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友谊

金戈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其友好合作的历史源远流长，承载着无数珍贵的记忆和深刻的启示。

18 世纪末，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广州，开启了中美贸易的先河。这次历史性的航行，为两国带来了经济上的交流，更在文化和人民之间架起了合作的桥梁。

20 世纪初，美国的教育家、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知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力量。同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也在美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促进了文化的相互理解。

二战期间，中美两国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物资支持，“飞虎队”的英勇事迹至今仍被人们传颂。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和巨大牺牲，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段共同战斗的经历，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和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但民间的交流从未中断。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成为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小球推动大球，为两国关系的解冻打开了突破口。

进入 21 世纪，中美在经贸、环保、反恐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双方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为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了巨大的机遇。在环保方面，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在反恐领域，加强情报共享和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习主席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攸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始终认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两国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这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

下面我给大家回顾几段中美交往的史话。希望借着习主席派韩正副主席参加特朗普总统的就职典礼的吉兆，中美关系能够春风化雨，风和日丽，雨过天晴。

一、中国近代留学潮的破晓之光

在1872至1875年这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清政府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沼，风雨飘摇。为寻得一线生机，实现自救图强，在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积极推动下，由容闳大胆倡议，并获得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的坚定支持，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就此拉开帷幕——清政府分四批，共选派了120名幼童远渡重洋，奔赴美国求学。

这些踏上未知旅程的孩子，平均年龄不过12岁，稚气未脱，却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勇气。谁也未曾料到，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成为改写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 。

其中，詹天佑以卓越的才能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为中国铁路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吴仰曾投身于开滦煤矿，成为杰出的矿冶工程师，推动矿业发展；蔡绍基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为高等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唐国安执掌清华，为这所百年学府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唐绍仪在民初担任国务总理，梁敦彦任职清末交通总长。他们宛如璀璨星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空留下了耀眼夺目的光芒。

初抵美国，幼童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宇宙。这里的知识体系与传统的八股文大相径庭，近代科学的曙光，照亮了他们求知的道路。他们从“君君臣臣”的封建礼教与“四书五经”的传统束缚中挣脱出来，尽情沐浴在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光辉之下。能够获得探索外部世界的宝贵机会，无疑是幸运的。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当幼童们深刻感受到西方世界的先进与发达，再反观当时国内的落后与守旧，内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冲击和抵触情绪。这种情况，让清朝统治者大为惊恐，他们担心这些幼童“西化”过度，背离了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于是，在统治者的强硬干预下，原本精心规划为期十五年的留洋计划被迫提前画上句号。这些留美幼童不得不带着遗憾与无奈，提前踏上归国之路。这一决定，不仅让他们的学业戛然而止，许多即将完成学业、大展宏图的学生功亏一篑，也令美国各界深感遗憾与惋惜。

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先生曾在文章中深情写道：“中国幼童与美国家庭共同生活，水乳交融，对促进民族感情贡献良多，影响源远流长 。”尽管留美之行匆匆结束，但这些幼童心中的理想之火从未熄灭。回国后，他们凭借所学，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传奇，激励着无数后来者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奋斗。

二、庚款留学与近代教育变革

自隋朝肇始，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千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学子们研习的四书五经、八股文，多侧重于宣扬三纲五常以维护封建统治，于实际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上收效甚微。

1900年，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以保护侨民的名义侵华，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灾难。次年，《辛丑条约》签订，美国从中分得赔款2444万美元。1904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坦言：“庚子赔案实属过多。”彼时，中国学生留学的首选之地是日本。一来，日本经明治维新后国力日盛，其成功经验成为中国学习的典范；二来，日本与中国地缘相近，语言文化也相对易于理解和接受，且赴日流程简便；再者，留学日本费用低廉，学费亲民。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呈递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直言：“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就能凭借这一投入，在精神与商业领域收获最为丰厚的回报。商业受精神层面的影响，远比受军事力量的驱使更为深远。”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亦向罗斯福建言，提议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专项用于开办和资助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中进一步强调，应吸引更多中国知识分子赴美留学。

