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瀚传记（三）

半角斋

作者：罗承瑛（张仲瀚警卫秘书）

续前文

新的使命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执勤务者外,应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藉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发出的新的进军令。

这时,正是张仲瀚组织九军全体起义官兵进行诉苦运动的时候,他读着主席的《命令》,兴奋得像一名新战士领到新式武器一样,把它作为去动员和组织这支新起义的部队，进行思想改造和向荒漠大自然进军的思想法宝。他把贯彻《指示》同诉苦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亲自到各师宣讲,阐述主席的建军思想，人民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是区别于反人民军队的重要标志。他强调说:“必须深刻理解毛主席这一庄严指示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从经济上具有医治战争创伤、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人民的生产热情,防止我军因为胜利而居功自满、贪图安逸脱离人民的伟大政治行动。对于起义部队来说，更是从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进行改造教育的一场斗争和考验。在新疆,还具有增进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
1950 年早春,在新疆,四野还是冰雪皑皑,寒风刺骨。为了摸清情况,准确确定主攻方向,张仲瀚、陶峙岳随王震司令员,带着水利、土壤专家等随员,向准噶尔盆地南沿踏勘进发了。他们西出玛纳斯县城,越过玛纳斯河。当时，工兵团正抢修玛纳斯大桥,车不能通行,他们就挽手徒步履冰过河,沿古驿道西行,一路勘察了石河子、乌拉乌苏、三道河子荒滩苇湖。张仲瀚看着广阔的原野,兴致勃勃,不禁哼起了他一进疆就爱听的那支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牛羊鸡鸭成群的景象,很快要在我们的手下变成现实了,他禁不住连连称赞:“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是个好地方!”
次日,他们继续西行,经老沙湾县城、下野地、奎屯、三角庄子乌苏折转头台、车排子、大拐、炮台等地,接着又转回石河子向北至“老鸦窝”一带,所到之处,满目丛生的红柳、梭梭、梧桐和芨芨、骆驼刺等杂草,低洼处则芦苇茂密,遮天蔽日,漫无边际。他们硬是披荆斩棘,钻穿其间。
一次,日落天黑了,他们竟迷失在苇荡里,东奔西走也走不出来,幸有警卫人员又是呼唤,又是鸣枪联系,才把他们找了出来,这时,他们一个个已是泥浆和雪粘在一起的人了,如果没有身上的老羊皮大衣和高筒毡靴,早就被冻坏了。此行历时5天,行程千余公里,取得了第一手天文、地理、水源、土壤等资料。经反复研究,确定北疆首先开发以炮台和石河子为中心的两大垦区。张仲瀚的九军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师分别受命在这两个垦区“作战”(二十七师在焉耆)。
部队指战员们,放下武器,抡起大十字镐和坎土曼,拉着土制犁,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亘古沉睡的戈壁荒原上,展开了向大自然要粮的新的伟大的进军。
刚到达垦区,既无民房,又缺帐篷,指战员就挖地窝子,上面覆盖芦苇,聊以藏身。下雪时,早上起“床”被子上被一层雪盖着,衣服被冻得硬邦邦的,要用苇火烤老半天才能穿上。吃的问题,不说吃菜,就是麦子也没有地方磨,就把麦子煮了充饥。这时,玛纳斯河水涨,道路翻浆,运输中断,粮食供应困难,有时连麦子也不能及时运到,就挖苇根填腹。
张仲瀚和陶峙岳司令员经常带着干部下连队参加劳动同吃同住。张仲瀚高卷起衣袖,和大家一起挖地窝子,边干边说:“干这个我是内行,你们没有赶上去南泥湾挖窑洞,今天赶上了天山脚下挖地窝子,明天的高楼大厦,就从地窝子开始吧!”
就是这样,张仲瀚和九军的共产党员们,教育和团结着刚和国民党旧军队“绝缘”的干部和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这年他们在解冻前后,就盖芦苇棚及挖地窝子3000多个,接着第二季度就开荒造田23万亩,开挖大小渠道 100 多条。通过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头一年就取得了好成果:蔬菜、肉食和粮食,做到了自给或部分自给,在准葛尔的戈壁荒滩上,站住了脚跟。

