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論》筆記：是可忍，孰不可忍

雄鹰于飞

一

“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一个成语，《汉语成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1972年·北京版）解释：“如果这个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意思是决不能容忍。”

这个成语的出处在《论语·八佾》：

3.1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对于这个章句，自古以来，《论语》的注疏家，就多作如上解释，比如南朝齐梁间人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

云“孔子谓季氏”者，“谓”者评论之辞也。云“八佾舞于庭”者，此是孔子所讥之事也。云“是可忍也”者，“是”犹此也；此，此舞八佾之事也。“忍”犹容耐也，“孰”谁也。孔子曰：此八佾之舞若可容忍者也，若此僭可忍，则天下为恶谁复不可忍也。

再如北宋邢昺《論語注疏》：

桓子用此八佾舞於家庙之庭，故孔子评论而讥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此孔子所讥之语也。人之僭礼，皆当罪责，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难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谁不可忍也？”

然则，古人也并不都做这样解释的，比如朱熹，他在《论语集注》中说：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

为什么有此分歧呢？关键盖在于对“忍”字的解释的不同及其由此引起的对“忍”的行为主体的认定的不同。

“忍”字在古汉语其基本词义有二：一是忍心、狠心；二是容忍、忍耐。

在《論語》，“忍”字一共出现3次，除本章句2次，余一次出现在《衞靈公》篇：

15.27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历来注释者解此“忍”作“容忍、忍耐”无异。

而于本章句，如皇侃、邢昺及清刘宝楠诸公亦都释作“容忍、忍耐”，而朱子在《论语集注》独释以“忍心、狠心”。自然，对于“忍”的行为主体，朱子认定就是本章句中的“季氏”，而皇氏等不认此“季氏”，所指“季氏”之外的谁谁。

二

按理，像本章句这样的话，无论是说的孔子，记的弟子，还是相与辑而论纂而将其入于《论语》的门人，毋庸置疑应该都是明确其意并且只此一意的。他们又不是布置数学作业，让包括两千多年以后的我们在内的学生子都解解方程题，解的结果是得二解甚或多解。

然则孔子及其门弟子的“一意”到底是哪一个呢？就是成语的意思吗？是皇氏等人的注释对？还是朱熹《论语集注》的解读是？

窃意，这个“一意”应该向《论语》文本中去求索，文本本身也完全足以提供标准答案。

敢以现代汉语语法学之句法进行分析：

3.1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1、全章句为一个主+谓+双宾语句式。“孔子”主语；“谓”谓语；“季氏”宾语1，为谓语“谓”的对象；“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全句为宾语2，是谓语“谓”的内容。

2、宾语2“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一个由两个单句结构成的因果关系复句。前边偏句提出已经发生的状况，后边正句推断应该如此的结果，为推论因果。复句的行为是“忍”，行为主体系宾语1“季氏”，“忍”作“忍心、狠心”解。

3、 “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 是一个单句，是一个双主语句。其中的“是”是指示代词，指代“八佾舞於庭”一事。所以，“八佾舞於庭”以主谓句而名词化，与“是”俱作主语。“可”是能愿动词，与动词“忍”联合，构成能愿合成谓语。“也”，句中语气助词，表示停顿，引起下句，且有强调作用。

4、“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为反问句。“孰”，疑问代词，哪个。对应于前面的指示代词“是”的指代事，“孰”亦疑代事而非人，故不可以作疑代人的“谁”解。

5、综上，本章句试以现代汉语翻译，则为：孔子评论季氏，说：“八佾舞於庭这事都可以忍心做，还有哪个事不可以忍心做呢？”可以想见说话时孔子的平静而冷峻。

三

可以反证。

如若此“忍”字不应作“忍心、狠心”解，而当作“容忍、忍耐”，则其行为主体必不可以是“季氏”。

然则其行为主体是文本里显然明示的“孔子”吗？是隐含在“八佾舞於庭”史实里的“鲁昭公”抑或所谓的“大夫”？甚或是站在“八佾”以及“禘”等礼仪制度背后的礼制精神和社会正义？下面逐个看看。

1、孔子

如所周知，孔子不仅是当时社会顶级的礼家，也是西周社会和周礼无与伦比的忠实拥趸，更是以禮之与仁为归旨的儒家的开创者，他对于任何违礼僭越的现象与人物当然都深恶而痛绝，并且奔走呼号。所以，一部《論語》记录孔子对于僭越违礼尤其如“季氏”者口诛的章句甚夥，但似乎都没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激越与决绝。最严重的一次应该是对于 “陳成子弒簡公”事件的，虽然发生在齐不在鲁，但孔子说过：“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6.22）

