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二姐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四个年头了。我经常在梦里见到她,还是那么忙碌,还是那么有趣。</p><p class="ql-block">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从小是好学生,初中就开始住校,很少有机会在家跟我玩,哥哥淘气,总是拿鸟吓唬我,还抢我的糖吃。二姐在家,有时带我一起玩。</p><p class="ql-block">二姐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名叫王士干(非常奇妙的名字,是我老爸的杰作)。二姐非常聪明,记忆力很好,各种才艺都是无师自通。上小学时各门功课都是满分,在学校小有名气。我上小学那年她小学毕业,记得我上学的第一天有个老师对我的班主任说这是王士干的妹妹,然后老师就让我当了班长。</p><p class="ql-block">当时小升初也是需要考试的。考试前报志愿,学校根据考试的成绩录取。二姐因为成绩一直很好,报的都是好学校,北大附中,一零一中…。但是那次她发挥不是很好,加上要组建新学校,结果她被新建的马店中学录取了。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她趴在床上哭了整整一天,然后就成马店中学的第一批学生。</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二姐性格倔犟,绝不轻易低头。记得二姐上中学不久的一天妈妈回来非常生气也非常着急,说二姐在学校跟老师起了冲突,老师让叫家长,好像还说学校让二姐退学。老妈去了学校,最后问题怎解决的我不知道。但是后来二姐告诉我,数学课上老师让大家拿出一张纸小测验。二姐拿出一张巴掌大的纸,还皱皱巴巴的,正面做一题,反面做一题就交上去了。老师一看很生气,说不尊重老师,</span>起笔就给了个2分,尽管两道题都做对。二姐一看2分就急了,跟老师干了起来,绝不道歉。</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二</span>姐写一手好字,诗词名句抄了一本又一本。她爱看书,世界名著,古文古诗都是她涉猎的内容。她不仅看还能栩栩如生的讲出来。</p><p class="ql-block">二姐多才多艺,打乒乓球,翻双扛,吹口琴,吹笛子,拉手风琴。没见她跟谁学,都是自己琢磨。记得她练习吹口琴嘴唇都磨破了,舌头转来转去吹出各种曲调,还打着拍子。</p><p class="ql-block">那时候有一种彩色塑料线,我们叫玻璃丝。孩子们都用它编各种小动物,钱包,杯子套,网兜。二姐织网兜是一绝,用一把尺子,一个梭子,织的又好又快。</p><p class="ql-block">记得二姐带着我拿摘下的蓖麻籽去粮店换油票和豆饼。豆饼是榨豆油的下脚料,奶奶掺在饲料中喂鸡,但是人也能吃。一小块放嘴里细细嚼可香了。过年的时候二姐带着我穿过北航去五道口买瓜子,花生。只记得路很远,脚冻的生疼。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二姐只去过一次济南。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卷糖,我高兴极了,分给小朋友吃。</p><p class="ql-block">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乱中,二姐报名上山下乡。1967年8月没满十八岁的她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来到黑龙江绥滨生产建设兵团。刚到兵团时她被分配到饮事班,不久她就被调到机务班,操作大型联合收割机。她兵团的战友们回忆说二姐非常幽默,在宿舍里讲故事,讲笑话,还绘声绘色地讲老爸炒的辣子鸡丁,弄的大家都分泌唾液。</p><p class="ql-block">兵团工作调整,女生全部从操作收割机岗位撤下来。二姐被分配到电焊组,同时兼管油料发放。</p><p class="ql-block">大概是1971年年底我在北京收到二姐的一封信,她说被烧伤了,围巾也被烧坏了,让我帮她买条围巾寄去,并且别告诉爸妈。春节时我去干校看老妈,我把二姐的信拿给老妈看,老妈把我臭骂一顿,火急火燎冒着严寒跑去东北看望二姐。二姐管理油料,工作服上粘满油渍,同时她还负责电焊。电焊的火星遇到衣服上的油渍,引起了火灾。二姐的双手和下巴被严重烧伤。老妈到时二姐还在医院。</p><p class="ql-block">由于当地医疗水平有限,第一次植皮都没成功。二姐是斑痕体质,愈合的伤口鼓起了厚厚的一层。1972年她回到北京进行第二次治疗。当时北京能做植皮手术的医院并不多,北医三院要等很久。最后她找到了口腔医院整型科的一位有名的整容专家。</p><p class="ql-block">住进医院病房里几乎都是烧伤病人,我第一次去看二姐时都不敢进去。但是在那里我看了坚韧和顽强,那些病友尽管她们的面容尽毁,双手也失去了很多功能,她们还是在做着她们能做的一切,织毛衣,编䒰篮,对生活仍然充满希望。<span style="font-size:18px;">二姐很快就跟病友们打的火热,在一起讲故事,聊家常,说笑话,</span>拉手风琴给大家听。