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华北石油会战的一些来龙去脉 草稿 美篇131

李海生

<h5>会战大军云集任丘(资料图片)</h5> <h1> <b> 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b><br><p>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语</p></h1> <h5>基辛格博士</h5> <h1><b>前言<br>一、石油简述<br>二、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有关回顾<br>三、华北石油会战的前奏和进程<br>四、工农(油地)关系的建立和发展<br>五、几点启示<br>结束语</b></h1><h1>(本文约13000字)<br></h1> <h1><b> 前言</b><br>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是事关国家安危的重要战略物资,石油的特殊地位造就了一代代特殊的石油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重视石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使得我国石油工业在共和国占有非常重要的“长子”地位。<br><b> 一、石油简述</b><br> 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并开始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公元前200多年写成的《山海经》就记述到:“……令丘之山。无草木,多火。”说的就是天然气出露到地面后燃烧的现象。《汉书》《蜀都赋》等书都记载了陕西、四川相继发现天然气和石油苗。“石油”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在这之前,石油曾被称为石漆、石脂水、猛火油、石蜡等。由于石油一词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得到广泛认同,遂流传于世。从三国时期到民国,石油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到了宋代以来,广泛用于战争,提炼后用于制作燃烧武器。<br> 我国最早的油井出现在台湾。1874年(同治末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台湾得知苗栗出磺坑有一口3米深的油井,日采石油数十斤,售于附近百姓点灯和医用,主张收归官办。1878年春,第一口井开钻。日产原油15担(0.75吨)。<br> 1914年,北洋政府与美孚石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1922年在美国纽约发布的论文提出:“……山东半岛及辽东地区……大部分古生界和更老的地层,构造复杂,这两个地区是否有石油,是极可怀疑的。”<br> 从1929年开始,日寇开始对我国东北进行勘查,从松花江一带一直到满洲里,没有找到一滴石油。日本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集结了地质专家和学者,却依旧没有在东北找到石油。科学家普遍认为石油的产生,是由海洋生物经过上亿万年的积累而生成的,而美国在1913年也勘察了中国山东沿海一代,同样没有发现油田。所以在1922年美国的地质学教授才断言说:“中国的地质构成,注定生产不出石油。”说起来有点侥幸,假如当年小鬼子除了掠夺大量煤炭、矿石,如果当时找到石油,还不知道如何进行破坏性开采。上世纪60年代的大庆会战,当时也是处于保密状态。直到小日本在一张报纸上看到铁人王进喜戴的狗皮帽子,才推断出中国在高寒度地区发现了大油田。要是放在当年,肯定是懊悔不已。<br> 石油作为战略物资,目前还没有其他能源能够全面取代。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别的不说,5次中东战争,石油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当年我国所有会战,都进行严格的保密措施重要原因。江汉会战实行军事管制,二级单位统一叫团,老二部就叫14团,1972年到沧州,叫“大港油田641”厂。石油好多单位叫“大队、中队”就是沿用军队编制的产物。邮政开辟专用信箱,别的单位我记不清,老二部在沧州和任丘都叫“沧州市或任丘(邱)县5号信箱。<br></h1> <h5>自己保存的在沧州和任丘工作时,部队首长和亲友及外调回函信封都写的是“五号信箱”</h5> <h5>王铁人在大庆会战时戴“狗皮帽子”打井</h5> <h1><p><b> 二、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有关回顾</b></p>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始终关怀石油工业的发展并给予厚望。1950年,燃料工业部首次在北京举办石油工业展览,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观,殷切嘱托。<br> 1956年初,为对经济建设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毛主席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br> 1956年2月16日上午,毛主席、李富春、薄一波等在丰泽园颐年堂听取了首任石油部长李聚奎的工作汇报(注1)(李聚奎,1955年奉命组建石油部,后由余秋里接任)。主席听的很仔细,不断提出问题,追根究底。中午没休息,让炊事员给每人做了一大碗面条,边吃边谈。