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雨轩史论：《南岭地区革命斗争史略》(613#)

昨夜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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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地区革命斗争史略

曾建开/文

南岭现在是江西芦溪县万龙山乡的一个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苏维埃萍乡县一区五乡政府，成立了农民赤卫队，与白匪军展开过英勇的斗争。

南岭位于宜春、萍乡、安福三县交界地区的高山之上，地理条件复杂，森林茂密，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地区。南昌八一起义和湘赣秋收起义后，党派遣姚斌山同志来到萍乡，在现万龙山乡龙上村以做纸为掩护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他与其兄姚瑞华(一说姚绍华)，其弟姚堂(一说姚绍堂)首先于1929年冬在龙上大坪冲建立了中共龙上党支部，并于1930年4月在龙上建立了龙上乡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积极宣传和发动南岭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当地物色革命骨干分子，准备组织春荒革命暴动，建立地方红色农民政权，与井冈山的红色割据革命斗争遥相呼应。

当年南岭有一名叫刘和甫的农民，在当地开有一家小南杂店，他为人仗义，经常接济、帮助穷苦的农民兄弟，在当地人中有较高的威望。此人身强力壮，练过拳脚，曾在唐生智部下当过兵打过仗，还在宣风镇加入过农会组织，后回到老家南岭。姚斌山通过多次接触和侧面了解，认为刘和甫政治可靠，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就决定发展他为革命骨干分子，作为今后建立当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姚斌山等人通过启发贫苦农民的政治觉悟，发展了刘和甫、林文太、刘寿祥、李连生、刘武生、刘成恩、夏绪里等一批革命积极分子。

1930年3月上旬的一天，姚斌山同志从安福县带来一支二百余人的农民革命武装，经过南岭、长岭、龙上，前往开石源去打土豪，当时称为“捉财绅”。这支队伍当日又返回到南岭，住在南岭祠堂及一些农户空屋里面。这天晚上，姚斌山和几位负责同志来到刘和甫家，一起研究暴动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刘和甫将南岭地区近期的各方面情况向姚斌山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

第二天一大早，姚斌山将队伍带回安福去了。

大约十天后，姚斌山又将这支队伍带到南岭，向当地农民群众开展大张旗鼓的革命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接着，姚斌山、刘和甫等在长岭村召集了有各村骨干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南岭刘绪恩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然后，又先后在南岭、人形里、花草坪、彭家源等地召开秘密会议，部署组织春荒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事宜。

农历三月二十九日(1930年4月27日)，在南岭公开召集了群众大会，姚斌山同志在会上讲述了工农革命的目标、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宣布了上级批准在南岭、下冲建立苏维埃五乡政府的决定，任命刘和甫为乡政府主席，林文太为乡赤卫队队长，刘和甫儿子为副队长兼司务长，林圣生和林圣山为乡政府秘书。五乡农民赤卫队有队员八十三名，共分为十个班。刘绪恩为一班长，刘成恩为二班长，刘同发为三班长，刘光瑞为四班长，刘学恩为五班长-----接着，赤卫队分头行动，在宜春刘坊缴获马两匹，在东堎下缴获来复枪十支，在田心学校收缴军号两支，并在潭下等地征集鸟铳四、五十支，另外还在田心的干冲封了地主的两个粮仓。

农历四月初三目(1930年5月1日)，赤卫队在通往南岭的各路口都布置了岗哨，南岭祠堂周围红旗飘飘，萍乡县苏维埃五乡政府正式成立，同时还成立了乡农会、妇女联合会和儿童团。当天下午，五乡赤卫队及部分南岭群众共二百余人浩浩荡荡，在姚斌山、刘和甫的率领下前往长岭去捉财绅。

自安福赤卫队到开石源捉财绅起，宜春刘坊、田心一带的土豪劣绅就受到震动、加上闻说南岭前些天共产党组织又召集了群众大会，宣布刘和甫为苏维埃五乡政府主席且成立了赤卫队、农会，还在刘坊夺去守望队两匹马，那些有钱人更是惊慌失措，急忙报告国民党宜春专署。专员张浩良下令，叫刘坊，温塘（汤）、夏家坊一带的地主民团武装统一归夏家坊守望队队长夏增光等人指挥，配合白匪军对南岭红色农民政权进行围剿。

