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首 （旧城暴动的领导人之一——雷鸣回忆录）

木人

往事回首

雷鸣（雷本中）

我于1928年6月出生，云南省祥云县人。1944年9月至1947年11月就读于云大附中初中和高中（高中为1949级。级指毕业年份，下同）。1947年4月加入民青，1948年5月加入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边纵前身），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中，我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滇桂黔边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游击战争和剿匪斗争，历任麻栗坡县工委委员（分管军事），西畴县工委委员、军事部长兼东区特支书记，马关县委组织部长、代理县委书记。

1952年参加省委党校第二期整党。

1953年至1990年先后任红河县委委员、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兼财办主任、红河州财办副主任、州财校校长、州经协办副主任（主持工作）。1959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平反。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但无论在什么岗位，什么时候，我都不改初衷、义无反顾、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认真做事、清白做人、廉洁奉公、艰苦奋斗。

真理在手，就把握了人生的方向，就有不竭的动力，这就是我的人生感悟。

一、附中哺育，铺垫人生道路

云大附中是一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沦丧，昆明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很多专家、教授、学者名流云集于西南联大，加之云南地方当局与蒋介石有矛盾，给民主运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再加上一代师表杨春洲校长聘请了很多共产党员和有名的学者到附中任教，如楚图南、光未然、赵沨、黄平、董大成……等。他们都是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思想进步、教学有方的好老师。他们既教书又育人，既身教又言教。在教学中，他们不照本宣科，善于联系实际，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经常选一些课本之外的知识来讲授。如语文老师陈溯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出了一个“电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的作文题，还选讲毛泽东的诗词；历史老师用唯物史观串讲社会发展史，剖析封建王朝的兴衰，穿插着生动的历史故事，使大家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地理老师讲述解放战争的形势。日本宣布投降后，音乐老师徐守廉就教唱这样一首歌曲：“捉了一个杀一个，汉奸你一个也逃不脱；捉了一个杀一个，汉奸你喊天也没奈何；谁叫你呀帮助别人打自己，出卖祖宗买官做；你官瘾过得多舒服，洋财发得多快活；你卑鄙无耻，得意忘形，丧心病狂，无恶不作；全国的老百姓今天要把你们捉来审判你们的罪过，你活不了也别想活；你不用逃也逃不脱，人民的眼睛看得清，也盯得牢，也不会弄错，那怕你逃到天涯海角，你一个也逃不脱”。这首歌曲反映了人民在欢庆胜利的同时，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公民课本来是国民党的政治课，但讲的却是政治经济学。他们的课讲得很生动。他们授课时其他班级没有课的同学会跑到窗外来听。他们课堂上是我们的老师，课堂下是我们的朋友。如我在初三时的地理老师阎昌林（共产党员），他与我有深厚的感情，离开附中时还要了我的一张照片，80年代任大连市人大常委秘书长，1986年来昆明参加云大附中的集会时，还带着我的照片来找我。后来红河州政府在大连设办事处，我又到大连拜访他。他对办事处的工作给了很多帮助。另一位老师李旭（烈士）无论在学习上、生活上对我都很关心。我到泸西搞武装斗争，在泸西师范也是他安排我们的食宿，又领导了旧城起义，打响了云南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教师们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使学生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懂得了怎样做人。

云大附中还是一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有老同学关心新同学，大同学爱护小同学的传统。每逢新生入学，学生会服务部就组织一些同学到注册的地方去接待，准备好开水，教他们办手续，领他们找宿舍，帮他们拿行李、认教室、认床铺、熟悉校园，使新同学一进校就感到温暖。每年中秋节就是迎新晚会，各班都要出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节目，使教育寓于娱乐之中。

为了更好的带领初中的同学参加学生运动，学校把一班高中和一班初中编为一个大队,高中同学给初中同学讲革命的道理，讲时事。在“反内战”、“助学运动”、“反迫害、保障人权”等爱国运动中，上街游行或街头宣讲时，大同学把小同学围在中间，既鼓励又保护小同学参加民主运动。有时上午走20多里路进城参加游行，下晚8点钟才吃晚饭，还要走回学校，少数小同学走不动了大同学就背着他们走。家在昆明的小同学假日回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也要拿一些给大哥哥大姐姐们吃。新同学入学不到一个学期就变得勤奋好学，遵守纪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云大附中是一个革命的“熔炉”。难怪国民党说：“怎么这些小娃娃一到云大附中就变坏了。” 只要学联(学生联合会)有什么大的活动，首先就是通知云大附中进城。

1945年12月，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在这一次著名的民主运动中，云大附中的学生积极罢课响应。为了更好的参加斗争，学生从郊区迁住云大，白天走上街头，贴大字报，参加各种宣传和集会活动；夜晚站岗放哨，防止特务袭击。

“一二·一”运动对附中和我本人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一二·一”运动以前，附中学生主要是接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一二·一”运动以后，同学们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书籍。我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确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云大附中在重视课堂学习的同时还积极组织课外学习。壁报社就是同学们打破班级界线，按照自觉自愿，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面向社会学习时事、学习革命知识、学习写作，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好形式。原高中1947级同学张积仓（张望）、何学禹等组织了“斗争”壁报社，约我参加。我虽和他们不同班级，因关系很好，就参加了。后来49级的严英藻、张其箴（张干）又组织“矿工”壁报社，又约我参加，因是同年级的，我也参加了。“斗争”社的人不多，但写作能力强，藏书多，有理论书籍和进步小说，还订有华商日报（共产党南方局的报纸）。“矿工”社的人较多，又多在学生会、班会、大队任职，社会活动多，经我介绍两社同学互相熟悉起来，“矿工”社的又经常到“斗争”社借书看，关系就越来越好，我就提出两社合并，组成“矿工斗争”壁报社，大家都赞同，并选我当社长。后来又发展了一些初中的同学加入，大家互相取长补短，办得越来越活跃，影响也越来越大。壁报一般是一个星期出一版，内容与当时的形势结合较紧，写学习心得，介绍学运情况等。学生会也会安排我们写一些宣传材料，用大字报贴出去。我虽是社长，主要是做一些组织联络工作，大量的编撰写作工作还是张积仓、何学禹来承担，排版、抄写多是许立、张一鹤、宋缨业等负责，经费也多是张积仓、何学禹二同学承担。在壁报社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在学生会、班会、大队我支持他们的工作。同学们团结友爱，相互帮助，感情很深。

