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

加木

薛海波：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

摘要：六镇豪强酋帅主要由拥有权势和世代受军镇压迫的两类不同政治地位的豪强酋帅构成，双方有着尖锐的矛盾。其群体无法依靠父祖官爵进入门阀体制，社会地位并不高。孝文帝迁都洛阳导致两类豪强酋帅之间政治经济矛盾的激化，是引发六镇暴动的主要原因。六镇暴动主要是由在六镇没有政治地位、面临生存危机的匈奴、高车酋帅领导，反抗军镇压迫和求生存的抗暴斗争。有权势的豪强酋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成为北魏镇压暴动的主要力量。两类豪强酋帅在迁到河北后，面对共同的生存危机，一度联合掀起河北暴动，但由于其群体内部矛盾重重、组织松散、无法立足河北解决生存问题，从而在尔朱荣的进攻下一败即溃。

学界对于北魏末年六镇镇民暴动及由此引发的河北暴动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挖掘的空间。如学界往往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导致六镇镇民社会地位的下降是六镇暴动的主要原因。如果六镇镇民的社会地位原本就不高，那么六镇暴动的原因又是什么？又如以往研究强调六镇暴动的阶级斗争性质，将其主要归结为镇民与六镇豪强酋帅、北魏朝廷之间的阶级斗争，[1]而忽视了有些六镇豪强酋帅通常是以镇民身份，出现在暴动队伍中，成为暴动的领导者。或是从社会阶层的视角，将六镇暴动归结为六镇豪强酋帅与镇民联合，为摆脱自身贱民化，争取自由身份的群体性反抗军镇体制的军事斗争，[2]而忽略了在暴动中始终存在的六镇豪强酋帅之间及其群体与镇民的严重矛盾。基于此，本文拟以主导六镇社会秩序的豪强酋帅为中心，探究其群体的来源与内部矛盾、重新考察六镇暴动的主要原因、六镇豪强酋帅在镇民暴动中的政治动向、所起作用等问题，以此对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六镇豪强酋帅的来源及其群体的内部矛盾

学界一般认为六镇镇民主要来源于鲜卑贵族、汉族豪族、徙边罪犯、高车和柔然等部落降民。[3]就六镇豪强酋帅而言，由于其群体被编入军籍，因此，同样具有镇民的身份。但六镇豪强酋帅与普通镇民却有着很大不同，如其群体有一部分能够担任军镇官职具有官僚身份，又大多拥有部落组织、依附武装、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现列《北魏后期六镇豪强酋帅简表》（以下称《简表》）如下（略）：

根据《简表》显示，其群体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5]（一）有13家（编号1-13）豪强酋帅是因父祖任官北边军镇而定居六镇。其群体父祖担任的不是军镇镇将，就是司马、戍主、军主等军镇的中高级官职。史籍往往用“良家子”来记载其父祖定居六镇时的出身。如侯莫陈崇祖父侯莫陈允，“世为渠帅。祖允，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6]军镇官员和“良家子”的出身，使其家族子弟在身份上高于普通镇民。如怀朔镇豪强窦泰凭借着“良家子”的出身，获得襄威将军（从六品上）、帐内都将的起家官。[7]

（二）有45家（编号14-58）豪强酋帅是因父祖被北魏国家“盛简亲贤”，即通过选拔戍守六镇的途径而定居六镇。如《北史》卷一六《广阳王深传》：“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据《简表》统计，在这45家中有28家的父祖具有代人身份，占此种途径定居六镇45家的62%。康乐先生曾指出镇民大多是来自于北魏统治阶层即“代人集团”。[8]但康乐先生侧重于论述代人和镇民的密切关系，并没有指出北魏国家将代人中的哪些姓氏选拔到六镇。从《简表》所列六镇豪强酋帅所属的代人姓氏看，没有拓跋鲜卑的宗族十姓，勋臣八姓只有独孤、贺兰两姓（共2家）。而这两姓在道武帝离散部落措施的打击下，在北魏前期就退出北魏国家的核心权力圈。[9]因此，较多的主要是内入诸姓（14家），四方诸姓（10家）。可知，北魏国家实际上主要是选拔统治集团中的中下层代人出镇六镇。

