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洋：我经历了落实政策的工作

王金玉

苏振洋，一中队三区队十二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事局退休。 回眸往事：（节录） 我经历了落实政策的工作 苏振洋 1977年春，我所在的天津航道局和全国一样，也开始了落实政策工作。可能是看我刚从部队回来，未受地方派性影响的缘故，被局政治部安排到了局“落实政策办公室”。“落办”是临时机构，同时抽调的还有其它单位十多人，大家各有分工，有的审看案巻，有的跑外调或做善后工作。 （一）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天航局的文革也经历了造反夺权、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自然有不少人受到了迫害。抽调我们就是对受害人的案件进行复查，该平反的平反、该善后的善后。局政治部牵头，组织处、保卫处领导把关，我们审阅案卷提出复查意见。 学习政策后我接手了第一个案卷。当事人范*原是局属第三工程处挖泥船上一名技术干部（二副），因其“反动日记”被局革委会打成现形反革命、遣送原籍监督改造。这是我头一次审查案卷，不敢马虎，特别是那本定罪的日记，从头到尾翻看了好几遍。原想里面一定有不少反动言论，可翻来看去却始终找不到“过硬”证据。处理决定中例举的所谓“证据”，不过是一些牢骚和落后言论而已，离“反动”还差老大火候呢！可当时对他干嘛要上那么高的纲，非要打成反革命不可呢？我分析了当时的政治背景：一是人们的思想普遍很左，对上级不敬、或对组织说些过头错话就被视为大逆不道，习惯上纲上线。二是当时两派群众虽然实现了联合、并成立了局革委会，但人们还有派性。老范是“站错队”的人，在群众中又有积怨，出点事自然要拿他是问。种种可以说清的原因和说不清的原因最终让他撞在了枪口上。 我打听了老范的惨景：开除公职，老婆离婚，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押回农村原籍监督改造。乡亲们对他再也没有了笑脸，有的是冷漠的目光和冰冷的喝斥；就连小孩儿也要在监督劳动时追着向他脑袋砍石头…… 我震憾了！这不公平，老范冤那！不平则鸣。我写出了详细的复查报告，全面分析了日记内容，申述了落后言论不够反革命罪的理由，并提出了平反的建议。 原以为查清楚了冤案会得好评，没想一上会就被保卫处领导否决了，说我是一风吹，过于草率。并当场要我把卷宗交给他人重审，还要自己放下手头工作跑外勤、搞外调。我虽不服，却也无奈。好在那时自己年青好动，到也乐意干些跑腿儿的事。于是配合他人跑了山东、河北、辽宁许多地方，依靠当地组织找知情人写证明材料，盖单位公章。二个多月虽说辛苦，却也享受了一些乐趣。 当年10月，局党委调整了落实政策机构，“落办”也换了新领导，办事人有去有留；我被告知坐下来继续审卷。 当我再次接过范*案卷的时候更谨慎了。重新审看了原先的定案依据和日记中的关键内容，又精心修改了自己写过的复查报告。我对上会讨论做了充分准备，本打算在会上做一番激烈争辨，没成想上会念过复查报告后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新上任的“落办”主任当场拍扳，同意自己为范*平反昭雪、恢复工作的审查建议。而事先精心准备的辨驳理由却一点没用上！意外之中不尽感叹，到底是换了领导哇。 按程序，“落办”提出结论意见并和局领导通气后要先将起草的“平反意见”寄给本人签字同意，而后局党委再批准发文平反；善后工作随之启动。后面的事不归我管，寄出“平反意见”后我就接手了别的案卷。 后来做善后工作的同志特意向我说了三件事，我十分感慨：一是老范签过字的“平反意见”上沾有明显泪痕；二是“落办”主任王**和老范谈话时称赞了我，说我是“拍案而起，不平则鸣”；三是老范回局工作后坚持要见我一面。我有些激动和欣慰，因为这让我重新看到了自身价值并被人欣赏。但我明白，没有中央的好政策和局党委调整“落办”的决定，我就是再不平也无济于事。并且他们欣赏的也并非仅仅是我个人，真正欣赏的还是世间的正直和善良，只有受过诬陷迫害的人才最看重世间的人情冷暖！ （二） 本局一些老职工在解放前曾参加过“安青帮”等帮会组织；还有人被集体拉入过三青团和国民党。这些老海河工就是普通工人，解放后人事部门对他们的使用也没任何政策上的说法。