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返城后的成都知青周有生以德报怨,为原下放地村民做好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湖南知青网——手机版</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知青论坛——湖南知青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纪实《挺立的知青》叙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公元2025年的元月22日,是我下放在四川洪雅县花溪公社红权六队(姚沟),也就是现在的洪雅柳江古镇花溪社区张沟六队当知青55周年的纪念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55年前,我只有17·3岁,由于出身不好,父亲解放前三年在gmd里干过职员,解放后一直到1969年的3月6日逝世时都被定为“双料反革命”长胡受到人民政府的管制。</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谬年代,因此我在农村没有得到过一丁点知青政策上的优待和照顾。(1987年父亲被平反了,可是已逝世多年,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就连照片也没敢留下一张)。</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下农村时个子比较矮小,身高还不到160厘米,身体也不笃实,体重才80多斤。之所以被生产队讨论规定为每出一天工,只评三分工报酬,还不到现金两毛钱,另外一个子高一些的知青被评的是4分工。当时同队的小女社员都是每天八分工。就是这样,我仍然还是不干示弱地同样和当地农友一起战天斗地,最后成了全能劳动力什么都能做好了,也才得了个永远的八分工。在那里当了十三年知青,干什么活都和男社员一起吃苦耐劳,同工不同酬;耖田耙地,肩挑背磨,从没落下过。因为随时要卖些粮食来给经常生病住院的儿子和换些油盐之类的开支,粮食短缺了,经常吃不饱,又没有其它可以代替粮食充饥的,(这里我可以用人格保证,从来没做过偷鸡摸狗的事情),所以饿了只好不出工,在家睡觉,但是一出工,肯定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地苦干实干的,经常和社员们一鼓作气地挑粪上唐坟顶,瓦窑山,以及各个水田和旱地(有时挑一担粪的路程来回大概是五里多路,一天要挑许多担),放下担子时,早已是喉咙干涩冒烟,全身汗水长淌,只好俯下身子从牛踩出来的油泥大土脚窝子里吸水解渴。双抢时节在晒场上干活,一天要换晒几十上百条晒箪,一百多两百斤左右一背的晒粮,一整天进进出出要背几十背,瘦弱的背脊骨被活生生地磨掉了肉皮,流着血水,但是第二天腰上垫块“棕袴子”还得接着背。至今背脊骨上都还有几处消失不掉的伤痕。晚上收场,我还充分实践华罗庚的“优选法”,一次性地重起裹四根晒簟回场,(一根晒簟大约有三十斤),这样效益要高一些。</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那时的知青最盼望就是每周一次的赶场,每次赶场还可以背一百多斤重的谷物走将近十里的碎石公路去公社粮站交公粮挣点工分。(上公粮就是背一百斤就可以挣十分工,所以每次都尽最大气力背一百好几十斤)。就这挥还是挣不够口粮钱,有时还要倒补给生产队,补不起钱,口粮也相对地分得少了。毕竟我们没有肥料粮和其它农需物参与分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当知青的十多年间,生产队的一百多亩水田,有时我去耖田,早上就到牛的主人那里去扛着犁头赶着牛,背一背午草,爬坡上坎到达目的地。遇到沼泽田(人称烂包田),人就往下沉,想尽办法从滃齐腰间的沼泽里挣扎出来后,泥水湿透了衣裤又一直穿干到收工。春分后耖田,备田坎,铲坎坎,用石灰水在田坎上书写“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标语等等,满是冰凌的冬水田里活生生地把腿肚子冻裂出重重叠叠的血口子,疼痛难耐。所以我现在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每年要用很多钱去医治,但不见好转,人体都已经变形了。生产队有一百多亩早地和一百多亩水田,没有哪一块水田和旱地,没有哪一个山头,没有哪一片灌木林,没有哪一条田坎小路没有留下我的血汗和渴望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日月如梭,一晃,我就在农村当了六年的知青了。记得是在1975年的正月初七从成都过了春节回生产队时,在县城的南街口,茫然地邂逅了一个1972年本县下放的女知青。她那时下放在距离我大概有30多公里叫罗坝公社的地方,那里山高路远,生活更加艰苦,但她觉得我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那时我已过24岁的年龄了,所以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由于青春的躁动,造成了未婚先孕,本着对女方负责任的传统观念,就在当年的国庆节奉子成婚了。不过,当时公社和生产队从上至下的各级部门都叫我写了检讨书和认错书后才给颁发了结婚证的。