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编辑出版实践及有关论述

方燕

1994年1月，笔者父亲方振益撰写的论文《毛泽东编辑岀版实践及理论研究》，入选93湖北省出版科学理论研讨会。

1993年第4期《出版科学》杂志刊登父亲文章《毛泽东的编辑出版实践及有关论述》。

《出版科学》1993年第4期目录

毛泽东的编辑出版实践及有关论述

方振益

在伟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从事了大量的编辑出版实践活动，编辑出版过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政治理论书刊，撰写过许多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讲话、题词、书信和文章，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编辑出版学方面的思想理论，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发扬优良的出版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毛泽东一投身革命就认识到革命舆论工具的重要性，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创办刊物和书社，编辑出版发行书报刊。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何叔衡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致力于新文化运动。1919年7月，毛泽东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的大潮卷得急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想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毛泽东不但承担刊物的组稿、编校和筹集经费的任务，而且以忘我的精神在短时间内写了大量文章。

《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从第七期起接任《新湖南》的总编辑，他在《新湖南》第七期上公开申明：“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期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粒，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新湖南》虽然只出了三期，但对湖南的革命运动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其影响波及全国乃至海外。

1920年6、7月间，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页彭璜、易礼容等联络当时长沙文教界人士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公开阐明其创办宗旨：“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办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强调办刊的针对性

毛泽东视编辑出版工作为党的重要思想文化工作，为革命的重要舆论工具。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受党的委派，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5年12月，主编《政治周报》，针对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撰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明确提出：“‘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该刊第二、四期特辟“反攻”专栏，连续发表《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邹鲁与革命》、《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等文章，给国民党右派以沉重打击。该刊在全国影响很大，每期发行4万余份，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其间主持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这套丛书的绝大多数书名是他确定的。如《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列宁与农民》、《农民国际》、《土地与农民》、《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中国之农业生产问题》等。他还亲自为这套丛书写了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套丛书材料丰富翔实，文字通俗易懂，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指导全国农民运动和研究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献。

有计划地组织著译、出版

如何组织著述力量来研究、撰写、出版有关历史和理论书籍，毛泽东曾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两次重要讲话中作了明确指示。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示说：“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

1942年9月，毛泽东对延安的出版工作，包括建立出版机构、遴选人员都进行具体部署和安排，甚至还承担报刊的组稿任务。他给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中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思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解放第四版缺之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真诚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对于我国一些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并号召学习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944年，邹韬奋逝世时，毛泽东为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党的“八·七”会议后，曾主编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选集》时，毛泽东为之题词，肯定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指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指导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他亲自参加《毛泽东选集》等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竖立了历史的丰碑。

建国后的第三天，即1949年10月3日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中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并接见出席会议的代表，给全国出版工作者以极大鼓舞。后来又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主持《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编辑过程中，他对内容篇目的选定十分认真、慎重。有时为一篇文章收入与否，反复推敲，并征求意见，然后酌定。如对《矛盾论》一文，曾写信给秘书、《毛泽东选集》的编辑人员田家英说：“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文章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因此，《矛盾论》未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在1952年第二卷中选入。待第二次印刷时，再调序，选入第一卷）。特别是对文章的内容和文字，他精心审读，对不够完善之处，在保持历史原貌的基础上进行精心修改，使之更周密、更完善。

毛泽东还十分注重文字校对工作，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早在1948年4月，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就着重指出：“报上常有错宇，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他多次写信给田家英，指出文字校对的准则和方法，并亲自审读一校样和重排样。他编辑作风严谨，身体力行，为编辑出版工作者作出了典范。

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

1955年，毛泽东为推动农村合作化高潮，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这部书稿的编辑工作。如有篇文章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他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简单明了，引人入胜。改了标题后，还给秘书田家英提示：“214页以后的题目又作了一些修改，和昨天在目录上改的有些不一样，请注意。”“目录要照每篇题目修改的文字加以改正。”“改换了的题目，在目录上注意改正。”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中有三封提示此事。

对于书稿中某些文章的党八股，毛泽东总是提醒人们注意改正。1942年2月，他曾专门作过《反对党八股》的讲话。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又提认醒人们注意党八股问题。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前面写了这样一段按语：“在这里要请作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那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毛泽东编辑出版实践的历史经验及其有关论述，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将推动出版改革的步伐，促进以提高出版物质量为中心的出版事业的繁荣。

（作者单位：湖北省新闻出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