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江风月 巴渝文脉——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小记

锋星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又名重庆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前身是西南博物院。似因改名为三峡博物馆而显得名气不显，低调了很多，尽管还冠以"中国"二字。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总体布局通过以东西走向的人民大礼堂对称轴为主轴线，并以一个完形将人民广场与博物馆主体建筑联系起来，主轴线上人民大礼堂、人民广场、博物馆三位一体，形成“三位一体”的四维效果。人民广场与博物馆一体图形，用一把巨型的琵琶图案连接。由主馆、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庆宋庆龄纪念馆、涂山窑遗址和重庆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五个场馆组成。

地上4层为展厅、报告厅。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游客摩肩接踵，步入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动态地展示着三峡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风貌，画面精美绝伦，仿佛将人带入那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空。依托科技手段，让古老的历史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在感受历史厚重的同时，也惊叹于科技带来的全新体验。博物馆不再是单调的陈列，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创意的文化空间，让人在游览中不断收获惊喜与感动。

壮丽三峡

浩浩长江，滚滚东流。三峡，是万里长江最雄奇瑰丽的精华。

这是地球上极具造化伟力的大峡谷。地理上的三峡，西起重庆奉节白帝城，东至湖北宣昌南津关，奇峰陡立、峭壁对峙，形成了享誉全球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那雄伟之姿能壮大河之险，那神奇之力可绘山川之美！

这是世界大河中最富人文情怀的大峡谷。文化上的三峡，是一首浪花淘尽英雄的交响曲，巴蜀文化、荆楚文化荟萃于斯，共生互融，巴歌楚韵荡人肠，高亢而平和，独特又神秘，既弥漫着人间的烟火，更充满着想象的张力！

历史长卷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三峡是长江文明的华彩乐章。大山大水的环境造就了三峡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这里是古人类文化的富集地，龙骨坡文化拉开了东亚地区200万年人类更的序幕；这里经历了“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在此互相碰撞，交相辉映，而在峡江内部又形成东、西两大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夏商周时期，巴、蜀、楚文化在此交流融合，共同造就了巴山蜀水的青铜文明；秦汉以降，三峡地区迅速融入华夏文化圈，三峡儿女崇尚统一、开放包容，铸就了气象万千的三峡文化。

剑齿虎犬齿化石。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300万~20万年）

巫山猿人下颌骨化石。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300万~20万年）

龟壳。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距今约6300~5300年）

鱼形骨饰。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距今约6300-5300年）

骨匕，骨铲，骨针

与新石器时代相比，夏商周时期人们利用三峡通行的能力大为增强，三峡作为经济、文化传播廊道的作用益发明显。各族群在三峡地区风云际会，他们之间虽有战争，但主旋律仍然是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在这里，巴文化、楚文化双星闪耀，丰富和发展了三峡文化。

三羊铜尊，商代（约前1600~前1046年）。铜尊是酒器，也是巴蜀地区青铜时代流行的核心礼器。该尊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主纹为夔纹和兽面纹，肩上附三羊头。它是重庆地区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大型青铜容器，反映了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三峡地区传播的史实。

石刻地处今湖北、重庆交界处巫峡巴东段鳊鱼溪东岸，为清乾隆年间荆南观察史李拔题书。三峡古代通航艰辛，常常季节性断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中夏至中秋川水封峡，则断绝行舟数月，过此消退，方通行来”。由此，古人发出了楚蜀鸿沟的感慨。

战国铜矛

兽面纹铜矛，银斑人物纹铜矛，水鸟纹铜矛

战国铜剑

战国带铭文虎纹铜戈

战国带铭文虎纹铜戈

鸟纹铜柳叶剑，虎纹铜柳叶剑，竹节纹铜柳叶剑，改装铜柳叶剑，带巴蜀符号铜柳叶剑

整体呈鸟形，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通体饰细密羽纹。在羽纹上有规律地镶嵌绿松石。

错金银工艺：中国古代青铜器表面装饰工艺，即先在青铜器表面预先铸出或整刻出图案。铭文所需的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锤打牢固，再用蜡石将其打磨光滑，达到突出图案和铭文的装饰效果。巴人上层社会生活、祭祀用器中常使用错金银工艺。

