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建国后上小学,已到了记事的年龄。建国后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三十年间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除在农村开展的如土改等运动外,我都经历过,有的还参加过。这三十年间,年年有运动,内容各不同,其来龙去脉、功过是非历史已有结论,并形成政治文件。今吾辈作此回顾不为评说,只为捡视当年对这些运动的感知,对自己成长的影响几何?</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1,1950年至1953年:购买国债、捐献支援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亲见父亲听从动员购买国债(数目不知),捐现金(数目不多),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小分队,到军属家打扫卫生,表演节目。还分别参加过学校和街道组织的,参观镇压反革命和美蒋空投特务事绩展览。印象深的有当地的“一贯道”害人罪行累累;对缴获美蒋空投特务的微型照像机、手套手枪特感兴趣。一副皮手套的背面设有枪管和击发装置,举手投降时不易被发现,当你近前搜身时,握拳打来击发致命。</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2,1951年至1952年:三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五反(偷税漏税、偷工减料、行贿、盗窃国家财物、盗窃国家情报)运动。印象深的有两件事:一是不法厂家和商人,用回收的、甚至是从“乱尸岗“扒来的废旧棉布料做成急救包,用洋铁皮做成野战锹,充当正品被送往前线。结果伤员用了这些带毒带菌的急救包致死致残,洋铁皮锹一用就卷,让许多战士送了命。二是我家邻居、父亲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在天津黄家花园民园体育场西侧,买了一栋别墅。我们两家的孩子,曾到这栋刚买的房子里玩,楼上楼下到处跑,玩起了捉迷藏。平生第一次开了眼,见识了什么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卧室、厨房、客厅、卫生间、门房..都是独立的,心中自是羡慕不已。谁知好景不长,还未搬家过来,房子就被收了回去。据说是贪污公款犯了事。</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3,1953年至1956年:胡风事件、高岗事件和肃反运动。胡风事件报纸上登过,是公开的有印象;高岗事件未公开,但社会上有传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大张旗鼓搞运动。这三个运动连在一塊,搅在一起,我辈年少弄不清也搞不懂,没什么印象。</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4,1957年:整风、反右、除“四害”。这段时间正在四十二中读初中。学校里也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老师在各班级组织学生提意见。学生能提什么意见,无关大政方针,都是身边琐碎事。有的问:都社会主义了,为什么还有要飯的?有的说,我们胡同里传说有鬼,真的假的?有的提出,有的老师太厉害,该整整风…等等。除“四害”(蒼蝇、蚊子、老鼠、麻雀)时,我代表我们家上房摇竹竿、敲破臉盆轰麻雀。对于“反右“没印象。</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5.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年我进天津电子管厂当了工人,开始步入社会。初入江湖,就亲身参加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中,印象深刻。当年真是个火热火红的年代,全社会处处喜讯,激励人们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全民都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好象超英赶美就在眼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就要到来。广播里,每天都在“放卫星",播放钢产量突破多少万吨,粮食亩产超过多少万斤的好消息;报纸上,每天都能看到钢铁元帅升帐的豪迈诗篇;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几乎每天都登来自群众的诗句,什么"一个玉米拉一车,一个米粒煮一锅,高梁杆上架电线,坐着西瓜(皮)就过河..。