但在文革夺权时档案扩散，他们的“历史问题”曝了光，以致后来清理阶级队伍被群众揪出来关进了“牛棚”。我接手过一个老工人的申诉，名字叫李**，他说自已历史上并没干过坏事，可在文革中居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复批斗。看他档案，原来是有人揭发他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但因组织上没有结论成了悬案。为搞清这个疑问，我用了一天时间特意跑到李七庄查阅了敌伪档案，果然在区党部的党员名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经进一步细致了解，原来是解放前夕各区党部的人为向上邀功，用拉夫的办法从海河工中集体发展了一批国民党。被发展的人，有的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有的人只打个招乎就拉进来稀里糊涂地成了国民党员。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都知道这段历史，谁也没当多大事儿，但年轻人不同，文革时都恨不得抓几个反革命立功，逮住这事儿岂能放过？ 他的情况有代表性，定历史反革命肯定冤，他们既没有反动罪行，又不够相应身份的标准。定历史反革命那得是内战中连长以上的军警人员或地方保长以上的人才够格呢！彻底平反？似乎也有不妥，毕竟区党部的名单中有他一号。还挂着？更不好，以后运动（当时不知道以后不搞运动了）他还得因这事受冲击。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做个恰当的组织结论好些。于是我建议做“一般历史问题”结论。这一建议获得了领导肯定和当事人理解。后来遇到类似问题我们都这样办理，只不过有的定“一般历史问题”、有的定“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个别人定“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等等。我还遇到过一个叫张*的受害人，59年反右倾时发表了些不合时宜的言论，虽没受过组织处理，但档案里却放置了一个“内定右倾、控制使用”的登记表。为此他在单位长期遭受政治歧视，晋级调资等事儿总也挨不上边儿，要命的是调哪儿都被边缘化，“内控”多年自己还蒙在鼓里。一直到落实政策才知道了内情，可一生的宝贵时光已经逝去。在他的档案中既没可供平反的“处理决定”文件，又无经济补偿的善后由头。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那张害人的登记表从档案中抽出销毁。可这对即将退休的当事人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是典型的雨后送伞。可我们无奈，只能深表同情。而受害人则是有苦说不出，白白当了这么多年的冤大头 ……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印象深刻：随着工作深入，我又接手了三个打成“右派”的申诉案子。三人都是老知识分子，一人已经辞世，另二人有一个定成“极右”。当时我认为自己的思想已经很解放了，不再对“反右”运动中的一些“右倾言论”视为罪行依据。故对其中的二人提出了“予以改正”的平反建议。至于定为“极右”的翁**，则觉着他的言论实在过火，故建议去掉“极”字，仍定“右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摘帽”对待。因是“极右”案例，局里按程序上报给市委工交部审批，但工交部审查后认为对翁*的结论还是有点偏重，建议再次复查。案卷打回后自己仍然坚持原有意见，并再次申明了具体理由。本来我觉得自已表述的个人意见仅供上级参考，如果上级还想“予以改正”的话就直接改好了。没承想工交部为这事竟专门把我请去，除当面听取自己意见外又耐心对自己进行了开导。直到自己心悦诚服、完全同意“予以改正”为止。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市委就是市委，不仅政策水平高，工作程序的严谨也令自己叹服。 （三） 从77年7月到79年9月，我在局“落办”干了二年多，经手复查了很多案卷。当事人都是57年后历次运动的受害者：既有干部工人，也有技术人员。