天安门、麦稻穗、齿轮和授带。根据当时条件，采用木制结构浮雕，直径达6.3米，重达2吨。首枚国微一挂就是42年。

此外，人民大会堂内部20余个大厅的各色花饰，也出自刘益民的花饰组。

1952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成立北京大理石厂，曲阳抽选130名石匠入厂。除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没外，更投入到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中。

1958年，曲阳黄山脚下成立定县大理石厂，以供应人民大会堂等工程所需石材。

　　人民大会堂对面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2003年合并为今名），不仅曲阳石匠参与建设，还珍藏曲阳雕塑精品。

与人民大会堂东门上方的国徽相对应的国家博物馆西门上方的徽标亦是刘益民设计与雕刻。中间是五角星，周边麦稻穗环绕，兩边分列十六面红旗，象征着国家的历史文化源源流长和革命的伟大胜利。

早在筹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初，工程处决定浮雕采用曲阳黄山汉白玉，並于1952年12月8日签定合同开采石料110立方米。

1953年经美工组调究、试验、鉴定，北京房山汉白玉更胜一筹。曲阳开采的汉白玉后来用于了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里收藏众多曲阳石雕，其中有1952年10月19日发现面世的曲阳修德寺佛像，2001年5月23日，在美国纽约成功追回拍卖品力士像（中国门神秦琼浮雕像），以及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损赠另一尊力士像（中国门神尉迟恭浮雕像）。这兩尊力士像均出土于曲阳燕川五代王处直墓，于1994年6月20日被西安咸阳七位盗墓贼盗出。兩件雕像均为“国宝”级文物，艺术价值连城，且是首次成功从国外追回，其意义非凡。

2024年7月，“惠世天工—河北曲阳石雕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品遴选自汉至元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曲阳石雕珍遗及当今名家的佳作。这是一次比较全面展示曲阳雕刻历史、文化、艺术的盛景，且是在国家博物馆展示，门外即是天安门广场，现场石雕实物与历史文物交相辉映，其意义不言而喻。

　　1969年12月15日，天安门城楼拆除秘密重建。毛主席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周总理亲自领导重建工程。

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2米，期间用苇席搭起天棚罩盖。

曲阳石匠承担栏板雕刻安装任务，以贾中魁为队长、刘文占为副队长、杨红儿为掌工，计200余人。1970年“五一”开赴北京。雕刻现场设在天安门与端门之间的广场。结过4个月的精雕细琢，于“十一”前安装就位。栏板望柱上为莲瓣瓜头，柱身间的栏板为荷瓶图案。

“十一国庆节”前夕的一个清晨，东方一片红，毛主席登临天安门城楼，双手抚摸着暂新的汉白玉栏板说了一个“好”字。一字千金，曲阳雕刻艺术受到开国领神的首肯。

这年的国庆节，贾中魁受到周总理的邀请，代表曲阳石匠艺人参加了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同时，每位石匠发给一张特殊的奖状。

上部是彩色天安门正面照，中间是毛主席手书：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毛泽东 二月四日

下部为毛体：重建纪念

落款为：天安门城楼翻建工程现场指挥部1970

（尺寸：长8.5Cm。宽6cm）

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国徽”更新换代，刘艺民带领“刻制新国徽”小组精心施工，顺利完成。为了使挂在重檐之间的国徽得以昂头，这次重建特意加高了斗拱的斗头部分。

国徽直径1.7米，用8个人抬上天安门。国徽背后用铅笔写上了北雕厂抬国徽的人名和日期，在悬挂时被领导发现，指示用细砂纸慢慢打磨掉。

周总理对悬挂国徽十分重视，指示：一是要挂好！遵照总理指示，一丝不苟进行悬挂，国徽正对北京中轴线，一丝一毫不偏不倚。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主席逝世。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

1977年5月24日竣工。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举行落成典礼並开放。

毛主席纪念堂留下了曲阳石匠艺人的绝艺：

一、毛主席纪念堂基座平台栏板，由北雕花饰组刘艺民徒弟吕永慎设计，栏板柱头用万年青图案代替传统蟠龙花饰。由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北京大理石厂、曲阳建筑艺术雕刻厂三家共同承雕。三厂大都是曲阳石匠；