戈壁新城的诞生

1950年夏,新疆军区党委决定:在玛纳斯河西岸、天山北麓的石河子芦苇荒原上,建设新疆第一座“戈壁新城”,作为生产部队建设新疆、保护边疆的指挥中心。12月,石河子建城工程处成立，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赵锡光兼任处长,张仲瀚兼任政委。
建城工程处的首要任务是做好规划，拿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方案来。“怎样才是切合实际呢?这个城市应当建成什么样子呢?”张仲瀚的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着。因为已经有几个不同意见的方案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了。
一种意见是搞个小型的、规模不大的城市,仅4 000~5 000人,主要是土平房,有几条简易的街道,有电灯、电话,能满足二十二兵团机关和九军机关干部、战士家属居住,安居乐业就行了,这样只需3年就可建成,说这就是“从实际出发”。
有的认为作为兵团指挥中心,应有一定的规模,三四年内达到2~3万人。但这个意见还是以农业为本的农庄城市的方案。
从上海请来的建筑工程专家赵琛提出的方案,则是把城市道路走向规划成圆形的、封闭式的,可容纳 4~5 万人,除机关、学校、家属区、文化、卫生、商业和园林设施外只考虑设立少数小型加工厂,指导思想上就忽视了工业的发展。这个方案二十二兵团一些领导赞同,可张仲瀚却还不满意。
为了做好这个规划,他翻阅了不少城市建设书籍，经常向建筑工程学者、专家请教,并把自己的想法和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交谈。他认为;所谓切合实际并不是指局限于目前的经济起点与实力,而是要着眼于适应新疆经济发展和屯垦成边事业发展的需要和要求。用这个观点看,把石河子规划为仅1万人的农业城市是不能适应将来的发展要求的。粮食、油料、皮毛的加工、机械的维修和制造,有很多不是农业自身能解决的,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工业,不能搞农业城市,农业经济也不能形成一个城市的。
他批评那些只把眼光放在“安下家来”、修建一个“幽雅清静”“小巧玲珑”的小城的思想,引导他们把思想境界放高一些,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农业生产,仅仅是极微小的开端,我们兵团的农业将是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发展农业的结果,将必须发展工业，有工业,才有城市,城市是发展工业的结果,是为工业(同时也是为农业)服务的。”
他还说““城市能容多少人,不是地面能住下多少人口,而是城市的经济能力能养活多少人口。”根据这个思想,他亲自做了一个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使这个新城市具有民族形式和中国气派,将整个形状规划为长方形的、棋盘式的、开放型的,可以扩展,可容15~20万人口。与以上的几个方案相比最大的差别是:显著地增加了工厂,其中有些大型的现代化的;其次,显著的增加了学校,城市中心规划为行政区,东西南北分别为文教、工业、商业发展区,林带花园环抱着一个个居民区,满足指战员、家属安居乐业:这个方案的提出,不出张仲瀚的意料,遭到了二十二兵团的一些领导和工程师的反对,然而,当给王震司令员汇报的时候,却得到了赞赏和批准。
按照这个基本方案,1952年,石河子城规划区的中央,第一座行政办公大楼拔地而起,次年,小礼堂落成,门前竖立着很有特色的四根高大的园柱,门厅内壁上镶有棉花、玉米、葡萄、麦穗组成的浮雕,使人进到里面就有五谷飘香之感,这些也都是出于张仲瀚回志的艺术构思。
在千古戈壁荒原上,一座新型的城市就是这样诞生了。随后张仲瀚又用了6个多年头,在实践中对这个基本方案的反复修改，于1958年正式形成了石河子新城的规划,使石河子发展成为现在享誉中外的一颗“戈壁明珠”。

积极发展生产

1951年2月，张仲瀚参加西北军区第一次党代大会,在会上有的代表对“军队参加生产”问题提出批评,认为部队搞生产，会“使军队不会打仗了,武器生锈了,不像个军队了”,抨击那些积极贯彻毛主席《指示》的领导同志。面对这个情况张仲瀚在小组会展开了争论,在大会发言时,他高声朗诵毛主席的《指示》和有关语录,理直气壮地反驳那些认为“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就不能打仗了”的论调,阐述自己对主席《指示》的理解,受到与会代表的拥护和赞扬。
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对人民解放军发布整编命令,从组织上保证“军队参加生产”指示的落实,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王震同志坚决地贯彻执行,发扬南泥湾精神，及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这时有的同志批评“急躁冒进”了,说忘我劳动的口号是“残忍的”;把剿灭乌斯满土匪说成是“打少数民族”；把批判民族分裂分子的阴谋活动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张仲瀚旗帜鲜明地坚决同这些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作了斗争,坚决地捍卫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1953年,这时张仲瀚已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兼九军政委),在编制军区部队生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由于以上思想的影响,有关职能部门把各项指标定得很低,而把每年向中央要的投资却编得很高。以耕地面积来说,从1953年的90多万亩到1957年,才达到170余万亩,平均每年只扩大16万亩。张仲瀚认为这是一种爬行的速度,而每年却要向中央伸手要8000万元，如果按这种指导思想干下去,就将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在《指示》中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为此,他即从石河子专程赶到迪化市向王恩茂(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反映了自己的意见,当即得到了王恩茂同志的支持,并决定由张仲瀚主持重编新疆生产部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接着在军区第一次党代大会上由张仲瀚作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这个计划,使部队在新的战斗任务面前,又呈现出精神焕发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这个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项指标均较原来的那个“低标方案”翻了一番以上。

成立生产建设兵团

1954年10月7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恩茂兼任兵团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张仲瀚任兵团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
初期,有不少同志甚至领导干部对此还不大理解,说:“军区分两支部队,一支打仗,一支生产,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转业成立生产兵团呢?”有的发牢骚说:“军不军,民不民,二转子,还不如解甲归田,回老家去!”有的觉得“庄稼兵”没干头,干脆打报告要求到现役部队海军、空军去,等等。
针对这些思想张仲瀚专心研究了历代守备边疆、屯田以定西域的大略方针,联系南泥湾大生产的经验,逢会必讲,逢人便说,宣传毛主席寓兵于农的思想。他说:“自古以来,当兵吃粮拿饷,天经地义,而我们生产兵团,则是不吃军粮,不拿军饷,不穿军衣,平时创造物质财富,战时消灭敌人,试想:我们现有10万转业军队,将来还要发展到几十万、几百万人,一年将要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节约多少军费啊!”
讲到生产兵团的性质时,他说:“生产兵团既不是现役的、正规的人民解放军,也不是一般的国营农(牧)场或企业,中央要它保持着解放军的光荣称号和组织形式,很明显,正是为了让它继续发挥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和工作队(即“三个队”)的作用,担负起屯垦戍边的重任,这就是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在新疆这种社会、地理、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运用和发展，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结合,历史终将证明,这是我党屯垦成边的一个历史创举……”
他的讲话,总是使几百上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而人们的心潮却随着他充满号召力的言词沸腾了。他把这种思想抱负凝炼成一首七言诗:“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每有干部来找他提出调动或返关内时,他就把这首诗拿出来“请教”,往往都是使对方愁眉锁眼而来,开颜带笑而去。
兵团成立后，张仲瀚作为王恩茂同志的助手,他和陶峙岳司令员具体主持兵团的工作,他提出“积极发展,慎重稳进”的方针,每年以增加5~10万人的速度扩展,兴起建设正规化国营农(牧)场的高潮。
这时,有一小股冷风阻碍兵团事业发展的步伐,只准兵团搞农业,不准搞多种经营,特别是不准搞工业;只准搞开荒,开荒后把新造的农田交地方,扬言“兵团今后不得再增加人”,“兵团不能挂解放军的牌子”。兵团内部有的干部也产生了一些糊涂认识和消积情绪,提出要“重新考虑兵团的组织形式”和“双重领导关系问题”(双重领导关系指中央规定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国家农垦部和新疆自治区双重领导,以自治区为主),要“把兵团交给地方”!还说“兵团发展速度太快了,工业办得太多了”,甚至还说“兵团发展生产越快,对民族团结越不利”,等等。
到60年代初,有的还提出“兵团唯一的出路是将现有的职工遣散10万(连其家属是15万人),送回关内”,而这时正是关内许多省市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在王震(中央农垦部部长)、王恩茂同志和自治区党委的支持下,张仲瀚坚决抵制了以上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的阻力，使兵团得到了大发展。
自1958年至1960年三年间,兵团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了1957年以前8年总和的一倍以上。到“文 化 大 革 命”前夕,全兵团耕地面积发展到1212.85万亩,播种面积达到835.22万亩,分别为1954年的 12.6倍和 10 倍。粮食、棉花、甜菜总产量分别占自治区的21.8%、31%和90%。工农业总产值占自治区的 1/3。文教、卫生、科研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兵团事业的昌盛时期。

