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郁《近二十年鲁迅研究之印象》（5）

何太贵

“在一些学者看来，从大的文化生态里反观五四新文人的存在，可以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什么，“另一种倾向”又是什么？何谓“大的文化生态”？揣孙教授口吻，似乎并未完全赞同某些学者的“看来”。

“陈平原在书写现代学术史的时候，虽然从章太炎、胡适出发建立自己的认知模式，但依然借用着鲁迅的资源。”陈教授平原是我所景仰的教授，他的认知模式之建立是从章太炎与胡适那里来的吗？陈教授他自己意识到自己对于鲁迅的借用了吗？陈教授关于现代学术史的著作又有哪些？只记得《千古文人侠客梦》《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后来他倾向于旧影像记忆与大学教育研究了。

“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像新儒家和新派知识人想象得那么简单，他的超越性思维是不能以流行的观点简单归纳的。”该句触及到主题，至少前面那些都是铺垫，都是反衬。鲁迅与传统到底是怎样关系？新儒家与新派知识人对于这种关系又是如何想象的？孙教授认为他们的想象过于简单。鲁迅的超越性思维是不能用流行的观点来进行简单归纳的。

“人们在思考这一现象时，都注意到鲁迅言说的特定语境，离开这些语境，不能见到全貌。”这一句对我有启发，即阅读鲁迅要注意（或回到）特定的语境——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才不会出错（至少不会苛责鲁迅），但却是——不能见到全貌。我以为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不考虑特定语境，对鲁迅的理解就不全面甚至片面、偏激。

由鲁迅引出的话题确实是整个“现代”文学（或文化）的话题。

“年轻一代学者更注意具体的话题”，“话题”一词作何理解？这个“话题”不是前面的“语境”。接着举出几部年轻学者关于鲁迅的研读与论证，“对于古代文明的认识与现代性的感悟，讨论的对象更为微观，为重新打量文本注入鲜活之气。”——予我的启发是“微观”两字，至少启示了我一种研读思路，从微观切入——不要张贴那些大而空泛的纸老虎。

虽有更为“微观”和新颖的打量，但是孙教授同时亦指出了他们（年轻一代学人）的缺陷，“在现有学科体制里可能存在局限”——语气委婉，一个是“现有学科体制”——悲哀；一个是“可能”，实则是一锤定音。早有更权威的杨义等人已看到该缺陷。“确实，能够像徐梵澄那样以古典学眼光审视新旧文明的学者，还很少见到。”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更大要求。我算懂了这“学科体制”的限制意义（还能称得上是一种“意义”吗），精细化有时候并不一定全都是好处；因为我们的研读对象太复杂了——他具有“驳杂的知识结构”。

时间已经过去，但鲁迅仍然是伟大的。我觉得我之读鲁迅是一件有益的事。

以上归纳（缕述）了当下鲁迅研究动向之一，“新旧文明观研究”；以下进入第二个层面，即“中外对比研究”。这一点大概是讲对于鲁迅研究的中外融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因距离关系，我们先是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孙教授说得很委婉：“日本左翼思想的参照性凸显出来”，“把东亚视角引入文本中，新的研究风气由此暗生”。

孙教授这篇文，只是个“综述”，是张藏宝图，有关宝藏还需要今后我一一去寻索。

在与日本学者的互动中获得新知，同时“欧美思潮下的鲁迅审美世界，也是许多人关注的一隅”。下面论及中国学人对于欧美思潮的借鉴，他们又是如何用之于鲁迅研读的呢？

他真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死了几十年了，还要养活这么多人。我却不是靠鲁迅吃饭的哈，对于鲁迅的阅读，我纯粹出于喜欢。我想从他那里获得一种清醒的意识，以免在甚嚣尘上的滚滚雾霾中迷失了自己。

附

《近二十年鲁迅研究之印象》（孙郁）（节选）

一个作家成为经典而被反复凝视的时候，走进他的世界，自然有不同的方式。证之于鲁迅研究史，就有不少方法论的经验。如今与鲁迅对话者多是自愿的选择，阅读文本的过程越来越带有个体生命的印记。在许多时候，一些走红的理论家们是不太愿意谈论鲁迅的，他们以为这个人物已经被过度阐释，变得不可亲近。这自然与流行语境有关，实则是我们的语言方式与五四那代人隔膜过久。虽说那代人已经被谈论得很多，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还有许多尚未敲开的精神之门，关于文本和时代的认识，依然存在着盲区。我们今天的单一知识结构似乎难以应对其丰富的遗存，近些年来的研究也在说明，面对一个有难度的存在，不断凝视与反观并非都是重复的劳作。