云大附中不仅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而且组织纪律性很强。上课很少有人迟到、早退，课堂秩序好；参加学生运动，也很少有人缺席，大家自觉性很高，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声誉。同学们不仅自己参加学运，还要分头到其他学校做串连发动工作。有一次在街上游行时，突然有人送来一条“五·四精神再现”的横幅。金江中学学生会送给附中学生会一面“民主堡垒”的锦旗。正如杨校长说的：“云大附中是用国民党的钱培养共产党的人”。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对附中恨之入骨，要解散又怕不得人心，就首先解聘了杨校长。为了达到分散学运力量的目的，1947年10月又将学校一分为三：高三在云大北院，高一高二在原校址龙头村，初中迁至西郊鱼街子（与原校址相距40华里左右）。同学们知道这一情况后坚决反对，特别是小同学说：“我们死也不去，看他们会怎么样。”后来得知如果学生不愿分，国民党就要解散这所学校。地下党为了保存这所学校，就做大家的工作，要大家同意分校，先在民青组织内统一思想，再去做大家的工作。通过做工作，大家才同意分校。临分别的前一天晚上，举行了告别晚会。地下党的一个同志以校友身份到会讲话。他说：“大家同意分校是对附中同学的一次理智的考验……学校分开了，心没有分，我们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晚会上一片抽泣声。第二天，高三、初中的同学集队把学校的宿舍、教室、食堂、操场都走了一遍才上路。高一、高二的同学在路旁夹道相送。同学们走到送别队伍面前时，哭声大作，走的不愿走，送的不愿回，有的手拉着手，有的拥抱着越哭越伤心。这时高三的一位同学说：“同学们，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走吧！”走的同学才开始走，送的同学也跟着走。走了一个小时左右，快到金刀营岔路时，大家又停下来哭，边哭边说：“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他们绝没有好下场。”有的小同学伤心地睡在地上。这时高三的同学又说：“分别是暂时的，正义的事业一定会胜利，我们还会在一起的，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你们回去吧（指送行的），你们不回去我们也不好走。”这时同学们才依依惜别。回去的同学一路沉默不语。分校后同学们真是不分心，仍经常聚在一起搞学运。1948年7月，国民党认为分校也解决不了问题，终于解散了云大附中。

但是，国民党当局完全打错了算盘。附中的革命火种，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形成燎原之势。分散到昆明各学校读书的同学，又把附中的优良校风和革命精神带到这些学校，团结那里的师生一起与反动当局作斗争。后来多数同学到根据地参加了边纵，成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其中有31位同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继续读书的同学，多数成了专家学者，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云大附中还很重视体育，特别强调普及。游泳是人人必须学会的项目。每年一次的水上运动会，第一个项目就是全体游过河。游不过去的就不算附中学生。在家时，父母怕危险不让我游泳。进附中后怕过不了河丢人，就认真的学。由于老同学的帮助，特别是沈绍璠同学（他是全校的游泳尖子）对我帮助最大，我很快就学会了。杨校长说：“附中是一所当之无愧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校。”他把附中精神归纳为“积极的、奋发的、民主的、自觉的、社会的、现实的。”经过附中精神的培育，使我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毅然投身革命，也为我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储备了知识。

二、筹措路费，投笔从戎

1947年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蒋管区的人民在我军未到之处则自动拿起武器……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此时国民党对学运加紧镇压，改聘校长，列出进步老师的黑名单企图逮捕，并对学运中的骨干给予各种处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认为与国民党搞合法斗争已不适应当前的形势了，必须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这时云大附中流行着一首歌曲：“让我用我的歌声，向你说再见，我愿我的歌声常系在你的身边，战斗的呼唤使我们离别了，这本是志士们的命运啊！我们何必多依恋，四万万同胞那一个不都是你的朋友，千万里的土地，那一处不都是你的家园，去吧，朋友，在战斗的山岗上我们再相见，我们再见在胜利的明天。”

1947年11月，民青负责人张其箴通知我到泸西去搞武装斗争，并要我负责同路人的路费。我找在昆明读书的姐姐和妹妹商量，决定将妹妹的金戒指卖了给我作路费。何学禹同学还送我一块手表。他们对我的支持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三、泸西师范遇导师

到泸西后，张其箴通知我和刘淮、张秉钧、董干等4人到泸西师范住。张其箴说：李旭老师（地下党员）就在那里，他现在改名为李曜九，是泸西师范的教导主任，去后一切他都会安排。李旭老师是我在云大附中高18班的班主任。他是对我们进行革命教育和传授知识的好导师。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堪称同学们的良师益友。他被迫离开附中后，我们都哭了，我还在壁报上写了一篇“怀念导师李旭”的文章。因此我听到要和他见面，真是喜出望外。到了泸西师范，李旭老师为我们安排了食宿，晚上还经常给我们讲形势，带我们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也照张其箴的交待，把我们的活动情况向他汇报。

四、午街铺遇险

我们从昆明来的这些同学，多数是泸西本地人，加上泸西民间武器较多，所以地下武装发展较快。1948年1月，刘诚、张望、张其箴等在丁马村小团山开会，决定在旧城午街铺组织爆动，计划先缴伪乡公所的枪，然后上山打游击，并叫我立即向李旭老师汇报。汇报后李旭老师也表示支持。

1948年2月初，临近暴动的头两天晚上10点多钟，李旭老师叫我到他的宿舍去。我一进去就看见坐着一个身材粗壮，身穿呢大衣的人。李老师介绍说：这是李森同志（当时弥泸地区党的特派员祁山），他要了解你们暴动的准备情况。我汇报完后李森说：“时机不到，不能爆动”。他和李老师商量以后对我说：“还来得及，你赶快去通知他们不要动。”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多。我到骑鹤街叫了徐涛到丁马村找到张干，又派人把刘城，张望叫来。这时已是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汇报了李森的意见，张望说等别人来解放吗？刘城说人都已通知了，一切都布置了，若继续潜伏，走漏消息就一切都完了。并对我说：“你回去向李老师汇报后仍然去执行任务。”我和徐涛约定第二天将潜伏武装拉到午街铺后山上会合，来个突然袭击，攻打午街铺乡公所。

回到泸西师范后，李老师已不在，我就去执行任务。我叫顾昆（顾承忠）扮做挑夫挑着一些手榴弹和宣传品，于当晚住到午街铺，以便第二天爆动时将手榴弹发给大家，把宣传品粘贴出去。到晚上12点钟我到大则勒李存保家。他父亲很热情，招待我吃饭喝水，并对我说:“李存保已通知人去了，请等一会。”凌晨一点多钟，李存保回来。他说情况有变，伪乡长不在乡公所，扛着好枪的乡丁被他带出去了，打乡公所不但缴不到枪反而暴露了自己，对我们不利。我们就决定不打伪乡公所了，已通知来的各自回去，至于徐涛同志只好拂晓到午街铺会面后再叫他们回去。