就在南岭赤卫队去长岭之前，白匪就将化装前往田心执行侦察任务的赤卫队一班长刘绪恩抓去并加以杀害。当赤卫队一行到达长岭时，宜春白匪军也正好气势汹汹地赶到了南岭，他们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就烧，挨家挨户赶牛杀猪，翻箱倒柜，搬不动的东西就砸，直到近黄昏才趾高气扬地撤出南岭。这一次南岭屋场、打谷丘、白屋里等地共被白匪烧毁房屋100余间，直至七天后，还有的房子在冒烟。等到姚斌山、刘和甫率领赤卫队赶回南岭，只见到一片火海。赤卫队员们含着泪水立即分头抢救受伤群众，扑救大火，掩埋被杀害乡亲的尸体。当日晚上，姚斌山同志向五乡赤卫队交待了战斗任务和斗争策略后，便率领安福赤卫队下山了。

农历四月初十日早饭后，在枇杷坳放哨的赤卫队员突然发现大批白军偷偷摸摸地向南岭扑来，立即跑回乡政府报告敌情。刘和甫立即指挥赤卫队员分两路向长岭方向奔去。不多久，敌我双方在朱家坳接火，赤卫队员们抢占了山头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激战两个多小时，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但敌方火力很猛，而赤卫队弹药不济，刘和甫果断指挥队员们撤退到了安福县境内。白军趁机闯到南岭，进行第二次烧抢，幸好南岭群众早已有组织地转移到了山上森林里面，才免遭了敌人的屠杀。

第二天，五乡赤卫队又悄悄向南岭进发。这天晚上，队员刘春庆、刘家庆两人手执马刀，摸到谢家田，隐蔽在守敌屋门口的大树上进行观察，然后故意放开嗓子大喊一声:“捉贱”，屋子里两个敌兵从梦中惊醒，打开大门出来张望。刘春庆、刘家庆早已跳下树来隐蔽在大门两侧，此时他俩一人抵住个敌人的衣领，同时使一个扫瞠腿将其掼倒在地，手起刀落将敌兵的头砍了下来。因留守在南岭的敌军只有一小股，他们怕被赤卫队干掉，只好灰溜溜地撤走了。

农历四月十三日，姚斌山只身一人从安福返回南岭，领导南岭群众分田分地，并决定非参战人员负担全部参战人员的口粮。南岭地区人民喜气洋洋，精神振奋，一面战斗，一面耕作。

此后，虽然敌人多次纠集人马来南岭骚扰，但五乡赤卫队加强了防范，一旦发现敌情立即通知乡亲们及时转移，所以敌人多次扑空，一无所获。其间，经历过若干次小的战斗，赤卫队击毙白匪多名。五乡赤卫队员放哨轮值，只能点燃箩绳来计时，箩绳每燃两寸后就换一班哨。

农历七月初三日(1930年8月2日)，宜春刘坊一带的白匪、守望队又派出大批人马窜到南岭地区来“清剿”，五乡赤卫队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终因寡不敌众，伤亡过大，最后只好转移到万龙山谭家坊上面的小江洲深山和安福县境内。敌人在南岭、牛岭、槽下一带到处放火烧房，整整烧了十三天。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部分五乡政府干部和赤卫队被迫从南岭转移到下冲村的凤形里隐蔽。就在七月的一天晚上，宜春刘坊、夏家坊一带的守望队又来进行偷袭。五乡赤卫队员李兰贵是中佈人，这天晚上他准备回家去住宿。他刚刚走到中佈岭，就被前来偷袭的守望队抓住，并强迫他带路去下冲凤形里。李兰贵本想同敌人拼命，但转念一想:住在凤形里下屋的战友们还不知敌情，处境非常危险，如果自己不去带路，敌人也会抓其他人去带路，还不如自己去借机报个警，使战友们脱离危险。于是他采取了调虎离山之计，故意将敌人带到凤形里的上屋。凤形里上屋距五乡干部和赤卫队员住的下屋场约有半华里远，上屋是一幢无人居住的空屋。敌人将上屋团团围住，几个敌兵拼命用枪托砸大门，还大声叫骂:“你们这伙穷光蛋还不给我滚出来，老子就放火烧死你们!”住在下屋的赤卫队员们刚入睡不久，隐约听到敌人的砸门声和叫骂声，迅速跳下床来操起武器准备战斗。敌人砸开门不见屋内动静，方知已上当，恼羞成怒地威胁李兰贵。李兰贵飞起一脚踢在一敌兵拿枪的手上，痛得那敌兵枪都扔落在地，李兰贵正要弯腰捡枪，被另一敌兵用马刀砍在腰部，当场壮烈牺牲。

