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上）

Liuyans

2024年10月25日，今日我利用在北京转机回家的空闲时光，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回想起第一次踏入这里，还是在大学一年级，那时的它还叫历史博物馆。记忆中，馆内游人寥寥无几，显得有些冷清。然而，时光荏苒，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如今的我已步入退休生活，而博物馆也变得一票难求。这巨大的变化，正是文化自强的生动体现，也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热爱的有力证明。如今的博物馆，已然成为热门之地，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历史的足迹，感受文化的魅力。 原始牛犄角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20余万年-5万年）1954年山西襄汾丁村出土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 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珍品。 骨耜（sì）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 是一种铲状的翻土和挖掘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由动物骨骼制成的骨耜，这两件是由牛肩胛骨制成的。这些骨耜边缘磨蚀得都很厉害，主要用于平地、挖沟、引水、排水，以及深掘灰坑和柱洞。大量骨耜的使用表明，河姆渡遗址稻作农业已经完全脱离了刀耕火种的最初阶段，人们将这种以耜为主要工具的农业称为“耜耕农业”，它是早期锄耕农业的一种形式。 猪形陶鬶(gui）、狗形陶鬶（gui）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彩陶盆内壁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圆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拉着手，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这幅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集体舞蹈的热烈场面。 涡纹彩陶罐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 彩陶罐器表饰黑彩的旋涡纹和水波纹，既像近岸水边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河中央溜急水流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旋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和双耳部位都有两条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类似的彩陶盆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可能是一种特制的葬具。 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陕西半坡遗址出土 玉琮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1958年征集 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一些学者认为，琮是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内圆的结构象征天，外方的造型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则体现了当时巫术活动情况。这件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的一侧阴刻有日月纹图案。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最直观地体现了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刻画符号陶尊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79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及江淮流域的许多文化遗址都发现有大量的象形类刻画符号。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类型的刻画符号目前已发现30余个；其象形元素主要包括日、月、山、树、钺、锌、王冠等。由于这些刻画符号一般只是单独出现，无法体现刻画符号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与文字的关系尚待讨论，多数古文字学家认为，象形类刻画符号与文字起源密切相关，至少可以被视作为文字的萌芽。 白陶鬶（gui）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陶鬶是远古时期人们烧水或温酒用的容器，白陶鬶则是这类器形中的稀有物种。它们以高岭土制作，胎壁轻薄，质地坚硬，经1200℃左右的窑温才能烧造而成。白陶鬶非实用器，具有礼器的功能。 彩陶背壶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背壶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水器，可以盛水或汲水。背壶一般素面不加修饰，这件背壶被发现于墓中，体积小巧，外观华丽，显然非实用器，可能是一件专门制作的陪葬明器。 薄胎黑陶高柄杯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1975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高柄杯是龙山文化的标志型器物。陶杯通体轮制而成，器壁均匀，薄如蛋壳，最薄处仅为0.2~0.3毫米，故被称“蛋壳陶”，它的制作工艺达到了中国古代制陶技术的顶峰。龙山文化中高柄杯仅出土于少数大中型高等级墓葬内，显然是一种标志身份的礼器。 陶釜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釜是一种蒸煮用的炊器，使用时需要用陶支脚支撑起来，在其下部燃火煮饭。这件陶釜用手工贴塑而成，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制作时有意在陶泥中掺入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目的是为了减少粘土的粘性和因干燥收缩而导致的开裂，制陶工艺较为原始。 陶豆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陶斝（jiã）客省庄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客省庄出土 裸体浮雕彩陶壶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1974年青海乐都柳湾出土 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在蛙纹图案之上，浮塑一个裸体人像，人像双手捧腹，下肢弯曲，腹下方刻意塑造出生殖器。一般认为这是男女同体的巫师形象，巫师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这种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陶壶不是普通的生活用具，而是用于生殖崇拜的宗教法器或专门为巫师制作的葬具。 孕妇陶塑像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1982年辽宁喀左东山嘴出土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小型孕妇塑像在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地均有发现。这些塑像多为石质，裸体，乳房高耸，腹部隆起，突出地表现了女性作为生育者的形象。在中国，小型孕妇塑像主要发现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这件孕妇陶塑发现于一处原始宗教有关的祭坛附近，与数个大型坐式人物泥塑像残片同时出土。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小型孕妇陶塑像代表了生育、繁殖的理念；大型坐式人物泥塑像或许是祖先崇拜的偶像；祭坛遗址应是一处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及丰产巫术为一体的祭祀活动中心。 鱼鸟纹彩陶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壶身绘鱼鸟纹装饰，首尾相逐环绕一周。鸟长颈长喙，头顶生翎，正衔住鱼尾。鱼拼命挣扎反抗，一副被动挨打的模样。画面借助鱼、鸟之间的争斗之势隐寓远古社会并存的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状况，因为鱼为鸟所制，表明此时鸟部族暂居上风，鱼部族的地位则相对低落。 玉璧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1988年浙江余杭长命出土 玉璧是良渚文化礼器中的代表性玉器。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璧可分为两类。一类玉质细密，色彩纯净，制作工整，通体抛光，工艺十分考究，随葬时置于墓主人胸部，应该属于礼玉之列；另一类玉质稍逊，多数纹彩斑斓，制作粗糙，璧形不圆整，甚至有破损，加工时打磨不彻底，玉璧表面留有明显的切割痕迹，也没做抛光处理，随葬时置于墓主人脚下方，有学者认为此类玉璧是财富的象征。 牙雕凤鸟匕形器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这件匕形器用象牙圆雕成鸟形，形象生动，制作精巧，是河姆渡文化造型艺术中的精华。匕是古代的一种取食器具，长柄浅斗，形状像羹匙。牙雕凤鸟匕形器在外观上与匕很相似，却不是匕，扁舌形的鸟尾无论是盛汤还是盛饭都不大实用。从其腹背的钻孔看，它应该是穿系起来使用的，很可能是在原始信仰活动中使用的仪式用具或装饰品。 船形彩陶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由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演化而来。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晾晒鱼网的情景。这些水上生活场面是远古人们制造舟船、网具并捕鱼的真实写照。 镂雕旋纹象牙梳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这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大汶口文化后期，出现了财产及社会阶层的分化。大汶口遗址墓葬中，有些墓空无所有，多数墓葬只有几件简单的陶器或石器，而少数大墓的随葬品却多达100多件。这些大墓不仅拥有大量制作规整、器类繁多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更有贵重的象牙器、玉器、镶嵌松绿石的骨雕工艺品。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玉龙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玉龙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它们应该是龙的原始形态。 “（口爻見）yao公”青铜簋周成王时期2014年国家文物局划拨 器内底铸有铭文，记述了周成王二十八年王命唐伯侯于晋一事，是有关晋国早期分封的珍贵史料。 “康侯”青铜斧周成王时期传河南浚县出土 康侯斧是周武王之弟封的自作铜器。康侯，史籍中又称康叔、卫康叔。称康叔，因其最早的封地为畿内之“康”地，且排行为“叔”。称卫康叔，因平叛三监之乱后,康叔改封至卫”地做卫候。康侯斧相传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 青铜爵二里头文化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青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通行至西周中期。