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来就是胜利

薛海翔

写下来就是胜利

文/薛海翔

蒋近朱是大学同学，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这是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一代人，个个经历复杂，甚至不凡。蒋近朱是个例外，虽然她名字浸染时代印记——近朱，近朱者“赤”也，李大钊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那个赤字，赤色是那个年代的基准色，可以想见起名时会心的欣然：贴近时代又不事张扬；蒋近朱的微信名叫“近朱不赤”，这个她自己作主的名字里，77级一代的不羁和反思，悄然流漾。但是，蒋近朱的经历却没有那个年代的繁复，插队四年，就进大学了，之后，便是三十年的教师生涯，漫长且一成不变的职业轨道，一直铺到那个名叫退休的终点站。

退休这个职业生涯的终点，在蒋近朱这里，成了起点，一路飞奔起来，勤快笔耕。说起写作，与很多退休后才第一次书写寄怀的人不同，蒋近朱是有童子功的，我可为此作证：

1978年11月22日下午1:30，上海师范学院西六舍219室，我和同为中文系77级学生的叶骏，郑伟，曹旭，蔡鹰扬，成立了一个名叫“晨钟”的文学社，校方特批一排公告橱窗，让文学社以壁报方式，发表文学作品。兹事体大，不数日，《文汇报》即以新闻报道（后来一年间，“晨钟社”扩招汪天云、徐敏、沈培方和吴忠彦为社员，借此一并录之）。从此，这一排明晃晃的橱窗前，从早到晚，人头攒动，驻足阅读贴在橱窗里我们几个写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及译作，读者则把阅读意见写成小字报，贴在橱窗玻璃上以为争鸣（有一期小字报达20份之多）；斑斓橱窗和涌动人头，成为校园一道奇特的时代景观。

不久，我们接受并发表“外稿”——非社员的作品，同学们也以作品能上壁报为荣。1979年5月28日的第12期壁报上，刊出注明“外稿”的一部短篇小说《雪》，作者：蒋近朱，本集子作者的处女作呱呱坠地，就此问世。

是年蒋近朱23岁，扎两根短辫，求学如渴，睁眼看世界。令人称道的是，三十年难免刻板的职业生涯，磨去的是那两根短辫，而那双睁看世界的眼睛，却一如23岁，好奇而专注，潮起潮落的波光潋滟，人来人往的鼎沸喧嚣，被她凝视记录，被她咀嚼辨析，再用童子功里就有的写作技法，化为篇章。退休后的蒋近朱，不停看，不停写，不知不觉，就有了这本集子，130篇文章——堪称洋洋大观。

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均为作者的直观实录和思绪凝结，文体分类当属“非虚构写作”，笔下的桩桩件件，都是真人真事，所思所想，均为真情真感，如此，这本集子就有了文学以外的价值。

我族修史历来空阔高蹈，二十四史唯见帝王将相，丰功伟绩只赋英雄豪杰，刀光剑影，改朝换代，几千万百姓消亡只存下几行笔录。士农工商如何起居，贩夫走卒怎样思想，宏大叙事的史书里是没有踪迹的。常常，我们不得不“史”失求诸野，偶有野史得窥一斑，那些前朝有名氏和无名氏留下的零星笔记里，我们想象他们的日常起居喜怒哀乐。这就有了一个史学称谓——微观史：关注平头百姓的个体生活和思想，揭示历史的多元、丰富和复杂，打破少数人的历史垄断。

设想，一千年后的读者读到这本集子，看到蒋近朱亲笔记录在泰国海滩旅游的一个经历：“没遇到过这么咸的海水！上岸后，浑身难受，只想快点去冲淡水浴，可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同伴了，更衣箱的钥匙在她手里，真急人！我拿不到衣服，拿不到眼镜，也拿不到钱，只能干着急。我到处找，别人也帮我找，依然无果。我望眼欲穿，心急如焚，同伴终于出现，原来她们是不愿花这三十泰株（合人民币七元）的冤枉钱，躲到洗手间去擦洗更衣了”。

同一时段的正史，很可能只有让后世不甚了了的一行字：“公元21世纪，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步转为市场经济。”而蒋近朱的文字，则能使那位未来的十八代灰孙子明了，在由匮乏型进入消费型的社会转型期，他遥远的先祖，一只脚踏入了花钱购买感官享受的花花世界，一半脑子还留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旧日时光，由此，一千年前的社会转型，就变得可视可感，一千年的先祖，也变得面目生动，血肉炽热，历史的奥秘和精彩，在蒋近朱记录下的细节里，纤毫毕现，灵动鲜活。千年后的读者，掩卷之际，大概率会说一句：先祖此举，功德无量。

历史长河奔腾汹涌，朵朵浪花转瞬即逝，无论怎么晶莹剔透，怎么绚丽诱人，通通无迹可寻；无人知晓就等同不曾发生，那才真叫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把浪花写下来，用“写下来”固定那间不容发的转瞬，它就存在了，就成了滚滚长河中突兀于激流中的礁石，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写下来就是胜利。

是为序。

2025年1月12日星期日

上海高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