在天津市每天都能看到报喜的队伍,我们厂也很热烈,时不时也放放“卫星”,组织队伍到市里报喜。厂里成立了青年突击队,我是团委委员,和大家一起搞技术革新,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其中一项“晚下班十分钟,为下一班做好准备”的建议被采纳并给予奖励。在那火红的年代,不仅工作、生活火热,政治文化学习也热火朝天,我补习的高中,学的哲学,都是在厂办夜校听的第一课。当时好象渾身有使不完的劲,有时下了夜班继续邦着白班干些活。曾多次受奖,还被评为“青年先锋”。</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作为厂里的先进人物,经常到会上介绍革新经验,参观成果展览,什么包饺子机、超声波鼓风机、涡轮水压锅炉和我不懂的一些“先进”设备等等。(这些设备到我1962年离津当兵,也没见到推广应用)。那时,中央派团到津慰问演出,我有幸作为先进分子代表,在人民体育馆看了一场演出,现在只记得年青姑娘才旦卓玛,唱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另一件记忆深刻的是吃“大食堂”。一天下班回家,见我家门前的粮店改成了食堂,各家各户端盆排队打饭,我也给全家人打了一份。听说食堂24小时开伙,随时随便吃,还不要钱。我心想:这么快就到共产主义了,真是想不到,不可思议!可没过三天,上边来信了,说城市不搞大食堂。这又拿出炉灶锅碗,各家重新开伙做饭。正当人们留恋吃饭随意还不要钱的"共产主义”时,一场谁也没料到的吃不饱饭的年代来临了。</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6,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这几年有反右倾、新三反、整风整社等运动。作为工人的我这个层次,知之不多,只听说中央有人出了问题,在报纸上看到国防部长换了人。我身临其境,参予其中的是如何节粮渡荒,战胜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各级都关心、重视群众生活,想方设法让大家填饱肚子。不知何故,我被“临危受命”,从第三车间一个翻砂工人,调到工厂食堂当了管理员。我非科班出身,不懂财物会计,涉世不深没什么“路子”,更不会烹饪之术,领导也没个别交待。怎么办?那就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干吧!除了正常业务外,还经常到厨房和大师傅们一起,采用“增量法”(一种胡弄眼睛欺骗肚子的蒸饭方法)、“增白法”(用硫璜熏蒸使馒头变白)和“爪菜代”方法,增加就少职工的果腹感。在那很少吃到肉、粮也不够吃的年代,我和采购员到郊区联系一批小白菜,卖给职工回家晾“干菜”,以备不时之需。一次听说蒙古国有野生黄羊越界跑到内蒙,部队打了一批。我们就想方设法从部队买来一些,给职工改善伙食。虽说野生黄羊膻味更浓,但在那年头能吃上羊肉,已是很幸福的事了。当时凭票供应的那点肉,连鞋底般厚的贮备肉也不见了,只有咸肉供应市场,这点黄羊肉还挺肥,正好给大家解解馋。有一年,位于黄河道小梢口的总厂,搞了一场“庙会",其中有各分厂伙食评比,意在让参会的职工沾点油腥。我和采购员两人半夜骑上自行车,到六十多里地外的南郊小站,买来一筐魚。回来后做好红烧鱼等菜肴,从大沽南路东楼邮局附近的二分厂,推着一车参评主副食,又步行十多里到总厂参会。</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时间来到了1961年,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压力,天津市推行一项动员解放后进津职工返乡的政策。这项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本人愿意走,二是原藉愿意接。这就需要逐个到回乡职工原藉做工作,取回愿意接受的证明信。这样,我又被调到人保股做这项工作。当时我受领了三个人返乡的任务。一次是去武请县的蔡村,因路途较近(44公里)骑自行车去,完成任务后当天返回。第二次去安次县的万庄村,先乘长途汽车,再换“二等”(一种后座驮人的自行车),完事后搭乘一辆载货汽车到廊坊,再乘火车当天返回。第三次较远,是河北省衡水地区清凉店。先用粮本取出二斤细粮票,买了两斤烧饼带上,赶早乘上火车,先走京浦线南行,到德州拐到京广线北行,于下午两点左右到达清凉店车站。下车后巧遇一铁路职工下班回家,更巧的是他与我厂那位职工同村并相识,由他带我到村里,一切都很顺利。办完事天已大黑,村长安排人把我带往一处吃饭过夜。一路上黑灯瞎火、坑坑洼洼,头一次在农村摸黑走夜路还很不适应。到地一看,是一间牲口棚的隔壁,一位老大爷带着孫子,正准备吃饭。