青铜爵与斝、觚、尊、鼎等器物组成礼器群，在商周礼制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之一。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爵在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青铜器与文字、城市并称为文明的三大标志，而青铜爵作为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之一，冶铸水平的技术要求不同于刀、镜等扁平器物，其诞生揭示了科技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另一方面，正因为具有划时代的文化内涵，青铜爵在消亡后，仍广泛存在于后世文献，反映出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匽侯”青铜盂西周早期1955年辽宁喀左出土 关于周代分封国的数量及国名，今已不可尽考。但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分封国，如晋、鲁、齐、燕、楚、秦等，虽然分封时间不一，且个别存在改封的情况，但出土文物均可证明其存在的事实。燕国，是西周早期分封于今北京一带的重要分封国。青铜器铭文中，燕国自称为“匽”。“匽侯”盂内壁铸有铭文“匽侯作（食十杲）盂”，是燕国早期某位燕侯的自作铜器。“匽侯”盂出土于辽宁喀左，表明燕国早期时，其国力影响范围十分广远，向北已跨出华北平原北缘而抵达辽河平原。 “宜侯夨cè”青铜簋周康王时期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分封制是周代的制度创建，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成为周王朝的立国制度核心。《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指明分封制的实施在于周天子授予自己的亲族及功臣特定的土地以建立封国，目的在于屏卫周王室。通过分封制的推行，周人的政治版图得以不断扩大。 宜侯夨簋内底铸有长篇铭文，记录了周王册封夨由虞地改封至宜地，并赐予相应的赏赐品。夨的身份也因此次改封之命，由虞侯变为宜侯。西周时期有关分封内容的有铭铜器数量不少，但多为传世品，均为证史之重器。宜侯夨簋所记载的分封内容，却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且是出土铜器，故十分珍贵。 “禽”青铜簋周成王时期 周王朝建立之初，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辅政，成为国家政治格局动荡的内部因素。在此背景下，分封于殷商故地的管叔、蔡叔及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史称“三监之乱”。这场旧朝与内部势力相勾结的反叛，还得到徐国、奄国等东方小国的支持。平定叛乱成为西周初年稳定国家社稷的重要大事。 禽簋铭文记录了周公东征、剪灭奄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十分珍贵的史料。铭文涉及诸多显赫的历史人物，如周王（成王）、周公、鲁公伯禽（周公长子，代封于鲁，为鲁国的初代国君），其称谓及在此次征伐事件中的地位等内容，也为解决西周初期“周公摄政”、“伯禽代封”等历史悬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利”青铜簋周武王时期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是商周历史的分水岭。利簋内底铸有铭文4列32字，记录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木星）当空，一日间结束了灭商战役。铭文内容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籍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相关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弥足珍贵。 青铜斝(jia)约公元前15世纪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 “亚启”青铜钺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器内部铸铭文“亚启”。 绿松石青铜戈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殷墟商代王室墓葬，墓室不大，面积约二十平米，随葬品却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骨器等珍贵文物近两千件。根据墓葬的发掘材料推测，墓上原建有甲骨卜辞中称作“母辛宗”的享堂。 这件嵌绿松石青铜戈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之一，属于大型青铜戈。其援部、内部均嵌饰绿松石，华美异常，表明这件青铜戈并非用以勾杀的实用兵器，而是仪式典礼中使用的礼器。商周时期的女性墓葬中，极少随葬兵器。妇好墓中却随葬有大量青铜钺、青铜戈等兵器，暗示了妇好作为商王之妻，兼有极大的军事权力，这在商周时期是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 青铜鼎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4世纪）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 青铜鼎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除了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炊器与盛食器，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成语“钟鸣鼎食”即把鼎与钟分别作为商周贵族使用礼乐器的代表，可见鼎地位的尊贵。此外，鼎也被当做王权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为人熟知，表明鼎在商周社会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这件青铜方鼎出土于河南郑州杜岭，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从科技价值角度来看，杜岭大方鼎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展现出商代前期质朴而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对大型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之作。 “后母戊”青铜方鼎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作册般”青铜鼋商代未年 就造型艺术而言，作册般鼋可谓青铜时代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容器丰富为主要特色，偶有一些构型取材于鸟兽的像生类青铜器，称鸟兽形尊或牺尊，均堪称造型艺术的翘楚。但这类器物因兼顾容器的功能，构型上受到制约，抽象意味较重。作册般鼋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写实之作，鼋头外探、四足拨划、尾向左摆，将鼋的仪态塑造得活灵活现。 鼋肩、背共负有四簇，与背甲铭文记载商王射鼋四箭并全部命中的事件相契合。这使得作册般鼋不仅精绝于造型，更成为生动鲜活的叙事载体，呈现出一个穿越时空的田猎习射场景。 “妇好”青铜偶方彝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偶方彝形体巨大，为两件方彝的连体形态。整件器物的造型取材于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的宗庙建筑，盖顶的两个方形捉手也与庑殿顶形似，隐约反映了当时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殷商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青铜斝（jiã）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瓿（bù)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青铜三联甗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甗多为上甑下鬲的联体器物，上部甑置食物，下部鬲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箅相隔。鬲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与现在的蒸锅相似。随时代变迁或构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鬲形的蒸炊器具，宏观来看，这类器物也可称作甗。 妇好青铜三联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3件甑，下部则为联体的长方形器身，相当于现在灶台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举火，也满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称为三联甗。三联甗可以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今可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数眼炊具。 青铜卣(you)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青铜爵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觚（gu）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城妇好墓出土 青铜盉（he)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觥 西周周康王时期 青铜雁尊西周早期1955年辽宁凌源出土 “子龙”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短简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青铜衡饰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车马坑出土 青铜軎(wei)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车马坑出土 青铜軎套在车轴两端，上配辖，用以加固轴头。 龙纹弓形器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夔纹弓形器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红螺 此种红螺分布于我国辽宁石城岛至广东南澳、汕尾一带沿海。阿拉伯绶贝 此种海贝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及日本、菲律宾等地。货贝 此种贝类分布范围极广，东至波利尼西亚，要分布区域则在中国东南沿海。商代以此种贝类映出商王朝与东南沿海地区已有一定的交通及贸易。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士 鸮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 妇好鸮尊可谓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鸿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鸮，下垂的鸮尾在构思上匠心独具，形成与双足平衡的三点，功能与审美二者兼备。经过商前期的技术探索，商后期的青铜器铸造无论在治铸工艺还是在纹样制作工艺方面，均有巨大飞跃。分铸技术臻于完善，这成就了鸮尊上歧冠高耸一类气势皮捭阖的附件装饰。鸮尊的纹样制作工艺采用了地纹繁复、主纹鲜明、主纹上辅纹勾勒细腻的“三层花”技艺.为其本就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造型艺术锦上添花。 