1908年，罗斯福向国会提交咨文，指出：“我国应切实助力中国发展教育，使庞大的中国民众逐步融入现代世界。具体援助方式可通过吸引中国学生赴美，进入我国的大学及高等学府深造，使其学有所成，成长为栋梁之材。相信我国教育界定能领会这一美意，齐心协力，推动这一盛举。”同年，美国参众两院达成一致，将赔款总额由2444万美元减至1365.5万余元，扣除利息后，应退还中国1078.5万余元。这笔费用当时大约够2500学生留学美国四年的费用，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拟定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首年起，清政府需在最初4年内，每年至少派遣100名留美学生。若4年内足额派遣400人，那么从第5年起，每年至少派遣50人赴美，直至退款用尽。

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划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举行了第一批学生的招考，从630名考生中遴选出47人，于10月赴美。这便是庚款留美学生的起源。1911年4月9日，清政府批准将游美肆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并制定章程。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

1909 - 1911年间，游美学务处分三批共选送180名学生赴美留学。这些留学生抵达美国后，不仅汲取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接触到先进的民主思想，并将其带回国内，影响了众多国人。其中，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更是成为推动近代中国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领军人物 。

不可否认，美国推动庚款留美等举措，背后有着自身的战略考量，但客观上确实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人才培养贡献了力量。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要流向地。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创办了12所教会大学，其中燕京大学声名远扬。这12所大学奠定了如今中国众多顶尖高校的基础。

时至今日，根据2024年《Open Doors 门户开放报告》，2023-2024年度，中国留美就读高等院校的学生总人数为277,398人，自庚子赔款以来，数以百万计的留学生为中美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溯源

谈及现代医学，湖南湘雅、北京协和堪称国内西医医学界的翘楚，而这两所声名显赫的医院，是由美国人一手打造的。

1906年，美国雅礼协会委派爱德华·胡美博士到中国长沙，创办了雅礼医院，即湘雅医院的前身。胡美后来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担任教务长兼湘雅医院院长等职务，将美国先进的医学教育模式和医疗管理经验引入中国，为湘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建院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雅礼协会，雅礼协会是由耶鲁大学毕业生和教师为了帮助中国应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而成立的私人非营利机构。美资在湘雅医学院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帮助建设医院、学校的基础设施，购置教学和医疗设备等，还选派了优秀的外籍教师来校任教，带来了先进的医学知识和教学方法。

“湘”是湖南，“雅”是耶鲁（Yale 雅礼）的旧译。1914年12月，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长沙潮宗街举行开学典礼。1931年底，学校更名为私立湘雅医学院。1940年8月，更名国立湘雅医学院。1949年，国立湘雅医学院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部接管。1953年更名为湖南医学院，1987年更名为湖南医科大学，2000年4月，原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组建中南大学，遂更名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学医疗体系集群之一，也是全国高等医学教育重要发源地之一。在人才培养方面，培养了张孝骞、汤飞凡、高镜朗等众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杰出医学人才。在医学科研方面，取得了全球首例糖尿病患者通过猪胰岛移植摆脱外源性胰岛素、全球首例人胚胎干细胞来源肝细胞治疗肝衰竭等多项国际领先的临床技术突破。在医疗服务方面，湘雅医学院直属附属医院20个专科综合排名进入全国前10，在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湘雅医院获评A++等级，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获评A+等级。

孙中山先生为湘雅医学院第五届毕业生亲笔题写“学成致用”四个大字，勉励湘雅学子以保障人民健康福祉为己任。毛主席曾说“湘雅医院诊治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体现了他对湘雅医术的高度肯定。