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

“愿偿历史债,共谱新篇章。”这是张仲瀚同志晚年佳作《老兵歌》中的警句,他从跨进新疆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以毛泽东对进疆部队的教导“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汉族反动统治阶级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说:“新疆生产兵团作为一个'工作队’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和增进民族团结。”他常用贺龙副总理的指示教育部属:“新疆生产兵团是条大鱼,鱼大没有水就活不成。”他认为:兵团的汉族人将近占新疆汉族的一半,新疆的民族团结,首先是汉族人民同少数民族的团结,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生产兵团同当地各族人民的团结上。
他强调生产兵团在新疆要扎好“两条根”,一是生产建设的根要深深地扎在新疆肥沃的土地里，一是政治上的根要紧紧地扎在各族人民的心里。当祖国一旦有事这种民族团结将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保证。
因此,他几乎是每次会议、每个群众场合都要讲民族团结,教育兵团广大干部和军垦战士,严格的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交朋友。
1963年春,农六师猛进农场(现一〇一团)与当地公社(回 族)为争300亩耕地的问题而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张仲瀚早晨得到的消息,早饭后就亲自带上六师的领导赶到现场,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他公开代表兵团党政领导向公社群众赔礼、道歉,并当场严厉批评农场组织指挥打架的政治指导员说:“你不配当共产党的指导员,共产党的指导员为什么还打老百姓,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坏事?!”
之后,他亲自去医院慰问受伤的民 族兄弟。为了总结教训,以此为活教材教育干部,他组织农六师党委多次开会,既要弄通思想,又要追究肇事领导的责任,变坏事为好事,从师到团场连队,层层讨论增进民族团结、帮助和支援公社规划农田、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冤家”变成了“亲家”他还以此为典型突破点,通知兵团各师、团,检查贯彻兵团党委原于1959年制定的为各族人民办好事《二十条纲要》,改进和加强兵团“工作队”的工作。
从1964年起,兵团决定每年从自己积累的资金中拿出800万元无偿支援人民公社发展事业(“文 化 革 命”开始后即停止)。并要求各团场采取与当地人民公社挂钩的办法,有计划、有重点地帮助地方勘测、规划农田,兴修水利,培训技术人员和推广先进技术,建设一批先进农场和社、队,无偿支援地方劳力75万多工日,犁地、播种、收割883万余亩,赠送各种优良种子1800多万公斤,帮助各种机车3100多台次;同时,兵团用自己的水利工程每年为人民公社提供约15%的灌溉效率。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爱和赞扬。正因为如此,兵团事业的发展,也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深切爱戴和支持。

坚持“三个队”

