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雪程门忆恩师，怀念张骋珍先生，孙如珍

一生平安

2008年年7月12日，听到张聘珍先生的遗孀常凤岱女士逝世的噩耗，悲痛之余，不由想起已辞世多年的张先生来。张老师就是一位高寿的老人，他活了85岁。没想到，在他走了23年之后，他的夫人才姗姗与他去天国相会。她奇迹般地活了101岁，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百岁老人”。此刻，两位老人家又相聚在了一起，开始了在九泉之下新的生活。古有尊师重教佳话“程门立雪"的故事，说的是学生站在老师门前，看到老师正在午休，他生怕惊扰老师的美梦而久久不忍敲门，以致雪花盖满全身。此刻，我也仿佛站在张先生与他夫人相会的地方，远远看着他俩久别重逢的喜悦，而久久不愿惊扰他们，身上虽无雪花覆盖，心中却已翻腾起与张老师相处的峥嵘岁月。(一)初见张老师是1956年夏季全县初中招生考试时在武乡中学见到的。那时他还年轻，穿着西装在教师里监堂，所以当时就记住了这位唯一穿西服的老师。三年后，我考取武乡中学高三班时，才正式成了张先生的门生。他教英语，我们班是他来武乡中学第一次接手的高中英语课程，他很高兴地操起了英语本行。张老师1923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现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太原成成中学等十余所中学任教。英语是他的专业，更是他最热爱的一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堂英语课上，张老师是这样开场的：“同学们，今年暑假我去了一趟北京，我看到天安门变低了，左右一看，不是天安门低了，而是周围的建筑高了，天安门广场变大了，所以看起来天安门变低了。这说明，我们的祖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在北京我还看到不少外国人，这说明我们与世界有了很广泛的交往。英语，正是我们与外界交往的语言，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学好英语，报效祖国.....”。就是这个简短幽默的开场白，把我们带到了从未涉及过的英语天地里，我们这群农村来的孩子一下子被张老师生动的讲解和神秘的英文吸引住了。三年中，班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英语课的热爱者，成绩都很不错。听张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他知识面广，阅历深，每讲到一个单词或与课文有关的知识，他都说得头头是道，由此及彼，触类旁通，让听讲的学生精力集中地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乳汁，从不感到疲倦和厌烦，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听到了下课的铃声。在高二上学期，课文中学到“经商”这个单词时，张老师除了讲经商的本意外，还讲到了山西晋中商人如何诚信经商，他听他的父辈讲过许多晋商经商的故事，而且他们的买卖做到了俄国的“毛斯嘎哇”，后来才知道是苏联的莫斯科。因张老师生动的讲解，我想我们班的同学是最早知道晋商的。就这样，课文讲到那，他就说到哪。在学生的心目中，好像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在日积月累中，我们学到了许多课本中没有的知识。张老师教英语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让人感动。从教字母开始，他让每个学生准备一个书法本，每天写一页英语书法，坚持写一年半。他说这样练一年以上书法，写出的英语书法应该是最规范,最漂亮的。事实确实如此，我们班的英语书法，人人都写得相当漂亮、规整。其次是教语法。英语的语法和汉语不同，随着课文的推进，他把英语中的语法总结的十分条理，清晰，并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让学生记忆牢固。音标是英语中最基础的工具，读准了音标，就可以把不认识的单词读出音来。张老师把音标一个一个教给学生，并反复练习一个学期，让学生在读准音标的基础上熟记其读音和写法。我们班的学生每人有两个作业本，一个是写书法的，一个是写课文练习的。两个本子每天都收交给老师，老师每天都批改，一笔一划都不放过。班里没有一个学生敢偷懒，不做作业，做得不好的都要受到张老师的批评。他批评学生时是从来不顾面子的，所以人人都敬畏他。张老师十分自信，他的自信来源于他对英语教学的丰富经验和英语知识的准确把握。他既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又在教学中贯彻了“听、说、读、写"缺一不可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成绩都普遍优秀。所以张老师曾自信地说过:“我教的学生历来是一流的,不管走到那里，都经得住考验"。他的学生们没有让张老师食言，不管考到那所大学，或是留校当英语老师,英语都是好样的，尤其是他教的高六班，两名学生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让他的自信得到了升华。不知不觉高中三年很快就要结束了。