我和李存保拂晓到了午街铺，未遇到徐涛。我们等到8点多钟，突然一个上山砍柴的妇女回来说山上有“土匪”，几个乡丁去追。因我们在山上的同志未得命令，乡丁一去追，他们就退，乡丁一回来，他们又回到原地。不久又有人来报：“那些‘土匪’又来了。”乡丁又去追，虽然双方都未开枪，但午街铺已很紧张。我看情况不好，就叫顾昆挑着手榴弹和宣传品等先走，我和李存保走在后。出街不久就看到四、五个乡丁从后面追来，我和李存保本来可以跑，但考虑顾昆挑着担子跑不了，若他被抓，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们就将身上的手榴弹藏在路边刺棵里，反而放慢脚步和顾昆拉开距离。乡丁追上我们，顾昆走脱了。乡丁就把我们带到乡公所。这时见到杨体明（战友）已被捆在旗杆上。李存保是本地人，其父为人厚道，对人热情，善于应酬，在这一带很有名望，很多人都认识他，所以乡公所的人对我们还是很客气的。一个乡丁多次要捆我都被他阻止了。不久杨体明也被放下了，但徐涛又被抓进来。我们始终未暴露身份，我说我是李存保的朋友，到他家玩，要到泸西赶街，听说有土匪就不敢去了，要往回转。乡公所给县上打电话，因电话已被我们的人切断了，打不通。审问我们的那个副乡长对我们还是比较客气，还叫我们吃饭。本来吃不进去，但为了表示心中无事，还是吃了。后来李存保在午街铺的一个熟人，走进乡公所就说：“李存保家是什么人？会当土匪吗？我保着他。”这个副乡长就同意给李存保走，但不让我走。李存保说：“他是来我家玩的朋友，我保着他，我人跑得了，家跑不了。”那个副乡长就同意了，但要求写个保状。我执笔写下保状，内容是：“保证我们不是土匪”，保人是李存保。徐涛也写了保状准许走了，杨体明也被他在午街铺的亲戚保着走了。我们四人出来后找到了藏在刺棵里的手榴弹等，又到了李存保家，顾昆也在那里，我们怕乡公所的人后悔又追来，不敢住下。李存保的父亲说：“你们有好几晚上没睡觉了，今晚好好休息，我负责，不会有事的。”在饥困交加时，我们在李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睡了个好觉，真是终生难忘。

当上级得知我们在午街铺被扣的消息后，就派张渔村同志去侦察，准备营救。张渔村因其父任过伪乡长，人称大少爷，乡公所很多人都认识他。他直闯乡公所说：“这几个人是我的朋友，你们为什么要抓他们。”乡公所的人说：“是误会了，对不起，已经放走了。”张渔村又连夜到李存保家找到我们，我们告诉他还有徐涛的十响枪被扣下未还。第二天张渔村又到乡公所说：“这枪是我借给他用的，泸西人带枪的还少吗？”乡公所又将枪还给了张渔村。至今我对李存保同志这种舍已为人的崇高义举甚是感激和敬佩，对张渔村同志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亦很钦佩。

五、加入讨蒋自救军（边纵前身）

1948年2月5日，也就是我们在午街铺脱险的第二天，刘诚、张望他们已在旧城组织暴动，我们也在当天到了旧城。祁山说既然干了就要大干。第二天即派叶明德和我到阿路瓦、磨山垯联络李平、蒋海清带武装到旧城，与旧城起义的武装一起攻打住在丁马村的伪保卫队。通过激烈的战斗，敌人狼狈逃回县城，我们缴获电话机一部。两天后住弥勒的国民党军队和泸西伪政府的武装向旧城进攻，我和刘诚、许立、顾昆等按李旭的指示撤退至圭山矣维哨。后来刘诚带领起义队伍参加攻打住在午街铺的国民党军队，未克，退至普拉河，我们在普拉河相遇，并遭敌人突然袭击。李旭老师按上级的指示带着我们转移到陆良龙海山区。到达龙海山区，我被分配到转场河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并参加了杨守笃领导的高家村战斗。1948年5月，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勾结陆良大恶霸孙琨（孙渡之弟）向我龙海山区进攻，我们按照上级的命令全部转移到弥勒西山编入朱家壁的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边纵前身）。

加入讨蒋自救军后，我被分配在后勤部搞军粮工作。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大家行军，我们也行军；大家打仗，我们也打仗；大家休息，我们就去筹粮食。粮源主要是找国民党的积谷仓。筹到的粮食除我们吃和装米袋外，还要发给当地贫苦农民。如果住地没有积谷，就要离开部队去找。对那些支持国民党，反对我们的地主，就连粮食、猪、牛、马一起没收。有时碰到地下党有工作基础的地方，有些开明地主也会出钱出粮支持我们。但这种情况不多，而且我们走后国民党又会找他们算帐。没有粮食找粮食，找到粮食又要发粮食，有时一直忙到深夜。所以这个无后方的后勤工作既辛苦又危险。为了避免敌军的追击，不管白天黑夜，无论晴天雨天，有情况就得转移。身上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干，经常吃不上饭，一个个面黄肌瘦，头发长，虱子满身，衣服脏，自称是“机（饥）械（丐）化”部队。经过转战圭山、西山、龙海山、邱北、广南和激烈的里达战斗，1948年7月，经田蓬进入广西那坡县的面良。按中央的指示，计划到越南高平与两广部队会师。得知两广部队不在高平在河江后，就决定先到越南保乐再到河江。上级派我和李克武同志及一个翻译先一天到保乐找当地政府筹集粮食和副食品。当天下午5点左右，我们到达保乐江边。江水暴涨，竹筏划不过去。如果当天过不去就要耽误筹粮，大部队来了，就无米下锅。我们向划竹筏的人说明必须过河的原因，并再三恳求。他问我们会不会游泳，我们说会，出问题不要你负责。于是我们便努力向江对岸划去。第一次还不到江中心就被冲下去了。第二次将筏子尽量从江边往上划，找到顺水势的地方奋力冲击才划了过去。我们全身都湿透了。要不是在云大附中学会游泳，这一关就过不去了。保乐委班（政府）很热情，给了我们足够的粮食和二十多头黄牛。粮食除在当地吃以外还可装满米袋，部队来后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我是第一次和李克武同志共事，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时正是七、八月间，天热多雨。这些路长期无人走，草比人高，蚂蝗多得可怕。很多人没有鞋子，光着脚板走路，蚂蝗叮也顾不上拿。上面又经常遇到蜂子的“袭击”，天上地下夹攻，防不甚防。

六、两军会师，河阳（今河江）整训

两广部队是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一支久经锻练的部队。他们武器好，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但人数较少，在广西很难打开局面。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人数较多，但多是刚放下笔杆和锄头的学生与农民组织起来的武装。由于云南地方势力历来和国民党政府有矛盾，加之云南地下党统战工作做得好，阻力小，较容易打开局面。中央的意图是要两军会师合编后打回云南开辟根据地，但在国内又找不到一个安定的地方。于是，就在取得越南劳动党的同意下，到河阳会师整训合编。到达中越边境的田蓬镇时，朱家壁司令员在动员会上讲：“大家想不想要火箭炮，我们和两广部队会师后就有了。我们会师合编后，就要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回云南来。”从保乐经过四、五天的行军，于1948年7月下旬到达河阳。在河阳，部队进行了整训。两广部队司令员庄田、政委周楠等都来讲过课，参谋长黄景文也来组织过几次军训和演习。