“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张仲瀚牢记毛主席1952年对解放军的一部分整编转业为生产部队时的教导,从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日起，就坚定不移地按主席“三个队”的建军思想建设兵团,实行以农业为主,工农兵学商并举,劳武结合,亦农亦工亦学亦兵的方针。
当时有的干部思想不通,说:“我们兵团保留了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为什么还要专门组织武装机构呢?!”有的说:既然转业搞生产建设还讲什么'三个队’,没有必要!”
张仲瀚认为这种对兵团在新疆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缺乏认识的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他每话必讲兵团“三个队”的任务和性质,到基层检查工作,也必检查民兵建设。他反复强调:“屯垦戍边,不能只抓坎土曼丢了枪杆子,我们处在祖国的西大门,面对着绵延万里的边境线,毛主席叫我们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正是要我们继续执行'三个队’的任务。对此决不能打折扣。民兵工作不是想不想搞的问题,而是一定要搞一定要搞好。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兵团'三个队’的任务次序、侧重可以有不同,比如现在我们把'生产队’摆在第一位,然后是'工作队’和'战斗队’。重点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但'三个队’必须并存,必须结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他的透彻的分析,往往使人们茅寒顿开。
1962年4月,新疆伊型、塔城地区部分边民在霸权主义的策动和诱骗下外逃,当时,张仲瀚正从北京开会回经兰州过夜,刚住下,即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明天派专机来接他返北京，总理有要事安排。
次日,张仲瀚一回到北京就去王震同志家,才听见王震同志讲了新疆边境发生的情况。晚上6点半钟,随王震到总理办公室,早有杨尚昆、王尚荣等同志在座,总理分析了伊、塔边境地区事件的形势,讲了我党中央处理的方针和政策之后,用深沉的语调对张仲瀚说:“你们兵团去处理比较合适,也可以说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吧。”
张仲瀚认为这是中央对新疆兵团的信赖,是兵团军垦战士的光荣,他向总理坚决表示:“新疆生产兵团一定全力以赴,落实总理的部署。”次日赶回新疆,向自治区党委汇报了总理的指示,在兵团党委会上讨论作了紧急安排。在此严峻的时刻,张仲瀚主动协助自治区党委坐阵指挥,劝阻边民外逃和制止事态发展,火速调集、组编一定数量的民兵值班连,沿中苏边境布防。同时,警卫地州党政办公机关,维护社会治安。5月21日,又根据新疆军区指示抽调相当数量基干民兵连,沿边境建立了边防哨卡、巡逻点和工作站，及时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保卫了边境安全。
“伊塔事件”发生后,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变坏事为好事,周总理亲自召见了张仲瀚,分析了斗争形势,明确了兵团民兵在边境斗争中的任务、方针、政策和策略,要求兵团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简称“三代”)。张仲瀚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在兵团党委会上正式做出决定,从直属单位和各师抽调大批干部、基干民兵和技术力量,配套装备汽车、拖拉机、康拜因和化肥、农药等人力物力财力,在半月内就全部到达边民外逃地区执行“三代”任务,保证了边境生产正常进行和社会安定,避免了国家濒临的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损失。
这年夏秋之交,军委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到新疆检查工作,张仲瀚总结汇报了执行“三代”任务的经验,正式提出建议:在“三代”的基础上,由兵团沿边境建立“边境农场带”以加强防边;同时,兵团以不脱产的民兵形式,建立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上相当于正规军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值班部队”,其特点是:完全生产自给,不支用国家军费,只由国家装备武器,以“民兵”为形式,可以隐蔽力量。这个建议由雷英夫同志转报中央军委后,很快就获得批准并电令兵团于1963年组建一批如上标准的值班部队，要求1964年以后,每年继续扩建这种连队。
也就在这一年,印度在我国边界制造紧张局势,侵占我国领土,这时,兵团已有了一支相当规模的民兵部队,张仲瀚根据中央的指示,及时抽调了一大批民兵和汽车,组成支前部队，有力地支援了中印反击战的斗争。
张仲瀚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把民兵建设与开发边境结合起来,到1965年“文 化 大 革 命”的前夕,兵团已在中苏、中蒙的1300余公里的边境线上，建成了一条劳武结合的包括几十个农场纵深宽达几十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成一条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
这年的7月,周总理到新疆视察工作时,检查了兵团的民兵建设,高兴地指出:“生产兵团现在已经有了一部分主力,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建立第一线部队,既生产,又工作,又能战斗。”总理的这个指示,正是张仲瀚几年来思想上琢磨的问题,于是他把他考虑的兵团今后民兵建设的10年规划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边听边频频点头说:“原则同意,回去后将向主席和中央报告,经中央军委正式批示执行。”
张仲瀚同志顾全大局,着眼点高,勇于接受任务,但从不伸手要条件。每次,当武装干部去北京开会问他有什么吩咐时,他总是叮咛说:“凡军委交给的任务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接受下来,但是不得伸手向国家要钱!”
1962年冬,军委命令新疆生产兵团在1963年组建一批规模较大的值班连队,为接受这个任务,张仲瀚亲自带武装部、计财部的领导等业务干部去军委总参开会，主持会议的是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在汇报中,兵团的有关业务干部忽然提出要求军委补给兵团3000万元。这使张仲瀚大吃一惊,立即严肃的制止他的发言,并明确地向张副总长表示:“坚决按高标准完成这个任务,除武器和专用装备请军委供应外,分文不要国家拨给军费。”
过后张仲瀚严肃地追查此事,为什么未经过他的同意随意向军委要钱。原来,兵团一个分管计划财务的副参谋长知道张仲瀚的这个脾气,悄悄地安排那个业务干部带了一个要求军委拨款的计划,嘱咐这个业务干部在中央开会汇报时,趁张(仲瀚)政委不在场时提出来,但出乎他的意外,张仲瀚偏偏每次会都参加了,这个业务干部考虑回兵团后不好向那位参谋长交待,只好当着张的面,也把要钱的要求提出来了,张对此很生气,回兵团就把这位副参谋长批评了一顿。
王震同志曾多次赞扬说:“张仲瀚同志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从不打个人算盘。”