巴人船棺，战国（前475~前221年）。四川盆地的船棺葬是战国——汉代早期巴、蜀两地共有的丧葬文化习俗。三峡地区的船棺以整根楠木为原料，挖去内芯后，形似船舱摆放逝者的身体和随葬品。该葬俗表现了三峡古人对江水和舟楫的依恋，他们希望以船“送魂”，依水还生，故船棺也被称为“载魂之舟”。

战国玉组佩。该组玉佩主饰有玉环、玉珩、玉佩、玉艘四类。其中，玉环2件，玉珩5件，凤首龙身形玉佩1件，玉艄1件。连接配件有玉管、玉珠、蜻蜓眼料珠等。此套组玉佩是巴蜀地区现存最完整的一套，且带有明显的楚文化风格，体现出战国、秦汉时期巴、楚上层贵族之间的交流。

巴蜀符号。四川盆地战国——西汉早期流行的一种文化符号，广泛刻铸在铜容器、乐器、武器、工具上，并且作为铜印章的印文。对于这种图形与符号的组合，学者称之为“巴蜀符号”。巴蜀符号中许多带有原始巫术色彩，如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璋形纹、戈形纹等。这些符号单独不能解读，只有当它们构成特定的组合时才具有意义，且这种意义往往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这平添了巴蜀符号的神秘感。

统一融合

自秦设郡县以来，三峡地区便迅速融入中华大一统进程中。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这一阶段，这里政治稳定，文化兴盛，经济繁荣、《汉书·地理志》记载其地"有江水，沃野，山林，竹米蔬食果实之饶”。汉代以后，又因其西扼巴蜀、东控荆楚的险要地理位置，而成为历代王朝稳固后方的屏障和统一四方的前哨。三峡多次发生过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战争：三国归晋，隋朝统一，山城抗（元）。三峡见证了国家的统一及多元一体民族形成、融合

公元前316年，秦国在统一六国过程中率先灭掉巴蜀，巴国成为秦国的一个郡——巴郡，为秦代最早设置的三十六郡之一。在三峡地区，以瞿塘峡为界，今奉节及以西，属巴郡辖地，郡治江州（今重庆主城）；今巫山及以东属南郡，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三峡地区成为秦王朝较早建立郡县制的区域之一。

铜牵马俑及铜马。马是汉代社会的重要战争资源和经济资源，也是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后汉书·马援传》载：“马者，兵甲之本，大国之用。”该马头、颈、身、腿、尾等各部位分铸后合接成一个整体。其体型矫健，气字轩昂，充分展现了大汉雄风。牵马人则神态祥和，面带微笑，透露出宁静的心态。

雁形铜尊。尊是一种酒器和礼器。大雁是吉祥物，也秩序与守礼的象征。在古代，大雁的用途十分广泛，除了供人们食用以外，周代《仪礼·士昏礼》还记载：“纳朵、纳吉、请期皆用雁。”该雁形尊造型生动，整体呈卧姿，长颈，身上羽毛细密，十分精美。

东汉石磨盘。直径55、厚5厘米。外圆丙方，中间凿圆形凹面，凹面丙满布凿痕，石面有规则的放射线形条纹。石磨盘是农业社会常见的加工粟类谷物的工具，是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旧县坪遗址是汉代胸忍县城（今重庆云阳）遗址，石磨盘的出上，说明东汉时期，三峡地区的农耕产业已比较普及，人们的生活水平比以前大为提高。

巴郡朐忍令景云碑。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该碑是东汉巴郡朐忍（今重庆云阳）令景云叔于的功德碑，立于公元173年。碑首圆弧形，有三个浮雕图像：中为妇人启门，两侧为凤鸟和持药仙兔。碑身两侧分别雕青龙与白虎。正面为阴刻云气纹边栏，栏内有隶书铭文十三行，共三百六十七字。丙容前牛部叙景云家族源流和生平事迹，后牛部则是对景云品行的赞颂和英年早逝的感叹。

景云碑是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重要发现之一，极具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有学者誉其为“西南汉代第一碑”。

“张氏吉羊”莲瓣纹铜勺(南北朝)

东汉″巴郡守丞”鎏金铜印

偏将军金印(东汉)