河阳是有名的瘴疠之区，有“要把河阳（河江）下，先把老婆嫁”之说。恶性虐疾来势凶猛，干部战士无一幸免。这样与病魔作斗争就成了中心任务。当时越南对法国实行焦土抗战，建筑物要全部炸毁，居民都到农村另搭草房居住。经我们领导与越方多次交涉才暂时留下一座天主教堂给我们做医院。地上垫草席、麻袋当被子就是病床。医院里有三、四个医生，上级从各单位抽来一些同志（多数是女同志）担任护理。由于经费困难，医药奇缺，一片奎宁也要制成针水注射几个人，药成了最珍奇的东西，包药的纸也要用舌头去舔。病情发展又快又急，有的正在工作，突然发高烧，住进医院，当晚即死。在医院听到的是一片呻吟和讲昏话的声音，有的苍蝇来也不会赶，有的发高烧起来乱跑乱闹。负责护理的女同志既辛苦又害怕，但毫无怨言，还要为病人洗衣服、洗澡，用针把伤口里的蛆挑出来。每天都有几个战友病逝，人心惶惶。为了治病，我忍痛把何学禹送给我的手表也卖了买药吃。86年我在昆明见到他，曾向他说：“对不起，你送我的手表，被我卖了买药吃”。他说：“我记不得了”，我说：“那是最珍贵的礼物，我永远不会忘记”。可能与吃药有关，我还算是病得较轻的。经过三个月的整训，1948年10月与两广部队合编，由庄田任司令员，朱家壁任副司令员，周楠任政委，郑敦任副政委。部队要打回云南了，大家精神振奋。有的病号不让他走，也拄着棍子去撵部队；有的晕倒在路上也不愿折回来。谁都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打回老家的心情十分迫切。正在兴高采烈之时，上级却通知我到医院工作，照顾因病重走不了的四十多个同志，主要任务是煮饭。领导说：“只有你的身体还算好一点，只好叫你干了。另外从越南雇一个人和你一起干。”我听了犹如晴天霹雳。可是想到应该服从组织安排，迎着困难上，比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又算得了什么，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医院干了一个多月。 11月中旬，天气凉了，这四十多个人除1人病亡外，多数身体有好转。上级决定撤销这个医院，除少数病人转移到靠中国更近的越南官坝疗养外，其余的回到中越边境开展工作。

七、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1948年11月，滇桂黔边工委委员，滇东南地委书记唐超带领我们从河江经官坝到达越南与麻栗坡县交界的攀技花区。唐超同志在介绍我给地委委员兼县工委书记郭芳同志时说：“雷鸣同志是中共党员，由他担任攀技花区武工队指导员。”这个地区与越南接壤，群众跨境而居，山高坡陡，地瘠民贫，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但生活十分艰苦。那时我们身无分文，衣服也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单衣，洗衣服要选择一个晴天，到河边洗了晒干，又穿着回来。在群众家吃饭也没钱付，若老在一家吃又不好意思，只好一家吃几餐，替人家干些劳动。我们要求上级给点钱交群众伙食费，上级说：“不但无钱给你们，还要靠你们支持上面。”但是上面还是给了一些盐巴，虽然不多，群众得到一点还是很高兴的。进入严冬天气，晚上睡觉没有盖的，烧火又不敢随便用群众的柴，只好到地里背包谷杆来烧。包谷杆一燃，坐着就睡着了；包谷杆一灭，又冷醒了。后来有些好心的老人，叫我们和他们挤着睡，被子既破又脏，但只要不冷，就睡得很舒服。

在中越边境，属越南的地界，是越南劳动党的根据地。我们先从越南境内派人秘密到我国的村寨串联发展。这些村寨多是高寒山区，居民以苗族为主，多是佃农。我们以减租减息相号召，先串联苗族中受苦深的群众，以他们为骨干。在发动本村群众的同时，又到外村去串联，像滚雪球一样，地盘也一天天扩大到了汉族、壮族、瑶族居住区。这就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伪督办（麻栗坡属特区，督办相当于县长，有处理边界部分权力，所以权力比县长还大）谢崇琦派督办署的兵前来进剿，到楼龙寨遭到我民兵的阻击。由于民兵缺乏经验，武器又差，阻击失利。楼龙寨战斗中有三人牺牲，烈士的头被敌人砍去挂在县城示众，群众害怕，敌人嚣张，原来不敢妄动的伪乡长，也拉起了武装与我们对抗，原来持观望中立态度的一些大户人，也倒向敌人一边。势力最大的是第一乡乡长李廷府和第三乡乡长彭泽武。李廷府是壮族，他在壮族中煽动说：“共产党领导苗子造反，要分壮族的财产”，企图挑起民族矛盾，欺骗壮族群众跟着他反对共产党，同时又对苗族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

八布是这一带的集市贸易中心，还设有海关，逢街天中越两国的各族人民都来赶街。有一天群众正在赶街，伪乡长李廷府突然带着武装在街上抓人，不论男女，见着苗族就抓，共抓了三十多人，有八个男的被杀。街上一时大乱，人人都只顾逃命。另一伪乡长彭泽武也向我那登据点进攻，由于李克武等同志带领骨干民兵坚守才未攻下。这时敌人嚣张，群众害怕。有的骨干积极分子家被抄，跑来和我们在一起；有的认为我们在当地无家无室，怕我们不敢坚持一走了之。我们说：“我们是来干革命的，就是死也要和大家在一起。”这样群众的思想就更加坚定了。地委委员、县工委书记郭芳同志到越南官坝（当时边纵的一些后方机关和滇东南地委机关都还在这里）请求派主力部队来支援。因主力部队要去攻打马关，上级要求我们依靠群众与敌人作斗争。我们就死了靠主力部队这条心，决心依靠群众和敌人斗争到底。