昏暗油灯光下,看到一盆黑糊糊的、分不清哪是菜、哪是粮的浓粥冒着热气,我赶忙从书包里拿出烧饼,与老人孩子同吃,饭后就上床合衣而眠。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天已放亮,这才看清祖孫二人的真面,我二话没说,道谢过后带上两个烧饼路上吃,把一书包剩下的烧饼都放到桌上,就急忙奔车站赶火车返津。这三次经历都使我深受教育。</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时间来到了1962年。那年台湾那边叫嚣要反攻大陆,这边开始了秋季大征兵,我又受领了厂内的征兵工作。那几天每日忙着填表报名,领着应征青年上站体捡,忙中就与武装部和接兵的同志混熟了,就问他们:我在学校时参加过征兵体捡,因鼻道有点弯曲,按海军潜艇兵要求不合格,你们要不要?他们说,我们没那么严,你填张表先体捡看看。就这样,我顺利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征兵任务,也顺便把自已征去当了兵(那时没有走后门当兵一说,有的不愿甚至怕去当兵,故意装病。我厂一车工测视力时硬说最大的符号都看不见,让我训了几句:回去不能干车工了,啥都看不见怎么干活!)于1962年7月9月晨3点33分,乘167次列车离开天津,开启了30年的军旅生涯。</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7,入伍后在部队经历的运动。那些年,运动一个接一个,大运动套着小运动,这运动转为那运动,有时弄的也分不清。好在军队是个特殊群体,每有运动中央文件最后都有一句:军队的运动由军委总政另行安排。所以,许多运动没什么印象,我投身其中的是到农村搞了4个月的“社教”,完整经历过的是十年“文革”,最忙最累是我当宣传股长那几年。当时,宣传股承担的工作,除部队正常的教育训练任务外,还有:读马列学理论,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儒评法,读红楼知阶级斗争,教唱革命样板戏..。具体工作是理论辅导,轮训干部,写批判稿,编写各种教材等等。宣传股的力量不断加强,除报导组、电影组外,临时又成立了大批判组,人数最多时达到16位。人是够多,但缺乏“弹药”,就是那时除两报一刊外,根本没什么资料可查询,唯一的一本“辞海",也被大家翻了个烂。所有这些任务最终都压到我这。好在我学生年代,还读过一些闲书,知道红楼里怎么吊膀子,水浒宋江为什么投降;好在当工人时愛看京戏,还是个小戏迷,知道一些京戏的皮毛,平时也爱哼哼几段(就这点爱好,我和一营刘营长被列入师演出队排样板戏唱李玉和的AB角名单,后被王荣泽师长发现干予得以幸免);好在当战士时,读过几本大部头的马列,临阵前到军里参加过几期读书班,形势交给我们的这些任务,总算圆满完成了。粉碎“四人邦”之后不久,我调到济南军区宣传部,做为领导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再遇有运动,其身份和工作任务,自然是另一番角色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几十年里经历的这么多运动,究竟对我的人生有何影响?我历来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接受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教育。家庭熏陶传统伦理,学校教授知识文化,社会给人世态百科。因此,我坚信这些运动所展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深刻重大的历史事件,丰富多彩的人生哲理,对我“三观”的树立、性格秉性的形成、为人处世准则的坚守、品行操守的遵循,一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日积月累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观念,成为指导自已人生的指南。但是,究竟在那些方面、又是如何产生的影响?我还真的一时半会说不清。我再思考总结一下,如能有结果,我另写下篇。</b></p><p class="ql-block"><b>(待续)</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作者简介】李文藻:生于1942年12月。1958年9月参加工作,1962年8月入伍,曾任原138师414团宣传股股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处长;137师副政委;泰安军分区副政委。1988年9月获授大校军衔。1992年转业,任天津日报社副社长;1999年调任《今晚报社》副社长,2003年10月退休。</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