14.21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老人家开始严肃认真得一本正经，最后在现实面前碰了两鼻子灰，虽然无奈却很平静。对于一个手头没有充分而必要的资源、条件的人，激越与决绝甚而至于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是不成熟和不理智的。激越与决绝不是孔子为人的性格，也不是孔子行事的作风，所以后学如孟子才会说：“仲尼不为已甚者。”（《孟子·离娄下》）。

关键是孔子当时也根本没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行为表现啊。假如他当时所说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现在的成语的意思的话，则他老人家要怎样交代自己说过的话？又怎么面对自己的学生？

2.13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2、鲁昭公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將褅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

这就是“八佾舞於庭”相关的史实。“將褅於襄公”的行为主体是昭公，“襄公”是昭公的先父。

《春秋左传正义》，杜预注：“禘，祭也。万，舞也。於礼，公当三十六人。”孔颖达疏：“季氏私祭家庙，与禘同日，言将禘，是豫部分也。乐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万者唯有二人，其众万於季氏，轻公重己，故大夫遂怨。”

诚然，鲁昭公是“季氏”“八佾舞於庭”一事的欺侮对象，孔子有为他仗义执言的理由，同时孔子也有卫护他的情感和实证。

《孔子家語·本姓解》：“（孔子）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

《論語·述而》7.30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但孔子完全没有支持和包庇昭公“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冲动的理由。

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宋国的樂祁在当年春就对宋元夫人曹氏、本鲁国的子家懿伯在”九月戊戌伐季氏”发动前对昭公本人，都曾做过类似的分析：

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懿伯曰：“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

昭公固然听不见樂祁的话，但也根本不听懿伯的劝告，贸然以伐季氏，结果为三桓所败，流亡国外，7年后客死他乡。

以孔子之仁而且圣，若与其事，事先不必赞同，而事后必不刻意卫护昭公的“小不忍則亂大謀” （15.27）以至于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事实上，根据《春秋左传》，当季氏“八佾舞於庭”的时候，鲁昭公本人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极度反应。不但没有极度反应，而且处事还相当审慎。而据《史記·孔子世家》“昭公率師擊平子”的原因则是因为“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鬥雞故得罪魯昭公”。 真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3、“大夫”

根据《春秋左传》以及《史記·魯周公世家》，昭公的“率師擊平子”实际是因为个别“大夫”的经营与激动。尤其季公亥：

“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

“公為”是昭公的儿子，加上昭公的另外两个儿子，前前后后，经几次，终于说动昭公，《史記·孔子世家》之“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鬥雞故得罪魯昭公”当然只是作为“昭公率師擊平子”的一个借口。而这些个别的“大夫”，他们的经营与激动根本不是出于对季氏”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礼制精神与君臣大义，一个个都是因为与季氏有个人积怨，是为了发泄私愤。子家懿伯在昭公向他征询意见的当时就指出他们这是“讒人以君徼幸”。难道仁圣如孔子，就识不破这些“讒人”，还在强烈为他们“以君徼幸”、“ 陷君於難”的行为表示赞同、支持与声援吗？

4、礼制精神和社会正义

孔子是代社会正义发声吗？且看当时：

《禮記·祭統》：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从中可知，包括“褅”、“八佾”的那些是周天子的专利，周公旦以天子之臣与鲁国始封之祖，本不得有此礼遇，但由于他在武王死后曾经摄天子以相成王，“有勳勞於天下”，所以才被特许享用。但作为鲁国的君主，无论昭公的父亲襄公，还是三桓的祖上桓公，都没有享用的资格，否则就是顶级的违礼僭越。

《春秋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

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说明，在当时的鲁国，至少有两点：

一、僭越违礼的，非止“季氏”，连魯昭公都是，可见非常普遍；

二、久僭而不自知，可见已经习惯成自然。

这就是所谓的“礼坏乐崩”以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样的社会现实，还有礼制精神和社会正义吗？试想孔子，以一介寒士，他能以 “是可忍，孰不可忍” 相号召，毅然决然为礼制代言，替社会发声吗？即便能，终究会不会汇成洪流托起礼制精神和社会正义？

四

但是，中华民族的礼制精神和社会正义是存在的。

人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不错的，至迟从夏朝起，中华民族就已经构建了礼制体系，自此因袭損益，绵延不绝。孔子说“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丗，可知也。”（ 2.23）虽然，中华民族的礼制精神和社会正义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时强时弱，或隐或现，有时甚至不绝如缕，但她始终写在中华民族的典籍中，装在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良心里。这大概就是从孔子“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平静而冷峻，走到成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激越与决绝，并且定格、放大的历程。

（图片引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