虎纹青铜瑩西周晚期2018年国家文物局拨交 此器为清宫旧藏，1860年被劫掠海外，2018年重回祖国怀抱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虎瑩上下装饰有多种以龙、虎纹为元素的装饰纹样，器盖内壁铸有“自作供瑩”四字铭文。“瑩”是“盉”的一种别称，与盂的造型、纹饰、功能无显著差别。西周晚期的瑩、盉常与盘相互搭配，用于祭祀、宴飨等典礼中的“沃盥之礼”。 “后母辛”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现在通称为觥的青铜器，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鋬，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 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 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觥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玉簋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件玉簋的质地为青玉，是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质容器之一，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玉簋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4条扉棱，应当是从青铜簋取材构思而成。因此这件玉簋应属于礼器，而非一般的盛食器。 双性玉人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人裸体，双面雕刻，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通体以阴线双勾刻画肌肉与关节。与之类似，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一件陶壶表面，有一捏塑裸体双性人像。 玉鸽、玉鹰、玉龙凤饰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风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件玉凤的质地为青玉，间有沁斑。凤的整体呈侧身回首姿态，喙、冠轮廓分明，短翅长尾.尾翎分叉。玉凤的纹样雕琢工艺与同时期的阴刻手法不大相同，而采用阳线来表现纹样主题，即通过将纹样以外的地面剔除，使其成为浅浮雕。玉凤的翅翎即采用这一琢玉技法。这种技法在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以及其后的二里头文化玉器中应用较多。加之这件玉凤的造型及雕琢工艺与新石器时期的石家河文化玉凤极为相似，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其是前代造物。 玉龙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石牛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虎、玉马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鱼形玉刻刀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人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1959年河南洛阳东郊出土 玉龙、龙形玉刻刀、玉鱼、鱼形玉刻刀西周早期1957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 鸟纹玉饰、玉鸟、玉蝉西周早期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 玉兔、玉牛、玉兽、玉蚕西周早期1955-1957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 玉人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件圆雕跽坐玉人双手抚膝，面庞狭长，表情肃穆，头戴箍形束发器，身穿交领长袍，缘长至足踝，衣袖窄长至腕，腰束宽带，腹前悬长条“蔽膝”，仪态及着装显得气度雍容。这件玉人不仅珍异于细腻精湛的雕琢工艺，最为珍贵之处，在于为后世完整展示了商代贵族阶级的服饰，是十分生动鲜活的服饰样本。 “宰丰”雕花骨柶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传河南安阳出土 这是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五月的一根兕肋骨，骨一面雕刻龙纹、饕餮纹与三角纹，并嵌绿松石；另一面刻有2行28字，记述了商王于麦麓田猎，捕获兕；宰丰受到商王赏赐。而“宰丰”雕花骨柶1即是利用所捕兕之肋骨制成。所刻字体风格与绝大多数商代甲骨文不同，更接近商代末年的青铜器铭文。 卜骨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出土 此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内容涉及土方、舌方入侵。 青铜编铙（náo)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虢季子白”青铜盘周宣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 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猃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伐验执”、“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甸，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芭》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蠡”青铜驹尊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廊县李村出土 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二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申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作器者蠡两匹马驹。蠡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李村窖藏出土驹尊一件，但驹背部的尊盖却发现两件。盖铭一件称驹为“勇雷骓子”，另一件称为“勇雷骆子”，是对两驹特征的专称，前者为青白色间杂，后者为白色黑鬣尾。盖铭均记载蠡参加执驹礼并接受周王赏赐，但典礼地点有所不同。据此推测，蠡至少制作过两件完整的驹形青铜尊，另一件器身下落不明。 “蠡”青铜方彝“Li”Bronze Fangyi(wine vessel)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脚县李村出土 蠡方彝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虽然器物体量较小，但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均十分丰富。 从历史价值来看，器、盖铐制同铭长篇册命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作器者蠡，让其作为西六师、殷八师的纠察之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铭文内容反映出西周王朝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从艺术价值来看，蠡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彝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器身与器盖的中心均装饰涡纹，在同时期器物中具有较鲜明的装饰个性。从科技价值来看，整件器物的造型，因器盖及其上提手均采用庑殿顶状的造型，隐约反映了当时的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西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格。 “不（其卂女）qi”青铜簋盖周宣王时期 器盖内铸铭文，记述猃狁xianyun侵犯周人西部边境，不qi受命抗击，获胜后得到赏赐。 “颂”青铜壶西周晚期 册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 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商四羊青铜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商四羊青铜方尊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龙虎纹尊的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云雷纹地，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虎食人纹在商后期的传播十分广远，著名的后母戊鼎耳部外侧、妇好钺身部均有发现。除见于殷墟和安徽地区，在商文化影响下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也有发现。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龙虎纹尊，属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关于这一主题的人文内涵，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众说纷纭。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称古有虎噬鬼魅，借以震慑邪祟。此说与虎食人主题的纹样契合度较高，可能是取意的来源。 青铜罍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 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州竹庄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士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罍、解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铐品，而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据《尚书·牧誓》记载，在武王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庄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象，反映了蜀人征战凯旋，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青铜牺尊春秋·虢1956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 这件尊整体呈兽形，古称“犀尊”，是一种酒器，出土于上村岭虢国墓地，国属即为虢。这类动物形尊从商代到春秋时期都有发现，但到春秋以后则比较少见。 青铜罍（lei)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 青铜人首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首数量较多，面貌特征均一致，为方脸、窄顾、菱形眼、蒜头鼻、薄唇、双耳巨大。这些青铜人首可能是宗庙中的祭主头部，即被祭祀先人的塑像头部。这批青铜人首中，有数件残存有金面具，显得华美异常，彰显出高贵的地位。从发型、发饰的角度观察，这批青制人首还可以划分出解发和笄发两大类，暗示了这一时期三星堆人的族属构成较为复杂。 这件青铜人首的面部未覆有金面具，脑后有一条麻花辫，属于辫发族群。