学界多认为中原强宗是六镇镇民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据《简表》统计，仅有9家汉族豪强是通过父祖被选拔戍守六镇而定居当地的。其中父祖迁徙六镇时身份可以确定的有5家。寇洛、赵贵、王兴、蔡儁4家的父祖是“良家子”或“豪侠”的身份。只有常善1家的父祖是以近似于中原强宗的“豪族”身份迁到六镇的。[10]北魏末年的魏兰根认为，北魏国家选调中原强宗戍守六镇的主要原因是六镇“昔时初置，地广人稀”。[11]然而，北魏前期大规模从包括中原在内的被征服地区迁徙强宗，主要是要消弱当地的豪强势力。由于六镇需要大量善于骑兵作战的鲜卑高车等胡族军士，[12]因此，北魏国家基本不会将不善于骑兵作战的中原强宗迁到六镇。魏兰根所提的理由显然无法成立。从魏兰根所说北魏国家主要是通过给以中原强宗仕宦和经济上复除的待遇，来“征发”他们出镇六镇。但在北魏前期胡汉矛盾尖锐的条件下，汉族士大夫宁愿在家乡担任地方僚佐，也不想到胡风盛行的平城去担任中央官。那么，产业和势力都在乡里的豪强，则更不愿离开家乡。[13]因此，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究竟有多少中原强宗为了不高的武职，抛弃经营多年的产业，戍守生存条件恶劣的六镇，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被北魏国家选拔迁徙到六镇的中下层代人、部落酋长、汉族豪强的子弟，也能凭借其父祖“良家子”的出身出任官职。如怀朔镇侯景为怀朔镇外兵史，[14]武川镇宇文盛曾祖伊与敦、祖长寿、父文孤三代并为沃野镇军主。[15]通过选拔迁徙到六镇的胡族部落酋长，往往带领其部落组织一同定居六镇。为保证这些酋长成为北魏国家在六镇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北魏给其群体世代享有领民酋长的政治待遇。如鲜卑酋帅库狄业“世居莫北，家传酋长之官”[16]。

（三）有10家（编号59-68）豪强酋帅是因父祖被北魏国家征服而徙居六镇。北魏设置六镇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要用军镇管理被征服的数十万落高车人。[17]据《简表》统计，在父祖以被征服者的身份迁到六镇的豪强酋帅中，高车、匈奴等胡族部落酋长有5家。[18]由于高车人游牧的生活方式，加之六镇辽阔的地理环境，如果就地解散其部落，单依靠人口处于绝对少数的军镇官吏，根本无法管理。因而，北魏不得不保持其部落组织，通过部落酋长对各部的部落成员进行控制。由此，大小高车酋长及其子弟仍然可以通过所控制的部落组织，保持一定的武装势力，从而世代成为酋帅。如在六镇暴动中的怀朔西部高车酋帅乜列河在向北魏朝廷投降时，其部众就多达三万余户。[19]然而，与具有“良家子”出身的豪强酋帅相比，高车酋帅却毫无政治地位，而是被管制、奴役的镇民。北魏对于高车部落毫无节制的征兵、经济勒索，往往就是要通过高车酋长去向统辖的部民征调。而长此以往，高车酋长则会失去部众的支持。高车酋帅为了保住酋长位置，只能是率领部落反抗。那么，军镇官员也自然就将高车酋帅列为镇压的首要对象。[20]北魏国家也将征服的匈奴等其他胡族部落酋帅迁到六镇。这些酋帅也是被管制的镇民。如领导六镇镇民暴动的匈奴酋帅破六韩拔陵，相关史书将其身份记载为“镇人”、“镇兵”、或“镇民”。[21]怀朔镇匈奴酋长万俟普的儿子受洛干的政治地位，[22]《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记载为“费也头”。而“费也头”是受军镇镇将官吏奴役的牧子。因此，相近的政治地位和处境，使高车酋帅和匈奴酋帅在日后的六镇暴动中得以很快联合在一起。

总之，北魏后期六镇豪强酋帅群体，主要由两类不同政治地位的豪强酋帅构成。一类是定居在六镇的军镇官员子弟、在北魏国家选拔政策下徙居六镇的中下层代人、部落酋长、汉族豪强的子弟，另一类是被北魏国家征服迁徙六镇的高车、匈奴等胡族酋长及其子弟。后一类的胡族酋长虽然可以凭借部落组织成为酋帅，但在军镇内部却处于世代受军镇官员压迫的地位。而军镇官员大体由前一类豪强酋帅所担任，因此，六镇豪强酋帅群体之间有着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

二、六镇豪强酋帅的社会地位与六镇镇民暴动的主要原因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某一家族能否被北魏国家定为“姓族”，获得担任清官的资格，关键是在于其父祖三代在皇始之后的官爵是否达到了正五品的标准。[23]因此，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群体父祖三代官爵的高低与否。现列《北魏六镇豪强酋帅父祖官爵表》（以下简称《官爵表》）如下（略）：