在临近高考的前夕，张老师对全班同学说：“马上就要高考了，自古道，考场上好将不多。你们的英语学得都不错，从容地面对高考吧，相信你们在英语考试中会取得好的成绩。”高三班六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只有五人考上大学(其中一人是英语系),但是，英语单科成绩全班考得相当好，这一点张老师是问心无愧的。后来的事实证明，高三班的学生在六三年又有六人考人长治教干校英语专修班，六四年后又有三人相继调回母校任初中英语教师。全班有十多人从事英语教学，这都是张老师精心教育的结果。1962年的高考我名落孙山了，我无奈考录小学教师到窑湾乡的杨李枝小学任教。1963年的新年，我在杨李枝小学的古庙里(小学校在一所旧庙院里)，给张老师写了一封信，一来告诉他我工作的地方，二来向他倾诉我没能考取大学的无奈和愧对老师培育的内疚。并用铅笔画了一张我任教的小学实景：一棵参天大松树和一座破旧的古庙。以此作为贺年卡寄给了张老师。很快我就收到张老师的来信，他鼓励我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不要忘记复习高中的课，因为时机成熟还可以参加高考。尤其说到教小学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定要尽全力做好教学工作，同时，早晨坚持读英语，“书到用时方恨少”嘛。他还特别说到那幅画着古庙的贺年卡，是他收到的贺年卡中最珍贵的一张，他将永远保存它。看着尊师的来信，在北风飒飒，松涛呼啸的古庙清灯下，我流泪了！我没想到，师生的情谊能够如此厚重，让人倍感温暖！难忘的高中三年结束了，虽未踏入大学的门槛而终生遗憾，但欣慰的是我受到了最可尊敬的师长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二)转眼到了1964年的秋季学期，我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回教育局报到，另行安排工作。当时通讯很不发达，想问清楚调我去那里都问不清，只听联合校长说让我回武乡中学不知干甚。我心中忐忑不安，但又依依不舍工作了一年半的古庙小学和三十二个天真的孩子。记得我临走时，学生们都哭了，都说不想让我走，他们把我送到村头的山梁上，挥着小手向我告别。没想到，我曾批评过、大声训斥过的小孩子们会如此不计前嫌，而留恋给他们上过一年半课的老师。我担着铺盖离开时，又一次流泪了，不敢回头看看那些久久挥舞着的稚嫩的小手......,这时，我才懂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道理。我已经成了老师了，心中原来也装着那三十二个学生，毕竟和他们朝夕相处了一年半时间。回到教育局，我才得知是武乡中学今年新招的四个初中班有两个班开设英语课，但没有英语老师。在一次县里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英语教师张聘珍先生发言，提到英语老师缺乏的现状，提出暂时解决的办法是从原高三班毕业的、现任小学教师的同学中选好的调回学校任英语教师，他可以负责辅导他们上好课，用这个办法以解英语老师缺额的燃眉之急。参加座谈的陆嘉生先生也力陈原高三班学生英语基础较好，只要有张老师辅导，一定可以胜任初中英语教学。在两位老师的建议下，学校领导和教育局同意了这个建议。我就是第一个被选中回母校解“燃眉之急”的，得知原委后，我惴惴不安，诚慌诚恐，深感不能胜任其职，但又心怀感恩不胜感激两位师长的热心推荐，又怕辜负他们的一片苦心。面对着全校六十多名曾经是我的老师的老师们友善的目光，在张老师，陆老师的一番鼓励和激将之后，回校的第三天我便走上了初中英语教学的讲台，开始了与古庙小学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崭新的教学田地。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上午8点钟，星期五。那天正好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日子。当学生学英语和当老师教英语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我上了星期课后,对此有更深的体会。当学生读单词,读就行，不去要求必须读准，尤其是重音，而当老师读单词和课文，必须准确，否则全班都跟着读错。当学生，学多少算多少，而当老师，不仅要知道课本上的东西，而且要知道课本外的知识，要经得住学生提问。从上第一节课开始，我都是晚上在张老师面前备好课，读准音，白天再给学生讲。学生提出的问题，我知道的回答，不知道的就老实告诉学生，等我向张老师请教后再告诉他们。开始,张老师听了我一个星期的课，共六节。每天晚上，他都把我讲课中的问题一个一个说给我听，每节课都有十多个问题向我提出来，不论读音，还是教课方法，甚至那只手拿教鞭，都要指出来。当他向我提出问题时，一脸严肃，严格到比对学生都要严格的程度。经过一番熟悉和磨砺之后,张老师陪学校的领导来听我的课。很显然，学校领导的目的是看调回来这个高中生可否担起这副担子。听完课后，张老师向校领导作了汇报，当然是对我说了不少鼓励的话，说讲得不错，是个会讲课的人，也给领导说了让他们放心的话。领导又向两个班的学生进行了调查，没想到学生们普遍反映较好，他们喜欢这个老实的、没有不懂装懂的老师。学生们说，这个新来的老师也是个学生，他不会腔作势，盛气凌人，就让他和我们一起学习吧!就这样，我在张老师手把手的辅导下，在校领导和学生的认可下坚持了下来，成了一名真正的初中英语老师。