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王子午”青铜鼎（附匕）春秋·楚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 这件铜鼎腹内壁有84字的铭文，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是文献记载中楚庄王的儿子子庚。楚共王时子庚任司马，曾率军队大败吴军；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任令伊（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宰相），楚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 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铸造的礼器，出土时一共有形制相同而大小规格不同的七件，此件是其中最大的-件。其铸造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铸焊技术，焊料合金的含锡量达98.23%，硬度很高，保证了各连接点结实牢固。器内铭文使用的是华丽的鸟篆体。鸟篆是一种美术字体，大致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楚、吴、越、蔡等国流行，是中国人把汉字艺术化的开始，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该器这样长篇的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 “洹子孟姜”青铜壶春秋·齐 青铜壶是一种酒器，是主要用于祭祀的礼器。这件铜壶颈部内壁有铭文19行共142字，记叙了齐候的女儿洹子孟姜家里有丧事，齐候自愿服丧，但是有些环节不合当时的礼制，所以他派人到王都，通过管理礼制的大宗伯向周天子请示，得到许可。齐侯服丧，要求齐国民众在服丧期间不许有娱乐活动。 青铜盏春秋·楚1978年河南浙川下寺1号楚墓出土 铜盏是盛饭器，又称“盆腹敦”，是一种腹部如盆状的敦，与器盖相同扣合而成的圆形敦有所区别，但实际功能相同。敦和盏都是进入春秋以后才出现的食器，与西周时期的盂相似。这件铜盏最精美的地方是盖柄和器下三足，皆有复杂的镂空装饰，玲珑剔透，铸造工艺精湛，可能是比较早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器物。 “秦公”青铜簋（gui）春秋·秦传1921年甘肃天水出土 青铜簋是盛食器，一般是用作祭祀的礼器。这件簋盖内有铭文54字、器内有铭文51字，记述了秦国的祖先已建都12代，作器者要继承前辈事业，永保四方土地。另外器盖还有秦汉时期后刻的铭文各8字，记录了此篇在秦汉时为西县官物，曾被当作容器使用。 鸟形青铜匜春秋·燕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错金青铜盉（hé）战国·韩196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 盉是一种饮酒器，大约出现于春秋中期，通行于战国时期。 这件盉出自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同出其他文物大都损坏严重，其中还包括一件错金纹饰的盖豆。此墓地地处东周的上党地区，赵、韩都曾在此有势力范围，战国以后的墓葬一般认为属韩。 “吴王夫差”青铜鉴春秋·吴传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 器内铭文12字，记载此鉴为吴王夫差（吴王光之子）自作用鉴。鉴是盛行于春秋时期的水器。 熊悍鼎战国·楚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 这件铜鼎器身及盖口刻有铭文62字，记录了楚幽王时期楚国大败秦军，用缴获的铜兵器熔铜后铸造了此鼎，以彰其功绩。熊悍鼎共有2件，大小、形制相同，另一件在天津博物馆，铭文66字，内容基本一致。 熊悍即楚幽王，公元前237年一前228年在位。战国晚期，其父亲考烈王熊完被秦逼迫，把都城从郢（今湖北江陵附近）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也称为郢。楚幽王三年（前235年），秦继攻赵之后，命大将辛梧率四郡兵马，联合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后兵败而退。十年(前228年）三月，幽王卒，葬于寿春附近。 “鲍子”青铜镈bó春秋·齐传1870年山西荣河出土 镈是一种古代青铜打击乐器，也是王侯贵族用来象征其地位和财富的重要礼器。其有钮可悬挂，也被称为平口钟，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件铜镈表面铭刻174字，追述了鲍子的祖父鲍叔牙有功于齐，齐侯赐予鲍家封邑的荣耀大事，勉励自己要奋发努力：同时也祭祀自己的各位先人，祈求先祖保佑鲍家子孙健康长寿，也祈求齐国国运昌盛，福泽万年。 这件镈是春秋晚期齐国鲍氏家族名为鲍子的人铸造而成的，他是齐国政治家鲍叔牙的孙子。鲍叔牙因辅佐齐桓公、举荐管仲有功而被封赏，鲍家子孙也因此世代享受齐国的厚待。 鎏金银盘战国·秦（公元前274年）1978-1980年山东省淄博市大武山汉墓出土 此器虽然出土于西汉齐王墓的陪葬墓，但从造型、纹饰上都有战国时代特点，与洛阳金村战国墓所出银器非常相似。银盘上有三种铭文，其字体分别属于战国周人系统、秦人系统和西汉初年样式。有学者分析，秦式文字中有“左工”“卅三年”等字样，应是三类铭文中最早的铭刻，为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前274年）由秦国工官“左工”制造。后来周人得到此盘，并将其价格刻于盘上，藏于“中府”——即王所藏财货之地。最后辗转进入西汉齐王府中。 “吴王夫差”青铜剑春秋·吴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 这件铜剑剑身中间隆脊有棱，近镡处有篆书铭文10字“攻儛（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 吴国，姬姓，是周太王之子泰伯后人的封地，周武王时周章始封，都吴（今江苏苏州），历12代王，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所灭。吴国最强大的时期在春秋晚期，曾经短时期称霸中原，而吴王夫差正是吴国最强大时期的国君。春秋战国时期是征战频繁的年代，军事的需要推动了兵器铸造的发展。吴国和越国的地势都不适合车战，步兵较多，短兵器“剑”的使用量很大，因此吴越地区铸剑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原地区，有很多被世人称羡的名剑，各诸侯国也以得到吴越的宝剑为荣。这个时期的剑是用青铜铸造，但是在不同的部位会加入了一定量的锡、铅、铁、硫等成分，以保证剑身的韧性和刃部的锋利，使其刚柔相济。目前出土和著录的吴王夫差剑有9把，它们的形制和铭文大体相同。 “宋公栾”青铜戈春秋·宋传1936年安徽寿县出土 这件青铜戈胡部有6个工整的错金鸟篆铭文，释文为：“宋公栾之造戈”。“宋公栾”是宋国第27任国君宋景公，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即位，卒于周贞定王十八年（公元前451年）。 宋国为子姓，周武王分封诸侯的时候，封商纣王的庶兄，当年曾投降周朝的微子启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所辖范围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部分地区。 云兽纹青玉璜战国·魏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 玉璜是一种佩玉。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使得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这件玉璜由七块和阗青白玉和两个鎏金铜兽首衔接而成，中间五块玉内心钻孔以铜片穿连，铜片从五块玉中穿出后，左右两端各装饰鎏金铜兽首，两只兽首分别衔着透雕的椭圆形玉，铜片与玉衔接吻合严密，至今毫无松动。这件玉璜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尤其用若干节玉片配合金属衔接制作难度极大，代表了当时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错金松石银钮青铜带钩鎏金嵌松石玛瑙青铜带钩战国1980年河南洛阳刘村民捐 错银卧牛青铜镇战国·楚1956年安徽寿县出土 古人习惯跪坐于地、床、榻之上，必铺席，文献中也称作“筵”。为了避免起身和落坐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住。青铜镇就是用来压席子四角的用品，完整的一套皆为四枚，多动物造型，如虎、豹、辟邪、羊、鹿、熊、龟等。 这件卧牛造型的铜镇有精美的错银云纹装饰，腹下刻有“大府之器”四字。大府是王室府库的官员，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 人形青铜灯（附勺）战国·齐1957年山东诸城出土 这件铜灯整体造型为一男子双手分别托举竹节形灯盏，盏盘下有子母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拆卸，另外还附有一个添油用的长柄铜勺，可能是齐国宫廷中的器物。战国铜灯中灯盘的构造有两种，一种盘中心有锥形凸起，似乎是插烛之用，为烛灯；另一种灯盘平平，为油灯。这件人形铜灯，附有一把铜勺，属油灯，而油灯使用的油可能来源于动物油脂。 狼噬牛纹金牌饰战国（公元前403一前221年）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登出土 这件牌饰用黄金制成，牌面上压制出四狼噬牛的纹样。画面整个场景充满了紧张、野性的氛围，而对称布局的画面则又带有中原艺术风格。 战国时期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林胡、楼烦、匈奴等少数民族，与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联系密切，金属制品的教饰风格深受其影响，如虎噬牛纹样即是比较典型的中亚草原艺术风格。同时这些民族又与中原文明接触较多其艺术风格又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这件器物从制作工艺到纹饰风格，集中体现了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与创新。嵌宝石金牌饰战国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 三轮青铜盘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03年）1957年江苏武进出土 盘出现于商代二里冈时期，在两周时期比较流行，其腹部均较浅，有耳或无耳、有圈足或无圈足，有的圈足下设三足。但像三轮铜盘这样造型独特的铜盘，比较少见。此盘出于江苏省武进县，当时为东夷或吴人聚居区，无论其形制、纹饰都带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青铜缶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 这件大铜缶肩部有铭文两行：“曾侯乙作持用终”。该器重达300多公斤。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 这件大器的铸造，采用的是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接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飘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表的耳和纽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 青铜冰鉴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 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伤内底。这件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蔡侯申”青铜方壶春秋·蔡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 此器为蔡侯申所作。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时期蔡国国君。 错金银犀牛青铜带钩战国·巴1954年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 巴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商代已见称于世。