交流发展

三峡地处川东平行岭谷地区，崎岖的山地和湍急的江水，使得水、陆两路均通行艰辛。三峡又处于长江中上游交接地段，具有西串东联、南通北达的作用，为经济往来的必经枢纽地带。勤劳勇敢的三峡人民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加强与外部联系，从很早开始，便担负着长江“黄金廊道”的运输重任。响彻群山的川江号子，让这里既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的繁忙，又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便捷。

江畔烟火冶锌忙。锌，是明清时期铸币的重要原材料。三峡地区是我国古代冶锌业的起源地之一,在此区域，已发现了数十座明代中晚期至清代中期的冶锌遗址。依托三峡航运，明清时期三峡地区的锌矿产品大量运输至北京，以供加工及出口之用。大量冶锌遗址的发现也是三峡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

三峡不仅有雄奇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人文古迹。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这里的人们崇尚英雄、寄情山水、和谐包容。他们将心中的敬仰与情感树立在大地上，书写在书本里，镌刻在山石间，流传在口头中。涂山寺、黄陵庙、张飞庙、白帝城，承载了人们对历史英雄的敬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表达了诗人的万丈豪情;古老而神秘的巫文化，时至今日仍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漫长的时光里，遍布峡江的历史人文古迹早已充盈了山水的精灵，成为三峡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令人神往之地。

《前出师表》拓片。《前出师表》是蜀汉名臣诸葛亮所作。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兵伐魏前上表给蜀汉后主刘禅，劝诫他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亲贤臣、远小人”。该表与《后出师表》一道，成为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君爱国”思想的名作。

崇尚英雄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三峡儿女自古便有敬仰英雄尊重英雄的传统，《后汉书》中记载的原君便是率领巴人开疆拓土的英雄式祖先，东晋《华阳国志》又有“蜀出相，巴出将”之说。他们对英雄的敬仰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从大禹到巴蔓子，从屈原到关羽、张飞、秦良玉……在青山绿水之间，将英雄的形象树立在大地之上庙堂之中，时时凭吊、深深敬仰，形成了遗留千年的深厚的英雄情结

秦良玉甲胄，秦良玉“太子太保总镇关防”铜印(明末清初)。秦良玉。重庆忠州人，明末清初著名女将军。她自小习武，有胆有谋。成年以后，她与石柱宣抚使、土司马干乘结为夫妻，协助丈夫治理军务，训练出一支晓勇善战的地方武装——“白杆兵”。其夫去世以后，秦良玉代理夫职。时值明末社会动荡，奉命率领“白杆兵”北上勤王，从浑河血战到镇守山海关，立下了赫赫战功，后被朝廷授予谐命夫人，加太子太保，封忠贞侯。

秦良玉腰刀

铜关公像。作为蜀汉著名英雄人物，关羽在三峡亦深受敬仰，现存有许多带有“老关庙”“关帝庙”的地名或祠庙。这件大型铜关公座像高270厘米，原在渝中区较场口关帝庙内供奉，1959年移至重庆市博物馆。

文蔚千秋

三峡地区不仅是经济往来的廊道，也是文化交流要道。许多本土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许多外来文化在这里发扬光大。二者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沿江遍布的历代石刻，记载了大量历史人文信息。两宋时期，程颐在涪陵点易洞注解（周易》，在巴蜀大地上形成以研究易学为主的浩陵学派。三峡是诗歌的长廊，雄奇的自然风光激发出众多文人墨客的灵感遐思，他们寄情山水直抒胸臆，或赞江山之多娇，或哀家国之多艰，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

白鹤时鸣图。刘冕阶字明锐，别号天台山人，重庆涪陵人。一生勤学，工书善画，融会郑板桥，张船山、陈洪绶，唐伯虎诸家神韵。所画花鸟人物，形象逼真，潇酒豪放，为一时翘楚。

刘镜源题记。丁丑孟春，江水涸，石鱼出。余陈翼汝表弟、德藩宗兄及石应绩、潘俊高、张肇之、郭载之诸兄，冕阶、泽金两弟，载酒来观，酒后率书以纪胜游云。白鹤绕梁留胜迹，石鱼出水兆丰年。大悔刘镜源题。刘镜源，字大悔，重庆涪陵人，少时聪颖好学，酷爱书画。书宗郑板桥、画宗唐伯虎，在近代川东书画界享有盛誉。