“多兵种”联合作战

早在鏖战西北战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张仲瀚就看到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及时地提醒全党全军同志:“……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这对于抱有一颗“打到新疆去、建设新疆、保工边疆”的雄心夙愿的张仲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鼓舞和鞭策。
他从踏上新疆这块宝地从事屯垦戍边的第一天起,就非常注重钻研生产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种田,科学管理,按科学办事。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耻下问,虚心向教授、学者、专家、劳动模范请教。
50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又勉励各地干部“要学习土壤学”,这对张仲瀚又是一次思想震动。他带着新疆土壤的特殊性,结合学习“农业八字宪法”,攻研新疆的治水改土难关。他认为新疆干旱,是属于完全灌溉地区,而新疆土壤含盐重,对于新疆地区的农业来说,最根本最主要的斗争任务,是驯服水土的斗争。水土是基础,是第一位的。
因此,如何把有限的水利资源,最经济地加以利用,最大限度地发展耕地,让水成为名副其实的水利，使土壤不断提高肥力,采用先进的灌溉措施,进行完善的综合的士壤改良，战胜盐碱化,保证农业稳定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生产斗争的一个主要课题。
而当时人们习惯的办法是深挖排水渠,以降低地下水位,每隔250~300 米挖一道排水渠,一般2米多深,7~8米宽;有的深3米以上,10多米宽。这样,一个农场有限的土地上，不仅有一个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的灌溉网络,还需要有一个干排为主的排水网络,不仅把地分割得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水沟,到处是涵洞和桥梁,交通很不方便,而且,每万亩排水渠系需占去8%的耕地面积，需开挖土方40~50万立方,投资20~30万元,相当于修建灌溉渠系的6倍。由于排水渠淤积,每年清淤修渠还要耗用大批劳动力,给农场背上沉重的包袱。
张仲瀚每在农场连队检查工作时,面对纵横交织的排水渠道总感沉重不安。他说，“我们这是在干既挨打又受罚的傻事,挖了排水渠就等于给地判了无期徒刑。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兵团的农业是上不去的，甚至在盐碱面前打败仗,当逃兵(指放弃盐渍化严重的耕地)。驯服水土是一场决死战。”他狠狠抓住这一关键,广泛听取专家、技术人员和干部群众的意见,亲自召集农、林、牧、水利等各专业干部座谈,同时组织干部去连队蹲点搞试验,探索对土壤变化发生作用的诸因素及其活动规律,他终于总结出一套综合土壤改良的措施(或叫系统工程),用他的话说是“多兵种联合作战”。这些“兵种”就是:
一、平整土地,这是防止土壤盐碱化,节约用水的首要条件。他要求每灌小畦内土地局部高低差距不得超过5~7公分。这样就可以保证均匀和精量灌溉,保证适时耕作,防止地下水位上升和出现盐碱斑、空白点的问题。张仲瀚把这一条称之为“改善灌溉的基础”,而“改善灌溉技术又是防止土壤次生盐渍化、提高耕作质量贯彻一系列农业技术措施的先决条件”。
二、渠道防渗。他用大量的第一手实验材料证明,兵团各灌区毛引水量约46亿立方,而有效利用系数只达50%,在损失浪费的水中,95%以上是由于渠道渗漏。他总结了莫索湾垦区草泥护面渠道防渗的经验,渠道两侧100米以内地下水位平均下降1.5米,增加灌溉水量1亿方,增灌面积 30万亩。
三、重新规划,改造条田。实行“小田制”,把过去的一个条田600~800亩,改为250亩左右,最大不超过300亩,这样可以减少平地工作量,使播种、灌溉、中耕作业程序严密,同时可加大林带密度,提高防风和生物排水效力。
四、牧草合理轮作。用合理的轮作倒茬代替过去的休闲撩荒，牧草在轮作中的比例一般占总面积的20%~25%(含豆类作物)，以土壤改良为主的地区应在30%以上。他引用南北疆实验的大量事例证明:3年生的苜蓿地每亩可增加土壤含氮量10~15公斤相当用硫铵50~75公斤;可以降低地下水位50厘米以上,减少士壤含盐量1%~2%。
五、农牧结合,实行近田养畜,近田积肥,畜离田近,田离粪近就可大大地缩短饲料供应和肥料运送距离,减轻农场运输压力。一般万亩载畜量可以养马40~50匹,牛200~300头,羊800~1000只,猪800~1000口,禽兔5 000只。如此，就可得到1万吨到1.4万吨的优质厩肥。由于近田养畜,又能得到精粗饲料,多汁饲料和青贮饲料,牲畜体质健壮,繁育率一般比牧区高13%~20%。农牧结合,为农场和生商连队开展多种经营,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创造了良好条件。
六、种植林带和培植林区并举,除防护林带以外,一个生产连队还应划出 100~150 亩种植林、草,可采取 10 米左右林、草间作作为夏季牲畜的活动场所,这对农区发展畜牧业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七、避免用挖排水渠的方法。目前水位已经很高的土地，尽量创造条件,采用暗排;或搞竖井排灌,上排下灌的方法。
八、精耕细作,精量灌溉。驯土的精耕细作主要是:“齐”(播前整地田头地边都要整到)“平”(土地平整)“松”(土壤疏松、防止板结)“碎”(土壤要整细碎)“尽”树枝、草根、杂物要拾尽)“墒”(保墒良好)6个字,缺一不可。同时灌水工作要做细,做到精量灌溉。
1965年他在新疆自治区农业科技工作者会议上作报告专题讲了这个问题,有理论有实践,用大量的数据、丰富的材料和生动的事例,阐述论证他的见解和亲身体会,他形象地比喻这个综合土壤改良的措施好似一剂特效的中药,单吃某一味药是治不好病的，强调它的综合治理作用,他的报告博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赞服。