本人父母均为湘雅老师，生于斯长于斯，自己也于1980年在湘雅开启大学生涯，在湘雅度过了二十余年充实而难忘的时光。湘雅严谨的治学氛围与深厚的医学底蕴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北协和”的成立，和洛克菲勒家族息息相关。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渊源可追溯至1863年，当年，年仅24岁的大卫·洛克菲勒的祖父约翰·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成功卖到中国。起初，洛克菲勒家族计划在中国兴办大学，并特意派出考察团深入调研。然而，考察团最终得出结论：鉴于当时中国的诸多条件限制，办学计划难以施行，转而建议投身医学领域。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至今仍在世界上举足轻重）顺势组建“中华医学基金会”。1915年，基金会出资20万美元，收购了欧美教会学校开办的“协和医学堂”，并将其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仅如此，还斥巨资购入豫王府作为新址，并邀请美国著名建筑师查尔斯·柯立芝主持设计工作。整个项目的花费远超预算，从最初的150万美元一路飙升至750万美元。

民国总统黎元洪曾在题名的《协医年刊》中，生动描述了协和初建时的盛景：“收买豫王府旧址，计面积六十余亩，建筑新屋十四座，外则画栋雕梁，玉栏碧瓦，集中华建筑术之大观，内则设备周密，器械精良。”

1921年9月19日，协和医学院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现场名流云集，热闹非凡。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更是乘坐海轮历经一个多月的航行，专程从美国赶来出席。他在典礼上发表演讲称：“协和医院希望给予中国人民的，不仅是医学科学，而且是西方文明在思维发展和精神文化上的精华。”彼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次典礼：“是日典礼极严肃，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罗氏演说甚好。”落成当晚，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设盛大招待会，宴请全体与会代表。据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玛丽·布朗·布洛克博士考证，“在整个20世纪，洛克菲勒在中国科学、医学及高等教育的投资接近8亿美元，远超其他任何美国投资方。”

为提升教学质量，一大批美国顶尖专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其中包括考德瑞、步达生、海司汀斯等一流学者，还有当时处于学术前沿的生物化学家凡斯莱克，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埃德赛尔。协和医学院的所有设备均从美国进口。而且，协和采用严苛的逐级淘汰制，每年平均仅有十六位学生能够顺利毕业。但也正是如此严格的培养模式，造就了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声名赫赫的顶尖名医，为中国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与骨干力量。在科研方面，协和同样成果丰硕，例如成功从中药大黄中提炼出麻黄素，成为中草药研究的经典范例，此外，在对中国常见寄生虫病、黑热病和斑疹伤寒的研究等领域也成绩突出，一跃成为亚洲医学及研究方法的标杆。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遭受重创。1938年，基金会董事会通过特别决议，决定继续为在华项目拨款，其中重点支持迁往内地的乡村建设项目。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基金会依据实际条件与需求，以可行的方式，对迁至内地的学术机构伸出援手。比如，拨款邀请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中国著名学者前往美国讲学一年。

1947年，国内陷入内战，基金会依旧秉持乐观态度，其会长在当年的报告中提到：“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内争似乎不可调和。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定那么黑暗。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1949年后，基金会虽对中国仍抱有期望，但最终未能如愿。1951年1月，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李宗恩致函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告知协和已收归国有。至此，基金会停止最后一笔拨款。负责建造和运营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1928年以后独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但仍接受其资金支持）也无奈撤离中国。大卫·洛克菲勒去世后，北京协和医院官方微博发文称：“洛克菲勒家族最大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1917年，当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感谢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新冠疫情中，被称为中国医院“四大家族”的“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备受瞩目，而它们都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前面提到的湘雅、协和之外，齐鲁医院由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多个基督教教会联合兴办。华西医院则是1905年，由英、美、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在中国西部创办的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由此可见，美国在中国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进程中，确实留下了深刻印记，为中国西医医疗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