许多案卷都是反复审查反复结论：初始大多留一“尾巴”，即“本人有错，处理偏重”；后来把“尾巴”割去半截儿，变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再后来才是把“尾巴”连根砍掉，变成“平反冤案，恢复待遇”。这也难怪，当时大家的政策理念和思想认识都有个逐步解放的过程，三番五次改变结论也属自然。 79年初，市委组织部从各局调人抽查全市落实政策情况，我被抽调并进驻了市委某系统。我们听汇报，看案卷材料，还要接待当事人来访。天天听申诉意见、作谈话记录、写相关材料、报情况信息。那些日子我听到或看到了不少冤假错案，亲眼目睹了派性整人的残酷。没错儿，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本意是让干部接受群众教育，永不脱离人民；但大规模的运动风暴却把人们卷进了一个个争斗的旋窝：为政治、为权势、为是非、为私利……无尽无休。争斗的旋窝搅动起社会沉渣，就像打开了人们心灵中的潘多拉盒子，把人性中的自私、怪涙和残暴统统释放了出来。一些人泯灭良知，无情打击和自己对立的人，其目的和手段远远超出了“文革”本意。一些人善于抓住每次运动机会，跟据不同的政治气候给对方罗织不同的罪名：造反有理时攻击对方是“走资派”和“保皇狗”；清理阶级队伍又诬陷对方是“阶级异已分子”；批邓时说对方是“右倾翻案黑势力”；最后搞揭批查了，又想方设法把“三种人”的帽子扣到对方头上。这些邪恶如同张牙舞爪的魔鬼，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同时又反过来加重了“文革”的罪名…… (四) 79年8月底，局“落办”解散，人员各回原单位。我待分配，干部处于首元处长有意安排我去作党委秘书工作，并征求我的意见，经慎重考虑，我答应了下来。自此结束了历时二年多的落实政策工作，进入了新的工作单位。（注）本文摘自“回眸往事”《我在**局的岁月》第一部第三节，原标题：“心灵救赎”。此次有删改，仅供参考。 回眸往事 难忘的慰问 （苏振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天津航道局所属的航标测量处从海军接管北海干线航标后组织机构日趋健全，人员定编及各项制度逐步完善。85年经过文革后的第一次整党，处党委一班人端正了业务指导思想，破除了“看滩守业”的无所作为观念，树立了“积极进取”和“以人为本的”的工作理念。为给一线职工送上温暖，处党委于1986年元月，组织机关干部对身处北方海区海岛的一线航标工开展了一次慰问活动。 我那时在航测处政治处主持工作。为掌控海岛一线航标工的思想状况，我们通过听汇报、组织座谈和下基层问卷的方法对建处接标以来一线航标工的思想动态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和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全处所属的1000余名航标工分散在辽宁、山东、河北及天津沿海的几十座海岛上。他们终日与灯塔为伴。绝大多数人感觉工作枯燥、生活单调。由海军划归我处前他们在海岛服兵役，再苦也有个复员回家的盼头。如今变身航标工人，退休前则要长期驻岛。艰苦、孤独、思念家人的苦闷开始日夜折磨他们。预测今后，随着驻岛时间的不断延长，躁动不安，脱离海岛的欲念将会越来越强烈。 航标工是航测事业的本钱，保证驻岛航标工的思想稳定已经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处党委多次沟通务虚，最终形成了三点共识: 一是利用社会媒体宣传航标工的奉献事迹引发社会关注；二是对坚守海岛的一线航标工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慰问活动；三是努力向上级反映航标工的实际情况，争取提高一线职工的福利待遇。1986年元旦后，随着一声汽笛鸣叫，由处长亲自带队、副处长和机关各科室派员参加的慰问组乘坐处属大型航标船B__12轮缓缓驶离了天津港码头，冒着刺骨寒风，昂首驶向了大海深处。 按党委要求，出发前政治处由我出面邀请了交通报、天津日报、天津支部生活社的四名记者跟随采访，我们一起参加了整个慰问行程。此外，航道局机关也派出了两名干部随行。 B——12轮是一艘大型航标船，吨位大、抗风能力强，平时的任务是起吊和维护港口航道的浮标。这次出海除按计划维护北方各港浮标外同时充当了慰问组的交通工具。