从《官爵表》可知，六镇豪强酋帅群体中共有28人（家）的父祖有官职爵位的记载，占70家的40%，可见其群体官僚化程度不高。父祖任官三世的有高欢、侯渊、寇洛、宇文盛、侯莫陈崇、李虎6人（家），占28家的21%。其中只有武川镇侯渊、侯莫陈崇两家的父祖有三世官爵，且品级在正五品之上，能够被列入孝文帝所定的“姓族”之列。那么，其他父祖有一、二世官爵的六镇豪强酋帅能否进入北魏门阀体制之内呢？毛汉光先生曾提出以任官和官品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即累官三代以上及居官五品之上，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者为“士族”。父祖有一代在五品之上或父祖皆为六品或七品者，或累世低品、累世校尉的家族为“小姓”。[25]那么，依此标准，据《官爵表》可知，绝大多数父祖有官爵经历的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仅属于“小姓”或者连“小姓”都达不到。由此可见，孝文帝迁都汉化、建立门阀体制，并不是如正光五年广阳王元深所说的,是造成其群体“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的真正原因。[26]既然六镇豪强酋帅群体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不高，那么孝文帝迁都洛阳导致其群体社会地位下降的说法就无从谈起。由此，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建立的门阀体制就更不应是导致六镇暴动的主要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六镇暴动的原因又是什么？如前所述，父祖以“良家子”的出身、通过任官和选拔途径定居六镇的豪强酋帅，其群体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完全系于北魏国家对待六镇的政策。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战略重心南移，六镇在北魏战略体系中的地位随之下降。反映在镇将的选任上则是“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27]。北魏迁洛阳后，作为北魏朝廷禁卫军来源的十余万南迁代人仕宦十分艰难。《魏书》卷八一《山伟传》：“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由此，北魏国家就更无法顾及不在门阀体制之内，但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六镇豪强酋帅了。由于六镇防御柔然南侵的军事职能还在，因此，北魏国家非但不能提高其群体的社会地位，反而还要强化军镇体制。《北史》卷一六《广阳王深传》：“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从而使其群体对北魏朝廷有着“顾瞻彼此，理当愤怨”的心态。[28]

《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兰根）因说崇曰：‘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谷川道雄先生认为：“所谓府户，就是隶属镇将军府的特殊户口。镇兵的府户化意味着他们对镇将的隶属化，即国家把镇将置于府户之上，而府户同国家的对立，通过同镇将的对立具体化了。”[29]谷川先生指出了北魏后期镇民对镇将的隶属化。然而，他并没有指出“役同厮养”的“府户”，是否包括在六镇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豪强酋帅？六镇豪强酋帅大多拥有一定的部落成员或依附部众。这些依附势力，并不会因为其群体在北魏统治集团中社会地位没有提高而解散，反而仍然会为其维持在军镇中的豪强酋帅地位，提供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朝廷委派的镇将在六镇缺少可以用来镇压暴动的武装力量。如孝明帝时担任怀荒镇将的鲜卑门阀于景，就曾因不开仓赈恤镇民，而被反叛的镇民杀死。《魏书》卷三一《于粟磾传附于景传》：“镇民固请粮廪，而景不给。镇民不胜其忿，遂反叛。执缚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绛袄。其被毁辱如此。月余，乃杀之。”可见，这次镇民暴动很可能是得到了当地豪强酋帅的一致支持，否则不会如此顺利。又如在六镇暴动后，时任怀朔镇镇将的杨钧主要是靠当地和武川镇的豪强酋帅与六镇叛军对抗。[30]这说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豪强酋帅已是镇将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该群体虽然在北魏统治集团中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主导六镇社会秩序的能力却大大增强，因此该群体不可能沦为毫无军事实力的镇将的“府户”。就北魏后期军镇官员的选拔来看，除了镇将大多是北魏国家委派外，由于“边任益轻”，很少有南迁的门阀士族愿意任职六镇。因此，六镇军镇的大部分大小官吏，必然要由拥有“良家子”出身的豪强酋帅担任，军镇的权力主要是由他们来行使。那么，隶属于镇将军府“役同厮养”的府户应当理解为：在北魏后期，由于具有一定政治地位、担任军镇官员的豪强酋帅，主导六镇社会秩序能力的增强，众多没有政治地位的普通镇民和处于被奴役下的胡族酋帅，开始依附于前者。这势必就会加剧六镇拥有政治地位和处于被奴役状态下两类豪强酋帅之间的内部矛盾。

由于六镇处于干旱、半干旱的漠南草原，当地经济主要以结构单一的游牧业为主。因此，需要北魏国家经常向六镇转输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孝文帝迁都后，由于物资调动开始以洛阳为中心，六镇在北魏国家边防体系中地位的下降，流入到六镇的物资只能会更少。加之北魏后期六镇地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频发，北魏国家又不能进行有效的赈济，[31]这就造成了六镇经济“自京师迁洛，边朔遥远，加连年旱俭，百姓困弊”的局面。[32]