豁达坦荡的胸怀

信任人，尊重人,关心人,原谅人,团结人,这是张仲瀚在处理社会主义同志之间关系中严以律已,诲以教人的诺言。然而,在“文 化 革 命”中,张仲瀚的这“五个人的精神”却遭到无限上纲的批判,说这是否定阶级斗争,“你也活、我也活、大家都快乐”的修正主义思想。其实,熟悉张仲瀚的历史的人，是深知他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千百战,从严峻的阶级斗争中冲杀出来的。对敌人、汉奸卖国贼狠狠打击,对同志和人民和蔼可亲,是他一贯的突出特点。他说:“团结和胜利二字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同志间、在人民内部,互相信任、互相尊重是基础,关心人是方法,原谅人是风格,而达到团结去夺取斗争和工作的胜利,才是目的。”这就是他其所以具有那种令人十分羡慕而一般人又很难做到的豁达坦荡的胸怀的内心世界。
他为人忠厚,在处理个人与整体关系上，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而毅然维护整体利益,把方便好处让给别人，自己总乐于站在最艰苦困难最危险的位置。
1934年春,那时张他瀚才19岁刚加入共产党不久，由于与曹幼民在沧县泊镇一带开展地下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发觉,秘密逃到北平伯父张吉墉家躲避,不久，与他们在泊镇师范一道开展革命活动的学生李广文、王治华、刘国屏等几位同学也被学校开除逃来北京找他,在这情况十分危险,生活又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冒险奔走设法分散隐蔽,保护同志,把伯母给自己的零用钱分给大家花,偷偷从伯父家拿出衣服食物等帮助他们维持“避难”的处境,直到大家都有了安全投身之处,他才按曹幼民原先的指示,离北平去张家口——察哈尔省伪高等法院院长、伯父张吉墉处谋职,以暂时隐蔽起来,待机活动。
他作风民主,关心体恤下级。漫长的战争年代,行军打仗,他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徒步,甚至亲自给伤病战士牵马带路。
1939年,他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时，自卫军的政治部门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又缺乏调查研究,单凭有的同志的反映,将宣传队的政治指导员陈立划为“托派”分子,准备严肃处决。
陈立是个十七八岁的参军学生,多才多艺,能歌善舞,能写会画,联系群众好,把部队的抗日宣传活动搞得很活跃,行军打仗也表现很好。张仲瀚对政治部的决定持有异议,认为对人的处理要慎重,没有足够的证据不忙作决定,何况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呢!当时张仲瀚虽是司令员,却暂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关系,还处于党外人士地位,政治上不“硬”,对这个问题顶也顶不住,为了挽救同志,他决定承担风险,当晚即把陈立叫到自己的卧室,交给陈力一个紧急任务——去抗大学习。
当时陈立本人什么内情也不知道,还强调宣传队的任务很忙,要求组织先让别人去学习，自己不愿离开部队。张仲瀚便用严厉的口气说:“这已经决定了,不仅是紧急任务,明天天不亮就要起程;而且是秘密任务,不准给任何人讲，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我的命令,你懂吗!?”说罢,张仲瀚随即给了他两元钱大洋作路费,还亲笔给抗大写了一封介绍信,就这样使陈立脱离了险境。
紧张的几十年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岁月过去了，1989年,原在津南自卫军与陈立并肩战斗过的宣传队长史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出差在广州，偶尔遇见了陈立,这时陈立已任广东省旅游局党组书记,史一见大为惊异,不禁珠泪双流地问;“你还在世呀!不是已经死了吗?!”这一问也把陈立弄个莫名其妙,待史骥把当时的情况叙述了一遍时,陈立已是满脸老泪纵横了,他恍然大悟,深深感激地说:“原来张仲瀚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为了党的事业,张仲瀚能任劳任怨,委曲求全,甚至不惜忍厚负重。在处理局部和全局关系时,他总是首先着眼和顾全大局的利益,主动放弃和牺牲自己局部利益。
60年代初，兵团上下传颂着他倡导的“以一百报五十的风格”。即是在处理兵团与地方的关系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兵团与上级领导部门的关系上,我们不要光找人家解决问题,老让别人支援我们。我们应该有“人家给我五十,我给人家报之以一百以至更多”的精神。他把这种风格形象风趣地比喻为“投桃报瓜,最好是报之以又香又甜的大哈密瓜”。
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处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关内自流人员不断涌向新疆,造成社会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张仲瀚召开兵团党委会,说:“我们兵团事业在自治区支持下得到了壮大发展,现在是用到我们的时候了，我们要勒紧裤带,为国家分忧,为自治区分担困难。”
在此思想指导下,做出了兵团放开“口子”,大量接收安置关内自流人员的决定。当时,有些干部思想不通,认为兵团自己生活就够困苦的了，还接收自流人员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
张仲瀚反复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说:“我们兵团虽然也有困难,但我们的农场、连队条件总比地方、公社好一点吧,总不至于饿死人吧,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置之不理,让这些人流落社会待业、待拯,饿病乞讨,将会给自治区的社会治安、人民生活造成多大困难,为国家产生多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啊!而且，从兵团存在的使命和作用来说,国家有事、人民困难之时,我们兵团不挺身而出,兵团的存在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说得大家心悦诚服,发自内心深深钦佩张政委处事的博大胸怀和深的眼光。
就在这几年,兵团主动接收安置自流人员20多万人，不仅为当时稳定社会、克服自治区经济困难发生了积极作用,而且加强了兵团与关内各省市的联系、团结、合作,壮大充实了兵团队伍,为今后兵团事业的发展积蓄了一大批人才和力量。
张仲瀚同志的这种把自己和祖国、民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我精神,正是他那个一贯倡导的信任、尊重、关心、原谅、团结人的“五个人”的精神的光大和发扬。