李聚奎到石油部还不到半年,有些问题答不上来,不太好意思,主席看了看李,笑着说:“你谈得不错嘛!才去了5个月,有些情况不知道,不能怪你,时间太短了嘛。”下午散会时,主席决定再谈一次。李聚奎请示说:“下次再来汇报,让我们的部长助理康世恩一起来好不好?”主席表示同意。李聚奎回去后,告诉康世恩,让他抓紧准备。康世恩利用春节假期,准备资料,理清思路。<br> 2月中旬,汇报提纲送达中央办公厅。2月26日,李聚奎带着康世恩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在座的有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周总理向主席介绍了康世恩。主席问康世恩是哪里人,以及经历等。然后开始汇报。康世恩照着提纲念了一段,主席打断说,你就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主席问得很细,康世恩回答也让主席满意。<br><p> 毛主席最后说:<b>“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b>这些话成为石油工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p></h1> <h5>李聚奎上将</h5> <h5>康世恩副总理</h5> <h5>余秋里副总理</h5> <h1><b> 三、华北石油会战的前奏和进程<br> (一)从“天津会议”到“突破口会议”</b><br>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地矿部和石油有关单位和部门就在冀中平原寻找石油资源。1960年9月,地质部党组在天津组织召开了在我国石油勘探普查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华北石油地质工作会议,也称“天津会议”。会上,开国中将、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旷伏兆(注2)根据“松辽地区通过会战加速勘探普查,今后石油地质勘探普查力量部署重点应由松辽向辽河、渤海及华北地区转移”的实际,强调:为了打好华北战役,勘探普查工作力量部署必须采取重点突破与区域普查相结合的方法,统一规划,统一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紧密配合,互相衔接。在这次会上,旷伏兆基于对冀中情况的熟悉和情感,还提出了将博野坳陷改名为冀中坳陷,为华北地区油气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196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石油部党组《关于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会战区域涵盖天津以南,山东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拉开了华北平原会战的序幕。经过近20年的不断勘探,一直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上至领导决策层,下至地质专家和施工单位都显得有些焦虑。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两种明显的争论:一种意见主张继续积极勘探,加深对冀中平原的认识,在前期勘探的基础上,力争有重大突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冀中坳陷生油和储油条件都不如济阳、黄骅、下辽河等坳陷,既浪费很大财力、人力、物力,也难以形成规模开发。<br> 这种争论一直到了1973年上半年。<br> 为了统一认识,1973年6月,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在冀中勘探的燃化部有关部门、地质部负责河北省石油勘探的部门会集河北徐水,联合召开了专题研讨会。经过热烈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决定:加大勘探力度,继续在冀中平原寻找石油,争取实现勘探突破。会上拟定了钻探四个“一号井”。即家1井、冀门1井、高1井、留1井。这个会议也称“突破口会议”。会上确定冀门1井由地质部第一石油普查大队承担,其余3口”1”字号的井由大港油田承担。<br></h1> <h5>旷伏兆将军</h5> <h1><b> (二)任4井叩开古潜山大门</b><br> 当时属于大港油田钻井二部的3269钻井队,奉命承担了家1井的钻探任务。3269队接受此任务后,由地处黄骅坳陷的王官屯长距离搬迁至雄县高家堡构造的家1井,很快投入到决定冀中勘探前途的战斗中。他们不负众望,于1973年10月17日—1974年6月22日,排险克难,在家1井胜利钻达3481米,在沙河街组三段完钻,试油获得了63吨的原油产量。这口井是冀中第一口有商业价值的工业油井,它的勘探成功消除了对冀中勘探上与下的争论。家1井的实践证明冀中是可以找到有工业价值油气藏的。近20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冀中打过60多口井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此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坚定了在冀中找油的信心。<br> 家1井完钻后,3269队又奉命转战安新县南部白洋淀边的淀1井。该井完钻井深3204米,完钻层位是中上元古界雾迷山组。这口井虽然没有出油,但它是钻达3000米以下探井中第一口打到前寒武系的探井。