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瀚传记（四）

半角斋

作者：罗承瑛（张仲瀚警卫秘书）
续前文
为捍卫兵团事业斗争不已
60年代初期,新疆兵团事业蓬勃发展,已经显示了它在新疆具有“四个力量”（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总结概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地位和作用时说，生产兵团“不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建设的力量,而且是自治区安定团结的力量，是巩固祖国统一的力量,是增进民族团结的力量。）的战略作用和战略地位,党中央决定在西北五省,推广兵团经验,发展兵团事业。
为此,周恩来总理在京两次召见张仲瀚,传达中央意图,决定组建一个西北农业建设兵团和一个西北林业建设兵团,并明确指示,两个西北兵团都要张仲瀚管起来，总理还说将要在中央西北局成立一个领导这两个兵团的领导小组,叫他参加这个领导小组,具体抓管这一工作。
张仲瀚深深理解总理的意图,叫他把两个兵团都管起来,一则是因为他是中央农垦部的副部长,又是新疆兵团的主要负责人，二则是新疆兵团已经有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便于在这些方面直接支援两个兵团的建设和发展。他坚决地、迅速地执行了总理的指示,在两年内选调了从师到团场的全套管理、业务、技术干部，支援成立了陕西(十四师)、甘肃(十一师)、宁夏(十二师)和青海(十三师)等农业建设师,接着又选调兵团、师一级领导、技术业务骨干建立了西北水土保持兵团(后叫西北林业建设兵团),之后,又按总理指示,选调干部和战士,成建制组成了一个两千多人的农业建设团去西藏支援建设。整个西北农垦事业,方兴未艾。
1964年以后,中央军委为了加强新疆生产兵团的工作,陆续从关内各军区、兵种选调了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到兵团工作,其中调五十四军军长丁盛（林 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粉碎“四 人 帮”后,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的处分）到兵团任第一副司令员。
丁盛到兵团后,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当时“社教运动”揭露出来的兵团的一些阴暗面,肆意夸大,把兵团说得漆黑一团。
批评兵团紧抓生产是“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兵团团结教育在新疆起义的国民党部队一道工作说成是“国共合作”,“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诬蔑起义干部是“活国民党”,“假起义,真潜伏”,攻击兵团多种经营是“除了不开妓院,什么都敢干”开展劳动竞赛,给先进生产者一点物质鼓励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搞资本主义”等等。同时,他还竭力培植私人势力,封官许愿,拉帮结派,分裂兵团新、老军垦战士的团结,把兵团搞得乌烟瘴气,群众反映很大,纷纷口头或写信向张仲瀚反映。
张仲瀚也已及时察觉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在大小会上反复教育干部,要求对军委调来兵团的各级干部:“第一要热情欢迎;第二要尊重他们;第三要关心他们;第四要放手大胆让他们工作;第五要向他们学习;第六,如果兵团的老同志与新调来的同志发生不团结,老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严格要求老同志,防止内部发生不团结。另一方面对丁盛一些错误言行作谈话批评,同时把这个问题向自治区主要领导作了反映。
丁盛对此极为不满,不但没有收敛,反于1966年4、5月间,趁着张仲瀚去上海考察和参加西北局工作会议,变本加厉地加剧了这种非组织活动。
这时,正是“文 化 革 命”前夕,丁盛等人利用传达中央《5.16通知》,公开指出“兵团是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兵团存在着激烈的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些单位的领导权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掌握,作了许多坏事,都要把他们彻底打垮,一个也不能放过……”并号召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兵团的“黑帮黑线”。（1967年11月22日,丁盛在兵团党委常委和兵团文 革 委 常委联席会议上讲话中说:“在兵团内部,谁是我们的敌人,明显地是抓两条线,一是张仲瀚的核心人物,在组织上要打倒;二是陶峙岳、陶晋初等起义人员。这是定时炸弹,要把他们统统挖掉,）
为了澄清是非，坚持兵团的方向,张仲瀚于7月中旬西北局工作会议结束后即赶回兵团,于22日在昆仑宾馆召开包括有各师、局、大专院校党委领导和兵团农、工、商、学、兵、科、文、卫各方面的先进人物劳模代表参加的座谈会,组织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同志写给林 彪的信。）,在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兵团坚持“三个队”的方向是正确的,亦农亦工,亦兵亦学是符合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的,大家畅谈兵团17年的巨大成就,用雄辩的事实、生动的材料,不点名的批驳了丁盛攻击兵团的错误言论。