慰问行程由副处长辛**具体主持，从天津港出发，经天津航标区之大沽灯塔、曹妃甸灯塔；大连航标区之黄白嘴灯塔、园岛灯塔、长海航标站；烟台航标区之猴叽岛灯塔、崆峒岛灯塔、威海航标站；青岛航标区之大竹山岛灯塔、千里岩岛灯塔、朝连岛灯塔等一线塔台站，总航程三千多海里。慰问组是走一路慰一路，过一处问一处；记者是走一路看一路，停一站访一站。 不看不知道，看了现场才真正感受到航标工的艰辛。 慰问第一站是天津的大沽灯塔。这座挺立在天津大沽口指引船只进出天津港的灯塔就象一尊插在海上等待发射的火箭，孤伶伶地耸立在万顷波涛之中。周围海水一望无际，没有陆地，没有码头。B__12轮无法靠傍，大家就乘坐塔上的专用吊笼分批吊入塔内。守塔的六名职工早已站在瞭望台上迎候多时，见面寒暄并握手后王**处长向他们转达了局处党委的问候，并送上了节日慰问品。六位职工分住几层圆柱型的斗室之内，推门开窗就是大海，上下攀爬12层旋梯是每天活动身体的唯一方式。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维护柴油发电机，检查擦试灯笼，保证灯塔准时发光；既枯燥又重复。航标工虽说按季轮换，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困守在这四面环水的圆筒中实在憋屈，孤独和思念家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黄白嘴灯塔是大连伸向海面顶端的触角，成百上千的船只进出大连港都要靠它定位导航。1985年8月的一个夜晚，一场特大风暴袭来，白花花的浪涛扑天盖地砸向了这个弹丸之地。风力最大时浪涛竟然高达二十多米！门窗吹开了、摇晃中不但撞碎了玻璃，连窗框都被刮掉摔在了地上。存储的柴油桶在海风的吹动下骨碌碌地满地打滚。更要命的是此时大连的市电又突然停电！塔上的灯光顿时熄灭。天这么黑，浪这么大，急于进港避风的船只失去了导航目标，后果不堪设想。守塔的四个航标工急眼了。他们不顾夜黑风大，冲出宿舍，手拉手地艰难前行在山间小路上。呼啸的海风吹得人站立不稳，四人索性匍匐在地、硬是一步一捱地爬到了灯塔机房，及时启动了柴油发电机。灯塔终于又发了耀眼的光柱。 相似情况，烟台航标区的大竹山岛灯塔也经历过，我们登上大竹山岛慰问时想让灯塔主任李宗民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形，不想小李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刮风时灯塔灭了，我们赶到机房发现刮坏了一根电缆，重新接上灯就亮了”。淡定的表情和轻松的语气，就像是在办公室接了一根电话线！但在大风之夜爬上山顶的艰难和风险大海却是知道的。 航标工的宿舍乍一看就像建在山坳里的漂亮别墅，可里面的设施却十分简陋：房间里只有三四个双层床和一个书桌，剩下的就是几把木椅和一口水缸。大家吃用的食品和生活物资全靠登陆艇从航标区运送。我们在青岛航标区的千里岩岛慰问时听说85年秋天的时候，海风断断续续刮个不停，运输艇近两个月无法登岛。大伙断了青菜，只好吃了一个多月的盐水煮黄豆。黄豆吃完了，最后硬是靠馒头蘸酱油挺了过来。 我们登上大连航标区圆岛站慰问的时候正赶上阴天，岛上结满了冰凌，阵阵吹来的寒风剜人肌肤。这里说是岛，其实就是一块立在渤海湾入口处巨大的圆型礁石。灯塔、无线电指向标和职工宿舍就建在礁石顶端的平台上。0.032平方公里的面积抽支烟能转三圈儿！这里没有淡水，没有土地，更没有人居；十几个人的生活用度全靠陆地补给。85年春节前夕，总算盼到了岛上补给的日子，大伙站在灯塔顶端，望眼欲穿地盼着运输船只到来。但呼啸的海风吹个不停，大家望了一天又一天，直到大年三十也没看见登陆艇的影子。几个车轴汉子满脸无奈、双眼盯着墙角上的几颗烂白菜发愁。晚上大伙围着一台十八吋的彩电观看春节晚会。那年的春晚节目可真丰富! 屏幕上激光、港星、迪斯科、即热闹又浪漫。想想眼下的处境，思念亲人的愁绪一阵阵袭上每个人的心头…… 听着驻岛职工的述说，我们心里沉甸甸的。站长季开华见此，就安慰说：“请领导放心，这里虽然艰苦，但我们会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保证灯塔正常发光，电台正常发讯！”……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这一情节，自己心里总是涌上阵阵痛楚：就是这位长年坚守圆岛并带头把家属迁至岛上的模范灯塔主任，因长期忍受岛礁潮气的侵袭，年纪轻轻就患上了“渐冻”症，不到四十就辞世而去了！