由于军镇官员对当地军政具有绝对的支配权，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六镇豪强酋帅为维护自家产业，就必须取得军镇官僚的身份，利用权力来占有有限的经济资源，“景明以来，然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日月滋甚”。[33]由此，必然会使六镇官吏人数迅速增长。在宣武帝派源怀巡视六镇时，仅沃野一镇自镇将以下大小官吏就达八百余人。[34]而官僚体系臃肿的北齐，上上州的州府属官佐史一共才三百九十三人，[35]超出其两倍多。具有军镇官员身份的豪强酋帅，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毫无权势的镇民。《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源怀传》：“时细民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而大批豪强酋帅进入军镇官僚体系、种种不法行为往往都要得到镇将的许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就只能贿赂镇将。由此只会使这些豪强酋帅在取得官位之后，变本加厉的贪污勒索，使六镇成为北魏后期最为腐败的地区。《北史》卷一六《广阳王深传》：“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增怒。”而这无疑会将本身就处于濒临破产的普通镇民和胡族酋帅推向绝境。此时没有政治权势的胡族酋帅，仍然要被军镇征发无休止的兵役、“贡献”、战马等物资。这严重损害了胡酋们的利益。[36]正光四年（523），在六镇北边的柔然阿那环可汗“入塞寇抄，肃宗诏尚书左丞元孚兼行台尚书持节喻之。孚见阿那环，为其所执。以孚自随，驱掠良口二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37]。这使以畜牧经济为主的部落酋帅和所统的部民损失惨重，“然獯虐所过，多离其祸。……遭寇之处，饥馁不粒”。[38]因此，毫无政治地位备受欺压，在经济上遭到严重损失，而却得不到丝毫救助、面临生存危机的高车、匈奴等胡族酋帅只能为生存，掀起反抗担任军镇官员的豪强酋帅及军镇压迫的暴动。总之，孝文帝迁都洛阳，使六镇在北魏国家战略体系中地位迅速下降，造成六镇不同政治地位豪强酋帅之间政治、经济矛盾的迅速激化，进而引发了六镇暴动。

三、六镇豪强酋帅在北魏末年六镇镇民暴动中的政治动向

正光五年（524），沃野镇匈奴酋帅破六韩拔陵掀起六镇暴动后，除段荣、寇洛、赵贵、尉长命、可朱浑元、史遵、孙腾、步大汗萨等少数人率部落部众避难南逃外，出于在军镇中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六镇豪强酋帅明显分为加入到镇民暴动队伍和站在北魏朝廷一边镇压暴动两类。在破六韩拔陵的暴动队伍之中，与破六韩拔陵同一部落的酋帅破洛汗听明、出六斤被其任命为将帅。[39]与破六韩拔陵有宗亲关系的匈奴酋帅破六韩孔雀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40]匈奴酋帅万俟普则被授予太尉。[41]鲜卑酋帅卫可孤被任命为别帅、并被封为王。[42]破六韩拔陵在怀朔、武川击败魏军后，高车酋帅纷纷归附于破六韩拔陵，[43]并被委已要职。如酋长斛律金，“初为军主，…正光末，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陵假金王号” [44]，斛律野谷禄也被封王。[45]以上所列酋帅，除卫可孤为鲜卑人，其他均为匈奴和高车人。除斛律金1人担任过军主外，其他不是“镇民”就是没有记载。可见，六镇暴动武装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以破六韩拔陵为首的、毫无政治地位的匈奴和高车部落酋帅手中。据《北史》卷一六《广阳王深传》记载，孝昌元年（525）破六韩拔陵率领的六镇叛军前后降附共二十万人。其中有明确记载的是斛律金率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46]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率三万余户向广阳王元深投降。[47]如果一户按照5口估算，仅高车部众就能达到十余万人。当然依此进行简单估算存在很大缺陷，但这至少说明高车酋帅所统领的部众在破六韩拔陵所领导的六镇叛军中占主导地位。

由于破六韩拔陵率领的镇民武装是基于生存和反抗军镇压迫而暴动，因此仓廪、军镇力量集中的沃野、武川、怀朔等镇城就首先成为其主要的进攻目标。这就使处于被叛军进攻的地区、拥有一定权势的豪强酋帅，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和经济利益只能站在北魏朝廷、军镇一边。如时任沃野镇统军的豪强常安成不听破六韩拔陵的胁逼，“乃率所部讨陵。以功授伏波将军。给鼓节。后与拔陵连战，卒于阵” [48]。由于武川镇城地处白道岭，控制着塞北进入云中代地的咽喉，[49]是六镇叛军进攻的重点地区，因此武川镇豪强酋帅出于保家守土的考虑，成为与六镇叛军作战最坚决的群体。他们一方面在武川与叛军激战。如宇文泰长兄宇文颢和其父宇文肱与叛军首领卫可孤战于武川南河。[50]另一方面宇文肱、舆珍、念贤、乙弗库根、尉迟真檀、独孤信等人，又在贺拔度拔的带领下协助怀朔镇将杨钧固守怀朔。在怀朔镇被叛军攻下后，贺拔度拔和宇文泰等人袭杀了卫可孤一度占领怀朔。随后在叛军反击下，贺拔度拔被杀，贺拔胜、念贤等人投奔在平城统领北魏军队的广阳王元深。[51]而宇文肱妻兄高丽酋长王盟则被迫加入叛军。[52]因此，六镇暴动又是六镇地区处于不同政治地位的豪强酋帅之间为生存、为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争夺战。