丁盛更加气急败坏,反咬诬陷张仲瀚“排斥军委派来的领导”指控这个座谈会是“打击陷害革命领导的黑会”,这年12月22日,丁盛到北京找林 彪诬告张仲瀚“反毛泽东思想”“不突出政治”,“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排斥转业军人”,“搞修正主义”等等,要求军委撤销张仲瀚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张仲瀚被罢官了,他真无法理解,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月前(7月中旬)新华社派记者来参加兵团的'八楼座谈会’（指1966年7月22日兵团党委在八楼(即昆仑宾馆)召开的传达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会议）,还说《人民日报》决定用8个版面的篇幅,连续宣传新疆兵团的成就和经验,称赞兵团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伟大的创举,而一个月后的今天,兵团又成了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呢?”
“周总理要推广兵团经验,要我把新建的两个西北兵团都管起来的话音还未落,怎么一夜之间连我在新疆兵团工作的权利都被剥削了,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呢?”
“毛主席历来肯定新疆和平起义有功,为什么现在陶峙岳却成了'假起义,真潜伏’的罪人呢?”“我党一向肯定新疆兵团改造起义部队是成功之举,为什么现在又被戴上'阶级投降,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的罪名呢?”“一切黑白善恶都被颠倒了,为什么?”
他躺在病床上，一连串的问题折磨着他睡不着,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从16岁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开始,30多年来的革命生涯,在向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进行过上百次刀枪相见的搏斗,对党交给的每一个任务,迎着艰险而上,从没有退缩。他激愤得抑制不住地在病房里呼嚎了起来:“我不是党的敌人,我是党的敌人的敌人!”
这时,新疆自治区党委正在昆仑宾馆召开三级干部会议(8月25日至12月底),丁盛迫不及待地于开会的第一天(8月26日)即在兵团小组会上宣布“揪出了以张仲瀚为主帅、贺振新（1966年任兵团副政委,老红军,敢于坚持真理,被丁盛诬为“张仲瀚反党集团的副帅”,轮番批斗,于1966年12月含冤去世）为副帅的反党集团”,号召大家起来揭发批判。与会的绝大多数干部看穿了丁盛的阴谋,在会上摆事实,讲道理,与之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不顾丁盛设置的重重障碍,纷纷到医院看望张仲瀚。
“张政委,讲团结也有个度啊!你看丁副司令也太过分了”“张政委,你一定要顶住,这不是一般的派别斗争,是关系着我们兵团的前途和命运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政委啊,丁盛的矛头表面上是对准你们几个主要领导,实际是要彻底夺兵团的权,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割。你看,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吗?!我们都是提着脑袋在干啊!”
有的说着说着就呜咽地泣不成声,张仲瀚也不禁为之泪下。张仲瀚早已看出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如果没有“文 化 革 命”这场斗争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发生的,现在丁盛利用了“文 化 革 命这个大气候,就更利用“上皇宝剑”的权威,更有了煽惑群众的魅力了。
张仲瀚也很自信,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向来是坚决斗争，毫不犹豫、妥协的。他也完全有把握,凭自己在自治区各地州和兵团内部的威信和群众基础,他只要振臂一呼,天山南北就会燃起团团烈火,就是10个丁盛的阴谋势力,也会一朝化为灰烬。然而他又非常清醒地认为,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这场斗争染上了“文 化 大 革 命”的色彩,就和以往任何斗争形式、斗争性质不同了。
揪“走 资 派”“革那些以前革过命的人的命”,这种模糊的概念已经为卷起一场全国性的乱揪乱斗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兵团在这个问题上如处理不好,也就将挑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将会给国家和兵团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坚决不这样做。他安慰和鼓励这些来看望他(实际是在精神上支持他)的同志:在任何压力面前,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最好的斗争,必须坚信新疆兵团的方向是正确的,兵团17年的巨大成就是无容抹煞的客观存在,历史的发展定会做出公正的结论。他说:“黄河尚有澄清日，我就不相信会永远是这个样子。”
其实,张仲瀚并没有因为被“靠边”就停止了捍卫兵团事业的斗争。“你丁盛有权,我有理;你有造谣的方便,我有辟谣的自由,你能混淆黑白,我就要澄清是非。”他经常扶病去机关看大字报;只要有“红 卫 兵”或群众造 反组织来访或质问,哪怕他是躺在病床上也要接谈;造 反 派传呼他回答问题,他每传必去;群众组织揪斗他,他就硬着头皮去挨一顿。他要利用一切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宣传兵团事业的方向和本来面目,讲清事实真相,揭露丁盛一伙的阴谋,当然也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
此外,另一个斗争的形式就只有向自治区领导、向农垦部王震部长、向贺龙副总理、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反映情况,陈述自己的观点,寄希望于上级党组织出面纠正偏差,处理好兵团的问题。