当时推荐我的张老师、陆老师都很高兴，他们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一年的时间过的真快，我代课的两个班已经升到初二年级了。我跟着也开始上初二的英语课，同时，又加了初一一个班的课。这时，张老师向我提出要求说:“你跟着这两个班一直代到初三毕业，然后再跟着高一直代到高三毕业，经过五六年后，你就可以独立拿下初高中英语课了。那时,我也放心了，就该退休了。从现在起，你不仅要备，上课，改作业，而且要从图书馆借来大学英语系的教材，从大一开始学习，我每星期给你讲一两次，只要努力，五六年后，你就具备了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水平了,在学校就更能站住脚了。一个人不一定非上大学，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张老师的这段话我终生不会忘记，它寄托了一个老师对他的学生的希望和信任，他想把他从事了一生的英语教学事业让他的学生传承下去。当时，我完全按照张老师的教海，除了备初一初二的课，每周上三个班18节课，改三个班的书法，练习作业外,还要学习大学英语教材第一册，背单词，学课文,经常向张老师请教。好在我和张老师同在一个教研组，他是组长，我与他面对面办公。备课，改作业，有问题随时就可以请教。星期天就去他家里学习。从1964年 10月到文革停课2年时间，我没看过一场电影，没随便下过街，虽然当老师了，但比学生还要紧张。我立志要按张老师的嘱托坚持五六年的不懈努力，在母校站稳脚跟。经过我在母校一年的“试验”，证明在英语师资缺乏的情况下，让高中毕业生回校在张老师辅导下任教，完全是可行的。于是在1965 年新生人学后，又从小学教师中调我班的张培良同志回校任英语教师，他带三个班的初一英语。又调我班的王玉斌去支援襄垣中学代英语。张老师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对着学校领导和客人的面，他是不会说出赞扬我的话的。我听到的只是你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话。后来我听学校老师们说，张老师逢人便夸我，说我会讲课等，这时我才又一次真正体会到“老师如父"的道理，从心底里读懂了他对我的良苦用心!(三)回校工作二年来几乎每天要去张老师家里请教问题，他家里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学生，晚上在他家学习备课，白天去给学生上课，与他的家人本来就都很熟悉，有的是上下班同学，他小儿子又是我的学生。如果说，高中三年对张老师只是敬畏的话，回校任教与他朝夕相处二年后，除了敬畏就是亲近了。有一次在教研组改作业时，张老师突然说起我的名字。他说:“你那个‘如’字用得不对，应该用‘儒’，儒珍和聘珍应该都出自《礼记.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一句。给你起名字的人一定是个读书人。”听后，顿感张老师知识之渊博。就这样，我与他因相处而相知，而他也更了解自己这个学生了。 . 记得1965年的中秋节，由培良提议，买瓶酒送给张老师祝他中秋快乐。我深知他的为人，怕他不收。我清楚地记得，教研组有个外语老师经常向张老师请教英语问题，他诲人不倦，有问必答。事后，这个老师给他家送去五盒三门峡牌香烟以示感谢。张老师得知后，让他的小儿子立刻给这位老师送去。他生气地对我说，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因有这件事，我与培良反复斟酌，总感到因人而异，师生相处甚好，学生也看不出他的老态，精力仍是那么充沛，记忆力仍是那么惊人。当时在他的心里，人生就像斟得满满的一杯美酒，似乎没有喝完的时候。那一年，他忙碌了一个学期送走了高六班毕业，两名学生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全班升学率达到80%，着实让张老师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全然忘记了自己为送毕业班所付出的辛劳。张老师一家有三对子女教书，可称为教育世家，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躬耕桃李，矢志不移，乐在其中。谁也没有想到，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把一个66岁的老先生卷进了阶级敌人的行列。8月7日,他被戴上了高帽游街示众，当然与他一起游街的还有五六位老师以及县里数不清的大小干部们。那天下午，全校教师举行座谈会，盛赞这个行动“好得很”，是革命的“急风暴雨"。有几个被游过街的老师已是寝食不安，瘫倒在床上，唯有张老师手拿着上午戴的高帽去参加教师的座谈会。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张老师也发言了：“今天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对我更好地改造思想是有帮助的...”。看着他拿着高帽从容地去参加座谈，并心平气和地发言，表示愿意更好地改造思想的言谈举止，在场的老师们没有一个人说他的长短，不少人默默地向他送去了敬重的目光，心照不宣地敬佩他勇于沉着应对命运挑战的风骨和气度。我听着他的发言，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内心却放宽了许多，相信张老师这个见过世面的人能够平安度过今后的岁月。