四、六镇豪强酋帅在河北暴动中的地位及作用

六镇暴动被镇压后，由于连年战祸使北魏国家财政破产。《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这使北魏国家无法去赈济家业毁于战祸的六镇豪强酋帅和20万六镇降户。如果任镇民继续留在已成废墟的六镇，镇民无疑又会揭竿而起，因而只能将其群体迁往他地。此时关陇地区北魏官军仍然在与高平、秦州暴动的胡氐城民激战。恒代地区在六镇暴动时“悉皆沦没”遭受到严重破坏。[53]因此，只能将其群体迁往尚在北魏国家控制之下，较为安定的河北冀、定、瀛三州“就食”。[54]对于六镇豪强酋帅来说，迁徙河北是一次在极短时间内就要完成的强制性“大移民”。在迁徙过程中，六镇豪强酋帅带领着自己的家属、依附部众、部落组织。如怀朔镇鲜卑酋长可朱浑元“北边扰乱，遂将家属赴定州”[55]。又如武川赵贵“魏孝昌中，天下兵起，贵率乡里避难南迁。属葛荣陷中山，遂被拘逼”[56]。六镇豪强酋帅还携带着大量的生产资料。《魏书》卷九《肃宗本纪》：“常景又破洛周，斩其武川王贺拔文兴、别帅侯莫陈升，生擒男女四百口，牛驴五千余头。”其群体来到河北后，必然需要广大的土地建立家园和牧场，安置家族成员和部属。此时河北也是“饥荒多年，户口流散”[57]，而且北魏末年腐败的官僚体系，根本无法协调河北大族进行安置六镇降户这一庞大细碎的社会工作。因此，六镇豪强酋帅、镇民与河北地方官和当地大族围绕着土地、粮食资源的矛盾只能是迅速激化。北魏国家在衡量利弊后做出的迁徙之举，只能将原先支持北魏朝廷、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豪强酋帅，全部推向了与之对抗的反面。

那么，六镇豪强酋帅在随之而来的杜洛周、鲜于脩礼、葛荣领导的河北镇民暴动队伍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呢？杜洛周虽然史载为柔玄镇兵，但《魏书》卷八二《常景传》：“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士邀击，破之，获（杜洛周）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恒”。御夷镇军主孙念恒能成为杜洛周的部将，这至少证明杜洛周在柔玄镇中是拥有一定实力的酋帅，否则无法统领数万镇民。史书记载杜洛周所任用的主要将领有：武川王贺拔文兴、别帅侯莫陈升、都督曹纥真、马叱斤，及武川镇豪强侯渊、念贤、邸珍。[58]由此可见，武川镇豪强是杜洛周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魏书》卷三六《李顺传附李裔传》：“洛周僭窃，特无纲纪，至于市令驿帅，咸以为王，呼曰市王、驿王，乃封裔为定州王。”可见在杜洛周集团中封王绝非难事。而怀朔镇豪强高欢、段荣、蔡儁、尉景等人虽然也在杜洛周军中，但不见有任何官职，可知怀朔镇豪强群体在杜洛周集团中的地位较低。这很可能就是高欢等人“丑其行事”，密谋袭杀杜洛周而失败逃往的原因。[59]

鲜于脩礼史载为怀朔镇镇兵，[60]由于其同族丁零人多聚居在定州附近，因此鲜于氏在定州具有较大的势力。这一点很可能是鲜于脩礼成为河北镇民暴动首领的主要原因。[61]由于其暴动地区是六镇豪强酋帅和恒代豪强安置的主要地区，从而使其集团内部构成较为复杂。在其集团内部，有曾身居高位的怀朔镇镇将葛荣、怀朔镇鲜卑酋帅可朱浑元、[62]与六镇叛军激战过的武川豪强宇文肱及其三子、[63]镇压过六镇暴动的北魏政府军统军毛普贤、尚书令元叉的从弟元洪业。而鲜于脩礼的督将汉人程杀鬼、潘法显、鲜卑人尉灵根的身份和来历则无法考证。[64]由于鲜于脩礼集团内部将领之间的地域、出身乃至政治立场差异极大，一方面使其集团内部在权力上矛盾重重。《北史》卷一六《广阳王深传》：“贼脩礼常与葛荣谋，后稍信朔州人毛普贤，荣常衔之。”另一方面又使其集团内部，在北魏官军的拉拢下，很容易就出现了内讧。《北史》卷一六《广阳王深传》：“普贤昔为深统军，及在交津，深传人谕之，普贤乃有降意。又使录事参军元晏说贼程杀鬼，果相猜贰。”最终元洪业斩鲜于脩礼，葛荣又杀元洪业掌握了鲜于脩礼的部众。武泰元年（528）二月葛荣又兼并了杜洛周部属，彻底掌握了分布在河北的六镇降户。[65]