四、助力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那段沉痛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在漫长且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中国虽最终取得胜利，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这一艰难历程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8年底，中美达成“桐油贷款”协议。彼时，中国以桐油作为抵押，成功获取美国2500万美元的贷款，年利率为4.5厘，不过该款项明确规定“不能用于军火”。时间来到1940年4月20日，中国通过华锡贷款又获得2000万美元，年利率4厘，需在7年内还清。同年10月22日，《钨砂借款合同》正式签字，美国再次借款2500万美元给中国，年利率同样为4厘，中国需在5年内以钨砂偿还。1941年2月4日，《中美金属借款合约》签订，约定中国在7年时间里，向美国出售价值6000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资源，作为交换，美国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其中，一半以现款形式支付，用途不受限制；另一半则用于在美国采购工农业产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随时支取。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苏联随即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在此危急关头，宋子文于白宫向罗斯福恳切陈词，着重强调“中国远东形势之严峻；我国对援助的急切渴望；殷切期望在援助抗战国家新法案下，能够获得大量实质性的援助；并期盼总统能在近期内公布具体的援华方案及细节”。1941年5月6日，罗斯福果断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并明确批示：“中国对于保卫美国至关重要，中国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与此同时，罗斯福同意美国军人在辞职后，可加入陈纳德组织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

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期间，飞虎队战绩斐然，共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2600多架，击沉、击毁敌舰44艘，击毙日军66700多人。同年5月18日，第一批价值11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包括300辆2.5吨6轮卡车，从纽约启运前往中国。截至12月，总计有6675吨租借物资装船运往中国。到1941年夏，美国依据《租借法》已向中国拨款1.45亿美元。1942年3月21日，经过中方不懈的努力与争取，中美双方正式签署5亿美元借款协定。对比此前美国对华的几次借款，此次借款条件极为优厚：“未规定利息，实际上是一笔无息借款；未规定偿还期，意味着是长期借款；未规定担保，实际是以同盟国政治信誉作为支撑的借款。” 显然，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最为优惠、数额最大的一笔借款。

自1942年初起，美国政府逐步加大对华租借物资的分配力度。依据1942年5月29日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内容，美方已向中方交付的租借物资包括：枪械、子弹、飞机、通信及医药器材共计6500吨，兵工材料、卡车及零件达14.3万吨，铁路材料5万吨。在1942年这一整年里，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的物资价值高达1亿美元，这一数额已大幅超过1941年的2600万美元。

1942年3月21日，罗斯福命令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组建一支从阿萨姆至中国的空运部队，由泛美航空公司提供25架运输机，承担起著名的驼峰空运任务。从1943年开始，美国方面显著增强了驼峰空运力量，大幅增加美军空运部的运输机数量。1943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的空运量达到2170吨，下半年更是猛增至平均每月6500吨。1944年5月，密支那机场被成功收复，这使得整个空运航程得以缩短，飞行安全也有了更可靠的保障。此外，美国重型轰炸机自身具备携带物资的能力，这一系列因素促使6月份的空运额飙升至创纪录的18235吨。1944年下半年，月平均空运额更是大幅跃升至26100吨。据美国历史学家德怀特·杜蒙德估算，截至1945年底，美国通过租借方式援助中国的物资及款项总计达13.35亿美元。

1942年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电文中称赞道：“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无论武装与否，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对装备占据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近五年的坚决抗击，这种顽强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其他联合国家的军队和全体人民。”

中美在抗日战争中结成的友谊，是中华民族不屈不饶的鲜血凝成的。

五、开罗秘史：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大国地位的奠定与国际格局的重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燃遍全球，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与战略眼光，在这场全球性的战争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在其战略规划中，始终将中国视为影响全局的重要战略大国。

彼时，罗斯福总统怀揣着构建大国共治、维系世界和平新秩序的宏伟愿景，精心勾勒出一幅由美、英、中、苏四大强国主导世界格局的蓝图。他甚至大胆设想，除这四大核心国家外，其他国家应被限制拥有军队，以此杜绝大规模战争的隐患。尽管罗斯福为此四处奔走、积极斡旋，付出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心血与努力，但由于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利益纠葛不断，这一设想最终未能完全照进现实。然而，早在1943年那场举世瞩目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便已率先抛出这一极具前瞻性的理念，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拉开了帷幕。