当时的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邱顺生是牛岭人(刘和甫已调新安一区任宣传委员)，当晚放哨的赤卫队员是邱金维。邱金维年纪又轻，几天来没睡个安稳觉，当时很疲倦。正当他上下眼皮打架时敌人就来了，他赶紧叫醒战友们。邱顺生因为不知来了多少敌人，立即组织队员们撤离。当敌人发现下屋有人，立即扑过来时，还有两名赤卫队员来不及撤离。赤卫队员李贵生于黑暗中正在下屋楼上穿好衣服，被敌人包围出不来。

敌人在楼下放火，浓烟熏得他喘不过气、睁不开眼，他只得从二楼纵身跳了下去。敌人见有人从楼上往下跳，立即开枪射击。李贵生落地身中数弹奄奄一息，残暴的敌人又将他扔在大火中，李贵生同志被烧得只剩下腹部可以辨认。另一名赤卫队员来不及撤退，只好藏在一间牛棚阁楼上的稻秆里面，也被敌人放火残忍地烧死。

一天清晨，东坑地区的伪保长兼守望队长谭仁达又带人窜至下冲。当时五乡赤卫队员们住在林钱圣家，被敌人团团包围。赤卫队员们奋力抵抗，大部分队员冲出了包围圈，有几名队员受了伤。突围时，乡干部林全庭和另一名队员被捕，后遭到敌人残酷杀害。

由于敌人的围剿不断，五乡的革命斗争形势处于低潮，南岭地区的人民群众更是苦不堪言。赤卫队员们耳闻目睹白匪军的一桩桩暴行，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此后，五乡赤卫队处境十分艰难，但他们没有被反动势力的猖獗所吓倒，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

为了狠狠打击白匪的嚣张气焰，苏维埃五乡政府几位负责人一起商量对策，决定派人到萍北去找红八军独立师李强的独立营，要求他们来替五乡的贫苦百姓报仇。经过研究，独立营决定经茅店、沂源，先打宣风里山以夏司徒为首的守望队，然后再去打夏家坊、刘坊的敌人，给白匪军一个下马威。李强独立营只有二十多条枪，二百人左右，武器多是鸟铳、梭标。

1931年9月的一天，独立营从大安里开到茅店吃午饭，其时茅店已成立新安区(萍乡县一区)苏维埃政府。南岭五乡政府赤卫队长林文太率领刘成恩等四十余名队员也参加了这一次军事行动。为了蒙骗敌人，李强叫部分战士穿上缴获来的萍乡伪四大队军服，自己打扮成白匪军官模样，打着伪四大队的旗子前进。我方部队下午四时多到达沂源，并在沂源吃了晚饭。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李强率部队就向里山进发。夏司徒的守望队在上里山桥放了两步哨。敌哨兵见到李强的先头部队，就喊:“口令!”我方战士回答口令后说:“嚷什么!我们是萍乡四大队的!”说着说着已靠近敌人的哨兵。敌哨兵正要毕恭毕敬地行军礼，冷不防被独立营战士一个箭步冲上去扼住其脖子，一匕首就干掉了。

当我军到达里山守望队驻地时，敌人正在做早饭，案板上还切好了一大堆牛肉。敌人一个头目来问李强说来里山一带执行剿匪任务，并叫战士们站队列。敌人信以为真，一些敌兵还站在檐阶上来看热闹。李强一手提枪，一手拿着用白布裹着卷成管状的指挥旗，他突然将白布一扯，小红旗一举，喊声“打”，我军战士迅速举枪射击当场便打倒十几个敌兵。夏司徒见状大惊失色，一边射击一边拔腿就逃。有一敌兵边打边跑，想逃出去送信求救，被几位五乡赤卫队员抓了回来。战士们发现守望队住房后堂里有一禾桶敌人造的硝，立刻点火烧了，顿时火光冲天，硝烟硫磺味刺鼻，敌住房也被烧掉。还有一个五乡赤卫队员在屋场附近的黄泥洞里面寻到一匹小马，牵来给李强，李强拍一拍马头，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这次战斗，里山守望队敌兵大多被击毙，但狡猾的夏司徒还是逃走了。打完里山后，我军马上往回撤。在中佈吃完饭，李强宣布凡跟来的群众一律回去，以免遭受损失，因为部队还要打仗。部队经南岭卜阶石的姚家坳，进徐家源。这时那些化装成萍乡四大队的战士已换成红军服装。经过一场激战，我军部队打着红旗占领了夏家坊，烧毁了夏增光守望队的据点。部队进发到刘坊，在刘坊桥头上两军接火打了起来。刘坊的守望队躲在岭上向我军放松树炮(一种木制土炮，可装硝)，我军战士有一些伤亡。这几门松树炮被我军攻上去后捣毁。刘坊一仗，敌人被我军打得抱头鼠窜，李强命令战士们见敌兵就捉，结果抓住了不少的俘虏，经过训话以后就放了。刘坊敌人的据点也被我军放火烧了好几栋房子。李强率独立营和赤卫队又从潭下打一路直出，一直打到田心，只见烟雾冲天，枪铳声、喊杀声不断。这一次出击，总共击毙敌人一百余名，打伤的更多，缴获各类枪支百余支。战斗结束后，部队返回到南岭人形里做夜饭。饭后，李强对五乡赤卫队员们说:我们已给敌人一次沉重打击，估计敌人一下子还恢复不了元气，但是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你们要加倍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卷土重来。说完便率独立营往萍北开辟工作去了。