张师范题记。石鲸自有形，跃入蛟龙宅。霖雨及时行，永显濠梁迹。嘉庆乙春分日州牧张师范识。张师范，字司谏，一字蒿村，嘉庆十六年任涪州知州。史称其听断明敏，每逢灾歉，悉心赈济，并在涪州修孔庙及尹子祠、三畏斋、程子点易洞。

″君直″青石端砚，箕形端砚

土风敦厚

《华阳国志》记载，三峡先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先民们既感恩大自然的厚赐，又对大自然充满了无限的敬畏。于是，在三峡地区便留存下了许多古老文化的遗迹和传说。从沿江的刻石岩画，到山间的凿龛造像，从云烟缥缈的巫山神女峰，到众多埋藏在地下的文物，自然景观被赋予了文化内涵，宗教艺术更贴近世俗生活。如今，这些古老的文化既蒙着神秘的面纱，又因其独特的文化个性而深深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大梁岩画(汉)。原位于重庆云阳县巴阳峡内，因三峡工程而切割搬迁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石块上以阴刻的方式刻画了聚落（或楼船）、仓、巫师、鱼幡、藓于等，反映了巫师做法事的场景。画面古朴自然，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气息。

太阳人石刻(新石器时代)。石板上阴刻线条简洁的巫师和太阳图像。人像居正中，其腰部两旁分别刻划星辰图案，头上方刻有23条光芒的太阳图案。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幅太阳崇拜图像，距今6000余年，是三峡地区先秦时期巫风兴盛的证明。

长江万古奔流，穿高山峡谷，过峻岭险滩，纳百川千湖，造就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滋养锦绣辽阔的华夏大地，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三峡雄奇壮美，绘江山形胜，融多元文化，育英雄儿女，开创从百万移民到全面小康的历史伟业，展现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焕发着继往开来的时代风采。

新时代，新征程，新三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宏图正举，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成形起势，让今天的三峡，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肩负开创新局的使命荣光。

大江东流入海，高峡平湖安澜。从历史深处中走来的三峡，必将如奔腾不息的江水，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奋进的豪情，谱写更加璀璨夺目的当代华章。

乌杨阙。汉魏（公元65--265年）忠县将军村出土。阙为古代宫殿、祠庙或陵基前具表征意义的楼观，常左右成对。乌杨阙石质，砂岩，主阙通高5.4米，进深1.7米，于2001年在三峡这物保护抢救工作中发掘出土。复原后的乌杨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阙，自上而下依次由脊饰、阙顶盖、上枋子层、扁石层、下枋子层、主阙体、阙基七部分构成，具有顶盖出檐宽、阙体收分、构造简洁的特点，因而显得造型格外挺拔、巍峨，对汉代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阙身雕刻青龙、白虎等图案，展现了汉代雕刻艺术神韵。

妙手匠心 重现华光——三峡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干年文脉。三峡文化是长江文明

的华彩乐章，三峡文物是长江历史的厚重载体。

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工程，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迄今世界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重庆三峡库区开展了849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18.3万件，是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干多年文明史的生动见证。

重庆市扎实推进三峡出土文物修复三年行动计划。文物工作者妙手匠心，三峡文物重现华光。

三峡文物大考古

1992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兴建，三峡文物大规模抢救性保护工作同步启动。全国百余家科研院所、高校的数干名文物保护工作者参与到这场“三峡考古大会战”中来，经过近20年艰辛努力，初步构建了三峡文化历史序列，为研究三峡地区文化发展、文明进程、环境变迁、社会演变等积累了大量实物资料。

战国贴金铜鞘短剑、削刀（附剑鞘、鞘耳）。这件贴金铜鞘短剑出土于涪陵小田溪遗址20号墓，出土时鞘内还插有一件铜削刀。铜剑鞘上宽下窄，贴金的鞘身饰以缠绕的条带状纹饰，鞘下部饰有三叶状纹饰。除剑鞘外，另附有两个贴金鞘耳。短剑为柳叶形，有两穿，一穿偏向一侧，一穿位于柄端中间。剑身两面均饰有巴蜀图语，包括虎纹、手心纹等，具有浓厚的巴文化特征。