身陷囹圈忠贞不渝

由于“四 人 帮”的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张仲瀚寄希望于上级党组织出面纠正偏差的想法破灭了,无情的事实给他的回答是:自治区党委被砸“瘫痪”了,王震“靠边”了,贺龙被“揪”出来了,周总理的周围被严密封锁,根本收不到下面反映的真实情况。
中 央 文 革 竭力偏袒丁盛,江 青于1967年元月公开点名:张仲瀚是王震的一个打手,是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是地 主 阶 级的孝子贤孙。灾难接踵而至,张仲瀚终于被扣上“历 史 反 革 命分子”、“三反分子”、“反 革 命修 正主义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了。
1967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解决兵团问题的会议上，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为了保护干部,实事求是地弄清张仲瀚的问题,决定将他留京监护,隔离审查。但“四人帮”却不顾这个意见,迫不及待地把张仲瀚投进了监牢。
在关押8年零3个月的漫长年月,张仲瀚并没有屈服,他总是想起周总理一次次对生产兵团的指示和教导,决心以总理深入敌人心脏,威武不屈,与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榜样,做一个无愧于为总理教导过的人。
在他写出的几十万字的“罪行材料”中，他坚持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认真对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各个方面作全面检查,又以清淅的思维和惊人的记忆在手头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写出了他十多年具体主持新疆生产兵团工作的全面材料,陈述自己在兵团发展进程中历次重大斗争中自己的立场、观点,有情节,有数据,实际是一部兵团发展史的梗概,也是他在狱中批判丁盛一伙破坏兵团事业、打击迫害老军垦罪行的一部檄文。他还多次分别上书华(国锋)主席、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和韦(国清)主任,陈述自己的观点,要求中央对这场斗争做出公正的结论。
1975年夏,经周总理精心安排,排除阻力交邓 小 平同志操办向毛主席递交了关于尽快落实政策、释放张仲瀚的报告,毛主席批示:“张仲瀚原是部队的人,还叫他回部队去。”
这年5月15日,张仲瀚终于获释解除监护,住进军委总政招待所。由于身心长期遭受林 彪、江 青两个反 革 命 集团的摧残,不仅心脏病日益恶化,而且外伤性的颈椎、胸椎、腰椎严重骨质增生,头垂下来了,腰不能直伸,走起路来一步一移,弱不禁风,摇摇欲倒,经叶剑英同志批准,先后住进海军医院和301医院治疗。