1932年初的一天，下着大雪，遍山遍岭都是一片白皑皑的，已是中共萍乡县新安一区区委书记的姚斌山从安福县带了三个中队的红军来到长岭，他自己骑了匹马。第二天吃过早饭姚斌山与部队一起出发，要到宜春桥坪头去打敌人的守望队，五乡的赤卫队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接近桥坪头后，敌人的哨兵被我方的尖兵(侦察兵)杀死。我方部队迅速冲入屋场内时，那些守望队的家伙还正在围观搓麻将。

“举起手来!不准动!”战士们端枪指定这群守望队员。敌兵一个个都惊呆了，有几个只好乖乖地举起手来。也有两三个敌兵正要去墙脚下抓自己的枪，立即就吃了子弹倒在地上。一时间屋场内枪声大作，打得墙上砖屑、黄土乱飞。其中有两个敌兵更狼狈，躲在茅厕里的粪坑内，只伸出两个头，头上用粪坑上的踏脚板遮住。刘学恩、邱必炎等几个赤卫队员一脚踹开厕所门，看见踏脚板上放着两根没有枪栓的步枪，马上意识到粪坑内有敌人。队员们用梭标挑翻踏脚板，粪坑内的敌兵连喊“饶命!饶命!”一赤卫队员喝道:“枪上的机筒(即枪栓)哪里去了!?”敌兵说:“在衣服袋里、在衣服袋里……”这一次战斗缴获守望队二十多根枪，消灭了几十个敌人，大获全胜。

当时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们极力排挤、打击不符合他们那一套盲动主义做法的同志，向各地派出“中央代表”，在党内大搞“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而对敌人散布的谣言则偏听偏信，无端对自己的同志加以杀害，严重挫伤了革命队伍的锐气，使党内干部人人自危。姚斌山同志也是在这种恶劣的政治背景下惨遭自己人杀害的。当时，许多土豪劣绅对姚斌山同志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土豪劣绅没有办法在战场上对付姚斌山同志,于是派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姚斌山是AB团分子。AB团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个外围组织,革命队伍中许多好同志都曾因这个罪名被关被杀。敌人散布的这些谣言传到驻在麻田的县苏维埃政府，引起县级领导的怀疑，于是立即写一封信由交通员带交姚斌山，命姚火速赶回麻田。

姚斌山同志不知有什么任务，心急火燎地赶到县苏维埃政府，立即被关押审讯。姚斌山同志坚决否认有参加AB团一事,反对轻信敌人谣言。但在当时“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背景下，一切辩解都是无济于事的，姚斌山同志就这样惨死在自己人手中。至于姚斌山同志在何处被处决，有过三种传说，一说在麻田大江边，一说在现万龙山乡谭家坊石拱桥上，还有一说是在谭家坊深山里的小江洲。

1933年夏，蒋介石又开始部署第五次对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围剿。在当年十月，顾祝同、何健、陈济棠、蒋鼎文率五十万白军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一时间到处碉堡林立，岗哨密布，一片白色恐怖景象，反动地方武装气焰也十分嚣张。如与南岭相邻的槽下，也建立了碉堡。槽下守望队队长李丙恩(外号叫丙公子)，就

派人杀害了家住杨家岭(离槽下只几华里路)的五乡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细花子(姓万，名不详)。后来独立营在一个夜晚摸到槽下，把槽下碉堡给端了，丙公子也被我军杀了。东坑、坪堎都建有守望队的碉堡(当时称炮台)。自庚午三年(1930年)茅店、珠亭山建炮台后，五乡赤卫队就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南岭人大多数外走他乡，留下来的人白天都分散躲进深山里面。1930年仅南岭村就有687人，解放初回来的不到百人。