<br> 1975年2月7日、农历丙辰年腊月二十七,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第二钻井指挥部三大队大队长孙胜先,前往打淀-1井的3269队传达指挥部命令。<br> “家1井完钻后,你们就奉命转战安新县南部的白洋淀边,开始打淀1井,现在已经完钻,井深达3204米,完钻层位是中上元古界雾迷山组。这口井虽然没有出油,但它是钻达3000米以下中深探井中第一口打到前寒武系的探井。为认识冀中平原地质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指挥部对你们顽强的战斗作风非常满意。” “按说你们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口探井,本应该为你们放几天假,好好修整一下。再说过几天就要过年了,也应该回家过个团圆年。可指挥部接到上级指示,让你们尽快搬迁到任丘南部的辛中驿,承担任4井钻探任务。<br> 孙大队长离开后,队部马上召开全队职工大会。<br> 队长张志奎传达了指挥部关于打任4井的决定,指导员段勇作搬家动员,希望同志们顾全大局,力争在春节前搬迁到新井场。<br> 已经准备请假的职工一听有新任务,表示坚决服从指挥部的命令。填写了请假条的同志,全部要求撤回。<br> 再过三天就是年三十了。那天大伙早早起来,简单收拾好自己的行李,一部分同志开始拆帐篷,大多数同志开始拆解设备,紧张而有序的搬迁工作开始了。<br> 老天爷也好像故意要“考验”一下这支南征北战敢打硬仗的队伍。出发前天上就下着小雪,三九天地上滴水成冰,如果不戴手套,摸下铁架子的手都能被粘掉一层皮。搬家的路都是土路,又湿又滑,加上冬季白昼短,虽然只有近百公里的路程,但一天跑两个来回都很紧张。大伙渴了就喝口冰水或抓把雪,饿了就啃口冷馍,困了就睡在冰冷的地面上。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和环境下,全队干部职工靠着人拉肩扛,硬是在3天时间里,搬迁到了新井场。<br> 到达新井场已经是大年三十晚上,大伙把设备按要求就位,来不及搭帐篷,大家就把铺板放在地上,把帐篷布盖在被褥上面,人躺在里面休息。队干部干脆挤在井场附近的秸秆旁,背靠着背睡觉。指导员段勇看着这些生龙活虎的兄弟姐妹,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一个人发牢骚、有怨言,心中既欣慰又难受。想到三天长途跋涉,大家连一口热水都没喝过,便找到附近村庄的村干部给打点水煮了一锅面条,因为水少,煮成了面糊糊。但大家觉得比吃任何山珍海味都香,就这样吃着这锅面糊糊,听着远处的鞭炮声中度过了除夕。<br> 指挥部十分重视这口井的钻探,不断调整方案。因为他们没到任丘打井之前,河北省石油勘探大队3505队所钻的冀门1井,已经于1974年9月钻达前第三系(当时认为是奥陶系),并且在取芯时发现裂缝中有油斑显示。他们带着岩芯找到当时属大港油田钻井二部地质队的专家一起讨论。参加讨论的双方都认为所得岩芯是碳酸盐岩芯,属于前第三系;所见油气显示非常可贵,是冀中中南部勘探中第一次见到,都认为应该多揭开一些,以便更深入了解。讨论结束后,3505队回石家庄向大队领导汇报,钻井二部地质队也及时向指挥部报告了冀门1井的重要发现。指挥部先后派出地质人员到3505队和河北省石油勘探大队讲了继续探索的想法,并表达了愿意协助他们工作的愿望。在无果的情况下,对任4井进行设计讨论时,二部地质队在召集地质室、综合研究中队、冀中研究中队有关同志参加的研讨会上,建议任4井在探任2井东营组显示段的同时,加深钻至3200米,兼探冀门1井前第三系碳酸盐岩显示层。该方案向指挥部汇报后,得到以孙德福等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同意按钻机能力设计到3200米,力争揭开这个层位(当时查了地震剖面认为3100米上下可以钻达前第三系)。<br> 在钻入下第三系东营组后,从井深2359米起,在长达600米的井段中,陆续见到东营组、沙河街组地层中的各种级别含油显示16层共33.9米。5月27日,这口井在3153米处钻遇雾迷山组地层(当时认为是奥陶系)。如果按井位通知书要求,有部分人要求结束钻探,进行试油。指挥部内有了分歧意见,但是鉴于冀门1井取芯见油的情况,指挥部领导根据地质队的意见,坚持做出了按设计钻达3200米完钻的决定。<br> 6月4日,在白云岩层打了4个钻头后,钻至井深3200.64米的任4井宣告完钻。在完井方案中,一种意见认为目的层第三系已经打穿,应该试上部地层比较保险;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把试油重点放在下部古生界碳酸岩地层这个新领域。最终,指挥部同意实施第二种意见。<br> 7月初,钻井二部总工程师吴华到井场实地检查工作,根据在四川多年勘探的成功经验,提出用原钻机进行裸眼试油作业(裸眼试油作业是指完井时的储集层是裸露的,只是在储集层以上用套管封固的作业方法)。7月3日凌晨,散发着浓烈油香的黑色油流喷涌而出,顿时整个井场沸腾起来。随后,又组织了对任4井的酸化作业。1975年9月8日,经酸化后的任4井原油日产达到1014吨,这是华北油田在任丘地区打出的第一口日产千吨以上的高产油井。<br> 任4井喷涌出高产油气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报到了石油化学工业部。<br> 1975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与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恩,副部长宋振明、焦立人等领导到任4井视察。<br></h1><h1> 为扩大成果,任4井完钻后,3269队接着钻探了任6井,1975年10月23日,任6井又获得高产油流,日产1609吨,成为任丘油田第二口高产油井。