1943年11月23日，埃及开罗这座古老而神秘的城市，迎来了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时刻。中、英、美三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齐聚于此，一场关乎世界命运走向的国际盛会——开罗会议，正式拉开大幕。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三国首脑围绕着诸多核心议题展开了激烈且深入的探讨。其中，反攻日本的战略布局无疑是重中之重。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如何集结三国力量，给予其致命一击，早日结束这场给世界带来沉重灾难的战争，成为与会者最为关切的问题。同时，对战后国际局势的规划与安排，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三国领导人深知，只有提前谋划好战后亚洲及世界的秩序框架，才能避免重蹈覆辙，确保世界的长久和平与稳定。此外，制定盟军合作反攻缅甸的具体战略，以及为深陷战火的中国量身定制切实可行的援华方案，也是会议议程中的关键环节。

经过数日的艰苦谈判与协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罗宣言》终于在万众瞩目中诞生。这份宣言明确无误地向全世界宣告：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并将其凭借武力侵占的所有土地，毫无保留地归还给原主。这一强硬声明，不仅为战后东亚地区的局势定下了基调，更为中国收复失地、重塑大国尊严提供了坚实的国际法理依据。在这场意义非凡的会议上，罗斯福总统以其独特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态度，郑重向世界宣布：热忱欢迎中国跻身世界四强之列。他风趣地表示，正是日本侵略者的肆意妄为，从某种程度上“抬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开罗会议的成功举办，宛如一座巍峨的里程碑，正式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四强地位。这一历史性的突破，产生了极其深远且影响至今的重大意义。

11月23日晚，华灯初上，开罗城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罗斯福与蒋介石的私人会谈在紧张而又不失友好的氛围中展开。两位领导人围绕战后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事务，展开了一场深入且全面的思想碰撞，尤其是在战后对日事务这一核心议题上，双方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

1. 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塑与展望：罗斯福总统表示，中国凭借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和巨大牺牲，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占据世界四强的重要一席。并且，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应享有平等的话语权，深度参与四强机构的各项决策制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蒋介石当即作出回应，言辞中满是对中国未来国际角色的自信与期待。他表示，中国一直以来都秉持着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对于能够参与到世界四强的核心决策层，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中国必将全力以赴，积极投身于国际事务的处理中，与其他大国携手共进，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和谐的世界秩序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日本皇室命运的审慎抉择：谈及战后日本天皇制度的存废问题，罗斯福态度谨慎地向蒋介石征求意见。他深知，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政治走向，更可能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蒋介石回答道：“日本政体的变革，本质上是日本国内的重大事务，应当充分尊重日本人民的意愿与选择。在战后这个敏感而关键的时期，任何草率的决定都可能在国际关系中埋下隐患，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我们应当秉持谨慎、客观的态度，将这一问题交由日本人民在战后自主决定。”他的这番言论，既展现了对日本人民主权的尊重，也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复杂国际问题时的高瞻远瞩与政治智慧。

3. 日本本土军事占领的责任权衡：罗斯福对中国在战后东亚地区所应扮演的角色寄予厚望，他明确指出，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这一关键事务上，中国应当承担起主要责任。为了进一步凸显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地位，他甚至主动提议将冲绳“赠予”中国。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亚洲大国，有能力也有义务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蒋介石婉言谢绝了这一提议。他表示，尽管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但鉴于当时中国历经多年战火洗礼，国力受损严重，尚不具备独立承担如此重大责任的实力。他认为，在战后初期，由美国领导对日军事占领工作，更为稳妥和可行。待中国国力逐渐恢复、具备相应能力后，必将积极作为，作为重要辅助力量参与其中，共同为实现东亚地区的长治久安贡献力量。蒋介石的儒家修为在这一事件上表露无遗，也让中国失去了获得冲绳的机会。