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南岭革命队伍中也有人因贪生怕死而当了叛徒，如彭家源一个绰号叫牛牯麻子的刘姓队员反水当了敌人的稽查，还带敌人来南岭抓赤卫队员李连生，致使李连生同志被害。

原先被红军独立营打垮的宜春刘坊、田心一带的反动势力，这时又死灰复燃，组织守望队频繁来南岭围剿，田心守望队还派了一个坐地侦探在南岭。有一次，五乡赤卫队员刘学恩、刘成恩、刘寿祥(第一届乡政府粮食委员)执行任务后各自回家，就被那个坐地侦探向白匪密报，当天晚上，二百余白匪和守望队员就来偷袭南岭。三更时分，白匪分三路紧紧包围了这三位赤卫队员的家。发现敌情后，刘学恩刚从侧门冲出屋子，就被一匪首用手枪击中而壮烈牺牲。刘成恩、刘寿祥同时被捕。在押解途中，行至黄泥塘时，刘寿祥同志被白匪用长枪开枪射击而身亡。刘成恩被捕后，幸亏有其妹郎张学×出面担保才脱离了虎口。

由于反动势力的猖獗，五乡赤卫队被迫再次转入深山老林中，活动非常困难，生活十分艰苦，许多时候连吃的粮食都很难弄到手。尽管国民党反动派想出了“保甲连坐”的杀手锏，但苏区人民群众内心恨透了他们，盼望红军有出头之日为自己报仇。因此，苏区群众经常都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赤卫队。有好几位五乡赤卫队员就是因为下山去弄粮或去联络组织关系而遭到敌人的追捕、杀害。

有一天，盘踞在坪堎的守望队又派密探潜入南岭。这个密探鬼鬼祟崇地进入南岭扁担丘时，被刘和甫和赤卫队长林文太发现，他们二人立即去追赶。那密探见来抓他，撒腿就跑，一直跑到梨树冲，还是被抓住了。刘林二人用棕绳捆住这个密探，押进一间农房中进行严厉审问，密探将当天晚上敌人要来偷袭南岭的事招供了。那人趁刘林二人正在外面悄悄商量如何对付敌人的偷袭而没有注意，瞅空子拔腿就逃，刘林二人急忙去追。刘和甫随手摸了一把锄头，看看快要接近，就将锄头奋力向密探扔去，正好砸中密探的脚背，那密探脚趾头被砸破而被抓住。过了一阵子，密探仍不死心，跛着脚又一次逃跑，仍被抓住。这一次刘林二人非常愤怒，把密探押到坑下的拱桥上处死了。刘林二人带领几个赤卫队员立即转移，让偷袭的敌人扑了一个空。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围剿，五乡赤卫队虽然人员越来越少，也毫无惧色和动摇。但是，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么久，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确实象少了主心骨。刘和甫决定自己亲自去宁冈、南昌找上级党组织和红军主力部队。和甫临去南昌前对当地群众说:“你们先逃出这条命，白匪烧房子不要怕，不要泄气，我们一定会夺回来!”刘和甫从宁冈往南昌途中，与侄儿刘文成搭乘一条货船。这条船上装了很多收来的牛骨，刘和甫叫侄儿放风，自己藏在牛骨堆里边。一天，刘和甫在船上洗脸时，被另一条船上的东坑地主谭明普装货时发现，由于谭明普的告密，刘和甫被南昌警备司令部的部下抓住。刘和甫宁死不屈，在南昌关了大约不到半个月，就被敌人“点天灯”活活地烧死。刘和甫的侄子刘文成流落在南昌明生工厂(一家维修船械的工厂)做了好几年工，才挣足旅费返回了家乡。

剩下来的五乡赤卫队员中，后来又有不少人先后壮烈牺牲。如队员李×在宜春潭下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他时，他骂得敌人恼羞成怒，被残忍地剖腹挖心而壮烈牺牲。队员刘积春在深冲被捕，敌人将他押解到宜春温塘大布乡，先是用了“称半边猪”的毒刑，见他不屈服，又用竹枝条狠抽，打得全身掉肉，还点燃香火烧他，最后刘积春同志被敌人杀害。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南岭五乡的赤卫队员们坚信共产主义真理，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整整坚持了七年。根据南岭大队1975年的统计，在当年八十三名南岭五乡赤卫队员中，有八名随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去了，有四十七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捐躯牺牲。由于年代久远些烈士的生平极少为人所知，有的甚至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只记下一个喊名(绰号)。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及时尽全力去挖掘、整理好这些珍贵的革命斗争史实资料，将是一个严重的过失，甚至是犯罪。有感于此，现根据1977年6月我和周丹同志采访时的记录，及李国生同志1975年为南岭大队整理的革命斗争史大量文字资料，互相对照斟酌，尽最大可能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但是，当年我的笔录有不够详尽之处，在当事者们的回忆中有的事件情节也互有出入对有的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记忆不够清楚，个别地名可能写成同音字(有些小地名在地图上查不到)等等。这些不足之处，还有待以后发掘出来的资料给以补充、印证、纠正，希望读者能够予以谅解。