敌人在八布杀了八个苗族群众后，更加激起了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我们一方面广泛宣传各族人民是一家，都是受苦人，国民党蒋介石和反动派才是大家的共同敌人，就是大户人只要不跟着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共产党，也只实行减租减息。南菁村的李廷良，是这一带最大的壮族地主，比较开明，不与共产党作对，对他同样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通过壮族积极分子去组织发动壮族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群众纷纷起来站岗放哨，监视敌人行动，给我们报告敌情，主动打击敌人。在郭芳同志的领导下，攻打了李廷府的老巢（江东村），壮族群众也发动起来了，敌人越来越陷于孤立。李廷府彭泽武两个反动头子无法立足，逃往西畴投靠大恶霸宋伯郊。不久连同宋伯郊一起被我一支队七团孙太甲、牛琨部队俘获。李、彭二人被立即押回当地，在八布审判处死。李廷府和彭泽武的除灭，使人心大快，激发了大家的热情，推动了工作局面的打开，扩大了根据地。1949年3月，上级决定建立攀技花区党的特别支部，由李克武任书记，杨坚任副书记，王知白，徐德钧和我任委员。接着又成立攀技花区人民政府，李克武任区长，杨坚任副区长，乡村也建立了基层政权、农会和民兵组织，成为滇东南地区最巩固的根据地。干部进入这个地区，群众就会招待你吃饭，给你带路，让你有安全感。有一次，8名刚参加工作的同志从官坝训练班学习回来，途经一个村子，肚子饿了群众就煮饭给他们吃。这些同志深受感动，临走时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表示感谢。群众和这些新参加工作的同志都受到教育。群众的警惕性也很高，无论在地里干活，路上行走，遇到可疑的人，都要盘查，是坏人就送给乡政府。有几次在押的犯人因看守疏忽逃跑了，又被群众抓了送回来。有时也会造成误会，但查清楚了，被误会的同志不仅不抱怨，还表扬这里的群众觉悟高。在敌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期间，地委的后方机关，非战斗人员都撤到这一地区，生病的同志也到这里来养病，在战斗中被打散的同志也先跑到这里，然后再找部队。纵队有一个军械修理厂，会修枪，造手榴弹、地雷，随两广部队迁来，设在八布。敌人扫荡时中央军来到大坝，距八布只有半天路。那时我已在县上工作，怕敌人袭击这个工厂，夜间十多点钟紧急通知当地的基层干部帮助该厂将设备运往越南隐藏，不到天亮民兵就完成了任务。因这里的群众觉悟高，坏人不敢动，无人与敌勾结，敌人失去耳目，情况一无所知，不敢冒进，到了大坝就回头了。这些事实使我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他们为什么那样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因为共产党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通过减租减息，又免除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使他们得到实惠，加之那时党的干部真正是无私奉献，一心为革命，吃苦在前，不怕牺牲，群众心服口服，真心实意跟着共产党走。也使我认识到今天的反腐倡廉，解决三农问题，减轻农民负担是多么的重要。

不久，李克武同志被调到西畴任县工委委员、东区特支书记。临别时大家难舍难分。李克武说：“全国快解放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想不到再见到他时，却是去收殓他的遗体。

八、坚决处理以“共产共妻”为由破坏党的声誉的不法行为

就在工作顺利开展之时，有一些行为不轨的人，利用敌人“共产共妻”的反宣传，胡作非为，破坏共产党的声誉。如有的向大户人(对地富的称呼) 敲诈勒索钱财，若不给就以打、杀相威胁，还不准对任何人说。我了解这一情况后，感到若不立即制止，任其蔓延，在群众中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就会脱离群众。于是我就到村里找基层干部，先向他们说明如果谁都可以去找大户要钱，还不乱了套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派人把这些不法之徒叫来教育，并让他们把钱退出来，但既不还给大户，也不交给公家，拿去支持牺牲的民兵家属中的困难户，并由村干部监督直接交到烈属手中，从此杜绝了这种胡作非为的行为。另外，有人借口“共产共妻”，就去强拉地主的姑娘为妾。有一个叫刘应德的农民，已有老婆，还邀约了十几个人到外村将一家地主的姑娘拖到家中做他的小老婆。这个地主姑娘哭天喊地，围观群众怕说同情地主，丧失立场，敢怒不敢言。当时我在八布开会，这个姑娘的姐姐大哭大叫跑去向我报信。我认为这种行为老百姓是十分厌恶的，应坚决制止，决不是什么立场问题。我决定当晚救出这个姑娘，狠杀此风。我考虑不能多带人去，人多了会激化矛盾。我只叫一个村干部向长林和姑娘的姐姐同去。晚8点多钟我们到了刘应德家。那些来帮忙的人，正在喝酒吃饭。我进去后，他们有些慌张，但见我们人不多，也就照样吃喝。我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错误行为。我说：“过去土匪恶霸强占民女，人民痛恨。现在共产党领导了，决不允许出现这种行为。哪家都有姐妹、儿女，拖着你家的，你们心里好过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时有一个叫聂长福的人对我说：“同志你出来一下。”他是一个村的民兵队长，比较能干，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早就熟悉，我还以为他是帮我出主意，就跟他出去。他说：“算啦！给你10块法银买点烟抽。”我就把他叫进去，当众批评了他的错误。我说：“你是民兵队长，这种坏事应当阻止，可是你还来帮忙，老百姓会怎么看你。今天我没有带更多的人来，就是不想把事情闹大，只要你们把这姑娘放回去就算了事，不然我通知偏那（地名）的民兵，他们马上就到。”这一带的人都知道偏那的民兵强悍骁勇，是我们依靠的骨干力量。听见这话他们就有些害怕了，有一个老者说：“还是听同志的话，放她回去算啦。”这时刘应德打开夹墙门把姑娘放出来，由她姐姐领回去。过了两天，有人跟我说这姑娘要来向我磕头，被我婉言谢绝。通过这两件事，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有的说：“这样才像个世道嘛！”。

九、坚持反扫荡斗争，灵活巧妙地打击敌人

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全县大部分地方都解放了，先后建立了农会组织和县区乡政权。1949年6 月，我被调任麻栗坡县工委委员，分管军事。7、8月间，蒋介石妄图把云南建成反共基地，首先要消灭云南的共产党和边纵，对我滇东南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国民党中央军162师师部进占西畴新街，离麻栗坡县城约40华里。其中的一个团占据我大平镇（离县城30华里）。伪督办也跟随而来，准备恢复伪政权。当地一支反动武装300余人，则乘机占领县城。这支反动武装是一伙烧、杀、抢、掳无恶不作的匪徒，他们多占据县城一天，人民，特别是干部家属就要多受一天的罪。受害干部家属刘丕琼控诉道：“土匪用枪筒子轮番吊打，母亲被打得昏死了五次；我被吊到晒台栏杆上；土匪用枪托柴棒乱打乱椿，以至全身皮开肉绽，最后吊绑我的绳子被打断了，我一下跌到楼脚的石梯上，脊椎骨跌断昏了过去”。为解救人民于倒悬，我们必须将这伙匪徒驱除，但因为力量悬殊，硬打是不行的，必须机动巧妙地出击。于是我从县大队挑选精干30余人，潜伏在县城到敌人老巢必经之地茅草枰，抓获了两名从县城送信去敌老巢的匪徒。信中的内容是：“明天派人送十几匹马来（麻栗坡），我派人来路上接”。敌人要马肯定是用来驮所抢的财物。经审问送信者是麻栗坡街上的投敌分子，敌老巢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就将他们扣下，由我战士戴伦新、李发友二人将信夹藏在笋叶帽内，送到敌老巢。他们沉着镇定，在敌人那里吃了一餐饭，敌人深信不疑。第二天我兵分三路：一路埋伏在南温河与茅草坪之间袭击送马队之敌；一路潜伏在县城背后狮子山上鸣枪造势，骚扰敌人；一路由我率领埋伏在县城至茅草坪途中伏击接马队之敌。我们按计划伏击了敌人，敌人不知虚实，也就在当天逃离县城。边纵四支队《战友报》以《巧用计，以少胜多》为题报到了此次战斗。刘丕琼回忆道：直到雷鸣、梁惠同志先后率部队赶来，把土匪驱除，我们才得以安顿。

