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周年随想

叶志江

维蒙特（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约我写篇纪念之类的小文章。

我在1994年将美国维蒙特工业公司引入上海，缘于90年代初我下海经商，自然是迫于生计，为稻粱谋。但在我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时候，毅然放弃追寻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之路，心中难免需要一个道义上的支撑。

八十年代末，改变几千年贫穷落后的面貌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愿望。

那时候我参与了在美国国·会反对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活动，认为贫穷是中国走向民主的一大障碍，任何扼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举动无疑是在扼杀中国的民主之路。我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起草的辩护词中从经济制裁不可能损害中国的政权，只会损害中国的民众，一直讲到中国经济的落后所造成的民主困境，认为只有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可能在中国实现民主。说得委员会的主席频频点头。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我的下海经商也算是顺理成章了。

下海后的30多年中，我只干了两件事。一是从美国引进了加工中心和柔性生产线，那是航空、汽车、空调、印刷和电梯等行业提高产品精度和质量的关键设备，二是我几经周折。最终将维蒙特的工厂落户上海松江，生产普通的路灯杆。

柔性生产线是阳春白雪，和者必寡，三四年中所见都是大企业的CEO之类的大佬，那些故事都留在《黄浦江边的豪华游艇》上了。

相比之下。路灯杆自然是下里巴人了，但和者必众，往来的客户不知其数，我也和维蒙特30年不离不弃。那些恩恩怨怨、辉煌和挫折也都写进《维蒙特的故事》、《约翰·威克斯》和《地铁祥子》等文章中了。

30年后回顾和纪念维蒙特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成绩时，维蒙特人自傲地历数维蒙特的产品遍布全国和全世界的重大工程：从北京长安街到浦江两岸，从港澳大桥到各大机场、港口和体育场，从中国第一根单管通信塔到500KV钢管变电站，从智慧灯杆到综合杆的研发和推广。近几年，出口欧美的产品更是远超国内市场。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些业绩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让我感到更欣慰的是，我当初下海的初衷：促进中国的技术发展，培养技术力量和加强中美之间的合作，在维蒙特30年的发展过程中得以比较成功的实现。

30年前的中国，路灯杆、输电线杆和通信杆等的制造技术还十分落后，产品笨重、粗劣。30年后的今天，在这些行业的技术规范无不看到维蒙特的参与和影响，维蒙特对低硅钢、高强度钢等的应用和技术被广泛推广。不少大中型的同行不无骄傲地自称他们的工厂是克隆维蒙特的，采用的是维蒙特的技术和质量标准。

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维蒙特成了行业中的黄埔军校，大批维蒙特的员工成了同行的技术骨干或高管。国际乒乓球赛场上争夺前几名的选手往往都是中国人，在某些招标会议上，也曾经出现了几个主要的投标代表居然都曾是维蒙特人。

从商业的角度看，这对维蒙特或许是不利的，但从市场的发展而言却是良性的。毛泽东《咏梅》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维蒙特人应当有这样的胸怀。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中美之间的合作也应有这样的胸怀。有良知的美国人应该看到中国的崛起对人类的进步是有益的。

然而，中美关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维蒙特的30年基本上是在河东，是中美合作的蜜月期。来自民风淳朴的奥马哈的维蒙特总部的那些美国人大多对中国十分友好，维蒙特的奠基人和前任总裁也更有在中国服役或工作的美好回忆，应当说是无私地向中国员工传授了管理和技术经验，让维蒙特（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和辉煌，每个维蒙特的员工都会感谢这一切。

风萧萧兮易水寒，在中美关系寒风劲吹，开始走入河西的几年中，维蒙特（中国）已经面临过严峻的考验。在特朗普要求美国企业撤离中国，和高关税的压力下，美国维蒙特总部难能可贵地给与了中国工厂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但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特朗普重回白宫后，当我们举起酒杯庆贺维蒙特三十周年并欢度圣诞节时，或许我们更应关注个人命运的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