想起当年他摇着舢板把我们从岛上送上航标船的情形，心酸不已。只能默默祝他一路走好，安享天国的快乐 ……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说的是万能之神宙斯拒绝向大地提供火焰，世界一片黑暗。一个叫普罗米修斯的神祗为拯救人类，用树枝从太阳车上点燃火种并投向大地，于是漫漫黑夜亮起了希望的火光。而普罗米修斯自己却被缚锁在海岛悬涯上终日忍受苍鹰啄食。其实航标工不也是“普罗米修斯”吗？他们甘心困守海岛，用生命火种点燃了灯塔，虽然自己忍受孤独和煎熬，却为航海人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希望 …… 半个多月的慰问行程于当年春节前结束。不久，随行的交通报记者王小燕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 —— “寄自孤岛的报告”，并于当年2月下旬以整版篇幅发表在交通报上。为引人注目，编辑部还特意加发了编者按。其他随行记者也先后在天津日报、支部生活杂志和交通报上发表了宣传航标工事迹的新闻稿件和诗歌作品。局处领导抓住这一契机，向交通部“人事劳动司”再次提出了一线航标工实行浮动工资的申请。还特地将刊有报告文学的报纸分送到上级相关部门。随后交通部“人劳司”以（86）交函劳字50号文向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发函，就一线航标工实行浮动工资之事正式提出了申请。 同年7月17日，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复函如下： 一、在一、二类海岛（即远离大陆，面积很小，没有居民，没有淡水，条件特别艰苦的孤岛）工作的航标人员，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可以实行浮动工资。具体办法是:在一、二类海岛从事航标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可在本人现行职务(岗位)工资的基础上，上浮一级工资。在一、二类海岛工作满十五年的，上浮的一级工资可转为固定工资。工作满十五年后继续留在一、二类海岛上的，在此基础上再向上浮动一级工资。与此同时，在一、二类岛工作的航标职工还可提高津贴标准，一类由每人每日0.9元提高到1.2元；二类由每人每日0.5元提高到0.8元。 二、在三、四类海岛（三类岛是面积较大，有淡水和居民且交通便利的孤岛，四类岛是大陆边缘的半岛）工作的航标人员不实行浮动工资。但航标津贴可由每人每日0.2元提高到0.4元。 三、上浮工资和增加的航标津贴，均从当年七月一日起执行。所需资金，仍由原渠道开支 …… 我不敢说这完全是慰问宣传的功劳，但慰问宣传肯定在这一政策实施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当年交通部“人劳司”是在局处领导提出申请、并看了送上刊有报告文学的报纸后向劳动部和财政部发出函件的。劳动部和财政部是否看过那篇报告文学我不知道，但他们批准了这一优惠政策却是实实在在的。 作为航标管理机关，处党委组织的这次慰问活动很成功：既给一线职工送去了温暖；又弘扬了航标职工的奉献精神。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海岛实行浮动工资制度和提高一线职工津贴标准的实施。这为稳定海岛一线职工队伍，“让航标亮来”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政治保障。 始料未及的是，这次活动还成就了一段良缘佳话 —— 据说跟随采访的一名女记者和随行的一名机关干部因此相识、相知、相爱，最后在生活上还走到了一起。当然，这是后话了 …….（注）：天津航道局所属之航标测量处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于1988年底从航道局分出，与天津的港务监督共同组建了天津海上安全监督局。后在改革中又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事局。本文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