从商至西周,巴立国于汉水上游。战国时期，巴文化南移至长江三峡今川东鄂西地区，战国中后期至川东，直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巴国文化可以以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和涪陵小田溪墓葬出土文物作为典型的巴式器物，均为晚期巴国文化之物。 这件带钩惟妙惟肖的造型和精美的错金银工艺，表现了巴人具有和中原不相上下的金属工艺水平。 青铜空首布 春秋·晋1956年山西侯马出土 这里的空首布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平首耸肩尖足，一种是平首平肩弧足，其共同特点是首部是立体的，有装柄的孔，是对农具的原始模仿。 空首布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金属铸币，这种形状如同金属铲的货币来源于被称为“钱”（即铲）的农具，又称为“布”（农具“鲸”的假借字）。当时在周王室地区流行的空首布有大型平肩、小型平肩和小型斜肩三种，有的布表面还铸有当时周地的地名和“王”字，注明了铸造地点，这些钱也主要在周王室的辖区流通。晋国则流行铸有地名“甘丹”（即邯郸）的耸肩尖足空首布。 兽钮青铜镈 春秋·郑传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 青铜方壶春秋·晋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 壶是当时最主要的盛酒器，按形状可分方壶和圆壶。根据《仪礼》的记载，方壶多用于重要的礼仪场合，等级也较高。日前发现的春秋时期较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有成对的方壶。 虎纹石磬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0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八音，是我国古代最早对乐器分类采用的方法，即通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材质对乐器进行划分。其中石一类的代表乐器即为磬，也是出现较早的一类乐器。 这件虎纹石磬的石质呈青灰色，形状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遗址出土的石磐大致相同，上方有一供悬挂圆穿。石罂表面双线阴刻一只伏虎，“臣”字形眼，张口龇牙，拱身卷尾，足前屈，颇有欲扑击猎物的既视感。虎身饰斑条纹，尾饰鳞纹，雕琢十分细腻。据测，此磬有5个音阶。 青铜编钟13件战国.楚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 高13厘米-30.5厘米，宽6.4厘米—17厘米。 两周时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阶段，周公制礼作乐，以乐辅政，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宫廷雅乐体系。编钟、编馨是周代贵族礼仪活动中主要的打击乐器，被称为“金石之音”，象征着内涵深厚的礼乐文化。编钟是一种礼乐用器，其数量和种类的多少是周代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这组编钟共13件，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楚历屈（夕）之月，晋国救戎于楚的事件。经试音发现这组编钟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枚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 “邾公华”青铜钟春秋·邾传山东邹县出土 这件甬钟鼓部饰有精细的蜷体龙纹，钲部和鼓部铸有铭文75字，记录了作器者为邾悼公华，其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55年-前541年。 邾是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曹姓，位于今山东邹县中南部、济宁东境及滕县北境。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绎（今山东邹县东南纪王城)。邾国三面与鲁国为界，经常受其侵扰，邾国只能借齐、吴等大国之力与鲁国对抗。战国时期，邾为楚国所灭。 “王命传”青铜虎节战国·楚传安徽寿县出土 此节是出入关驿的一种凭证。 “鄂君启”错金青铜节战国·楚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 节是一种凭证。“鄂君启”青铜书一共有5件，其中舟节2件，车节3件，这里是其中的一件舟节和一件车节。每件舟节表面有错金铭文164字，每件车节上有错金铭文148字，记录了此节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字子晳，楚怀王之子，其封地在鄂<今湖北鄂州>)的，用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文中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同时还记录了从“鄂”到“郢”（今湖北江陵附近）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对研究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青铜提梁卣春秋.湖南湘潭出土 卣兴盛于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春秋时期的提梁卣应属罕见了，这件卣最惹人爱的地方在于周身布满各种可爱的小动物。 彩绘雁鱼青铜缸(gang）灯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 此缸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面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各部分可拆却以便除垢。釘指的是导烟管，缸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红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臭而保持清洁。水禽衔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缸灯在陕西、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盂”青铜鼎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予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何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缅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铺佐王室，并对盂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孟鼎的通篇规整，书风凝重。 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 此壶盖呈弧面形，上有三环钮，口微侈，鼓腹，腹上饰一对铺首衔环，圈足。全器装饰复杂的鸟篆文和图案花纹，其中盖中心饰一条蟠龙，肩、腹宽带纹上饰龙虎相斗图案。 鸟篆文是古代的艺术字，其笔画构成或如鸟在腾跃，或如鸟在回首，变化无穷。此壶上的鸟篆文是一首朗朗上口的颂酒诗文，阐明了饮酒有“充闰血肤，延寿却病”的好处，是我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此壶鸟篆文和图案花纹都用金、银双线勾勒表达，以金线为主线，银线辅之，显示了汉代错金银工艺的卓越成就。 精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3年）1963年陕西兴平出士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面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简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 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股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嵌贝鹿形青铜镇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镇放在席子的四角，用来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 鎏金熊形青铜镇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2年安徽合肥出土 此镇呈熊形，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双目前视，短耳竖起，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弯曲。镇是用来压席子角的。魏晋以前，人们在室内都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遂于其四隅压镇。汉代席镇多被做成动物形，常见的有虎、豹、辟邪、羊、鹿、熊、龟、蛇等。这些动物形青铜镇造型生动、构图紧凑，堪称精巧的工艺品。熊在汉代被视为吉祥的动物。汉代工艺家颇善塑熊，这套鎏金熊形青铜镇把肥胖的熊处理得憨厚可爱，这样的四枚熊镇放置在坐席四隅，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活泼气氛。 盐场画像砖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此画像砖形象地再现了东汉时蜀地的自然生态和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汉代制盐业颇为发达，当时盐的种类主要有海盐、井盐、池盐和岩盐。其中井盐主要产于川滇地区，蜀地井盐尤闻名全国，史称当地“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当时的盐场都座落在山峦重叠、树木丛生、野兽出没的山峪里；盐井都较深,井上有高大的井架，并采用了比较先进省力的定滑轮装置，可上下拉动绳索取卤；采盐和熬盐煮卤的地方相距不远，通过竹视将两个地方结合起来，使取卤和煮盐的两道工序紧密相连。 春米画像砖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四川彭县出土 此砖上部是一座立在四根粗桩上的干栏式粮仓，左下部两人立在矮架上踏碓春谷，右下部一人持桶倾倒已春完的谷，另一人持双扇飏风除糠。 关于谷物加工，汉代已有足碓、水碓和畜力碓的发明和运用。为了簸去糠秕以取得精米，西汉末年还发明了装有机械装置轮叶的扇车。此画像砖中使用的是足碓春米的方式，即利用杠杆原理，足碓者扶在栏杆一头，借用身体下压的力量，起动杆头，达到春米的效果；所用除糠秕的飏扇也是手工的。 神兽形青铜砚滴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7年广西梧州市出土 砚滴的用途是研墨时向砚内注水，以铜质为主，多采取与水相关的动物造型，如神兽形、龟形、龟蛇合体的玄武形、蟾蜍形等。砚滴有多种形制：有的侧面附有笔插；有的如这件神兽形砚滴一样在出水口安装塞子,以便堵塞；有的在进水口装柱形圆塞，柱中心有上下贯通之孔。如按紧此孔，可阻断空气，达到控制水流的目的。 