4. 战后日本赔偿的务实考量：在商讨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时，蒋介石提出了建设性的提议。他认为，鉴于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的工业设施、交通系统等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战后日本的赔偿可以部分采用实物形式支付。诸如日本大量先进的工业机器和设备、庞大的战舰和商船队、以及众多铁路车辆等，这些对于战后中国的经济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都具有重要意义，理应移交给中国。罗斯福对这一提议表示高度认可，双方就此达成了重要共识。这一务实的赔偿方案，既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实际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的战争潜力，为战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5. 日占领土收复的坚定决心：谈及日本侵华期间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蒋介石与罗斯福态度一致，立场坚定。双方明确表示，日本通过武力手段从中国强行夺走的东北四省、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在战后必须毫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经过进一步的沟通与协商，双方达成共识，将辽东半岛及其重要港口旅顺和大连，也纳入战后必须归还中国的领土范畴。随后，罗斯福将话题转向琉球群岛，他多次询问蒋介石，中国是否有意收回琉球群岛。蒋介石思索再三后回答道，中国愿意与美国共同承担对琉球群岛的占领任务，并最终在国际组织的监督与协调下，由中美两国共同管理该地区。此外，当罗斯福提及香港问题时，蒋介石表示，这一问题涉及多方利益，情况较为复杂。在做出进一步决策之前，希望罗斯福能够与英国当局进行深入讨论，共同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

6. 军事合作的战略谋划：为了确保战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尤其是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罗斯福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军事合作构想。他建议，战后中美两国应建立紧密的军事协作机制，针对可能出现的外来侵略威胁，制定详细的相互支援预案。同时，美国将在太平洋地区的各个战略要地，保持充足的军事力量部署，以便与中国携手并肩，共同承担起抵御侵略、维护地区和平的重任。蒋介石对这两项提议表示高度赞同，并进一步提出，希望美国能够在战后为中国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帮助中国全面提升陆、海、空军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国防实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也是维护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重要举措。此外，蒋介石还提议，为了实现两国军事力量的高效协同，双方应就陆军和海军基地的相互使用问题，制定具体的合作方案。他表示，中国愿意将旅顺港开放给中美两国共同使用，以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互信。罗斯福对此表示认可，并提议在未来涉及亚洲事务的任何重大决策之前，中美两国应提前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协商，确保双方立场一致、行动协调。蒋介石当即表示同意，这一系列军事合作的战略谋划，为战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7. 周边地区命运的共同探讨：在谈及朝鲜、印度支那和泰国等周边地区的未来命运时，罗斯福提出，中美两国应就这些地区的战后地位问题，达成明确的相互谅解。蒋介石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并着重强调了给予朝鲜独立地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朝鲜在日本的长期殖民统治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战后理应恢复其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同时，他认为中美两国应携手合作，共同帮助印度支那在战后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对于泰国，蒋介石主张恢复其独立地位，使其能够在战后的国际舞台上重新焕发生机。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观点表示认同，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为战后亚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独立进程注入了积极的动力。

8. 经济援助的殷切期望：展望战后中国的发展前景，蒋介石深知经济重建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他向罗斯福坦诚指出，中国在历经多年战火的蹂躏后，经济体系几近崩溃，百废待兴。因此，战后中国的经济重建工作，迫切需要美国在财政和技术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他希望美国能够以贷款等形式，为中国提供充足的资金援助，并派遣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指导。罗斯福认真倾听了蒋介石的诉求，表示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和考虑。他承诺，美国将秉持着盟友间的互助精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中国的经济重建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这一表态，为战后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带来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国的经济复苏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9. 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问题的思考：在会谈过程中，罗斯福特别关注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他详细询问了唐努乌梁海目前的实际情况，以及该地区与周边地区在历史上的复杂关系。蒋介石向他介绍道，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外蒙古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过去的岁月里，却被俄国以武力手段非法侵占，并强行并入其版图。他强调，唐努乌梁海问题与外蒙古问题紧密相连，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在未来，中国必将通过与苏俄进行严肃、公正的谈判，妥善解决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10. 统一司令部的设想与探讨：为了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协同作战能力，蒋介石提出了成立中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构想。他认为，通过建立这样一个高效的军事协调机构，可以实现两国军事指挥体系的深度融合，提高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反应速度和作战效能。作为替代方案，他还提议中国可以考虑加入现有的英美参谋长会议。罗斯福对此表示理解，并答应将与美国军方的参谋长们进行深入磋商，尽快就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决定。然而，经过后续的研究与讨论，美方最终给出了否定的结论。尽管这一设想未能最终实现，但它充分体现了中美两国在战争时期对于加强军事合作、共同应对法西斯威胁的积极探索与努力。