战国玉具剑，出土于目前发现规模较大的巴文化墓葬——涪陵小田溪遗址12号墓，是目前巴文化遗址出土剑饰最全的一件。玉具剑由青铜剑身和玉剑首、后（箍）、格、强、秘五种剑饰组成。剑身长茎，脊呈直线，前锷收狭而锋锐。剑饰多为青玉质，外立面均经抛光处理。东周时期，剑上开始装配玉制剑具。西汉刘向《说苑·反质》关于战国的遗闻轶事中，有“经侯往适魏太子,左带羽玉具剑”的描述，说明战国时期可能已有“玉具剑”这一名称。玉具剑是一种隆重豪华的佩剑形式，从该剑的身、茎比来看，属“上士之剑”，仅见于汉代诸侯王等级的墓葬。剑的主人，即12号墓墓主应为巴国王族后裔，巴族的统治者之一。

叠铸铜钱。这件以叠铸法铸造的铜钱出土于涪陵区焦岩遗址三号墓，器身高约80厘米，以一立柱为中心保留有层叠的铜钱。叠铸工艺在西汉早期已用于铸造榆荚半两，东汉时期工艺发展成熟，这件叠铸铜钱是目前考古出土的较早使用叠铸法铸钱的实物证据之一。此外，由于该墓葬中还发现有摇钱树座，有研究者认为这件叠铸铜钱不排除是作为摇钱树随葬的。

西汉“御史大夫倪宽”子母玉印

新莽灰陶抚乳俑。辟邪座羽人青铜连枝灯，出土于云阳丝紧包造址36号墓后室共有随葬品区，该墓葬是一座三人合葬墓，墓主身份不明。连枝灯由灯座、灯杆、灯枝和灯盏四大部分组成。灯座为一昂首奔走的辟邪，其背上跪坐一羽人，羽人头顶立柱，柱顶以博山形装饰，分插出四根灯枝，一根直立，其余三根呈S形挑出。枝头均放置带有龙首风鸟装饰手柄的平底浅圆盘，盘下锡有三只路形足，盘内各置有一龟形小铜镇，可用来压灯芯或熄灭灯火。连枝灯出现于战国，盛行于汉代，又称多枝灯、树形灯，是立灯的一种。此件辟邪座羽人连校灯制作精美考究，为目前全国出土同时期连枝灯所仅见。

铜人像，刘海戏蟾铜熏炉

始建国元年铜承水盘。这件盘出土于云阳丝栗包遗址36号墓后室共有随葬品区，出土时和耳杯一起置于铜案之上。盘为假圈足、折沿。弧腹内收，出土时因铜锈覆盖未发现铭文，在室内保护修复除去铜锈后，发现器底有铭文隶书5行22字:″律斤衡兰，承水盘容一升。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 朔日制″。根据铭文可知，该器为“承水盘”，是新莽始建国元年，王莽改制时制作的度量衡器，容量为汉制一升，约合今天的两百毫升。

公元9年，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后，展开了一场改革运动，史称“王莽改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通过制造标准器颁行天下以统一度量衡。这件承水盘即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实证。

蹄形足长方形铜案

这件青铜马是三峡库区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青铜马。马首微扬，双目圆睁，张口嘶鸣，鬃毛耸立，马尾飞扬，右蹄微抬作奔跑状。铜马由范铸拼接而成，两耳、四肢、马尾都可以拆卸。

以车马随葬的习俗源于战国，发展到汉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随着养马业和车舆制造业的兴盛，墓葬中随葬车马明器成为普遍现象，但主要以陶、木质地的车马为主。大型铜马因对铜原料、铸造技艺有更高要求，仍然是一种相对少见的随葬品。