石天禄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阳西郊出土 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禄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击鼓说唱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 此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为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谴、滑稽、讽剌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三人奏乐青铜带钩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6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 双羊青铜饰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67年河北张家口出土 鹿形青铜饰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6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出土 滇王之印 西汉云南省晋宁区上蒜镇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 金印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枚“滇王之印”与这一历史记载相符合，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 吊人青铜矛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 此矛为圆銎，刃部呈柳叶形，前端收束成尖锋，中间起脊。刃部近柄处各吊一棵体男子，头梳捶髻，双手背剪，似为受刑之人。滇人青铜矛可以分为阔叶形和柳叶形两种基本样式，其中柳叶形的数量最多。此吊人青铜矛器形奇特，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是滇人仪仗用青铜兵器中的珍品。 群猴环边青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方形群猴环边青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青铜枕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此枕作马鞍形，两端上翘，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正面铸有双旋纹，背面在虎纹、双旋纹地上浮雕三立牛。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掘中共出土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枕上尚留有头骨残片。 牛在滇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用作祭祀仪式中的牺牲、对外贸易的商品和财富的象征。这些特殊功用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鎏金四人舞俑青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扣饰作4人并排站立舞蹈状。4人均头戴尖顶高筒帽，身着长衣，肩部披帔，腰束带，带上佩圆形扣饰；右手执铃，左手挥舞于胸前；口微张，似乎在说教。为取悦、祈求大自然的一切事物和逝去的祖先给人间带来恩赐和保护，滇国居民常举行繁杂的祭祀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巫师承担着沟通人与神之间信息的职能。他们一般有两种形象，一种服饰虽与众不同，但形象平和。稳重，以说唱表演为其作法方式；另一种不仅服饰奇特，而且装神弄鬼，狂奔乱跳。此扣饰表现的是滇国巫师起舞作法的场面，巫师的形象和风格属于前者。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贮贝器器身作简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 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这些牛全部为黄牛，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前额宽广，大耳，角长且上翘，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四胶粗大，颈下垂肌发达，长尾。另一种体型较小，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阔尼。此类黄牛数量较少，生存于我国今甘肃、新疆及中亚一带，后来可能随当地的游牧民族传入云南，为滇国居民饲养。此贮贝器器盖上的黄牛当属前者，其造型健壮威武，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贮贝器器身呈简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善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率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鎏金神兽青铜牌饰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1980年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 此牌饰正面铸出一形如飞马的神兽，神兽吻部有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四蹄腾空，双翼伸展，作奔腾飞翔状。《魏书·序记》云：拓跋鲜卑从今天大兴安岭北部即所谓大鲜卑山南迁时，“山高谷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据研究，牌饰上的神兽正是按照这一神话传说设计的。值得注意的是，吉林榆树老河深在大兴安岭以东，并非拓跋鲜卑南迁时所经之地，这里的墓群应该属于东部鲜卑。关于榆树老河深的族属，曾有鲜卑和夫余两种认识，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该墓群为夫余遗存。 彩绘陶兵马俑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坑出士 杨家湾汉墓的11个陪葬坑中，共出土了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为研究汉代军阵、军种、兵器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成方阵的骑兵俑不仅在总兵力中的比重有显著增加，而且成为具有独立战斗力的兵种，是西汉文景时期国力增强的生动写照。 杨家湾汉墓位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以东约4公里，是刘邦长陵陪葬墓之一，据推测其很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 金缕玉柙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 河北定州八角廓村40号汉墓 长 182cm，这是西汉时期诸侯中山怀王刘修入殓时穿的殓服，也称为金缕玉衣。汉代时，人们相信玉是“山岳精英”，穿玉衣入殓，能保尸身不腐。根据编缀玉片的缕线材质不同，玉柙可分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在东汉时期，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使用金缕玉柙，而诸侯王只能使用银缕玉柙。但在西汉时期，玉柙的使用还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因此，刘修才可以使用金缕玉柙入葬。 四联陶罐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3年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 此罐由4个小罐联成，底部有卷曲形短足6个，其中每罐底部1个，两道横梁下各附1个。盖顶中央有鸟形立钮，边沿各有4个钮饰相对而立，2个作卷曲形，2个为鸟形。盖面间饰篦纹与细线旋纹，腹部间饰水波纹、篦纹与细线旋纹。 广州地区出土的陶质联罐用来盛干果或调味品，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数种，延续至西汉后期，到东汉消失。这些联罐造型奇特，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银壶公元3世纪青海大通出土 银壶出土于卢水胡首领墓葬，由整块银片切割、捶揲而成。银壶制作于今新疆地区，其制作工艺与装饰纹样具有域外特色，显示出丝绸之路人员、贸易往来对器物风格的影响。 青瓷羊形烛台三国·吴（公元222年—280年）1958年江苏南京清凉山出土 瓷羊身躯肥壮，呈跪姿。头顶有一圆形插孔，昂首张口，羊角卷曲。全身施釉，釉色莹润。有学者认为此器是插蜡烛用的烛台，也有学者认为是盛水器。 此烛台釉色匀净，胎釉结合紧密，表现出较高的瓷器烧造水平。三国时期，制瓷工艺在坯料选用、成型工艺、釉料配制、施釉方法等方面都有改进，使得青瓷器在产量、种类和质量上都比东汉时期有明显提高。 “河内太守”青铜虎符北魏（公元386年-534年）1955年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出土 虎符为两半合成的整符，是北魏政权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凭证。虎符的前胸左右各刻“河内太守”铭文，腹下分刻“铜虎符左”和“铜虎符右”铭文，背铭“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第三”一行文字中剖为二，只有合符才能通读。 青瓷熊灯三国·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1958年江苏南京清凉山出土 熊灯由钵形盘、熊形柱和圆盘三部分组成，圆盘底面刻“甘露元年五月造”铭文。三国两晋时期，随着制瓷业的发展，瓷灯成为灯具的主要品种，造型多为别致的动物。该瓷灯的熊坐在底盘上，头顶灯盘，双臂护在头两侧，有着熊特有的憨态，身体刻划细线纹以代表鬃毛，是极具意趣的佳作。 青瓷香薰西晋（公元265年—316年）1953年江苏宜兴周氏墓群出土 香薰是薰炉的一种形式。战国时期，我国就已使用薰炉进行熏香，汉代则流行青铜和陶制的薰炉。三国时期，瓷薰炉出现，多呈罐形或盆形，器腹部有几排小圆孔，以便空气流入和香气流出。在熏香时，将香料、香丸直接置于薰炉内点燃，香气从炉上的镂孔中飘出，使室内香气扑鼻。 香薰既用于祭祀通神，也用以焚香洁室或熏衣染被。特别是东晋南朝时期，贵族士大夫盛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生活方式，瓷质薰炉成为日常用品，稀有的香料更成为士大夫竟奢斗富的工具。 青瓷莲花尊北齐（公元550年-577年）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 此器造型挺拨，装饰瑰丽，釉层凝厚，是北方青瓷精品。 黄釉乐舞图瓷扁壶北齐（公元550年—577年）1971年河南安阳出土 扁壶的两面模印五位西域人乐舞场面：中间一人，脚踩莲花座，表演胡腾舞。左边二乐人吹笛、击掌，右边二乐人弹五弦琵琶、击钱。胡腾舞原为中亚塔什干地区的民间舞蹈，唐代盛行，以旋转、踏跳、腾跃为特色，以琵琶和横笛为主要伴奏乐器。 彩绘双丫髻陶女俑西魏（公元535年—556年）1977年陕西汉中出土 陶文官俑西魏（公元535年—556年）1977年陕西汉中出土 陶文官风格也呈身穿交领宽袖短上衣，下着桶形裙裤。此俑出土地点位于南北交接地带，服饰南北文化并存的特点。 陶女俑三国·蜀（公元221年—263年）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出土 女俑的两手分持簸箕和工具，头上簪花，身穿交领、右衽窄袖袍，右手佩戴串珠。刘备建蜀，自称为汉室正统，服饰上保留了东汉传统的袍服。女子袍服的袖口有宽，窄之分，宽袖袍服是中上层贵族妇女的服饰，窄袖袍服为下层平民或侍女穿着。簪花亦为汉代遗风，多为年轻女子的装扮。 陶女乐俑十六国（公元304年—439年）1953年陕西西安草场坡出土 陶俑是从事唱奏的乐伎形象，一位高歌，两位抚琴。琴是中原传统乐器，是清商乐的伴奏乐器。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琴乐渐为北朝社会接受，在雅集、宴饮等场合均可见到。北朝琴人不仅可以弹奏清商乐，还可以选择流行的时调在琴上随手应声而弹，展示了较高的造诣。 陶骆驼北齐（公元550年—577年）1955年山西太原圹坡出土 骆驼背上驮有鞍架，铺有长毯，毯上有货袋，表现了骆驼用以载物的用途。雕塑者以写实的风格塑造出骆驼的健壮体魄和怡然自得的神情，是北朝雕塑的佳作。 马头鹿角形金步摇、牛头鹿角形金步摇北朝（公元386年-581年）1981年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出土 步摇是中国古代重要头饰之一，多用金玉等材料制作，呈树枝形状，制作考究的则在树枝上级有花鸟禽兽等装饰物。