</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随后,我又求爹爹告奶奶地在生产队会计那里预支到了15元钱结婚办喜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结婚那天,整个知青房没有张贴一个喜字,没有一副对联,没有一件红色的东西铺排,哪怕是一张红纸都没有,只是用在生产队预支到的15元钱到公社供销社每6分钱一个的月饼买了100个,用了3元7角钱买了一条朝阳桥香烟,用了2元7角钱买了三斤水果糖,不经意地把结婚的事告诉了生产队的几个社员,有几个社员分别送了一升米来,共有20多斤,另外有本大队的成都和自贡的五个知青,他们一共送了我五元钱的贺礼,大家大一起吃了一顿知青结婚饭,肉是没有的,整个桌子上都是豆腐做的菜。那里的习俗是村上有结婚办喜事的,有的人家会送一磨自己做的豆腐作为礼份。</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们结婚时,知青住房只有九个平方米的茅草屋,屋子里有一间三尺宽的木床(本来是四尺五宽的,因为下农村带去的单人蚊帐没法挂,所以自己把床改窄了的),有一张一米二长,六十厘米高,五十厘米宽的条桌,还有一根用来烧火做饭坐的,镔开了一条大口子的麻柳木矮条凳和一根高板凳,床档头有下约一个平方米的空间用一块阴丹蓝布做了一个门帘子遮住了那个印有“五十条芙蓉肥皂”的木包装箱装着我和妻子的几件衣裤放在自己用来防潮湿的一米高的竹架上,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门帘子后面可以作为“更衣室”。</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室外的屋檐下有一口终年暴露在外的土灶头,锅盖是一个烂斗笠,其余什么都没有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在农村过了下概六年了,加上我们结了婚,女知青上厕所的一些事情很不方便,迫使我们到处反映,生产队又才绐我们在房子的档头上盖了一个茅草小灶房。在距离房子20米左右的地方修了一个小猪圈,我们学着养了一条小猪。</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结婚后不久,就在1975年的冬月初二那个大雪纷飞的早上,我这个极其悲惨的老知青只好冒着生死两离别的巨大危险,让自己的老婆在没有任何生命保证和生小孩时的医疗消毒措施的情景下,从头天晚上8点过,知青女人就赤裸着下身,背靠在小木床边上,背上只能用那一床薄薄的被子把女人的背部包裹着,两只手臂靠着床边,只有很小一部分臀部坐在又冷又硬的木脚盆上,同时奓开双腿,也分别搭在没有一滴水的脚盆边沿上,忍受羞四壁灌进知青房内的雪风。在那无法忍受疼痛的叫喊中,不停地摇晃着冻得发抖的身体,那上牙和下牙之间抖得“硌硌”直响,那不断破着黏糊黏糊的羊水的下体完全是冰凉冰凉的。这时我这个已经被冻得全身发抖的知青丈夫也就只有死死地盯着女人要生出小孩的那个部位,观察着“孽债”不知哪时会降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当天收工回到知青房时,妻子发觉腹痛就开始等啊,等啊,等了漫长如年的一个夜晚。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左右婴儿终于出来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这一晚,知青房里没有一滴水喝,没有一星点可以暖和身体的热能。外面白茫茫的一片,鹅毛般的雪花不断地飘落在万籁俱寂的灌木林里,打得树叶沙沙作响,堆积起了一寸多厚,知青房门前没有一个可以打招呼的社员从门前经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可想而知,那一晚知青女人是在什么样的生与死的煎熬中捱到第二天早上的痛苦分娩的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的人生中经历的这一个悲惨而又生死难熬的通宵,才好像觉得那时间远远比一光年还要漫长。</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知青女人一直不停地将疼痛难忍的身子扭过去扭过来地撕心裂肺地惨叫着。而我这个当知青丈夫的看羞女人那披头散发的痛苦惨状,只有无可奈何地长吁短叹地一直抹着泪水安抚着百般难受的知青妻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终于在次日(1975年的农历冬月初二)早上6点15分时,随着一个毛茸茸的头部从产道口滑出来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当婴儿的头在滑出来的那一刹那间,重重地碰撞在了脚盆壁上,也许是碰痛了的缘故吧,紧紧捏着一对小拳头的婴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农友们第二天得知这种悲惨情景后有许多人都哭着说:“惨啊,惨啊,好惨啊,吓人巴沙的(当地土语:吓死人了”,喜得好是顺产喔,要是难产的话就出人命了,他咋个不出请一个接生婆嘛?!”有的又说:“那个男知青太闷胆大了,他咋个接得来生嘛?”</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敬请美友们原谅,我伤心得暂时写不下去了,让你们扫兴了。我舒缓一下再写中部和下部(更精华)!</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