10月26日,会战指挥部在任6井召开祝捷誓师大会,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石化部部长康世恩和副部长张文彬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国务院和石油化学工业部对冀中勘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h1> 康世恩部长亲自提议:把冀中平原新发现定名为<b>“任丘油田”</b>。<br> 任4井(2012年摄) <h5>原华北石油管理局局长扈连才在纪念任4井勘探开发4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h5> <h5>纪念任4井勘探开发40周年座谈会人员合影</h5> <h1><b> (三)会战全面展开</b><br> 随着其他钻井队所钻的任7井、任11井接连高产,从而发现了任丘古潜山高产油田。<br> 1975年底,康世恩部长任命副部长张文彬为华北石油会战党的核心组组长、会战指挥部指挥,石化部政治部副主任任成玉任副组长、副指挥,专门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张副部长一到任(在大港),就让石油部办公厅大秘毛华鹤(先后担任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钻井二部党委书记、华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起草以石化部、河北省、天津市的名义向国务院《关于组织冀中地区石油会战的报告》。报告大致分为几个部分:前言,当前华北勘探的大好形势,组织会战的任务与规划,会战队伍的调集,完成任务的措施等。在张副部长主持下,讨论过一次提纲,用了一个星期完成初稿。成稿后,先送到中共天津市委,当时的市委书记解学恭(注3)表示同意,说,根据你们的报告,主战场在河北省,建议你们还是要找河北省委;然后,张副部长与毛华鹤行驶6个多小时,从天津经任丘连夜赶到石家庄,第二天向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力(注4)汇报。马力听后说:“我看写得不错,我同意。”<br> 然后,张副部长让毛华鹤连夜赶回北京,向石化部在京主持工作且住院的副部长孙敬文汇报,孙副部长一个字也没改,立即签发,让尽快向国务院呈报。<br> 1976年1月28日,石化部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组织冀中地区石油会战的报告》,1月30日,仅过两天时间,国务院就批准了这个报告,同意组织华北石油会战。一场最后一个以会战形式勘探开发的油田,在古老的冀中平原打响。<br> 197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3次视察华北油田。因当年华北油田勘探需要的大批生产和生活物资没有列入国家计划,李副总理率国务院有关部委来油田实际考察,并现场解决主要问题。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会上亲切接见了3269队代表郭顺源同志,给正在会战中的3269队和华北石油全体参战职工以极大的鼓舞。<br> 1978年,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达到了1723万吨,跃居全国油气田的第三位,为当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亿吨大关,为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实现了连续十年稳定在千万吨级的位置。所以在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临华北油田视察,给予了很高评价。<br> 这里要简单说一下当年由于受“文革”影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非常紧张。 “四人帮”处心积虑,要收拾石化部。康世恩部长已经无法工作,不得不以养病为名(身体确实也不好),外出广西等地养病,生产上的事由副部长孙敬文全权处理。“四人帮”还气急败坏地说:“石油部搞任丘会战,就是为邓小平退却打掩护。”那种“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甚嚣尘上。因为国家财政紧张,一些关乎国防安危的重点工程被迫下马,我国驻外使领馆大使、大使馆武官需要回国述职或轮换因为缺少外汇买不起飞机票而拖延。国民经济更是非常困难,因为物资奇缺,人民生活日常供应也受到很大影响。在其他行业尚无多大建树的情况下,石油的产量为国家解了燃眉之急。<br></h1> <h5>毛华鹤起草的石化部向国务院《关于组织冀中地区石油会战道报告》(原件在中央档案馆)</h5> <h5>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华北油田(1984年,资料照片)</h5> <h5>胡耀邦总书记与华北油田领导干部合影(1984年,资料照片)</h5> <h1><b> 四、工农(油地)关系的建立和发展</b><br> 会战开始时,环境确实很艰苦。自己是当了9年兵且是军委工程兵退役参加会战的。原来想在部队条件就够艰苦了,没想到,来到油田比想象的还要苦。我们到达任丘当晚,20人挤在一栋帐篷里,地下的麦苗已经长出绿叶。一盏40瓦的灯泡发出昏暗的光。周围一片漆黑。只给每人支了一张木板床,上面连条褥子都没有。当晚有的战友就哭开了。第二天到任丘(邱)县城唯一的百货大楼购置生活用品,一会就把人家的茶缸、搪瓷碗、洗脸盆等一抢而光。回到帐篷,小腿以下都是非常细的泥土,弹都弹不掉。这就是大概对任丘的初步印象。我想在这样的条件下搞会战,必然是一场新考验。我一个战友第三天就坚决离开了。说,即使回老家种地,也比这里强得多。<br> 军人出身的张文彬副部长就说过:”过去打仗我们离不开百姓的支持,搞会战同样离不开他们。”说明在举世瞩目的华北石油会战中,十分重视油地关系。<br><b> 第一阶段,油地互相支援,亲如一家。