鲁迅生前不太喜欢学院派的一些话语方式，但在今天，描述他最多的恰是学院派，阐释文本的知识人一直与其存在着语境的差异。进入21世纪，其显学地位因了大学学科的固化越发明显，也导致了象牙塔化的倾向。这既推动了思考的细化，也相对弱化了与时代对话的功能。不过象牙塔之外的鲁迅研究，一直以野性的力量显示着自己的意义，非学院派的声音，也为经典的传播作了不小的贡献。鲁迅研究在今天被分化为多种形态散落在不同领域，细细考量，都非书斋中人可以简单想象的。

作为一种学术形态，今天的鲁迅研究格局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建构起来的。在唐弢、王瑶、李何林、陈涌之后，学术言说汇入了诸多时代语境。其中康德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都进入学界的思考里，我们在许多著述里，看到了那时候的风气。林非、刘再复、孙玉石、张恩和、王得后、袁良骏、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王晓明、王乾坤等人的学术研究曾引领了新的路径，其特点是在大的文化背景里思考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基本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钱理群、王富仁、王得后的研究持续关注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以及现代与传统间的难题，汪晖则从鲁迅那里借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资源，转入思想史研究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探索方式在他们那里虽然有所调整，但对于这一经典的基本认知，还在大致相近的逻辑链条里，这些一直辐射到近年的学术形态里。对此，张梦阳《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刘增人等主编的《鲁迅研究年鉴》都有过认真的描述。

在随后的时光里，一批新人的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高远东、郜元宝、王彬彬等人的思考已经与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学者有了一定区别，他们在沉思里带有较为丰富的知识结构，而赵京华、董炳月、李冬木、黄乔生翻译域外学术著作的经验，也促进了自己的写作，格局大不相同了。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于鲁迅现代性的理解，以及古今之变的认识，已经有了深的体味。他后来提出的“互为主体”的观念，在思维方式上告别了上一代人的单向价值判断。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沉思中带出海德格尔式的某些意蕴，目光所及，见出锐气。王彬彬《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述学文体里有杂文的智慧，激活了沉静的遗迹。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们擅长发现历史个案，在理论的笔触与严明的史料勾勒之间，难掩锋芒。

上述诸人的论文与著述无疑都属于“有思想的学问”，他们从知识谱系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多样性中理出了线索，为深入思考文学史提供了参照。与他们同时活跃的研究者，也不同程度参与了相关话题的讨论，一些论著较之过去的书写有所深化。据我的浅见，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来看大致的情形：

一是新旧文明观研究。新世纪以来国学大热，质疑鲁迅与五四的思潮常常可见。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意识里有对于国学热的回应。王得后《鲁迅与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笔锋纵横，辞章毫不温吞，回答了新儒家对于五四精神的某些诘问。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点染出新文化对于旧文明的超越的意义，酣畅淋漓的表述直指精神的暗区。这些与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反省不在一个维度上，众人一直恪守着《新青年》同人当年的基本底线，他们认为反思五四固然重要，但鲁迅精神在民国残酷的环境里是有特定指向的，离开时代性批评鲁迅可能存在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从大的文化生态里反观五四新文人的存在，可以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陈平原在书写现代学术史的时候，虽然从章太炎、胡适出发建立自己的认知模式，但依然借用着鲁迅的资源。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像新儒家和新派知识人想象得那么简单，他的超越性思维是不能以流行的观点简单归纳的。人们在思考这一现象时，都注意到鲁迅言说的特定语境，离开这些语境，不能见到全貌。年轻一代学者更注意具体的话题，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鲍国华《鲁迅小说史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对于古代文明的认识与现代性的感悟，讨论的对象更为微观，为重新打量文本注入鲜活之气。不过这种新旧研究，在现有学科体制里可能存在局限。杨义等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缺陷，认为目前人们的思考大多是在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内进行的，与鲁迅驳杂的知识结构相比，还略显单一，因而提出“大文学观”的研究理念。确实，能够像徐梵澄那样以古典学眼光审视新旧文明的学者，还很少见到。

二是中外对比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鲁迅研究曾受到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流行本质主义的模式。新世纪后，日本左翼思想的参照性凸显出来。丸山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与孙玉石、王得后、高远东的互动中，也催生了关于中国左翼文化的反省文章。董炳月《鲁迅形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都具有前沿意识，把东亚视角引入文本中，新的研究风气由此暗生。李冬木《鲁迅精神史探源：“进化”与“国民”》（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靳丛林、李明晖等《日本鲁迅研究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都透出思维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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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