哀悼周总理

1976年元月8日,这个国人异常悲痛的日子,张仲瀚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敬爱的周总理不幸病逝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他几乎昏了过去。
为了参加总理的追悼会,他反复口头要求，还亲笔写报告,但仍然遭到“四 人 帮”的排斥,把他拒之门外。他只得要堂妹张芳菂去街上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买来了总理的遗像和黑纱,自己做了一个花圈,在卧室里布置了一个灵堂,追悼总理,每天都对着总理的遗像落泪。
当时,我国上空仍然阴霾密布,风云震荡,恶贯满盈的“四 人 帮”已将矛头指向邓 小 平同志。张仲瀚更加怀念总理,他忆起交道镇剑拔弩张,总理横眉冷对的气魄;忆起从北京去广州的航程,总理慈祥的谆谆教诲;忆起石河子阳光灿烂的7月,总理接见军垦战士、挥笔为兵团题词那充满自信和希望的神态;忆起8年前京西宾馆自己遭受丁盛一伙围攻,总理愤然保护解危的严峻眼光……张仲瀚仰天茫然,洒下一串串泪水。

昭雪平反

1976年10月6日,我党粉碎江 青 反 革 命集团取得胜利,随之,丁盛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十年“文 化 大 革 命”一场空前浩劫结束了,随着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张仲瀚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
1979年12月17日,经中央军委审查批准,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张仲瀚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1979年12月17日总政部“政干字524号”《关于张仲瀚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对其几个主要问题,结论如下:
“所谓张仲瀚同志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问题,经复查,有的与事实有出入,有的是断章取义,实属诬蔑不实之词。”
“所谓'在生产建设兵团的经营方针上,曾一度忽视粮食生产’，'强调种棉花,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经复查,这些根本不是什么'错误’,而是根据生产建设兵团的实际情况决定,并对兵团生产建设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应当予以肯定。”
“所谓'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问题……经复查,张仲瀚同志对当时文艺界的极'左’思潮有意见,提出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实践证明张的意见和看法是正确的。”
“关于丧失阶级立场问题:张仲瀚同志是地主家庭出身,抗战开始后,在我党的领导下,他坚持敌后抗战，其家庭成员有的积极参加了抗战救亡活动,土改时响应了党的号召,把土地分给农民，解放后,张把一些亲属安置在新疆工作,给予生活出路是符合党的政策的,而且是经组织批准的。1959年其父病故后,进行了一般的悼念活动,埋葬在石河子公墓，这些不应视为张仲瀚同志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
“所谓'张仲瀚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期间犯有路线错误’是不对的,强加给张仲瀚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撤销1977年5月经中央批准的原中央专案一办1975年6月21 日《关于张仲瀚同志的审查结论》。”

魂系天山

江 青反 革 命集团被粉碎后,张仲瀚要求回新疆工作。当时一则由于他的身体受了“四 人 帮”的严重摧残需要治疗,二则新疆生产兵团业已撤销,叶副主席劝他留在北京,给以“住院治疗,尽快恢复健康”的任务,同时任命他为解放军炮兵顾问。在这段时间里,他身在京都,心在天山,无时无刻不想念着新疆,想念着他忠实为之捍卫、为之壮大发展而斗争,却遭林 彪“四 人 帮”横加破坏的军垦事业。
“如果说我一生中有过最伤心的事的话,那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他说这话时,眼眶里总是噙着泪水。他说: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恍惚回到了新疆,看到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和各族人民,看到了那里的劳武结合、改天换地的军垦战士。”
1979年8月,乌鲁木齐军区为纪念进军新疆 30周年,特约他写一篇文章,他欣然应允选题为《忆新疆》,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我离开新疆已经13年了，如果同什么人谈起新疆来,至今我还习惯地说'我们新疆’,如果有人说新疆不好,我很不高兴,几乎是本能地立即加以反驳,并且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解说新疆的好处……"从这里可见他对新疆感情之真挚。
这种深厚的感情驱使他在重病中还念念不忘新疆的开发建设事业。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病员们都已入睡了,张仲瀚病房的灯还亮着:只见他手持一个放大镜,在一张新疆地形图上来回移动,凝神思考,然后在一张纸上写道“全国少数民族只占我国总人口的6%左右,而其所处的地区面积则占全国总面积的50%~60%。从这两个百分比看,就可看出我国地图上面留着多么大的一片空白，我们怎么能够让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们孤零零地奋斗呢?我们怎么能够让那里熟睡了千万年的辽阔荒原,不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这种人口分布是畸形的,不均衡的,必须改变这种原始状态。为什么允许我国上亿的人民一遇灾年就要面临食不果腹的灾难,被迫从国外进口粮食,另一方面却又让半个中国的土地,闲在那里,成为无能为力的空自呢?而新疆地区，正是空白中的最大一片!”
“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张仲瀚 1979 年写的《老兵歌》中的诗句。见前《忆新疆》）正是他这种宽阔远大襟怀的写照。
医院为了维护病人的治疗和休息,规定每周二、四、六下午为探亲时间,而且控制每个病人只能有4个人去探视,4张卡片,拿完就没有了。每逢探视时间,来看望他的人很多,而凡是从新疆去的人,他都要接见,他只得请传达室优先新疆人,而一谈,他又总是问长问短的没个完了。
9月的一天下午,他的一个老战友从新疆去看他,他很兴奋整整交谈了一个下午,晚上还忙着写文章,由于太累太兴奋了,深夜一点多钟,正当他伏案疾书的时候,心绞痛发作了,经紧急抢救才脱险。以后,医生对他控制接待客人就特别严,有时,他为了要接见一个新疆客人不得不亲自去找传达室求情。