当佩戴者行走时，饰物随着步履的颤动而不停地摇曳，因此得名“步摇”。此步摇是北方游牧民族典型的装饰品，以草原上常见的牛、马、鹿等动物形象作为主题纹饰。 这两件步摇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 网纹玻璃杯北魏（公元386年-534年）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 玻璃杯以模吹制法成型，器壁薄而光滑，外壁有明显的水平纹理。经检测，此玻璃杯为钠钙玻璃，属于罗马玻璃，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领域制作的玻璃产品。作为舶来品，网纹玻璃杯是当时中西往来的证物。 鎏金镶嵌高足青铜杯北魏（公元386年-534年）1970年山西大同南郊出土 此杯是北魏时期输入的西亚或中亚产品。北魏平定夏、北凉，征伐鄯善、焉耆、龟兹以后，打通了河西走廊至西域的道路，西域诸国多次派道使节到平城访问。在访问的同时，这些国家也与北魏进行官私贸易，将各种商品运到平城。 《佛国记》东晋法显著 法显(约公元337年一约423年)，僧人，伟大的旅行家。公元399年—413年，他备经艰险，游历了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带回并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佛国记》记述了他所经30余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也保存了5世纪初亚洲佛教史的珍贵资料。 白瓷鸡首壶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鸡首壶是指带有鸡首状流的盘口壶，始烧于三国末年，由两晋一直沿用到唐初，流传范围很广。鸡首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早期鸡首壶，以小件为主，肩部贴塑鸡首，鸡首无颈，与之相对的一面贴鸡尾。东晋时壶身变大，鸡头引颈高冠，鸡尾演变成弧形柄。南朝至隋鸡首由小到大，壶身由矮小到瘦长，壶口更高，颈变细，肩部贴附的系由条状到桥形。此鸡首趋向写实，柄仍保留着南朝时期的双龙形柄。 秘色葵口瓷盘唐（公元618年—907年）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 此盘呈葵口，色青中泛黄、灰，盘外壁残留当年的包装纸。在地宫出土的《衣物账》碑上，明确记载此盘为秘色瓷，是唐懿宗和僖宗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埋入地言的供养器。关于秘色瓷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解释是因仅供宫廷专用，藏在深宫鲜为人见，且数量极少,放称秘色。现在一般认为，秘色瓷是指越窑的青瓷精品，是贡瓷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专供皇室。还有一种解释是秘色竞实为“密室瓷”，意为一种在密封的空间里烧制的瓷器，因“秘”与“密”在古代是通借字，故古越窑陶工赋子这种烧制成本极高、只供皇室享用、神秘而颜色特殊的瓷器以秘色瓷之称。 鎏金铜尺唐（公元618年-907年） 迄今发现最早的铜尺属东周时期，汉代得到广泛发展。从出土实物看，唐尺的长度亦多在30厘米左右，材质以铜质为主，多饰以花卉纹。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唐 1957年于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的 骆驼头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骆驼昂首挺立，驮载了5个汉、胡成年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根据学者研究，应该是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篥（bì lì），二人击鼓，均属胡乐。 安济桥石栏板隋（公元581年—618年）1953年河北赵县安济桥址出土 1953该栏板是修复安济桥时从桥下淤泥中所得。安济桥又名赵州桥，位于河北赵县。此物为安济桥栏板构件，长方形，两面雕龙。正面双龙周身鳞甲，身体相向似钻穿栏板，头相背，前爪互推。背面两龙相对而驰，身体绞缠，后肢撑地。修复安济桥时从河床挖出大小桥石1200余块，但拼接较为完整、有雕刻和铭记的石头不多。其中，各式雕龙栏板计7块，本栏板是其中之一。 双凤麒麟纹石雕元（公元1206年-1368年）1966年北京市桦皮厂西部明城墙基址出士 该石雕画面主体使用了四连弧的开光装饰形式，中以缠枝纹衬托双凤戏珠图案。双凤头如锦鸡、嘴如鹦鹉、身如鸳鸯、翅如大鹏等体征都一致，但有两处不同：一处是下方的凤头上有像灵芝一样的冠和缕束状的颈羽，而另一只没有，第二处是下方的凤有五条浪草纹尾羽，而上方的风是卷草纹尾羽，这应该是雄性和雌性的区别。开光之下是两只追逐嬉闹的麒麟，背景是海涛纹。石雕两侧以缠枝纹为装饰。这件石雕布局美观大气、手法娴熟自然，是元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应该是元大都皇宫或者皇家园林内的丹陛石。 开宝寺塔龙纹砖北宋 (公元960年-1127年) 此砖原镶嵌于开宝寺塔外壁。开宝寺塔位于今河南开封市东北部，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原为木塔，后改建砖塔，由于塔外壁嵌褐色花砖和琉璃瓦，颜色近铁，故又称铁塔。 繁(pó)塔砖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 此砖为繁塔上的雕砖，正中深凹成圆形佛龛，浮雕人像高鼻深目、大耳，为一胡僧。僧人身背经箧，手持拂尘，一只虎紧随其旁，是唐宋时期比较常见的“行脚僧”图，描绘的是西域胡僧东来传经授法的情景。 繁塔位于北宋东京城南天清寺中。当时东京城内寺院众多，相国寺、开宝寺、太平兴国寺、天清寺并称为京城四大名寺。繁塔大约筹建于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69年-976年)，竣工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以后，是当时东京城内最高的塔，原为六角九层，现存下面三层。繁塔的内外壁镶嵌着数以千计的浮雕砖，一砖一像，分别刻有菩萨、罗汉、佛经故事等内容。 鎏金铜观行造像吴越（公元的3年一978年）1958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 唐代出现了与法相庄严观台像风格题异的普陀落迦观音造像，观音以自然舒适的姿态坐于岩石上，表现了他居住在落伽山谷中的形象。生活在公元8世纪末的画家周眆在普陀落迦现音图像的基础上的作了水月观音，以水、月、圆光、竹及思维相的观音为主要元素。水月观音又可分为两种基本样式，常见于石窟造像和壁画的是一手抚膝，不持物的造型，另一种是手持柳枝、净瓶的形象，多见于组画。 鎏金青铜衔环铺首十国·前蜀（公元907年-925年）1942-1943年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 铺首是中国传统建筑门饰，通常以铜、铁做成圆形底盘，上置门环，用来启闭门扉或即门。其底盘一般制成兽面，多为椒图、饕餮、狮、虎、螭龙等凶猛兽类，有不衔环而仅作装饰用的，亦有用于青铜器、陶器等器物上以为提手。此铺首原饰于前蜀的建立者王建永陵的墓门。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后梁（公元907年—923年）1994年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 这件彩绘武士像在长方形汉白玉上雕刻而成。武士身着唐代著名的明光铠，头顶风翅盔，脚踏牛形怪兽，双手扶剑，剑尖直指怪兽口衔的荷花，肩头上凤鸟含珠，应是佛教护法神的天王形象。其艺术风格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两宋之先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王处直其人生前官拜唐代、后梁时期的义武军节度使，节制易、定、祁三州，为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后其养子王都发动兵变，王处直被软禁，忧愤而死。王都为挽回名声，遂为养父修筑了一座建筑和装饰都极为讲究的大墓。此汉白玉石刻原本镶嵌于墓门后的甬道一侧。1994年5月，此件浮雕被盗走至美国，后经中国政府多方交涉,终于2001年回归祖国。 笼冠陶俑隋（公元581年—618年）1956年湖北武汉周家大湾241号隋墓出士 汉代的将军们常常身穿鱼鳞甲，头戴武弁（bian)大冠上阵，直至东汉晚期，全副甲胄的武士像渐多，武弁大冠开始退出实战领域。与此同时，武弁大冠由本来结扎很紧的网巾状的弁，演变成了一个笼状硬壳嵌在帻上，称之为“笼冠”。南北朝时的笼冠两耳下垂比西晋时长，但顶部略收敛。隋代笼冠状如此件俑之冠，顶平，正视近长方形，仅两侧微向外扩展。唐代笼冠的垂耳又逐渐收回，最后变成一无耳的方形物。唐末以后，在此方形物下复缀以软巾。明代时，软巾则变成了直下而微侈的硬壁状物。 鎏金银香囊唐 该香囊由两个半球组成，有子母口可以扣合。下半球内装有两个同心圆机环和一个盛放香料的香盂。大的机环与外层球壁连接，小机环分别与大机环和香盂相连。使用时，由于香盂本身的重力作用和两个同心圆机环的机械平衡，无论香囊如何滚动，里面的香盂都可以保持水平状态，香料不会倾撒。香囊外壳通体透雕花鸟纹雄，不仅美现，香气也通过这些镂空散发出来。香囊上有链条，上部有弯钩，这样既方便佩戴身上，也可以悬挂室内帐中。同出共4件，体形大小基本相同，应该是一个人或一个作坊制作的，年代至晚在8世纪中叶。 突厥石人唐（公元618年-907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 此尊石人大眼、阔脸、八字胡须，相貌威严，双手下垂在腹部交叉，应是一位勇武的突厥贵族或武士的形象。突厥人有在墓前立石人作纪念的葬俗，在新疆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西部山地以及内蒙古的辽阔草原上，屹立着不少突厥石人。在隋唐之世，这些地区一直是突厥人生活的地方，从造型上看，这些石人有男亦有女，有长者亦有儿童。 琉璃釉兽头唐（公元618年﹣907年）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城遗址出土 渤海国在发展过程中，吸取唐朝先进文化并仿照唐长安城建造上京龙泉府。上京城宫殿、廊庑、门楼、厅阁、大族邸宅以及寺院的建筑，屋顶均铺设光亮的黄色和绿色琉璃瓦。殿堂屋脊的两端有翘起的巨大的五彩绚丽的琉璃釉鸱吻，垂脊前头配有兽头。屋檐上垂挂着沿瓦和美丽匀称的莲瓣纹瓦当，墙壁和地面上镶铺着有楚花、壮月、萱草纹的砖。其形制与做法都具有浓郁的唐风。 青瓷凤首壶唐（公元618-907年）1954年广东广州出土 拜占庭金币查斯丁二世时期（公元565年-578年）1953年陕西咸阳底张湾隋独孤罗墓出土 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属于中国境内发现的最重要的东罗马遗物。金币正面是国王查斯丁二世半身像。波斯萨珊朝银币波斯萨珊王朝库斯老二世（公元590年-628年）1955年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出士 银币正面是国王半身像，背面正中是波斯国教袄教的祭坛，其中有袄神半身像，两旁为婆罗钵文的“某火之王”铭文。 联珠鸟纹锦唐（公元618-907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联珠纹是流行于波斯萨珊朝的一种装饰图案，经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中国内地生产这类产品，既用来满足国内市场对域外风情的喜好，同时也是外销的需要。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嵌珍珠宝石金手镯、高足金杯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这些展品的主人是卒年9岁的皇族少女李静训，其祖父李崇是隋文帝杨坚手下大将，官至上柱国；外祖母则是隋文帝之长女杨丽华，是为真正的金枝玉叶。李静训自幼深受外粗母宠爱，然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六月一日，殁于宫中，皇太后杨丽华万分悲痛，厚礼以葬之。 项链原产地可能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地区，手镯可能是北印度制品，高足杯则是罗马风格，皆为当时举世无双的艺术精品。 过所据日本印本重印 “过所”是百姓旅行的通行证。