十、西畴真武乡剿匪

经过滇东南军民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敌人始终只占据着少数城镇据点，部分地霸武装盘据着少数地盘，大片地区仍控制在我军民手中。

由于蒋介石要压卢汉就范，又将中央军往昆明方向调动，滇东南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取得了胜利。但西畴县工委委员、东区特支书记、区长李克武同志在敌人扫荡时被叛徒在真武乡杀害，并将头砍下来向还乡团头子伪县长蔡怀谦报功。匪首李春山站在桌子上开会，狂叫：“共匪头子李克武已被我们杀了，现在是我们的天下啦”。随后乡长冯在成和两个民兵也被另一匪首王德基所杀。直到反扫荡斗争胜利，这些地区仍被土匪盘据着。西畴县真武乡最大的匪首是王德基，他盘据在鸡街河东北面，各村都有他的爪牙，又凭藉鸡街河这一天然屏障，所以这一带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当时称为敌占区；河西南面牛厂坝一带有匪首李春山，龙老（地名）有原任我副乡长的叛徒贺明熙；者地（地名）有匪首符金树；河西南面由于与我后方接近，敌人处于半隐蔽状态，这一地区称为拉锯带。直到1949年12月初，敌我仍处于这种态势。这时上级调我任西畴工委委员、军事部长兼东区特支书记，到该地区完成剿匪建政任务。

我率领的主力是麻栗坡董干大队。大队长杨秀庭、教导员黄希尧和我都熟悉，这是个有利条件。另外一支武装来自西畴东区。这一支武装力量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比较散漫，情绪不高，虽有武器但畏缩不前；另一部分是为逃避匪首王德基的捕杀而跑过来的，他们有的亲人被杀，有的家被抄，房子被烧，与土匪有不共戴天之仇，杀敌心切，但是没有武器。我考虑这支武装虽不是主力，但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董干大队走后，就得依靠他们。我首先把他们集中起来，在庙弯进行整编，组成武工队。对有困难不愿意去的可以不参加剿匪，但枪必须交出来。我们用这些人的枪去武装从匪占区跑过来渴望打回老家的同志，从而提高了武工队的战斗力。

整编结束后，就确定剿匪方案。按常规应该是先打河西南面之敌。因这一带的敌人力量较弱，各占地盘没有统一的指挥，可各个击破，待巩固了河西南后，再过河攻打力量较强的王德基。但这样会惊动王德基，使他加强河边的防守，河这边的土匪还可能跑过去投靠王德基与我们顽抗，那样对我们更为不利。只要王匪一破，河西南面之敌便不攻自破，所以我们就决定先打王德基，对河西南之敌先发动舆论攻势，争取他们自首。打王德基要过河，但过河又不能用竹筏，只能淌水过去。我派河东面跑过来的补仁瑞同志去侦察过河地点和路线。补仁瑞40多岁，家人被土匪杀害，与土匪有深仇大恨，对地形非常熟悉。经他侦察，确定了过河地点。凌晨一点钟，我们从核桃坪出发，由补仁瑞带路，走了两个小时左右，才到河边。正是严冬又遇寒潮，河水淹到肚脐眼，裤子全湿，衣服也湿了一半。过了河就直上真武山攻打王德基的一个爪牙晏天富。晏匪逃走，我们缴获法造三响枪一支，然后转移到那姑隐蔽休息。第二天出发攻打王德基。我们先到达距土匪家曼竜新寨五华里的海子村。被害乡长冯在成的家就在这里，他的弟弟冯在荣逃离家乡近五个月，现在是我东区武工队副队长。他母亲看见小儿子领着部队回来，悲喜交加，放声大哭，群众也边哭边忙着做饭。我们准备吃饭后就向王德基发起进攻。我顾不上休息，立即带着冯在荣等四人前往曼竜新寨侦察敌情，察看地形。刚到村边就碰上王匪的人。他一见我们就往回跑，我们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王匪家门口，王匪将门关上，我叫一个同志立即回去通知部队速来，剩下的人堵住王匪大门。土匪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就死守不出。我们部队赶到后就发起了攻击，但土匪占的是坚固的瓦房，我们凭步枪和手榴弹难以攻破。董干大队的一个中队长，爬上房顶去揭瓦片投手榴弹，敌人从下面开枪，瓦片四溅。武工队战士张兴明也爬上去，用枪往下射击，被瓦片溅伤腿，鲜血直流，又只好下来。接着我战士廖寿芳牺牲，杨光成负伤。我们潜伏在土匪周围的房子里，有的与土匪只有一墙之隔，最远的中间也只隔着两尺多宽的一条路，可以与土匪对话。我们多方做工作争取土匪投降，对他们说：“只要交枪，就放你们走，保证不抓不杀。”他们说：“我交子弹给你们”（向我们开枪射击）。于是我们就下决心，一定要将土匪困死，同时派人去拿地雷来炸。困了三天三夜。因我们住的多数是草房，敌人乘凌晨三点左右我战士比较疲劳之时，思想麻痹，警惕不够，突然放火，火势很快蔓延。我们忙于救火，土匪趁机从地洞逃跑。后来据群众反映是王匪强迫他家的丫头放的火。土匪出去后就各自逃散。我们到各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和民兵。原来靠拢我们的积极分子也纷纷起来，匪众纷纷自首。我们对自首的土匪一律不捕。自首土匪藏在山上的东西，被我战士发现就叫他们去认领。匪众解除了顾虑，群众发动起来了，土匪无藏身之地，连砍区长李克武头的叛匪唐远贵，匪大队长晏天富也出来自首了。河西南面的土匪不攻自溃。匪首王德基逃往广南被我解放军抓获，押解到砚山处以死刑。另一匪首李春山后来也被三元乡乡长廖寿松抓获并在县城处决。这时县城街上张贴出“好消息，真武乡重新解放”的喜报。真武乡政权恢复后，由方先福任乡长，冯在荣任副乡长，李芳兰任指导员。区长梅森派人跟着砍李克武头的叛匪唐远贵找回李克武同志的头骨，找来一口好棺材重新收殓了李克武同志的遗体。除我缴匪部队全部参加外，当地群众也自发到场，我和梅森亲自动手装殓，大家潸然泪下。