开辟“第二战场”
由于身处囹圄多年,张仲瀚身体情况很不好,被解除监护后，经叶剑英同志批准住进北京301医院。

1979年6月,他便给他原先在新疆生产兵团的秘书写信,要他去北京协助他收集资料,帮助撰写一些总结他一生为之呕心沥血的屯垦戍边的经验性的文章。他在信中写道:“我在新疆工作和生活了17个年头,实足的时间是16年零4个月。到我最后离开新疆时已占去我那时年龄的1/3以上。人生能有几个17年呢?'文 化 大 革 命’被迫又耽误了13年。以后,我还可能活一段时间,但再也不能虚度了，应该给后人多留些东西。”他要在病房里开辟“第二战场”。
张仲瀚讲的“第二战场”,就是要用过去“连续作战,接连打几仗”的精神,认真来总结经验,写回忆录,给后人多留精神财富。他把病房当作了“战场”,桌子上床头柜里放的不是什么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而是堆满了文件、资料、稿纸、笔墨、胶水、裁纸刀等等。他还“调兵遣将”特地从新疆把他过去的秘书叫来协同他“作战”。他桌上陈着给自己安排的战斗任务：
一、撰写《周总理的光辉形象矗立在军垦战线上》;
二、致函说明意见(指上书给胡 耀 邦总 书 记:陈述自己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兵团);
三、写出揭发材料(指揭 发“四 人 帮”和丁 盛破坏生产兵团、迫害兵团老干部的罪行材料);
四、撰写《忆新疆》;
五、写出《老兵歌》墨迹;
六、总结《多兵种联合和作战——综合土壤改良的经验》;
七、写回忆录《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八、自传。
他不顾病魔的折磨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工作,每天上午治病,下午写作,他还要求医院搞“特殊照顾”,叫他的秘书破例每天下午到病房来帮他整理资料。他往往由于白天接待探视的客人耽误了时间,不得不在晚上加班至深夜。医生和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别把身子累垮了,他却风趣地说““不要紧,马克思同志已经给我打招呼了,他要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不要急忙去报到,说轻伤不下火线嘛!任务不完成，去报到他也不收。”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1979年1月8日,为了悼念周总理逝世3周年,张仲瀚的文章《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永远矗立在军垦战线上》以整版的篇幅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这是他用颤抖的手蘸着悲痛的泪水爬在病床上“战斗”的结果,也是他住进医院后安排的“战斗日程”的首件任务。
他这样做是深有用意的:
第一,三年前,总理与世长辞,他悲痛彻骨,但那时“四 人 帮”横行,剥夺了他参加追悼会的资格;今天,他要尽情地用文字表达他对总理的敬意和怀念，结合批判“四 人 帮”破坏新疆兵团的罪行。
第二,新疆兵团在组织形式上虽已被撤销,但军垦职工还在,屯垦戍边的事业还在继承、发展,周总理对兵团的历次指示不能忘。
第三,他被迫与兵团百万军垦战士隔绝音信已10年了,今天,他要以共同缅怀周总理、重温总理对兵团事业的教诲的方式在报纸上和大家见面共勉。
第四,10年来,他一直为新疆兵团数以万计的“老军垦”受到他的株连遭“四人帮”的打击迫害而深感内疚和痛心,现在,如果由于他的文章能在党报上发表而使得这些同志得以解除精神枷锁,沿着总理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的话,则是他莫大的自慰和高兴。
事情很凑巧,张仲瀚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正值新疆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原生产兵团二级干部会议”刚结束;会议贯彻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明确肯定:“原兵团'文 化 革 命’前的17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兵团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培养干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充分发挥了'三个队’的作用。”
会议还指出:“丁 盛 等人否定兵团17年的光辉成就,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职工是完全错误的。”（引自1978年12月自治区党委常委祁果代表自治区党委在召开的原兵团三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张仲瀚的文章,恰到好处地配合了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几个月内,在天山南北各垦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一封一封的祝贺信、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飞往张仲瀚的病房。
这时,他又在以更大的毅力,迈进了“第二个日程”——给 胡 耀 邦总 书 记写“尽快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书了。
同年7月,张仲瀚完成了第二个日程的任务,紧接着就开始《忆新疆》这个更繁重的任务。他反复推敲,决定以《老兵歌》开头。写道:“为纪念进军新疆30周年,想起我在新写过的一首五言诗,名曰'老兵歌’。因我从不写诗,知我者必不苛责。中间几十句写于1961年,后在1965年作了修改和补充。虽然不是一气呵成，但可看出生产兵团在新疆曾经做了些什么，是向一个什么目标前进。”
兵出南泥湾，
威猛不可当，
身经千百战，
高歌进新疆，
••••••••••••••••••
放下我背包，
擦好我炮枪。
愚公能移山，
我开万古荒，
•••••••••••••••••
似军又似民，
衣杂帽无章。
坚持'三个队’，
队队意深长。
•••••••••••••••••
巨手翻天地，
大胆易沧桑。
前人业未竞，
不怪左宗棠，
兵团多健儿，
未离手中枪，
一朝烽烟起，
重新上战场。
全诗32节,既讲了历史,描绘了现状,又憧憬着未来,以精练生动的诗体语言总结了兵团“三个队、“四个力量”的成功经验,以此展开了气势磅礴的篇章。
但是他的病在不断恶化,心绞痛发作的周期在缩短,他却全然不顾,医生以警告式的口气几遍地催他休息,他反开玩笑似地说:"我这是在打仗啊,一个战役没打下来是不能休息的。”有时医护人员只得强制性的给他把灯关熄。