</b><br> 1976年2月26日,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石化部党组开会决定,成立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部机关设在任丘,由张文彬副部长任党的核心组组长、指挥。沧州地区专员阎国钧为核心组成员。根据会战部署,石化部在极短时间内从大港、吉林、山东、长庆、江汉、四川、新疆、玉门、大庆等地和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河北省第一建筑公司等单位抽调了3万余人的会战大军,72台大型钻机、40多个物探队全部开到任丘,在古老而又年轻的冀中平原上展开了气壮山河的夺油会战。关于当年会战选址问题,确实存在多种说法。我个人以为,任4井是华北石油会战的发现井,主战场当时在任丘周围,又是康世恩部长起名叫“任丘油田”。所以,把会战总部放在任丘是较为合理的。<br> 会战初期,当地政府和百姓确实是像当年支持子弟兵一样支持会战。也发生很多动人的故事,有的故事到现在还在流传。那时征一亩地,国家才补偿50元钱,但前提是让失地农民享受市民待遇。钻井队有时打井周期比较短,就住在农村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现在还记得,我们一位年轻的钻工生病,房东大娘拿出仅剩的一点红糖给他煮红糖姜水喝。<br> 有一个实例,就是任丘的哑叭庄文化遗址,是原钻井二部完井大队测井小队长洪力源、工程师杨蜀国、李子乔等首先发现的。他们把捡到的一些物件无偿交给任丘县有关部门,一下子把当地人类居住推进了5千年以上。这些发现者,有的已经作古,但他们对第二故乡的贡献不应该忘记。这是油地关系一个很好的例子。<br><b> 第二阶段,出现了一些新情况。</b><br> 改革开放初期,受“一切向‘钱’看”的影响,一些人开始琢磨富起来的“歪门邪道”。是不是当时的一些补偿款没有及时发给农民不得而知,但那种“靠山吃山,靠油吃油”的观念占了上风。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大肆偷盗甚至发展到公开抢夺油田会战物资,对油田“吃、拿、卡、要”的现象不断发生。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当年从河间到任丘一带,八九十年代冒出很多土炼油厂、锅炉厂,就是偷油田管道的油,把油田的锅炉、板房、超低价甚至当废品收来,重新喷漆当新的出售,谋取暴利。还有偷来的钻头、钻具等。特别是在主要输油管线打孔,造成输油管线压力不稳,严重影响到石油生产和安全。当年盛传一句话:“我们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你石油‘鬼子’。”把石油人与”日本鬼子”相提并论。这期间,“支油办”也发生了不少问题。会战初期,从河北省到与石油勘探开发有关的地市县都成立了“支援石油会战办公室”,简称“支油办”,对处理工农关系、土地赔偿等起了很大作用。但令人痛心的是后来“支油办”变成了“坑油办”。1984年初,在中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下,河北省纪委把清查各级“支油办”的经济问题作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重点,查处了包括县委副书记在内的一些经济犯罪分子。从省到与油田会战有关的县市几乎全军覆没。包括固安、永清、任丘三个县“支油办”的二十名工作人员,人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中十八人已构成经济犯罪,逮捕十人,严重影响了石油的生产和治安。 在上级的统一部署下,华北石油管理局不得不抽出主要精力专门负责油田治理,并多次组织专项行动,打击犯罪。在追捕一名犯罪分子中、一警察被犯罪分子用刀捅死。1993年6月23日,位于廊坊境内的霸33井,也是因不法分子偷油破坏,发生国内罕见的特大井喷着火事故,甚至惊动了高层。<br> 后来华北石油管理局对上述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就是油地之间职工与农民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会战初期,中央和河北省、天津市等对石油不但予以优惠的政策,还从各方面全力保证油田的生活供应。如当时的石油职工家属,用电、用水、用气不但不花钱,而且还给补贴。这些,对当时还处于比较贫困的任丘不可能没有刺激。于是,油田加大了对地方的支持力度,启动帮助地方无偿更换动力电线、修路、防洪等民心工程,力求油地同步发展。按照中央和河北省委的部署,广泛开展了工农、军企共建“双文明”建设活动,涌现出企业帮助地方,地方关心企业很多动人的事迹。油田党委宣传部专门出了一本小册子《同心曲》记录此事。笔者这一时期也写了讴歌这方面的文学作品。如报告文学《潘厂长的心愿》《杏儿熟了》《油地一家亲》,相声《找对象》《真爸爸假爸爸》等作品,在各级各种报刊发表就是那个时期的见证。特别是中央免除了从汉代以来的农业税,加上脱贫攻坚,农民利益得到大幅度提升。地方近几十年搞了大量道路、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吸收了大量农民工进城。一些从石油打工学到焊接、修理技术的农民收入不菲。一大批劳务工进入生产和服务行业(如商业公司改制后,职工已不足400人,而现在有2000人左右,大部分是当地人,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老板),当地一些有眼光、头脑灵活的人先占商机,办厂、办企业、开公司,培育出不少千万、亿万级富翁富婆(姐)。有很多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高于石油人。最欣慰的是人们的法律意识大为增强,一般不再犯偷盗石油物资那种“小儿科”的错误。