十一、西畴土匪暴动，县城遭匪劫

1950年2月，完成剿匪建政任务后，我就在县上工作。那时县工委委员只有三人，其中一人还在区上，实际上只有县委书记兼县长钟卓和我。我除了主管军事外，还管组织部、宣传部的工作，后来又兼公安局局长，新民主义青年团县委书记，县农会主席。当时的县委会、县农协会、青年团总共只有6、7个人，但工作效率很高，中心任务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征粮。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一些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利用我征粮之机，发展反革命组织。当时文山军分区在西畴设了一个防空电台，电台里就有一个叫罗宇的军统特务。他到西畴后，暗中联络一些对我征粮不满的人，组织“中国人民党”和“抗粮队”，并勾结广南土匪陈国栋进犯西畴。我率县警卫连到牛厂坝一带堵击陈匪。者地一战陈匪退回去了。就在这时西畴县境内的土匪也暴动了，有的乡干部也参加暴动，其中就有县城所在地的西洒镇镇长孙兴培（有些机关、学校甚至警卫连都有极个别人被敌人拉过去，但这时还未暴露）。我知道这一情况后，恐县城有失，连夜率警卫连赶回县城。这时钟卓同志已调了一些可靠的民兵驻守县城。经我们研究后，认为县城易守难攻，有机关干部和民兵把守，没有问题。问题是若让敌人肆无忌弹的在广大农村活动、发展，乡村干部失去支持，不敢领导群众与敌人作斗争，广大群众在敌人的煽动威逼下，也会胁从为匪，我们就会失去农村这块阵地，那就更危险了。于是决定我率警卫连到农村剿匪，并增加了一些基干民兵。县委秘书谢晔也带着一些机关干部、教师和大一点的学生配合在后面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就在我率部队从牛厂坝回县城时，广南土匪陈国栋与特务罗宇已串入西畴境内与西畴土匪会合，在三岔 冲组织“滇东南自救军”，陈国栋自任司令，罗宇任政委，下辖五个支队共300余人。我率警卫连进剿，在中寨石丫口与匪遭遇，匪被击溃，俘获匪中队长孙兴安。由于我到处寻找土匪打击，使其忙于与我周旋，不能在农村任意胡为，乡村政权绝大多数未遭危害。但是土匪煽动群众反对我征粮，所以向我报告土匪行踪的群众就不像过去那样积极主动，土匪行踪难觅，即使遇到了，也只能击溃，不能全歼。因此我交待警卫连连长杨俊云在外负责剿匪事宜，我带着七、八人回县上与县委书记钟卓和公安局副局长查光明一起研究对策。经研究决定：由钟卓到砚山向地委汇报，请解放军来支援，将土匪全歼，叫广南土匪有来无回；守城的任务由公安局副局长查光明负责；我仍深入农村剿匪。我在县城住了两天，检查了县城的防务情况，查光明也信心十足。第三天早饭后（十点钟）我又检查了一下防务，就离开县城到通心坡找警卫连，不料这时土匪里应外合向县城发起攻击，查光明撤出县城，土匪轻易占领县城，抢了财物，当晚逃往鸡街。我第二天接到西洒镇干部孙世行土匪攻城的信，当即率警卫连赶回县城，土匪已逃走了，不久文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廖华率领解放军到达西畴。我当即派东区副区长李芳兰去侦察敌行踪，派鸡街乡乡长方先福守住中寨桥，以便必要时由桥上过去消灭土匪。经侦查得知土匪集中在鸡街，廖华召集我们研究决定，由解放军一个连、警卫连一个排过中寨桥占领鸡街后山，堵死土匪退路；廖华带领我们从正面攻击。不料解放军过桥时被叛徒方先福伏击，打死解放军1人，耽误了时间，使土匪从后山溃逃，只击毙匪中队长1 人，缴获陈匪坐骑一匹。陈匪溃散，除少数几个匪首外，其余纷纷自首。对胁从的匪众，一般都不追究；对骨干分子在县上集中学习半个月后，让他们回家；凡主动自首者一律不捕。

后来得知土匪打县城是在我离开县城一个多钟头后，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后经暗藏在县城的匪骨干自首交待，他们一直在监视我的行动，认为我在县城肯定打不进来，所以等我离开后才攻打。

十二、深入虎穴，将敌一网打净

西畴的“中国人民党”组织，土匪打县城时里应外合。土匪溃散后，一部分跟随土匪逃走，另一部分纷纷前来自首。经自新人员学习班学习后，自首人员各自回家了，但也有少数未暴露的仍在秘密活动。那些暴露了来自首的，也有一部分参加活动，组织“滇东南讨毛自救军独立大队”，妄想卷土重来。他们还发展西畴中学的一个学生杨仁谦加入其组织。杨感到事关重大，就向我县委会秘书(原该校校长)谢晔报告，谢又向我和钟卓汇报。我们认为问题重大，但只凭这个学生提供的情况，还不能对敌人采取行动，就决定将计就计，让学生表现出对敌的“忠诚”，取得敌人的信任，进一步掌握敌情。同时再派一个得力的人打入敌内部。我们选择了在县政府工作的石大纲同志为内应。他原任老街镇镇长，有工作能力，对付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一定经验。我们就在宣布处理一个贪污犯的同时，将石大纲也作为贪污犯一起作陪，并将他逮捕入狱，关押一段时间后放出来在县政府当勤杂工。他到处散布不满情绪，敌人便发展他加入其组织，对他很器重。他在敌人内部了解的情况只单独向县委书记钟卓和我汇报。他们在一起开秘密会后，那个学生向谢晔汇报石 大纲已参加了敌人的组织，石大纲也汇报那个学生已在敌人组织里边，二人汇报的情况基本一致。我们认为时机已到，就将敌大队长冷如超等20余人逮捕，对首恶冷如超等6人执行枪决。从此匪特基本肃清，社会安定。

