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立的知青》叙四

老知青·周有生

返城后的成都知青周有生以德报怨，为原下放地村民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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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挺立的知青》叙四

……每天出工时，就把儿子放在床上，用被子和枕头把他围起来，可是当我们吃中午饭回家时，儿子经常都是掉下床来，躺在冰冷的岩石地上，有时就躺在了屎尿的被单上，让谁看了都痛苦不堪，万分难受。

到后来，我们只好把小孩换着背出去出工，出去时必须带上一个“棕袴子”，在干活时就把儿子放在“棕袴子”上面坐起，我们挖一段距离地时又回转身看看。

我的儿子从不到一岁时同我们一起出工，每次坐在“棕袴子”上，他就用稚嫩的小手把身边的泥土和草草抓来吃得满嘴都是泥巴和草节节……，每次看到这种情景后，我们的心，痛啊痛啊，比刀绞还难受几十倍！

妻子的父母一直不待见我们，说我把他们的女儿害苦了。直到四年以后，经多方人士说情和我努力地孝敬，儿子的外公才答应可以回县城看望他们了。

这时知青都返城得差不多了。我，被一个了解我的老师介绍到农村教师队伍里去代课，这样每月就有16元钱的补助，还可以记全劳力了。那时的16元钱刚好能够把儿子全托到县城西门的一个彭姓人家里。

1979年，妻子调回县城当上了副食品商店售货员，因为我们是异地知青结婚，不能同时返城，我只能是在农村代课……

可是，妻子回到县城后没有把握好自己的道德品质。那年她31岁时为了能买到十多斤猎肉做香肠，而被当地食品公司卖猪肉的一个小流氓刘幺娃儿瞄上了。女人不顾廉耻和对当时还在读小学的儿子的影响，竟然和那个比她小十岁的烂仗流氓搞在了一起几年，最可恨的是她每次和那个小流氓乱搞时都带上儿子做挡箭牌，撒谎哄骗我和她的娘家人。那时的县城很小，这件事闹得家喻户晓，满城风雨，也使得我无脸见人。最后我们不得已地在脆弱的婚姻基础上通过法律离了婚，劳燕分飞，分道扬镳，割席绝交后儿子也随母了。到了后来，女的和那个小流氓因为经常打骂我的儿子加上两个下流人又在各人乱搞下遭到了千万人唾弃，最后女人也不知道改嫁到哪个异地去了。

离了婚后，我只身一人，什么也没有了，也不知道最后的归宿在哪里，自己就像逃荒逃难的人一样，从洪雅县城骑了一部梅花牌自行车，经过了十多个小时的骑行，回到了成都，暂时住在了四弟的厨房里。晚上在地上铺上席子，白天收起来。四弟的家紧靠府河边，因为潮湿，每天睡了起来后，蓆子上还留着一团睡型。

我在成都历经了太多太多的磨难，终于在1987年左右四处奔走咨询，才得知我的遭遇要先去陕西街找到四川省劳动局，再到后子门找到了成都市劳动局。

我把自己的这么多年的遭遇写成了书面材料交到了成都市劳动局。于是，劳动局派人亲自到洪雅县劳动局对接了解了我的具体情况之后，只需要我答应回城后不去麻烦任何人的前题下才转回了成都，将户口挂靠在了已经调回成都工作的继父那里。

我在洪雅前后共呆了整整二十年，终于在1988年底回到了家乡成都，这时才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我的亲生父亲还在我下农村的第二个月就被迫害致死了。死的惨状让人无法接受，在成都三医院住院部断气的时候，从两个鼻孔中像喷泉一样地将被专政人员打烂的五脏六腑全部成颗粒状和脓血状地喷射到了住院部的被子上，在场的医生都哀叹地说，这人死得太惨了。父亲死的时候离自己年满42岁还差三个月。

母亲看见父亲死后留下的八个儿子，自己根本无法抚养，气急攻心，突然就变成了疯女人，成天到处哭闹诉哭，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被居委会送到成都西角河疯人院治得马马虎虎好后(也就是现在的成都第四医院)。为了八个儿子的生存，母亲经人撮合，改嫁给一个铁路上打隧道的工人，便跟着继父住大凉山里的喜德县境内的沙洋乡沙玛拉达隧道工地上去了，随后生了一个妹妹。

母亲的改嫁，曾经住过的屋子就家徒四壁了。当时家里己经下放有四个知青了，大哥是社青下放到了盐边县敢鱼公社，三弟下放在广元朝天区，五弟下放在简阳县禾丰区，留下的另外几个没有读过书和读了少许书的弟兄没人管，母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托咐我把四个弟弟分成两个一组，两个一次地带到农村去供养和简单地培养着(那种惨状无法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