透过这场意义非凡的会谈，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罗斯福对中国寄予的厚望。他衷心希望中国能够在战后迅速崛起，担当起美国所设想的东亚大国角色，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开罗会议圆满结束后，美国与国民政府基于会议达成的各项共识，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协作关系。

蒋介石与罗斯福为此次外交成就相互庆贺。国民党《中央日报》更是发表热情洋溢的社论，称赞开罗会议是“扭转乾坤、改写历史的伟大壮举，它彻底改变了世界人类的命运轨迹，翻开了世界历史崭新的一页”。而罗斯福也在圣诞节前夕，通过发表致美国人民书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告：美国与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目标指引下，彼此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正是美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的积极推动与不懈努力，为中国登上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国际舞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助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开启了中国外交崭新的篇章。

六、美苏博弈下的国际格局重塑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苏关系在复杂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分歧下急剧恶化。1968年起，苏联在新疆附近大幅增兵，其军事部署规模从1961年的12个不满员师与200架飞机，迅速扩充至1969年的25个师、1200架飞机以及200枚导弹 。

1969年3月，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爆发。苏联军队多次对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起武装入侵，面对挑衅，中国边防部队毅然进行自卫反击。这一事件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曾经亲密无间的盟友彻底走向对立。此后，苏联为迫使中国接受其社会主义模式，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军事对峙态势一触即发。苏联《红星报》甚至放出狠话，宣称苏联具备强大的核打击能力，足以给予中国这个“现代冒险家”毁灭性打击。

彼时，苏联核武库拥有核弹4万枚，而中国在1969年尚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数量也极为有限。面对如此巨大的军事力量差距与核威胁，中国并未退缩。鉴于苏联核打击的潜在风险，毛泽东借鉴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一时间，全国迅速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众多企业纷纷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向战时模式转变。大批工厂搬迁至交通闭塞的山区，按“山、散、洞”原则布局。以北京为例，每日有三十多万人投身挖防空洞的工作，最终留下了两万多个大大小小的防空洞。

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透露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试探美方态度。尽管当时中美处于对立状态，但美国深知核武器一旦使用，将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后果。自美国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后，国内包括核专家在内的各界人士一直在反思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是否合理，普遍认为核武器应主要用于威慑而非实战。况且，若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打击，极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从美国部分强硬派的立场来看，中苏这两个敌对国家若发生冲突，美国似乎可以选择袖手旁观，坐收渔翁之利，既能削弱中国，又能消耗苏联，还能借机大发战争财。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美国决定将苏联的核打击意图告知中国，但由于当时中美无外交关系且长期敌对，直接传递信息存在两大难题：一是缺乏合适的沟通渠道，二是担心引起中国领导人误解，被认为是美国另有图谋。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美国政府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显眼位置刊登了一则重磅消息，标题为“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披露：“据可靠消息，苏联计划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如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篇报道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引发全球关注。苏联原本期待美国能给予支持，却等来这样一篇公开报道，这清晰地表明了美国反对其动用核武器的态度。勃列日涅夫得知后暴跳如雷，指责美国出卖和愚弄了自己。此时，全世界都知晓了苏联的核打击计划，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巨大的舆论压力纷纷指向苏联。

苏联经过多方评估确认，如果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极有可能出手援助中国并对苏联进行核反击。权衡利弊之下，苏联最终放弃了核打击的计划。从近几年解密的资料可知，美国原本预估中苏之间可能爆发小规模边境战争，但未曾料到苏联会考虑发动核战争。同时，当时美国国内面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衰弱、全球石油危机等困境，欧洲共同体也在不断发展崛起。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期望与中国开展合作，因此坚决反对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