这时，我突然感到，尊敬这东西很奇怪，它不值一文但却又超越于一切职位，权势和金钱之上，有时它恰恰发生于特殊的瞬间，让人肃然起敬。后来形势的发展让人稍稍放心了一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被打倒夺权了，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在打倒之列了。没过多久，学生中的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事后我去看他，他把借阅学校图书室的所有教学参考书都让我拿上，归还给学校时我还兼任学校图书管理员。他一句也没有说自己的处境，而是反可嘱我，“现在虽然停课了，但总有复课的时候。你把这些参考书留着。我听得出,他预感总有一天是会用上的。有时间，不要忘记学习，英语这东西忘起来很快，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不讲英语。自己再也上不了讲台了，但他对我仍然寄予希望。我连连点头听完他的话，抱着书籍离开了他家。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只感到心里酸酸的，眼前一片茫然。1966年春节前,已经停课半年的学校乱成一团，大字报满天飞，口声不绝于耳。我在北京串连回校后决定回去结婚，因为正好是个空时间，既不误学习又不误上课，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张老师和陆老师，当时他们都受到学生的批判，得知我的决定后，布满愁云的脸上露了一丝微笑，都说,这倒是个空闲的时间，年龄到了，也该结婚了。记得他们在我临回家时，各托人送来一对肥皂盒和一对枕巾，并带来一祝贺的话。两位老师的礼品是我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婚礼上唯一的两对礼品，它伴随着我步人了婚姻的殿堂，礼轻义重，弥足珍贵，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此后，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工分成了两大派，从吵架到武斗，闹得不可开交，已经基本上放松了对那些关在“牛棚”里的老师们的管教，只见张老师每天和被关的人在学校参加一些劳动。到 1968年武斗之后，在家住了三个多月的我来到学校后，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图书室和仪器室被洗劫一空，教职工宿舍里也被普抄了一遍。一打听张老师一家不在学校住了，他搬到了城关村西边上的一所民房里。下午我找到了这所-间大的小平房，一盘土炕占据了屋子的一半,搬来的东西零乱地堆放在地下，只是土炕上铺展着干净的被褥。几个月没有见到张老师和他的夫人了，他们分明老多了，头上添了白发，额上多了皱纹，可喜的是精神都还好。我们谈了别后的一切，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混乱局面不知要到甚时是个够，前面的路是个什么样子，心里茫茫然。不知不觉天已黑了，我在他家吃了晚饭才回校。没想到，我的同事们都在四处找我，因为看到我没在吃饭,都担心我的安全，因为那时两派都在抓人。见到张老师俩口子心里平静了许多,他们已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过着相对平安的生活。1970年春节刚过,学校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抽调6位老师下乡插队，两天后又改为调离学校,去支援乡下的学校。那时上面喊着要把学校办在贫下中农的家门口。于是我们被调出学校的六名教师马上被分配在乡下七年制学校任教。临走时,我去向张老师告别,他已搬回学校去住了。我向他说了我去马堡学校任教,离家较近,可以照顾家里。张老师似乎十分理解我的处境，但又不无遗憾地说:“英语最好不要丢了，放弃太可惜了,因为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我点着头表示认可,但内心对于他给我描绘的做一名英语教师的梦想已经十分渺茫了,尽管我曾为此努力了三年的时间。我在乡下教了多半年书就抽调到县教育革命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县委通讯组工作。当我回到县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张老师，那是1971年的春天。一打听，中学的同学说，张老师是在学校办的杨南头农场里劳动,因在山坡上放羊滑倒后,小腿骨折了,在武乡医院接好腿骨后又去太原进一步治疗了。我心里在想，一个70岁的老先生居然还让他上山放羊,能让入放心吗?说起来让人心寒。老先生五十年的苦心孤诣，躬耕桃李，此刻看来既不能挡风，也不能遮雨,更不要说御寒了!后来在一次太原出差的空闲时间,我专程到山大教工宿舍看望了张老师，他住在二儿子家里。他的腿还没有好利落，要走动需拄着拐杖，由他的夫人同候在他身边。他说了出事的经过,没有说任何人的过错,只说自己不小心滑倒的。张老师就是这样,自从他被批判后,他对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天尤人的话,只是说大形势如此，一切都可以理解,人吃点苦不算什么,慢慢会好的。