(此文撰于2002年4月)

附记:关于撰写《南岭地区革命斗争史略》的说明

1、作为反映南岭地区革命斗争的史料，这是首次公开披露。1977年6月，因编写文艺宣传节目的需要，我和周丹同志(现为萍乡市林业局退休干部，曾参与编写《萍乡市志·林业志》)到万龙山垦殖场南岭大队和下冲大队进行采访，了解当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因为这两个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属新安一区五乡苏维埃政府管辖。采访的第一天，我们在南岭大队革委会干部的引导下先后采访了时年已82岁的原赤卫队班长刘成恩，南岭龙潭江烈士李连生同志的儿子李锦全同志(后任万龙山乡政府民政助理员)、以及正在南岭大队屋场内做篾工的原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和甫同志的侄儿刘文成(即与刘和甫一同去南昌找党组织的那位，时年已70岁)。为我们引路的南岭大队干部还带我们到王家源找到一位当年的赤卫队员(现已记不起姓名了)。

这位老赤卫队员带我们到山脚一棵大树下，告诉我们当年刘和甫在这树下进行的一次革命活动，可惜当时没有及时记录下来，现在我也回忆不起来了。第二天，我和周丹同志来到下冲村原五乡儿童团团长、后加入赤卫队的邱必炎同志(时年60余岁)家，并由下冲大队干部叫来了下冲其他几位参加过苏区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他们中大多是当时的儿童团员)一起回忆往事。这几位老同志还兴致勃勃地为我们合唱了一支不知歌名的革命历史歌曲。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内还没有便携式录音机上市，便由我记下了这首歌的简谱和歌词，后编入我们的文艺节目并进行了演唱。不过，麻烦那些老同志唱了好多遍才记下来，他们唱得很来劲、很投入。在那次采访中，我的记录虽然显得有些凌乱，却记满了整整16页。

2002年4月底，为了写好这篇史料，我打电话给周丹同志问他的那次采访记录还保存了没有?他回答说已经找不到了。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的采访记录并不很全面，当时记不赢;加之无采访经验，连一些被采访者的姓名都没记下来。另外，当年我们采访过的刘成恩父子、李锦全、刘和甫侄儿以及邱必炎等都已去世，想要对这份记录再进行一些补充校正工作已十分困难。幸好我一直将七十年代曾在南岭小学任教的李国生老师执笔写的南岭革命斗争史(原稿无标题，共计48页稿纸约14万字)保存在身边，虽经多次搬家仍未丢失，可作重要参考、印证材料。其中内容凡与我笔录有不一致的地方，基本上以我的笔录为准，因为我记录的是第一手资料。在这份史料的整理过程中，我还参考了《萍乡市志》中的有关资料及彭江流先生主编的《萍乡近现代史撷录》中的有关萍乡县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的资料，在此一并说明并致谢。

还有一点应予特别说明:这份史料中提到的李兰贵、林全庭两位烈士，在《萍乡市志》中所载万龙山乡烈士名录及不明乡籍烈士名录中均未列入，有待有心者进一步加以考证;而这两人的革命事迹又较为突出，不写入史料中又对不起他们及其后人。对于采访时连被采访者都只知其事迹和姓氏的，我一律在其姓氏后加“××”或“某”字样，不敢妄加推测擅填其名，因为这是整理史料而非构思小说故事。

2002年5月下旬一天的晚上，我打电话询问曾经参与报送万龙山乡各时期革命烈士名单及资料的易汝生同志有关情况时，他证实确有革命烈士被漏报的情况。同年6月8日上午，华云乡中学刘政生老师来我家看了《南岭地区革命斗争史略》二校初稿后说，华云乡(原茅店乡)也存在漏报革命烈士的问题。我建议有关民政部门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注:此篇中的烈士李兰贵，林全庭烈士可能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