溘然长辞

1980年3月9日12时35分,病房正在开饭,突然张仲瀚的警卫员小柳哭喊着从病房跑了出来:“医生,快!快!张政委不行了，张政委他……”值班医护人员赶到病房,只见张仲瀚端坐写字台前,两手扶案,头歪垂在肩膀上,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嘴里还含着一口饭未咽下呢!经抢救无效,严重的心肌梗死,溘然与世长辞。
刚才,他还在边吃边写,现在,钢笔跌落在稿纸上,最后几行墨迹尚未干:“当我们紧紧抓住党的政策并能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它就向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转化,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
这就是他刚才强制着不大听使唤的手写上的几行字迹,这就是他《忆新疆》中第三节“把党的政策带到起义部队中去”的最后几句结语,这也就是他在病榻宏图上刚走过斑斑足迹,稿纸旁还端放着这篇文章的纲目:“第一、老兵歌;第二、进军新疆;第三、把党的政策带到起义部队中去;第四、为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又投入了新的战斗;第五、南泥湾精神的大发扬;第六、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第七、第一个曲折;第八、又恢复了战斗;第九、没有多种经营就没有农业;第十、时刻记住:三个队’;第十一、新疆永远属于自己的祖国。”
另一张纸上则排列着他的“时间表”:“(一)撰写缅怀周总理的文章……(七)回忆录《从战争学习战争》……”他只走完了他病房“战斗日程”的极小一段,病魔就夺走了他的生命,留下千古遗憾,群集在病房的“病友”和医护人员,面对他的遗容,目睹这些情景无不潜然泪下。