那么，六镇豪强酋帅在葛荣集团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其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任褒为葛荣尚书仆射、代人张保洛“为领左右”、燕州任延敬“荣署为王，甚见委任”[66]。除任褒籍贯无法确定外，张保洛和任延敬均不属于六镇。可见，六镇豪强酋帅群体并没有被葛荣纳入其权力的核心圈。葛荣曾委任怀朔镇乌丸酋帅王基为济北王、宁州刺史，季虎为清河太守、河北大族杜纂为常山太守、代人田怙为广州刺史。[67]可见，在葛荣集团中的六镇豪强酋帅很少有人担任占领区的地方官。史籍记载葛荣所封诸王姓氏可考者如下：怀朔镇豪强潘乐“授京兆王”、 王基为济北王、可朱浑元“葛荣并脩礼，复以元为梁王”、武川宇文洛生为渔阳王、葛荣叔葛苌为乐陵王、河北大族卢勇为燕王。[68]可见，六镇豪强酋帅在葛荣所封诸王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是否意味着其群体掌握了大量的六镇降户呢？《魏书》卷一○《孝庄帝纪》：“齐献武王于邺西北慰喻葛荣别帅称王者七人，众万余，降之。”从高欢所慰喻的七王所统才万余人来看，在葛荣集团中被封为王的六镇豪强酋帅，所统降户数量也应该不会太多。而葛荣曾经命其叔乐陵王葛苌率精骑一万进攻河北大族李憨，又命其仆射任褒率车三万乘南下沁水，[69]说明葛荣并不轻易向六镇豪强酋帅群体授予重兵。究其原因，葛荣很可能是害怕六镇豪强酋帅掌握过多的武装势力，对其首领地位构成威胁。

葛荣出于提高其集团政治号召力的考虑，需要胡汉士族群体的政治支持，因此主动授予胡汉士族高官。[70]如葛荣曾以司徒游说弘农士族杨津加入其集团。又如窦畧“累世仕魏，皆至大官。……避地定州，因没于葛荣。荣欲官略”[71]。葛荣虏获博陵崔巨伦后“欲用为黄门侍郎” [72]。对于俘获的汉族士族杨愔，葛荣不仅逼其担任高官，而且出于提高自身地位的考虑，还提出要与杨愔联姻。[73]由于葛荣的社会地位与上述胡汉士族相差太大，因此上述诸人不是消极应付就是干脆拒绝。而葛荣对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六镇豪强酋帅，则不见有此优待。除上列少数人有封王的记载外，大多数人仅是委以将帅，如武川宇文泰被葛荣“任以将帅”，[74]有的甚至没有官职，如怀朔韩贤“随葛荣作逆”。[75]此外，葛荣还任用恒代豪强和有军事实力的河北大族为将帅。如代人张琼“随葛荣为乱”，代人贺若统也被葛荣任为将帅。河北大族渤海高乾兄弟也被葛荣授予官爵、赵郡李裔、范阳卢文伟也为其所用。[76]

由此可知，六镇豪强酋帅仅是跟随葛荣征战四方的统军将帅而已，其群体在葛荣集团的核心层中并不站主要地位，更不是葛荣优待的对象，因此葛荣就很难得到六镇豪强酋帅的效忠，更无法与其群体结合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对此弱点，尔朱荣看的十分清楚。《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葛荣虽并洛周，威恩未著，人类差异，形势可分。”此时，六镇豪强酋帅各自仍然统领着隶属于自己的部众。如武川宇文泰兄宇文洛生投靠葛荣后，仍领其父宇文肱的余众。[77]这就使葛荣很难对其属下进行有效的控制。在高欢对六镇镇民的训话中就指出了这一点“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78]。因此，这就成为滏口之战中，葛荣集团一败即溃的重要原因。