他对事物的洞察力和对人对事的宽容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使我对他的人格和操守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他对我工作的变动没有说什么,只叮嘱我干什么都要用心去办好,文字工作更是个费脑子的事,万万不要出了差错。听着张老师的般殷叮嘱,我心里隐隐感到愧对他对我的期望和教海。一场“革命”,竟使我的那个青春的中学英语教师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但在我的心灵深处，仍还留恋那段中学英语教学的岁月,那么充实,那么紧张,那么充满着希望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命运啊，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捉模,这样不尽如人意!(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彻底改变了张老师的命运,年近八旬的他,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他是在1977年77岁时退休的。退休后全国恢复高考,学校开始大规模招生。武乡中学的老师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满足不了教学需要。文革前张汉卿校长14年来争取回来的教师已初具规模，不少名牌大学毕业生落户武乡中学，卧虎藏龙、群星璀璨，师资质量在全晋东南地区已排在前列。但一场劫,使80%的外地教师返回原籍，造成了武乡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师队伍的流失,它远比仪器室和图书室的洗劫损失更大，,一时无法你补。面对这种情况,县委采取了教师归队和优惠政策吸引外地教师的措施,解决了教师的部分缺额。但英语教师的不足仍是武乡中学乃至全县中学的当务之急。对此,张老师又坐不住了,武乡中学虽有他教过的几个学生尚可上课外,全县怎么办?于是他参加了县教育局举办的全县中学英语教师培训班,年逾八旬的他,又站在了讲台上给学生讲课。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从1966年停课到八十年代初，近15年没有上过讲台，他曾灰心过，遗憾过，以为今后不可能重登讲台了。要知道,三尺讲台,他整整站了五十多年那里是他实现理想施展才华的天地,是他生命中的全部欢乐。今天他在金色的晚年又登上了讲台,怎能不让他激动呢?培训期间,他风雨无阻,按时授课。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上午,为不耽误上课,他仍由老伴挽扶,拄着拐杖,准时前往,在场的学生无不为之感动,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教育了在场的每个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清明之风注定要给张老师带来更多的惊喜和荣耀。1981年9月召开的武乡县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光荣地被选为人大代表,会上又当选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作为党外的知识分子,教育界的代表,张老师的当选乃众望所归。他本来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曾于1923年赴日本考察学习。回国后开始从事中学英语教学工作,先后在忻县中学、成成中学、平民中学、进山中学,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国民师范、太原女师、阳兴中学、太原公立女中等校任教。曾任成成中学训导主任及教务主任，山西省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及代理校长等,1931 年起，兼任山西省教育会常务理事。他亲手创办太原成成中学，并担任首任董事长,参与创办了太原平民中学和榆次私立魏榆职业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1月离家南下西安，先后到甘肃任国立甘肃中小学教师山西服务团团务委员兼主席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太原，在太原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师。1948年赴四川成都任四川省立女子中学英语教员,并曾代理训育主任及总务主任。全国解放后于1952年调回山西,分配来武参与创建武乡中学并从事教学工作，直至1977年退休，在中学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了54个春秋，他当之无愧地可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中学教育家。所以他在县人大常委的位置上工作了三年,代表教育界提出过许多关于提高中学教育质量,提高师资队伍的业务素质以及巩固提高教师队伍等问题向县委、政府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提案和建议,对提高中学教育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84年5月人大换届时,张老师因年龄偏大而卸任。