<br> 从此,油地关系基本发展到稳定和谐的新阶段。<br><b> 第三阶段,油田向地方移交企业办社会职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b><br> 企业管理社会职能移交地方是高层的决策,本意是解除企业负担,轻装上阵,做大做强,与国际接轨。原来油田有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被取消,移交后,不少人失去了岗位。诚如当地一位老领导所说,油田是个大盆子,当地是个小碗,把一盆水或一盆面条强行装到这个碗里,出现一些问题不足为怪。还有就是在设施“改善房”过程中,也发生不少令油田职工比较难以接受的情况。<br> 究其原因,可能是文化渊源的不同。会战初期,为了解决家属子女的非农业户口和子女就业,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大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其他行业的专家、学者、骨干至少两千余人,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宽阔的视野。另外,华北石油会战发展到10多万职工、二十万左右家属时,人员基本涵盖了全国所有的省市,形成独特的包容性很强的石油文化。这与当地传统文化有一定反差。<br> 随着油地不断融合,已经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现在“油地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企业移交社会管理职能后,地方政府十分关心近十万石油退休职工和家属,加强了市政建设,完善各项功能,65岁以上老人市内乘车免费、为老年人免费体检、建立了很多公园让油田和地方共享。说实话,人生一辈子就几十年,我们在任丘已经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真正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所以,建设大美任丘是我们每个石油人和当地居民的共同愿望和责任。愿任丘的明天更加美好。<br></h1> <h5>当年《华北石油报》转载《经济日报》的报道</h5> <h1><b> 五、几点启示</b><br> 华北石油会战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需要总结的很多,但自己感觉最少有以下五点启示。<br><b> 一是离不开党中央高瞻远瞩、英明决策。</b><br>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石油工业从起步到加快发展都是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进行。关键时期,都是党中央在把舵。这对石油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br><b> 二是离不开发扬执行命令、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b></h1><h1> 1952年2月毛主席发布命令,将19军第57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1师。在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率领下,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h1><h1> 从此以后,石油师便开始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艰苦创业。为石油、为国家输送了大量领导干部。华北油田会战有来自57师的400余人,大都担任从总部到各级的主要领导。其中刘安时、咸雪峰担任过副局长、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到祖国各大油田会战,党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安排十余万转业官兵参加,仅华北油田就有数万人。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敢打硬仗、敢打胜仗”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这些,为以后石油会战包括华北石油会战和勘探开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培养了过硬的作风。<br><b> 三是离不开勇于创新、敢于探索的担当精神。</b></h1><h1> 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一旦工作出现失误,就是“政治问题”,这个帽子会使人戴一辈子。而当时会战领导和职工,顶着这种压力和风险,认真听取基层职工和地质专家的意见,果断科学决策,保证了华北油田大规模会战顺利进行。<br><b> 四是离不开敢为人先、敢打硬拼的作风,讲究严谨的科学态度。</b></h1><h1> 如在打任4井过程中,在对前第三系层位不确切、缝洞发育程度不明、岩石可钻性不很清楚的情况下,领导坚持盯在现场,精心组织,细致施工,圆满钻达设计井深,揭开雾迷山组硅质白云岩近50米,发现了油气显示。相关作业人员都注意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井下发生的变化,不放过一个可疑的地方。在完井过程中为了不使碳酸盐岩油层受到伤害,大胆采用打悬空水泥塞后期裸眼完井的作业方法,在油层以上下套管完井。