这一事件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美关系全面进入蜜月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这一转变不仅深刻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发展轨迹，也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注入了新的变量。

七、美国市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贡献

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始于1979年两国建交。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及加入WTO后关税壁垒降低等因素影响下，双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199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14.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419.5亿美元，进口额为194.8亿美元。

2001年，欧美放行，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542.8亿美元，进口额为262.1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80.7亿美元。到2005年，据海关统计，1-11月中美贸易额达1915.5亿美元，同比增长25.4％；其中中国对美出口1476.4亿美元，同比增长31.7%；进口439.2亿美元，同比增长8.1%，中方顺差达1037.2亿美元，同比增长45.1％。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贸顺差来源国，对美贸易成为中国赚取美元外汇最重要的一环。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2009年-2011年，中美贸易规模急剧扩大，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比也迅速从2008年的低点回升至2011年的130.6%。在这期间，美国开始对中国的一些贸易政策和产业补贴等问题表示关注，并发起了一些贸易调查和争端，如反倾销、反补贴等案件逐渐增多，涉及钢铁、光伏等多个行业。

2016年特朗普出任总统后，开启了中美贸易战序幕。美国对中国的大量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涉及金额巨大，从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到日常消费品等众多领域。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对美国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即便如此，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仍达 6335.2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3200亿美元。

拜登上台以后，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对中国的贸易围堵和科技制裁等政策，虽然没有像特朗普时期那样大规模地加征关税，但在一些关键领域如高科技产业的限制更加严格。高压之下，2021年中美贸易依然逆势增涨至7500亿美元，2022年也保持在7500亿美元水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超过 4000亿美元。2023年中美贸易额下滑至6600亿美元，但是对美国的出口仍然保持在5000亿美元以上。

2024年，中美贸易额再度上升，达 6882亿美元，超过2023年的规模，对美国出口5246亿美元，涨幅接近5%，从美国进口1636亿美元，微跌0.1%。

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贸易的摩擦，会带来中国就业的压力和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则两利。

回顾历史，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有着诸多交流与合作。在过去几十年间，不少国家在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并积极开展合作后，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实现了显著发展。正如邓小平曾深刻指出的那样，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合理开展合作的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往往取得了积极成果，这一观点在国际发展的诸多实例中得到了印证。

当前，中美关系虽因各种因素面临一些挑战与摩擦，但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合作的渴望从未改变。相信双方基于共同利益与长远发展考量，能够保持理性与克制，通过平等对话与协商，妥善解决分歧。毕竟，团结合作才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它将为两国乃至世界的繁荣稳定持续注入正能量，推动构建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20-25于G102

参考文献：

1. 《中美关系史》，陶文钊 著

2. 《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王缉思 等著

3. 《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李稻葵 等著

4. 《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变》，牛军 著

5. 《中美文化交流史》，何顺果 著

附：美国参与创办的中国十二所教会大学：

1. 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由4所美国和英国的基督教教会联合创办，后拆分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

2. 齐鲁大学：诞生于1864年，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多个基督教教会联合举办，后拆分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

3. 东吴大学：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其法学院在当时享有较高声誉，后院系调整并入苏州大学等多所高校。

4. 圣约翰大学：1870年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建，拆分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

5. 之江大学：由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杭州联合创办，前身为1845年于宁波创立的崇信义塾，后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

6. 华西协和大学：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基督教会联合创办于四川成都，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西式大学，后发展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等。

7. 华中大学：20世纪上半叶华中地区几个英美基督教差会联合创办，后与其他学校合并组建为华中师范大学等。

8. 金陵大学：188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同美国康奈尔大学为姊妹大学，后主体并入南京大学。

9. 福建协和大学：美国美以美会等教会在福州创办，为福建师范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0.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只招收女生，后与福建师范学院等校合并。

11.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后发展为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等。

12. 沪江大学：由美国南方浸信会、美国北方浸礼会创建，拆分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原址组建上海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