病房里的气氛是欢乐的。</p><p class="ql-block">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终于等到了手术的日子。手术上午开始一直做到晚饭时分。从手术室推出来的二姐还在麻药的晕迷中,只听嘴里在说“爸,你看我耙的地多平”。那个时刻她意识还在联合收割机上。手术非常成功,原来那层厚厚的斑痕都不见了。如果不仔细看跟正常的皮肤没有区别。</p><p class="ql-block">恢复一段时间后,二姐回到了生产建设兵团。这次给她安排了小学老师的工作。这工作她可太胜任了,带着孩子们上课,讲故事,唱歌,劳动。</p><p class="ql-block">1974年二姐被推荐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就读于天津财经学院。后来她给我讲故事说那一年她没有报名上大学,因为前一年曾经报过也没选上。那天连队召集报名的人开会,她的朋友们鼓动她一起去听听。最后连队把前一年推荐的人又原封不动的推荐了上去,才让她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二姐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因为知道体檢时体重要在四十五公斤以上。她提前喝了两碗水,吃了半个西瓜,往砰上一站还是不到四十五公斤。但是她很幸运遇上一好心护士,护士说我希望你们都能去上大学,直接写了个45公斤。</p><p class="ql-block">在学校学习了两年,二姐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哪儿来哪儿去——回东北。结果在毕业分配前夕,她和其他的一些同学一共三十人被直接调进了财政部。</p><p class="ql-block">十年浩劫之后全国各个部门人才匱乏,青黄不接,急需年轻人补充。二姐被分配到财政部税务局集体税处(后改编国家税务局集体税处)。二姐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她如饥似渴地学习,一丝不苟地工作。她把各项政策熟记于心,各种细节抄录在册。在税务局工作15年,她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成为部门的中坚力量。她还经常给财经税务刊物撰寫文章,宣传税务政策,发表个人见解。老同事们夸她勤于思考,年轻同事们说她知识渊博,是他们的活字典。二姐曾一度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p><p class="ql-block">二姐在工作上严于律己。记得一次她拿回一颗挺大的人参,说是东北的什么人有求于她,给她寄来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来想去她给那人寄去了五百块钱。还有一次她拿回一箱小叶蜜桔,说这是朋友送的可以放心吃。</p><p class="ql-block">二姐尽她最大的可能帮助身边的朋友。记得她在兵团时的一个朋友,是温州人,回城后没找到正式工作,在北京东华门夜市卖鱼丸。一次她被鱼贩坑了,生意很难维持下去。二姐知道后想方设法帮她找到可靠的供货渠道,帮她稳住了生意。</p><p class="ql-block">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我还在农村插队,全家人都支持我参加高考。二姐更是到处帮我找复习资料,只要听说谁有以前的高考试题就跑去帮我抄回来。高考以后我又回到了农村继续劳动。一天二姐来找我,说赶快收拾东西回家,你被西安交大录取了。我一脸懵懂,我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呀?她说学校的招生老师已经找到老爸告诉了他们的决定。二姐帮我买好了去西安的火车票,安排了一切。为了我复习高考二姐比我还积极,我考上大学二姐比我还高兴。</p><p class="ql-block">二姐是个完美主义者,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可以说近乎于强迫症。她一直想买一部手风琴,在北京养病那年国庆得知前门的一家乐器行有手风琴做为节日商品出售,她赶紧跑去买了一部,兴高采烈回到家就开始拉。一边拉一边听着每个音符,总觉得有一键的声音不对。反复拉,反复听,越听越不对。然后叫老爸听,老爸说是有点不对也不太明显。二姐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拉着我就去前门退那部手风琴。那个年代退货是非常难的,一路上她说一定要把这琴退了,不管人家说什么我都接着。到了店里二姐态度特别好,跟人家软磨硬泡说了很多好话,最终把琴退了。还有一次二姐拿来一条裤子让我帮她改短一点,我问要短多少,她给我比划一下大概是韭菜叶的宽度。我说长那么一点没关系,她说不行,一定得改。没办法在她的坚持下我还是把那条裤子弄短了大概5毫米。</p><p class="ql-block">1991年3月7日二姐乘飞机去广州出差,当晚突发脑溢血晕倒在联欢晚会上,3月18日在广州去世。她年轻的生命定格在四十二岁。</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