在潜山油田勘探初期所引用的对碳酸盐岩油层采用清水钻探、裸眼完井等保护油层的方法,为华北油气勘探开创了先例,在以后大规模会战中被广泛推广应用。<br><b> 五是离不开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b></h1><h1> 中央对华北石油会战高度关怀,从石化部到会战指挥部各级领导、指挥机关、地方政府、及油田相关部门和单位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保会战,没有耽误过生产运行。另外,不能忘记地质部有关单位长期在冀中勘探,把一些地质资料无偿提供,为会战掌握“第一手”资料做出重要贡献。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br><b> 六、结束语</b><br> 纵观华北石油会战,在国家急需石油的情况下,确实为国家、也为河北省、油田所在地区做出了很大贡献,促进了当地经济建设的发展。试想,如果没有石油,没有大会战,任丘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这是油地都认可的事实。当然,油田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别的不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76年到2006年30年间,共牺牲(殉职)312人,工伤1—4级196人,5—10级3747人。当然,有一些年纪很轻的大学生、技术员、钻工、女泥浆工等,当年才二十上下,还没成家,且是一次性处理,这些人并没有统计在内。<br> 任何时候,人的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要我自己说,石油和当地究竟是谁成就了谁,这就是一个典型“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命题。石油是客观存在,而寻找石油是靠人的努力和地方支援共同实现的。<br> 现在,石油勘探和开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中石油广大干部员工学习大庆精神,继承铁人精神、“三老四严”的传统没有变。它是百万石油员工永远保持坚定的爱国报国情怀和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作风,在全社会树立良好形象的精神动力,是石油人永远的传家宝。<br> 另外,通过近几十年油田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依靠新科技的应用,油田的勘探区域、油藏储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重回千万吨级产量的目标已经在握。为国家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br></h1> <h5>油城新貌</h5> <h5>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石油》《回忆康世恩》,毛华鹤的《石油风云》《守望大庆四十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李聚奎将军传》及《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学习时报》《河北日报》《中国石油报》《华北石油报》等有关文章和报道,自己采访原会战总部、钻井二部部分老领导、老同志的工作笔记,原钻井二部地质大队副大队长、后任华北油田地质公司副经理的赵克镜提供了当年钻井二部在冀中会战相关资料和数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br> 特别说明:本文还没有最后定稿,请谨慎引用。<br><b>附注</b><br><b> 注1:李聚奎</b>(1904年12月31日—1995年6月25日),原名李新喜,男,湖南安化县兰田(今属涟源)西坪村人。李聚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后勤工作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原顾问。1958年补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5年6月25日逝世。 <br> <b>李聚奎参加组建石油部小传</b>:1953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石油工业部,并开始筹备。与此同时,新中国第一任石油工业部的掌舵者也开始选拔……不久后,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将军找到李聚奎,向他通知了要调他到石油工业部担任部长的消息。回想起当年那一幕,李聚奎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他说:“1926年当兵以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部队,当总干部部的徐立清通知我这个消息时,我真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李聚奎在收到突然改任的消息后,惊讶地说道:“到地方工作,这个消息太突然了。而且去的还是一个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十分重要、专业性很强的部门,我有点发怵。”对此,徐立清说道:“这可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将。名单送到总理那后,他再三考虑,最后圈定了您。