由于河北连年灾荒，使六镇豪强酋帅在河北暴动后，粮食供应一直是影响其集团战略行动的重要因素。如《魏书》卷八二《常景传》：“（孝昌元年）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纥真、马叱斤等率众蓟南，以掠人谷。”又如建义元年六月“葛荣饥，使其仆射任褒率车三万余乘南寇” [79]。二十万镇民对于粮食的需求无疑是十分庞大的，这往往会给所经之地的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如赵郡“经葛荣离乱之后，民户丧亡，六畜无遣，斗粟乃至数缣” [80]。不仅如此，数十万镇民也需要大量的房屋来安置，葛荣只能在攻下一地后通过暴力驱逐当地的居民来解决。《魏书》卷九《孝明帝本纪》：“（孝昌三年）葛荣攻陷冀州，执刺史元孚，逐出居民，冻死者十六七。”而围绕着粮食和田宅的争夺，只能加剧六镇豪强酋帅与河北大族、百姓的经济矛盾。如《魏书》卷九《孝明帝本纪》：“（武泰元年）三月癸未，葛荣攻陷沧州，执刺史薛庆之，居民死者十八九。”这就使河北当地的汉族民众不可能支持葛荣，成为葛荣所率领的六镇降户虽然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能够不断打败北魏官军和河北大族武装，但却始终无法在河北立足、无法解决粮食和田宅的根本原因。对于六镇豪强酋帅来说，既然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再辉煌的战果也毫无意义。因此这应是高欢、蔡儁等六镇豪强酋帅在葛荣军事力量达到顶峰时，反而背叛葛荣投奔尔朱荣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是葛荣集团崩溃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北魏后期六镇豪强酋帅群体，主要由拥有一定政治地位、担任军镇官员的豪强酋帅和和被北魏国家征服迁徙六镇、世代受军镇官员压迫的高车、匈奴等胡族酋帅构成。因此，六镇豪强酋帅群体内部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由于大多数六镇豪强酋帅无法凭借父祖的三世官爵进入到门阀体制，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原本并不高。孝文帝迁都洛阳，使六镇在北魏国家战略体系中地位迅速下降，造成六镇豪强酋帅之间政治、经济矛盾的迅速激化，进而导致了六镇暴动。因此，六镇暴动的性质主要是由在六镇内部没有政治地位、面临生存危机的匈奴、高车部落酋帅所发动的反抗军镇压迫和求生存的抗暴斗争，没有反对北魏门阀统治、反汉化的政治意义。而拥有一定权势的豪强酋帅，为保护自身利益，则成为北魏镇压六镇暴动的主要力量。两类豪强酋帅在被北魏国家强迁到河北后，都面临着同河北大族争夺生存资源的难题，因此得以联合掀起河北暴动。虽然其群体最终聚集在葛荣统率之下，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势力，但由于其群体作战主要以掠夺生存资源为目标，使六镇豪强酋帅与河北大族、当地民众的矛盾无法调和，无法在河北立足，加之葛荣集团内部组织松散、矛盾重重，最终在尔朱荣的进攻下旋即崩溃。

注释：

[1]唐长孺：《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59页。

[2][日]谷川道雄：《北魏末期的内乱与城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2—159页。

[3]对于六镇镇民来源观点的具体介绍，请参看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第九卷，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7-269页。

[4]其中“汇编”代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疏证”代表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姓纂》”代表[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集注》”代表[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本表有关六镇豪强酋帅民族的确定，主要是参看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由于本表主要是要统计北魏后期六镇豪强酋帅各家的大致情况，因此，统计时仅选一人作为其家族的代表。

[5]虽然罪犯是六镇镇民的来源之一，但其群体在配徙到六镇后世代处于被管制的普通镇民地位。仅有极少数熟悉官法条例和政府运作规则的奸吏，通过交接军镇官员成为豪强，如怀朔镇豪强高欢家族就是如此。

[6]《周书》卷一六《侯莫陈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68页。

[7]《窦泰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95页。

[8]“代人集团”的含义，具体请参看[台]康乐：《代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拓跋魏的国家基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1本第3分册，1992年，第585页。

[9]具体参看田余庆先生《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二》，《拓跋史探》，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63-91页。

[10]《周书》卷二七《常善传》，第446页。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第二篇《论南北朝的差异·南北兵制的差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6页）中指出了六镇罕见有中原强宗的后裔这一点，惜没有分析其原因。

[11]《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29页。

[12]参看何兹全：《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读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0、334页。

[13]《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第622页。

[14]《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33页。

[15]《周书》卷二九《宇文盛传》，第493页。

[16]《库狄业墓志》，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87页。

[17]《魏书》卷一○三《高车传》，第2309页。

[18]北魏国家除将征服的胡族部落酋长迁到六镇外，也在消灭敌对政权后，将降附的汉族豪强迁徙到六镇。据《简表》统计怀朔镇豪强段荣、孙腾、抚宁镇史遵3人的父祖，就是以原北凉官吏的身份徙到六镇的。

[19]《资治通鉴》卷一五〇《梁纪六》武帝普通六年（525），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705页。

[20]参看唐长孺：《北魏末期的山胡刺勒起义》，《山居存稿》，第77-78页。

[21]参看[台]康乐：《代人与镇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1本第4分册，1992年，第902页。

[22]《北齐书》卷二七《万俟普传》，第375页。

[23]参看《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台]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5页、第8页。