光荣烈士

198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总 书 记胡 耀 邦同志在八宝山亲自主持追悼会,向张仲瀚同志的遗体告别，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致追悼词:
“……
我们悼念张仲瀚问志,要认真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识大体、顾大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革命风格;学习他坚持原则、严守党纪、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不怕牺牲,勇敢战斗,不怕困难、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的优良作风。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聚精会神,把我军现代化建设搞好,为我国的四化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张仲瀚同志安息吧!”
1983年8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张仲瀚同志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1997年8月30日完稿。审稿:方德清)

后记

在“文 化 大 革 命”前,我任张仲瀚的秘书多年,由于朝夕相随!对他的为人、品格、工作作风、处事着眼点和思想境界等,很为敬佩，特别是他对毛泽东屯垦戍边思想的理解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任务、地位和作用，总是阐述得那么深透，贯彻执行得那么坚决，把生产兵团事业,领导得生机蓬勃，不断发展壮大。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一个全面了解和记述他的思想和业绩的念头，并注意收集他的资料(如文章、讲话、诗词、题词、照片、手迹等)。
10 年“文 化 大 革 命”内乱,迫使我离开了他,积累的那些资料,也被洗劫得七零八落。1979年，张仲瀚卧病在北京301医院,可能他已经预感到有生之年不会太长了，决心抓紧时间抱病纂写一些文章(总结新疆生产兵团屯垦戍边的经验体会和革命回忆录等)，用他的话说是“给后人留一笔财富”。他发电报给当时的新疆农垦总局党组(当时兵团已被撤销)，叫我专程去北京协助他工作一段时间，按照他的写作计划,帮他收集、整理有关资料。我这一去没想到竟又是和他的永别，直到1980年3月他溘然去世。
我到北京后，日日夜夜陪伴张仲瀚治病,看材料、写文章,有幸和他谈得内容最多、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泛,是对他的一生各个时期的状况,特别是对他的内心世界了解得最深的一段时期。我口问笔录,听他讲,看他写,得以收集了关于他的生平的大量资料，弥补了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丢失大量宝贵资料的损失。
1990年是张仲翰逝世10周年，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决定编印一本缅怀他的书。为了完成好这一任务，兵团司令员刘双全决定选派副参谋长路略、原办公厅主任方德清、原通讯处处长魏建邦和我，一行4人,专程去关内张仲瀚的故乡、他青少年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些重点省、市、县,采访有关人物,搜集和考证有关他的事迹材料。
我们走访了西安、兰州、北京、河北(石家庄、博野、深县、沧州、沧县的崔尔庄)、天津、南京、上海、广州等地!行程两万公里，与知情人和当地的史志工作者座谈近百人次。特别是见到了张仲翰的入党介绍人曹幼民，当年我党派去担任张仲瀚的河北民军政治部主任的齐健秋等老同志，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军委总政档案馆给我们查阅了"文 化 革 命”中张件瀚受监护期间所写的自传和大批有关材料。接着我们又深入兵团各师局组织老军垦座谈。这一次实地访谈,使我们搜集了大量材料(包括口碑、文献、文章、照片、录章、题词手稿等),考证了一些在“文 化 革 命”中被极“左”思潮和派性歪曲、捏造了的重大问题。
1991年10月,缅怀张仲瀚同志的《魂系天山》一书与兵团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了,受到热烈的欢迎。我先后接到不少同志来信或电话,要求我把这些资料系统地整理成一篇张仲瀚的传记，以配合兵团向全体军垦战士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弘扬兵团精神教育。这些也正是我多年的夙愿。于是在原先写一些回忆文章的基础上整写了这篇传记。
由于我思想水平有限，文字能力不强,还不能全面表述张仲瀚同志的高贵品质和丰伟业绩,深为内疚。同时，向诸位热情支持我,积极为我提供资料的单位老领导、老同志和张仲瀚的亲友致以衷心感谢!
罗承瑛
1998年5月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