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使团来中国学习文化和技术，这是唐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越州都督府和尚书省发给日本僧人圆珍的过所。 绿釉鸱吻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1974年宁夏银川西夏陵出土 这是殿堂正脊两端的装饰物，呈龙首鱼身状。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属羌族的一支。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吴建立西夏政权。现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就是西夏皇帝和陪葬大臣们的墓地，内有帝陵9座、陪葬墓250余座、陵邑1处。 西夏陵出土鸱吻有琉璃、灰陶两种，造型与此同。汉以前宫殿的正脊两端高高翘起，似凤鸟展翅，名“鸱尾”；唐代鹏尾造型逐渐突出吻部，张开大口吞咬屋脊，多名“鸱吻”。宋代龙首鱼身、张口吞脊的鸱吻形象被固定下来。西夏陵出土鸱吻与同一时期河北蓟县独乐寺辽代山门鸱吻、山西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金代北鸱吻均属同一类型。 木雕观音像宋（公元960年-1279年） 针灸铜人明仿宋通高213厘米 郑和铸铜钟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1981年福建南平采集这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为祈求平安航行所铸的铜钟，钟上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字。这次远航是郑和船队所到地方最多、范围最广的一次，几乎走遍了北印度洋沿岸和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但在船队到达印度时，郑和不幸病逝。这口铜钟后来被放置在福建长乐南山三清宝殿，因此也被称为三清宝殿铜钟。 霁青金彩海宴河清尊清乾隆 此瓷尊敞口，短颈，丰肩，鼓腹，腹下部内敛，肩颈之间雕贴一对白色的展翅剪尾燕子作为耳。外壁施霁青色釉，以金彩绘蕉叶、缠枝花卉等纹饰，近足部饰粉彩仰莲纹及联珠纹。外底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此尊需多次入窑和施彩，制作集雕、贴、凸压之大成，工艺高超。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整件器物蕴含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乾隆时期粉彩瓷器的生产工艺达到了高峰，品种齐全，装饰技法丰富多样，绘画水平高超，器型制作精美，这件瓷尊就集中体现了这些时代特点。 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1957年10月20日出土于北京明定陵地 该冠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径23.7厘米，重2320克。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冠上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 该冠上面翠鸟的羽毛光泽感好，色彩艳丽，再配上金边，显得富丽堂皇，且永不褪色。该冠的点翠难度相当大，不仅点翠的面积大（有翠凤、翠云、翠叶、翠花），而且形状复杂。尤其是翠凤，均作展翅飞翔状，凤尾展开，羽毛舒展，富灵动感。 该冠被列进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彩塑菩萨头像6-7世纪1928年新疆焉著七个星佛寺遗址发现 菩萨为束发梳髫，脸部圆润，眉眼细长，高鼻小口,神态安详。菩萨的面目清秀，五官相对集中于面部中央，具有西域佛像特色。 石雕菩萨头像唐（618—907年）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18窟 菩萨高束发髫，眉眼细长，高鼻小口，面相丰满圆润。头像雕刻得细腻传神，既有菩萨的端庄，又有唐代妇人的丰腴华贵之美，体现了唐代菩萨“美而不媚，丰满有余”的特点。 彩塑善萨头像6-7世纪1928年新疆焉蓄七个星佛寺遗址发现 菩萨为束发梳髻，脸部圆润，眉眼细长，高鼻小口，神态安详。此像是1928年黄文弼先生参加中瑞考察团在新疆地区进行科学考古时所得，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在新疆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成果。 彩塑佛立像5-6世纪1928年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发现 佛像发髻为大波浪纹，面颊丰颐，曲眉秀目，高鼻纤口，双耳长垂。身穿通肩大衣，衣纹简洁流畅，衣质轻薄，有丝绸般质感。佛像既有佛教发源地古印度地区的艺术风采，也有当地传统艺术的特色，展现了中国古代佛造像早期发展的面貌。 彩塑菩萨头像6-7世纪1928年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发现 菩萨为束发梳髻，脸部圓润，眉眼细长，高鼻小口。菩萨的面目清秀，五官相对集中于面部中央,体现出西域佛像特色。 石雕佛坐像北魏（386-534)年 佛像为高肉髻，面形略长，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右侧衣缘敷搭于左臂上。造像面部流露出恬静而温和的表情，使人有亲切之感。此像源自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坐落在山西大同城西，开凿于北魏时期，时称武州山石窟或灵岩寺，明代称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由高僧昙曜主持开凿，开创了中原地区石窟寺开凿的先河。 石雕菩萨坐像唐（618—907年）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21窟 菩萨颈佩项饰，上身斜系帛带，下身穿贴体长裙，呈游戏坐姿。造像为宽肩细腰，胸部与腹部微微隆起，显露出肌肤的丰腴柔润。菩萨坐像姿势优美，雕刻细腻，线条柔和，是盛唐时期石雕佛造像的代表作品。 水月观音像（等比例数字化3D打印复制）宋（960-1279年）四川安岳毗卢洞第5龛 水月观音像为龛中主尊，右手置于膝上，左手撑于身侧，舒适惬意地坐于岩石座上，表现出一种悠闲、妩媚的神态。 安岳位于四川中部，是成渝古道的要冲。石窟开凿兴盛于唐宋时期，卧佛院、圆觉洞、毗卢洞等地分布着较为重要的石刻造像。毗卢洞的水月观音像雕刻精美，装饰华丽，是宋代佛像雕塑的精品。 石雕天王立像6世纪四川成都万佛寺出土 天王佩戴高领护颈，身穿铠甲，双肩披帛，帛带系于胸前。天王造型丰腴挺秀，神情敦厚，犹如现实中的武将。万佛寺是四川成都著名古刹，始创于东汉延熹年间，梁武帝时称安浦寺，唐称净众寺，宋称净因寺，明称净因寺，俗称万佛寺或万福寺。从万佛寺这一俗称可知，当时寺内存有大量造像。 彩绘木雕观音苦萨头像宋（960-1279年） 菩萨头戴贴金花蔓冠，冠正面中间置阿弥陀佛坐像。菩萨面庞丰润，神态慈祥，具有庄重高雅之美。宋代倡导含蓄内敛、趣味高雅的审美思想，佛像雕刻也注重突出这种艺术意境，通过神圣、庄重、高雅的形象传递出富含哲理、超凡脱俗的意境。 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宋（960-1279年） 菩萨头戴高花冠，身披帔帛，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覆座垂地。裙腰结带，腰带饰宝珠花并自然垂落。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造像雕刻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石雕释迦多宝佛坐像北齐（550-577年）1953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 释迦多宝佛坐像取材于《法华经·见宝塔品》，据佛经记载，当释迦牟尼佛宣讲《法华经》时，多宝佛所坐的七宝佛塔自地涌出，多宝佛分半座给释迦牟尼佛，二佛结跏趺坐于塔中，共同宣讲经典。释迦多宝佛坐像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佛造像题材，体现了佛造像艺术与佛教经典的紧密联系。 铜布袋和尚坐像明（1368—1644年） 布袋和尚的面庞丰腴，头大耳垂，满含笑意。右手持念珠，左手执布袋，呈游戏坐姿。此类造像常见于中国佛教寺院，也被称为大肚弥勒佛。布袋和尚是唐末五代时期的神僧，又名“契此”，传说是弥勒佛的化身。北宋以后，弥勒佛常用布袋和尚的形象来表现。这种富态的造型和愉悦的表情，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佛造像世俗化的表现。 鎏金铜大势至菩萨坐像明（1368—1644年） 菩萨头戴宝冠，冠正面中央饰有宝瓶。面阔圆润，双目低垂，神态端庄慈祥。胸前饰璎珞，帔帛覆肩，呈跏趺坐姿。 铁铸佛立像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 佛像左手上抬，右手施与愿印，铣足而立。佛像神情肃穆庄严，衣纹清晰，体现了较高的铁铸工艺水平。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已有铁铸佛像，唐宋时期已能铸造出精美的铁佛像，明代则是铁铸佛像发展的又一高峰。 鎏金铜观音菩萨坐像明（1368-1644年） 菩萨头戴宝冠，冠正面中央饰有坐佛。面相丰润，细眉长目，表情庄重而不失柔和。胸前饰璎珞,帔帛覆肩，呈跏趺坐姿。菩萨头顶的观音巾遮掩发髻，这是明代流行的观音造型。明清以后，佛造像不再强调宗教的庄严性，而是融入了更多的生活气息。 铜普贤菩萨坐像明正德九年（1514年） 普贤菩萨坐于白象身上，莲花座背面刻有题记。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的面相、装饰和坐姿都十分相似，完全遵循佛像量度的规定和时代审美的要求，表现了明清时期佛造像程式化的倾向。铜文殊菩萨坐像明正德九年（1514年） 文殊菩萨头戴宝冠，冠后是梳理整齐的高发髻，发辫垂于两肩。圆脸丰颊，双目低垂，肩臂披帔帛，胸前满饰璎珞，下身穿着长裙，坐于狮子身上。莲花座背面刻有题记。文殊菩萨的冠和珞样式与藏传佛造像的形式相似，可见明清时期汉传佛造像对新风格、新技艺的吸收与融合。 彩绘木雕菩萨立像宋元（960-1368年） 菩萨面庞丰满圆润，细眉、直鼻、厚唇。身穿圆领上衣，左肩斜披帔帛，下身穿多褶长裙，立于莲花座上。此像身躯修长，体态健阔，神情沉静肃穆。 彩绘木雕菩萨坐像宋金（960-1279年） 菩萨面庞饱满圆润，表情凝重。宽肩阔胸，带有北方造像的浑朴之风。服饰具有一定的写实性，是宋代以后佛造像日趋世俗化的表现。 彩绘漆金木雕观音菩萨坐像明（1368—1644年） 菩萨头戴宝冠，颈佩璎珞，帔帛或斜搭肩部、沿臂而下，或斜系胸前，长裙的层次清晰，裙褶线条流畅。左手为支撑点，右足支撑在山石座上，左足踏莲台，游戏坐于山石座上。这种坐姿无狗无束，自在悠闲，极富生活情趣。随着佛教中国化程度的加深，佛造像艺术融入了更多的世俗情感和生活气息。 彩绘木雕菩萨坐像明（1368—1644年） 菩萨头戴化佛宝冠，云髻高耸，发披两肩。面形圆润，弯眉秀眼，目光略向上仰望。上身斜贯帔帛，腰系长裙。造像呈现出柔和之美，是明代以后木雕佛像注重艺术化处理的表现。 三彩菩萨坐像明（1368-1644年） 菩萨手中持物，呈半踟跌坐姿，坐于狮子背上。三彩菩萨像体量较大，为上下分开烧造。 三彩菩萨坐像明（1368-1644年） 菩萨手中持物，呈半跏趺坐姿，坐骑为吼。 鎏金铜文殊菩萨坐像明永乐（1403—1424年） 文殊菩萨头戴五叶冠，缯带在耳侧翻卷扬起。右手持宝剑，左手托经书，结珈跌坐于莲座之上。莲座满布细长饱满的仰覆莲瓣，座上缘及下缘各饰一圈联珠纹。莲座上刻“大明永乐年施”款。菩萨神态安详，面庞慈善，装饰华丽却自然适度，衣裙自然起伏，帔帛曲折飘逸，具有明显的汉地审美倾向。 鎏金铜无量寿佛坐像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无量寿佛头戴宝冠，双手结禅定印，结珈趺坐于莲座上。莲座正面刻汉文佛名“南无吾量寿佛”，莲座上面刻藏文佛名和“大清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诚”。四月初八是佛诞日，可见此像具有特殊意义。无量寿佛胎体厚重，造型端庄，工艺精湛，代表了清代金铜佛像制作的最高工艺。 鎏金铜密迹文珠金刚佛坐像明 鎏金铜药师佛坐像明宣德（1426—1435年） 鎏金铜双身金刚持坐像清乾隆（1736-1795年） 鎏金铜金刚萨捶坐像明永乐（1403—1424)年 　　从开馆到下午一点，匆匆忙忙仅仅观展了《古代中国》和《中国古代佛造像》两个展。不得不告别国博，期待着下一次国博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