出使越南

1958年夏,我国应越南政府的要求,派代表团去越南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展览会”。国务院决定由张仲瀚任代表团团长，这是我国在国外举办的第一个农业(农垦)为主要内容的展览会，张仲瀚深知其意义和责任的重大,对筹备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抓得很认真细致,反复研究才予定案。
他要求所有展品都必须有中肯、准确的文字说明,“要充分表达兵团'三个队’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充分展示农垦创业的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
一次,在对展品进行检查时,他一眼就发现了石河子新城规划模型向东有条路与规划不符,随即指示要求改正,并强调:“成型的石河子城公路、铁路、航空站,一定要与石河子将成为广纳世界来客的一流城镇相得体,建城是千年大业,我们一定要使我们的后代感到他们的前辈有远见,和我们一样地热爱边疆,比我们建设得更好。”
11月25日,张仲瀚率代表团7人和工作人员23人到达河内。
12月7日,展览馆在河内巴亭广场隆重开幕,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参加并剪彩。展览会室内展厅分序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公社、热带作物、密山垦区、电影6个部分,共有各种版面、模型电动图表、农副产品标本、实物共490种2290件,室外部分则有东方红拖拉机、各种农牧业生产、加工铁木质机具、各种优质品种大小畜、禽、蛋等等。室内外展出面积共3700平方米,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占面积约50%,整个内容按越南要求突出军垦业绩和经验交流。
12月8日,胡志明主席参观了展览会,张仲瀚向胡志明主席赠送了展览纪念章和纪念品,胡主席对每个展厅都很感兴趣,边看边问,频频点头称赞:“好!好!”即兴题词:“农业共产化,便是太平时”。之后,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合影留念。
这期间,张仲瀚与越南政府各部和军队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会谈,应邀作报告或举行招待会,以简洁欢快的语言,介绍中国军垦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以满腔的热情和兄弟的情谊提出希望说:“我有幸领略了你们伟大祖国的秀丽景色,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你们对我国的'寓兵于农’很感兴趣,但是要想'寓兵于农’就得有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要有地方，又不能采取反动派的办法把农民赶走,而是应按照人民军队的宗旨,到人烟稀少的荒漠、滩涂去开荒造田,有了耕地,就能出产品,就可以养兵藏兵。我相信,你们军队转业生产的成就,不要很久，就会超过这个展览会展出的水平。”张仲瀚同志每场讲话,都总是把大家讲得热乎乎的，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充满信心的欢声笑语。
1959年1月8日,中越双方举行了由中方将全部展品赠送给越南的交接仪式,越方接收后把展期延至1月19日闭幕。一共40多天的展览,吸引着越南各地各界的代表、官兵云集河内，参观人数约33万余人(次)。河内展览闭幕后,越方又将展品分南北两路巡回在7个地区展出32天,供近百万人(次)参观,震动很大。
越南人民军后勤的一个刊物专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观感》专栏，连载武元甲、邓金江、阮玉明等访问新疆的撰文《来自天山的战友》、《美好的春天到了》《有志竟成》等,称赞新疆生产兵团是“伟大的奇迹”“英雄的诗篇”,为他们“不远万里送来了既生产又战斗的宝贵礼品和经验”。人民军总部在全军开展了“新疆日”和“兵团劳动周”活动,有的部队还为欢迎中国代表团举办了“学习兵团成绩展览会”。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向中国代表团献礼的劳动竞赛,欢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这次张仲瀚率代表团在越南举办的展览会,极大地激发和动员了越军部队参加生产建设的热潮,到1959年夏,越南已转业3万多官兵,在驻区、边远地区办起了32个农场、7个渔场,开荒4240公顷,种植2850公顷。为了加快发展越南军垦事业,按越方要求,我国农垦部决定于1959年6月由新疆生产兵团组织一个“中国农垦援越考察组”,于7月下旬去越南工作。

再使越南

1960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决定由张仲瀚同志率代表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军垦援越会谈,越方代表团团长陈子平,双方于3月28日签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设8个农场和一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议定书》(简称《3•28议定书》)。
1961年2月11日,张仲瀚应越南政府的邀请率中国农垦代表团再次访越,到达河内。当天下午3时,胡志明主席就亲自到代表团住地看望他的老朋友张仲瀚,相互热烈拥抱,问寒问暖,气氛十分亲切。
2月12日,张仲瀚及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式与越南国营农场部部长陈友翼会晤,商谈工作计划。16日上午,张仲瀚以中国越南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农垦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陈友翼部长邓金江少将的陪同下,访问了河内中越友谊生产合作社,向社员们祝贺春节,并向社员代表赠送了中越友好纪念章等礼品,盛赞越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壮举。
为了了解双方对《3•28议定书》的执行情况和检查中国农垦援越工作组的工作,张仲瀚等于2月19日至3月15日,访间参观了海防、木州、永灵等23个省市、12个农场、3个工厂。到宜安时还拜访了胡志明的旧居。在同交农场,张仲瀚、邓金江和一位苏联专家代表,共同栽了三株“越中苏团结咖啡树”,共祝三国友谊长青。
这次访越,由于我国事先了解了越南政府当时对农垦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过急情绪,分析会谈中双方意向可能出现大的差距,出国前,陈毅副总理给张仲瀚当面指示:“保证履约(指《3•28议定书》),不打退票,不超协议,多讲农业和粮食问题。”
为了圆满完成这次出使任务,张仲瀚注重了现场调查研究,在各种场合讲话中,着重强调开发荒地、滩涂,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节约办场,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在两国代表团正式谈判中,张仲瀚引用胡志明主席的“食足兵强”的论断说:“对于越南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再没有别的东西比粮食更重要、更现实的了,吃饭第一的原则不能忽视。”
他联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业和发展的亲身体会说:“我们两国人民是如此亲密的兄弟,我们遭到过的困难,衷心希望你们不再遭到同样的境遇,因此,我们建议:在计划上把农业和其他建设事业的关系摆对，在农业中,又要把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关系摆对，在经济作物中,又要把生活必需的(如油料、纤维、橡胶等)和消耗性的(如茶叶、咖啡、柑桔等)作物的关系摆对。在工作上,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争取粮食增产;在思想上,深人教育群众,普遍发动群众,掀起夺取粮食的(像打奠边府那样的)伟大战役,争取就在今年达到粮食自给有余,这样就会使一切生产建设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他出于对越南国情的了解较深,在访问和会谈过程中,坚决执行了陈毅副总理的指示,维护了中越友好的大局,紧紧抓住从实际出发,如何执行好《3•28议定书》这一中心,从而使双方在新的谅解基础上,达成协议,达到了预期目的。3月19日,张仲瀚率代表团回国,陈毅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用“效果很圆满,增进了中越两国的友谊和团结”两句话,高度评价了张仲瀚两次出使越南的成功