[24]本表所列人物父祖官爵出处，请参看笔者所绘《简表》，⊙表示任官品级在正五品及其之上。

[25]参看[台]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上）》，第5页、第8页。

[26]《北史》卷一六《广阳王深传》，第617页。

[27]《北史》卷一六《广阳王深传》，第617页。

[28]《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第330页。

[29][日] 谷川道雄：《北魏末期的内乱与城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155页。

[30]《北齐书》卷一五《窦泰传》，第193页。《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第215页。

[31]具体请参看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北魏的兴衰——兼论十六国割据局面的出现》（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83-95页，第95-100页。

[32]《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源怀传》，第926页。

[33]《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源怀传》，第926页。

[34]《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源怀传》，第926页。

[35]《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762页。

[36]参看唐长孺：《北魏末期的山胡敕勒起义》，第63、77页。

[37]《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第2302页。

[38]《魏书》卷九《肃宗本纪》，第235页。

[39]参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第136-137页。《魏书》卷三一《于栗磾附于昕传》，第747页。

[40]《北齐书》卷二七《破六韩常传》，第378页。

[41]《北齐书》卷二七《万俟普传》，第375页。

[42]参看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66页。《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第215页。

[43]《资治通鉴》卷一五〇《梁纪六》武帝普通四年（524），第4683页。

[44]《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第219页。

[45]《魏书》卷九《肃宗本纪》，第240页。参看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史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9页。

[46]《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第219页。

[47]《资治通鉴》卷一五〇《梁纪六》武帝普通六年（525），第4705页。

[48]《周书》卷二七《常善传》，第446页。

[49]参看[台]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三，1986年，第1777页。

[50]《周书》卷一○《邵惠公颢传》，第153页。

[51]《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第216页、226页。

[52]《周书》卷二○《王盟传》，第333页。

[53]《魏书》卷四四《费穆传》，第1004页。

[54]《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杨昱传》，第1293页。

[55]《北齐书》卷二七《可朱浑元传》，第376页。

[56]《周书》卷一六《赵贵传》，第261页。

[57]《魏书》卷一五《元晖传》，第380页。

[58]《魏书》卷九《肃宗本纪》，第245页。《魏书》卷八二《常景传》，第1804页。《魏书》卷八〇《侯渊传》，第1786页。《北史》卷八七《邸珍传》，第2899页。

[59]《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第2页。

[60]《梁书》卷五六《侯景传》，第833页。

[61]参看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170页。

[62]《北齐书》卷二七《可朱浑元传》，第376页。

[63]《周书》卷一《文帝本纪》，第2页。

[64]《魏书》卷一八《广阳王深传》，第433页。《魏书》卷一六《元叉传》，第408页。《魏书》卷五八《杨播传》，第1298页。

[65]《魏书》卷九《肃宗本纪》，第244页。《梁书》卷五六《侯景传》，第833页。

[66]《魏书》卷一〇《孝庄帝本纪》，第258页。《北齐书》卷一九《张保洛传》，第257页。《北齐书》卷一九《任延敬传》，第251页。

[67]《北齐书》卷二五《王纮传》，第365页。《魏书》卷七二《路恃庆传》，第1620页。《魏书》卷八八《良吏·杜纂传》，第1906页、《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传附李愍传》，第317页。

[68]《北齐书》卷一五《潘乐传》，第201页。《北齐书》卷二五《王纮传》，第365页。《北齐书》卷二七《可朱浑元传》，第376页。《周书》卷一○《莒庄公洛生传》，第159页。《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传附李愍传》，第317页。《北齐书》卷二二《卢文伟传附卢勇传》，第322页。

[69]《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传附李愍传》，第317页。《魏书》卷一〇《孝庄帝本纪》，第258页。

[70]黄惠贤先生曾注意到葛荣吸纳优待胡汉士族这一政策，但黄先生将其简单的归结为“推行着违背农民起义方向的政策”（参看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史卷）》，第253页）。

[71]《周书》卷三○《窦炽传》，第517页。

[72]《魏书》卷五六《崔辩传》，第1251页。

[73]《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第454页。

[74]《周书》卷一《文帝本纪》，第2页。

[75]《北齐书》卷一九《韩贤传》，第247页。

[76]《北齐书》卷二○《张琼传》，第265页。《周书》卷二八《贺若敦传》，第473页。《北齐书》卷二一《高乾传》，第290页。《魏书》卷三六《李顺传》，第843页。《北齐书》卷二二《卢文伟传》，第319页。

[77]《周书》卷一〇《莒庄公洛生传》，第159页。

[78]《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第7页。

[79]《魏书》卷一〇《孝庄帝本纪》，第258页。

[80]《魏书》卷五七《崔挺传》，第1270页。

作者简介：薛海波，长春师范学院历史学院研究员。

发布于 2025-01-21 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