十三、马关桂皮山剿匪

我1949年12月初到西畴，1951年3月又调马关，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到后不久县委书记乔宏德就调走了，县委副书记也到省委党校参加第一期学习。后来钟卓从西畴调马关任县委书记，可是不到一个月也到省委党校参加第一期学习。当时地委通知我到文山参加剿匪会议。除驻军领导外，参加会议的各县的县委书记都是部队转业的。因当时中央的政策是以外来干部为主，原边纵地下党干部在县区的都不能任正职，参加剿匪会议的原边纵的只有我一个。在会议上地委书记兼分区司令员杨江同志宣布马关由雷鸣同志代理县委书记。那时马关是匪情比较严重的县。我刚到不久，情况不熟，担子很重，但好在驻有一个营的解放军。据掌握的情况是三区（八寨）问题较多，原来驻一个连的解放军已撤走。解放军在时我也曾去过那里一段时间，解放军走后我又带着县上的武装40多人去八寨。区委书记陈则灵带着工作组到问题多的密厂乡工作，只有区长在区上。我到后的第三天，天不亮区长钟铭荣来将我叫醒说：“密厂乡土匪暴动。”他要将我从县上带来的武装带去救书记。我说我去，他说武装被带走了，区上还有100 多个犯人，如果土匪来袭击更危险，所以区上更重要。这个同志为人耿直，作战勇敢，我就同意他去，但我说你们不能走正路，谨防敌人伏击。就在区长走后两个多小时，约早晨9点多钟，大锡厂村的民兵队长苏明玉也来向我报告土匪暴动的消息。他言行异常，身上带着一支十响枪，没有枪壳，用带子拴着挂在脖子上，手握着枪，和他同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拿着一把刺刀，另一个没有拿什么武器。我当时在区政府楼上，还有警卫员李成林和通讯员王彦祥。我坐在一把靠墙的木椅上。苏明玉没有坐，请他坐他也不坐，只是在我的对面时站时蹲，老重复土匪暴动的事。警卫员李成林年龄比我大三岁，经验丰富，工作踏实，灵敏机智，我虽没有对他作什么暗示，他就站到了苏明玉的背后。由于苏明玉两面受制，因而不敢妄动。我说你可以走了，他又不走。不久下面叫：“吃饭啦！”我说吃饭去吧，他才下去。我叫通讯员王彦祥通知厨房将我的饭抬到楼上来吃。苏明玉见我不下去吃饭，饭也不吃就走了，当天就去当了土匪大队长。（因他原是国民党兵，在广西被我解放军俘获，加入我十三军辎重团，后脱离部队在大锡厂找了个老婆，当地农村干部认为他有经验，还给他当民兵队长。这次他在土匪队伍中是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我离开马关之前还不知他的下落，直到86年文山州法院派人来找我调查他的情况，我才知道后来他向政府自首，被判无期徒刑，已关押了三十多年，正准备释放。我向文山州法院的同志如实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后说：“他已出来自首，判无期徒刑是重了，现在释放完全应该。”法院的同志说：“他不承认他当时是来谋害你。”我说：“他来的目的只有他自己知道，问题是他当天就出去当土匪了。文山法院的同志没有说什么就走了。）这时全国都在开展镇压革命运动，八寨也抓了一百多个反革命嫌疑犯关在监狱里。监狱实际是一座破庙，设施很不完善，看守力量薄弱，暴动土匪冲击监狱，或是狱中犯人策划暴动都是可能发生的事，形势十分危急。我与区领导研究决定：派一个从部队复员的同志陈××冒充犯人混进监狱。这位同志是滇军在东北起义时编入第四野战军的战士，原籍文山底泥村，这里的人都不认识他。我和区委书记、区长找他谈话，请他受点委屈，把他当犯人关进监狱，在里面监视犯人，需要个把月时间。他同意了。我们以提审的方式叫他出来汇报情况。土匪暴动那几天我们内紧外松，做好两手准备，既防土匪打区政府，又防犯人暴动。由于我们信息灵通，封锁严密，防犯有效，所以得以平稳地度过这一紧急状态。

区长带的武装到达密厂后，救出了区委书记，因为力量单薄，又立即又回到区上。

我们接到土匪暴动的消息后就急速派人送信到县城请驻军支援，部队及时派113团1 营1连连长陈国钧和指导员×××带军到了八寨。我们经过多方了解分析，认定土匪可能在桂皮山，不在密厂，于是就决定由指导员和我从正面攻打桂皮山，连长和区长到背后截断土匪退路，区委书记带领县区武装占领密厂，以防溃散之敌串入。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将民兵的衣服换给解放军穿，然后各路按时出发，由我们这路先发起攻击。攻击战斗打响后，敌人不知是解放军，先还负隅顽抗，知道是解放军后就溃散了，有的交枪投降，有的四处躲藏。后来又通过俘虏将躲藏的那部分土匪也叫出来投降。

土匪共有200多人，匪首是当地老厂村的大地主肖云鹏，还有49年曾任我护乡团团长的杨启芳。这次战斗打死土匪5人，俘虏50多人，多数俘虏当天就放回家，并叫他们去争取其他土匪也来自首。原来关在乡上的犯人，土匪暴动时跑出去又主动投案的一律不再收监。这样自首的人越来越多。匪首和匪骨干日益陷于孤立，有的自首，有的被抓获。这次土匪暴动，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干部郑文兴、贾元成二同志被参与暴动的村干部杀害，何裕录同志在与区委书记坚持抵抗土匪时中弹牺牲。桂皮山剿匪后，我回到县上工作，并于1951年9月参加了扩大的省委工作会议。

十四、参加省委党校第二期整党

在1951年初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对云南与会者谈话时指出：“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的党组织，过去打了游击，做了好事，打得英勇。但是也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三个不纯的问题，因此需要全面进行整党。”所以省委决定边纵地下党的每个党员都要参加整党。县团级以上的集中在省委党校分三期整完。校长是省委书记宋任穷，副校长是省委组织部长郑伯克，教育长是副部长郑敦。其他党员（包括不脱产的农村党员）集中在地市委党校一次整完。

我参加了省委党校第二期整党，时间是从1952年3月至10月，历时8个月。当时思想上的重点是无情的批判个人主义。组织上要对每个党员的情况都审查清楚并作出结论。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生活上从优的原则，要求每个党员对党忠诚老实，严格要求自己，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根子。

我原是民青成员，曾多次向李旭提出入党要求。他一直鼓励我争取，并说：“够条件会有人和你谈。”部队回国后，我们的领导就是唐超同志（广东人），他介绍我给郭芳（广东人）同志时说我是党员。因当时民青转党的不少，我以为自己已经转党了，非常高兴。1949年6月1 日任麻栗坡县工委委员后，我觉得我的入党手续有些问题。后来，我向文山地委副书记庞自同志汇报了此事。庞自同志说到省委党校整党时一起解决。这次在省委党校整党我又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要求重新入党。经省委讨论，由省委组织部长郑伯克同志和我谈话。他说：“这个问题你有责任，当时你为什么不提出来，提出来就解决了。但组织上也有责任，当时环境特殊，很多手续也不完善，所以省委决定从你任麻栗坡县工委委员时作为正式党员，无后补期（预备期）。通过这次整党，我的一切问题都审查清楚，都作出了结论，使我对党的感情更深了，增强了对党的信任感，相信党会实事求是的处理一切问题。这对我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对党也能坚信不疑起了重要作用。

2004年10月于个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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