随周总理去广州

1962年,正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处于极其困难的时刻,当时全国有17个省1亿多人口闹春荒,国内粮食不够，食油、副食和布匹都很缺乏,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了领导国家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作出把我国 1/3 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的战略设想。
2月中旬的一天,张仲瀚突然接到国家农垦部转来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指示,叫他立即赶到北京,以便第二天随总理去广州,并说总理要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和他谈话。去广州是什么任务呢?总理要谈什么问题呢?电话中没有说,这使他毫无思想准备,既没有带随员、也没有带资料,只身匆促地于当天下午赶到了北京。
次日,在西郊机场随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上飞机时,总理告诉他:中央军委为了贯彻执行把1/3的军队改为生产部队这一战略措施,正在广州开全军编制会议,特邀他来“传经送宝”,交流新疆部队转业参加生产、屯垦戍边的经验。
“啊?原来一个重大的部署正在总理的运筹指挥下进行着!”张仲瀚感到无限欢欣和振奋,然而,又蓦地心情沉重起来。欢欣振奋的是新疆百万军垦战士用汗水换来的点滴经验,能让总理亲笔描绘进宏伟的蓝图,化为国家巨大的财富,将是多么巨大的白慰和幸福啊!而感到沉重的则是空手而来,虽然兵团的情况自己心中有数,但总理和全军编制会议上要求的决不是“大概”,也不是“基本准确”,而是作为借鉴或决策依据的精确数据、具体措施和行之有效的经验啊!“我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达到总理的要求呢?”
在飞机上,张仲瀚坐在总理的对面,总理笑着说:“你比以前胖多了!”张仲瀚因为和总理开会、汇报接触比较多,并不感到拘束打趣地说:“可能一方面在新疆多吃了点'手抓羊肉’,另一方面也许我的官僚主义有发展。”总理大笑起来说:“倒不一定发胖的人都是官僚主义者,不过新疆吃羊肉太方便,还是克制一点好。"
说笑了一阵后,总理把话转入正题说““你们(兵团)在全国是使用农业机械比较多、比较早的,现在有多少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了?”
张仲瀚说:“现在有7000多标准台拖拉机,2000多台联合收割机。”
总理问:“你们对农业机械的操作规程,在前几年是否破坏了?”
“没有,我们是一直按操作规程办,并用它训练机务人员的。张仲瀚回答。
总理点头表示赞许:“这很对,在政治上苏联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但是在科学技术上还是比我们先进些。已经行之有效的东西,或者我们还没有新的东西超过它,就不要乱改。”
接着总理问了新疆生产兵团的生产管理、经济核算、政治思想工作、民兵建设、兵团与地方关系、民族团结等情况。转瞬3个小时的航程已到了广州,总理仍兴致勃勃,眼睛炯炯有神,约定张仲瀚在广州会议期间再详谈。张仲瀚充分理解,总理是在用他亲手培养的一个特殊兵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实践,在充实和丰富一个更为宏伟的战略计划。张仲瀚暗暗地要求自己，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决不辜负总理对自己的希望。

传经送宝

广州2月的天气,和新疆截然不同。张仲瀚从乌鲁木齐上飞机时,还是穿的皮大衣、毛靴,来到这里下飞机时,却是百花争艳,有如新疆的仲夏天气了,珠江宾馆装点得红旗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军编制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军委总参谋部罗瑞卿总参谋长主持这次会议,出席的有林彪、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元帅和各大军区、军种、兵种的司令员,各总部的负责人以及军、师、团、营、连的代表共158人。
张仲瀚就住在靠近总理住处的一座小楼里,他没有参加全部会议,只是按总理指示去会议上作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报告,他满怀激情地向军委领导和与会同志全面介绍了新疆生产兵团的历史和现状:
从一兵团二、六两军随王震将军进军新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大生产运动,艰苦创业讲到建设正规化的国营农场;从执行“积极发展,慎重稳进”的方针讲到兵团内部的几次思想斗争和兵团事业的几起几落;从以农业为基础讲到工农商学兵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从部队集体转业,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工作制度到保持“三个队”的性质和任务;从兵团与地方相互主动支援到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兵团事业的发展……
报告整整持续了4个小时，会场不时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报告结束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领导满意地纷纷向他挥手致意,甚至紧紧握手、拥抱以示祝贺和感谢，罗瑞卿走过去握着他的手拼命地摇,连声称赞说:“讲得好,你这场报告,使大家美美地吃了一块'大肥肉’,真够解馋的啊!”
会议期间,总理忙着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引导会议步步深入，同时,还几乎每天晚上拿出一定的时间找张仲瀚详谈,口问笔录问得更具体更详细了。为了向总理提供准确的数据和资料,有时还得事先打长途电话回家,向有关业务部门问清楚情况,查清数字分析材料的科学性、可靠性,而后再向总理一一汇报。最后,总理叫他提供一个每开荒万亩地建设农场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概算。有如一位熟练的厨师列出一席美餐菜谱材料开支一样,他驾轻就熟地亲笔写算,一个通宵就精细、准确地拿出了一本投资,材料。设备、人员编制和效益具体详尽的“四笔账”,总理看后满意地问:“按照这种布局,何时能达到人粮、种籽、饲料自给?’
张仲瀚答:“如第一年开荒播5000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占70%,即3 500亩,每亩单产以60 公斤计,可收21万公斤粮食,以人粮 7.5 万公斤、种籽5万公斤、饲料5万公斤计算三留,则第一年即可自给有余;倘因自然灾害或管理不善,按上述单产歉收一半,也可自给70%,但投人生产的第二年无论如何必须达到自给有余。”他胸有成竹回答流利准确,像一部电子计算机一样。
“何时能做到生产有利润呢?"总理又间。
“如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农、林、牧、副、渔相结合,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非常重视经济核算,历行节约,降低成本,就可以得到好的生产率,则当年投入生产,当年即可获得利润。”张仲瀚回答。
总理细致地看了看张仲瀚算的那笔投资账:场内外水利建设投资60万元,开荒投资12万元,房建投资5万元,造林3万元;道路1.2万元,农机农具20万元,运输工具(包括汽车、拖车、大车)2万元,耕畜种畜2.5万元,通讯设备1.1万元,共约106.8万元,随即问道:“何时才能将国家投资赚回来呢?”
张仲瀚回答:“以目前我们兵团中等偏上水平的农场为例,每万亩种植面积,加上相应的副业生产,综合经营,每年可获利润5~10万元;经营较好的农场,每年可获利润10~15 万元;依此计算,新开荒建农场,10年左右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总理面带笑容,静静地倾听着张仲瀚的回答,连连点头,有时还说一两句满意或赞同的话,这使张仲瀚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快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向人叙述这种感受时说:“这种感觉大概只有小学生答对了考题,得到了严师无言的赞许时才会偶然出现的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