我与张老师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有空就去他家看看他,海阔天空地聊聊天,看看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做。这期间,聊的最多的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他常与外地工作的孩子们和学生们通信，外面的信息他知道的很多,他为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感到高兴，他从心底里拥护邓小平同志的路线,他在担忧着改革的成败,但又满怀信心地期盼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他对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使之成为最让人羡慕的职业等论述，赞不绝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庆幸自己的晚年赶上了太平盛世，只可惜不能为国家再做点事了。时，他已经83岁了。1984平甘,此5中子同二班部分在县城的学生与张聘珍先生合影,祝贺他85岁寿辰。再做点事了。说这些话时他已83岁了。1984年春节过后,我们高三班的几个同学去看他,得他已85虚岁了,为了祝贺他的八十五岁华诞,正月十八那天,我们与张老师合影留念。这是高三班从事过英语教学的十位同学第一次与他合影,也是最后一张合影。记得当时在照片的背面我们给张老师写了-段话,以表达我们的心情。“尊师张聘珍先生,执教五十余年,以国为怀,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功德昭日月。甲子元春、喜逢先生八十五华诞,高三班从事英语教学的在武同学,欢聚程门,特为敬贺,师生留影,以作纪念。张老师和他的老伴毕竟年纪大了，人生活确有一定困难，虽然在校的老师们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可以帮忙，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却让人放心不下。在1984年秋与他儿女们商量，把最小的儿子从中村电厂调回来照顾他的生活。在县委的关怀下，他的儿子和媳妇很快调回来在县城安排了工作。对此，他十分感谢县委领导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在我的面前不知说了多少次。他就是这样，领导对他的每一点关心都记在心里，叨念不已。更让他激动的是1985年，国务院公布了每年的九月十日为教师节，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八日上午，武乡县委在武乡中学举办了张聘珍先生从教五十年庆贺会，县委书记阎好勇到会讲话，充分肯定了张先生五十多年从事教育事业，培育革命后代所作的贡献，号召全县教师学习他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终生奉献人民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在县城工作的他的学生和宣传部、教育局的领导参加了庆贺会。会上,学生们赠送他一面牌匾，上书“芳满天涯”,表达了学生们对他的崇敬之情，并集体合影留念。当时的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条消息，使在山西工作的学生们都听到了他们尊敬的张老师康健吉祥的信息。 就在庆贺会开罢仅三个月之后，1985年12月初，张老师就病重住进了武乡医院。他的学生们，远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们都赶到医院去看望他，都默默地祈祷他能度过这次劫难。但事与愿违，张先生于12月19日终因回天无力，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的坎坷一生。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教师、学生、机关于部,闻讯赶来的围村庄的村民一千多人都眼含热泪，沉痛悼念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先生。从北京、太原、长治等地赶回来的学生代表用花圈、挽帐和挽联满了操场的四周，在呼啸的西北风吹拂下，白花飘动，挽帐飘舞，哀乐声声伴着阵阵饮泣，为张先生的不幸逝世哀悼。他的学生们精心编写了一副挽联，挂在他的灵堂前，表达对恩师的无限敬仰：上联：志笃力勤执教五十载誉满晋蜀躬耕桃李造就人才志士烛光萤萤照百代下联：德星陨落魂归九重天萦顾太行音客犹在清名千古长流众生戚戚失师表张老师走了，愿他一路走好。27日上午他的灵柩在他的学生和亲人的护送下运回到他的老家榆次东阳镇上丁里村安葬。他依依惜别地离开了他生活、工作了三十三年的太行老区武乡县。巍巍太行永志师德，涓涓漳水长吟师恩。张老师从容地走了，遍布全国各地的他的学生们不会忘记他,太行老区人民不会忘记他。我与他相处20多年留下的美好回忆,将相伴终生;他的浩荡师恩,将使我感恩终生。2008年12月5日夜10点匆草(本文刊登于《红星杨》季刊2008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