军委的领导同志也都同意,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尽管心里打鼓,但李聚奎坚决服从命令,脱掉军装,一头扎进了工作中。后来,徐立清将军在提起当年选拔石油部的“掌权者”时,透露道:“总理曾说,要尽快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就要选一个部队的同志来做这件事,将军队的传统作风带过去,像指挥打仗一样指挥石油工业。1958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一些处于特殊原因而缺席1955年大授衔的将军们进行了一次军衔补授,而其中新中国第一位石油部长李聚奎就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毛主席在知道这个消息更是表示:没有他,新中国晚成立10年。<br><b> 注2:旷伏兆</b>(1914年1月27日—1996年6月4日),江西省永新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旷伏兆少时学徒做裁缝工人。1929年参加革命,曾任文雅乡工会委员,县模范团大队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七十团班长、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卫生部政治指导员、第十七师新兵营营长、龙桑独立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六团副政治委员,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西省方山县委书记,山西战总会第二支队副支队长,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六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6年病逝于北京。是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6年6月4日,旷伏兆将军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按照他生前与刘秉彦(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的约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河北省雄县米家务小学内的烈士陵园中。<br><b> 注3:解学恭</b>(1916年-1993年3月3日),男,汉族,曾用名谢宾,山西隰县人。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山西洪赵特委委员、隰县县委书记、中共晋西南省隰蒲特别区委书记、隰蒲游击第五大队政治委员、洪赵独立营政治委员、洪赵游击第三大队政治委员、中共洪赵特委军事部部长、中共晋西区洪赵地委书记。1940年后历任八路军第一二口师兼晋西北军区洪赵纵队纵队长,洪赵总队政治委员,中共晋西南工委委员、组织部长,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晋绥分局晋西南工委书记,八路军洪赵独立支队政治委员。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七大后,历任中共吕梁区委副书记、社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共晋中区委副书记、社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晋中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部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天津市政协主席等职。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7年被开除党籍,免除党内外职务。1993年逝世。<br><b> 注4:马力</b>,汉族,1916年3月生,天津蓟县人,中共优秀党员,无产阶级坚强的革命战士 。原名马久孚。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 。 1938年至1945年任河北蓟县抗日游击队政治教导员,中共昌(平)怀(柔)县委书记、丰(润)滦(县)密(云)联合县委书记,中共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委书记,中共冀热辽区第十四地委城工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冀东区第十四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冀东区第十七地委副书记、代书记、书记兼冀东军区第十七军分区政治委员,冀东区第十四专署专员。1970年3月至1977年2月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其间:1970年3月至1971年5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1年5月至1977年2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7年2月至1979年9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主任。<br> (初步成稿于2024年12月)<br></h5> 谢谢观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