二、参与了毛主席纪念堂南北大门两侧群雕的雕塑，1976年12月16日，国务院文化部艺术局任命王二生为纪念堂群雕小组成员，在艺术指导刘开渠手下工作。高生元等人参与了群雕的雕塑任务。

三、毛主席水晶棺的最后成型制作，由北京大理石厂精选十人组成安装小组。组长刘玉忠，最后拼装由刘增录完成。水晶棺上的花饰由北雕刘艺民的花饰组设计雕刻。1977年8月18日，水晶棺移入毛主席纪念堂，8月20日，毛主席遗体安放在水晶棺内。

四、最为光荣而神圣的任务是敬雕毛主席汉白玉座像。

汉白玉座像由雕塑家叶毓山设计，北雕厂的曲阳石匠雕刻。

主雕：刘润芳

助雕：高生元、刘兰星、刘秉杰、杨志全及辅雕曹风德、杨小男、白兰生、张月波、刘乱京等二十余人。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亲自审稿並指示：“最主要的是要靠艺术家们把毛主席的形塑造好，让工农兵看了滿意。”

刘润芳曾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亲切、慈祥、音容笑貌、伟大的崇高形象早已铭刻于心。他亲自到房山大石窝亲选石料，运到厂里。整尊毛主席座像由七块汉白玉组成，重达40吨，开大荒打掉30吨。从泥塑到雕刻是二次创作，刘润芳特别注重神似的刻画，在头发的处理，脸部特别是眼神的处理，要体现毛主席高瞻远瞩的神态，他反复挪动瞳孔上的灯光，让光点投在发亮的地方，使瞳孔在黑暗里也显得深沉，瞳孔上的光点是小小的凸起点，被亮光一照，闪出思想的火花。

毛主席座像堪称经典之作，它形象达到艺术的至尊完美。座像高3.45米，与环境十分协调一致，毛主席安祥地坐在沙发上，左手扶在沙发扶手上，右手放在腿膝上，形神采飞扬兼备，栩栩如生，魁梧的体态，慈祥的面容，微笑地望着人民，好像在与人民亲切交谈。

毛主席座像，受到雕塑家们的赞赏，受到全国名族人民的赞扬，刘润芳受到华主席的接见，並选为市劳动摸范，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雕刻小组受到纪念堂工程指挥部的表彰，被受于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毛主席汉白玉座像头像雕刻了兩尊，为了保证雕像完美无瑕，刘润芳雕刻一尊，高生元雕刻一尊，以备优中选优。雕刻完成后，兩相比较，高生元那尊少有疵点，最终选定了刘润芳这尊。高生元雕刻的毛主席头像后来收藏于軍事博物馆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时间更是检验真理的至圣标准。隨着时间久远，人民越发崇敬毛主席，每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的人川流不息，据统计，瞻仰人数已达2.2亿人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大典前夕，1949年8月，天安门广场旗杆基座动工。基座3米见方钢筋混凝土结构，四周是云拱瓶形汉白玉栏板，每面一幅。北距天安门城楼墙基185米，旗杆高22.5米。

1991年2月22日，国旗基座改造工程启动，基座的没计、雕刻、安装由北雕承担。设计者为刘艺民高徒吕永慎，雕刻安装为刘秉杰之子刘献朝及冉志明、冉志刚等人。

设计方案出了10套，3次修改送审定稿。

1991年3月18日，旧基座拆除，汉白玉构件入藏国家博物馆。3月28日，雕刻的汉白玉栏板、望柱、台阶共计206块完成。4月1日，开始安装，4月25日完工，市领导验收合格。

新国旗旗杆基座在原址向南移动37米，基座三层：

顶层台面9.46米见方，四方各80厘米栏板2幅，四面开口2米宽通道。洁白的平台象征伟大祖国纯洁高尚的品质，四方开囗寓意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层周卫环绕2米宽的褐色大理石带，象征伟大祖国江山万代红。

基层外围宽5米绿化带，四季常青，象征伟大祖国欣欣向荣。

绿化带外四周用56个黄色铜墩连成的护栏，象征中华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一致在国旗下。

新旗杆总高32.6米，升起的五星红旗，长5米、宽3.33米，是我国最大的一面五星红旗。1991年5月1日清晨，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国旗护卫队官兵36人和军乐队员60人组成的升（降）旗仪仗队，在军乐队员奏响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由此正式开始执行我国政府新颁布的升（降）国旗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