人形鎏金铜牌饰

鎏金环首铜刀，嵌绿松石鎏金铜带钩

圆形鎏金铜牌饰

这组铁雷出土于奉节白帝城遗址的子阳城樊家台、皇殿台地点，每件均由两块半圆形陶范合范以铁水一次浇铸而成。在柜内这件破裂的铁雷中，通过拉曼光谱测试，确认了硫、碳、铁元素的存在；明火点燃实验验证了填充物具有可燃性，二者共同证明铁雷中含有火药。这不仅是世界上首次发现装填火药的铁雷，也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火药实物，为研究中国早期火药的成分、能量以及火药传入西方的时代和途径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文献记载，奉节白帝城曾多次成为宋蒙战争的战场，并在公元1234年至1279年长达44年的保卫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南宋对抗蒙古军队的最后一道防线。铁雷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军事史、科技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巫师陶俑。陶俑头梳三角髻（一说头戴高冠），圆眼高鼻，嘴唇聚拢，似正念念有词，身着长袍，双手持环首刀握于胸前。陶俑出土时为一对，另一件梳独髻，亦持环首刀于胸前，两件陶俑均表现了南北朝时期的巫师造型，是三峡地区巫文化发展的独特证明。

灰陶击鼓说唱俑。东汉灰陶击鼓说唱俑出土于忠县花灯坟墓地。俑以泥质灰陶制成，头戴愤，上身赤裸前倾，两肩高耸，下身着长裤，右脚跪坐，左脚下蹲，赤足；左手环抱一圆鼓，右手食指伸出。陶俑张嘴嘻笑，眯缝双眼，卷舌，呈现活泼憨厚之态，似正表演到精彩片段。

击鼓说唱陶俑是汉代巴蜀地区常见的一种人俑形式，造型源于汉代民间盛行的说唱表演，即“俳优文化”。“俳优”通常为

相貌滑稽的侏儒艺人，他们以说唱曲辞为主，用戏谑、讽刺、滑稽的表演博观赏者一笑。

我国最为大众熟知的击鼓说唱俑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本次展出的这件说唱俑与之动态稍有差异，但均造型生动，富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和巴蜀地方特色。

抗战岁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局部抗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逐步兴起。1937年七七享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这场英勇不屈的反侵略战争中，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为抗日战争和世养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抗战岁月》展览、《重庆大轰炸》半景画以及《重庆大隧道惨案》复原场景，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它将我们带回到那场决定民族命运与世界和平的伟大战争中。

川军将领郭勋祺在前线缴获的日本樱花战刀

重庆  城市之路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重庆作为中国西部的内陆城市坚强崛起：从一个地区商贸中心，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的区域性军政要塞，正努力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从反抗殖民冲击、推翻封建帝制、历经抗战烽火、荣膺西南首府的英雄城市，发展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一个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湖四海的国际性名城。由于重庆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重庆都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产生巨大的影响。

《重庆：城市之路》 展览从城市变迁、商贸金融、工业崛起、英雄城市等方面展示了重庆城市近代化的成长历程。这是一条历史之路，这条路不仅是对重庆昨天的顾念，也祈盼重庆更加辉煌的未来。

明代城防大炮。明末，重庆官府为阻止、镇压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打重庆，在江津制造城防大炮″三将军"安放于重庆千厮门炮台街（今沧白路）。炮台用条石砌成，方圆约十丈，高八尺。

1911年的重庆城门

山城第一门——朝天门远眺

重庆的小街

挂法国旗的四川客船

清末民初时期重庆人主要的代步工具——轿子

民国初年、货币贬值，图为身背13500个铜钱去赶场的农民

重庆以山城著称，图为民国时期的朝天门梯道

被重庆人称为“鸡公车”的独轮车

挑水夫

1932年天旱，城内饮用水奇缺，各供水站挤满了等待送水的孩子

民国时期重庆石桥铺集市

猪鬃是重庆重要的出口物资。图为工人们正在将猪鬃捡去杂毛

1932年开业的四川商业银行

战时首都

七星岗若瑟堂一带

林森路

两路口

图为民30年式37毫米战车防御炮，用于打击敌军的坦克、装甲车。抗战期间，军政部兵工暑第五十厂从德国引进图纸、资料并购买主要原材料进行仿制，1941年定型投产。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制造的唯一后装炮。

满街奔跑的黄包车

西南首府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第11军、第12军、第47军先头部队5个营进入市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重庆解放初期的解放碑商业区

站在高高的博物馆大门前，看对面的市府广场和人民大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