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城茶馆：冬暖夏凉是生活

于潭(闫驱)

红包的渊薮

　 红包，顾名思义是额外所得的钱财。过去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长辈对晚辈才有的红包是感情的抚慰。晚辈给长辈的额外所得属于孝敬，不是红包。此称呼不能搞错，否则会惹恼严厉的父亲。

作为额外所得，红包的含义一直被模糊着，以致跌到令人恶心地步。先是老板在年底拿给伙计们的红包。那是赏赐，需要辛苦一年的伙计们感恩戴德。明明是月月该付的辛苦钱，却截头去尾地攒在岁末年尾再给。这就是柜上的虚伪与狡黠。

逢年过节，长辈的红包还在给，儿孙们却早已不屑一顾。儿孙们生存环境的红包往来令人悚然。红包演变成对强者的供奉，而非情感之爱抚。

在想：行贿和索贿谁是先有者？或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回答：先有行贿者。行贿者滋养了受贿者。受贿衍生成习惯也就开始索贿。索贿是行贿和受贿的私生子。

明代的文学家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一文中，描绘自己曾经为仕途而向权臣行贿的猥琐模样：“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金”。不止如此，行贿者还被安排在马厩等候权势者召见。

一个正常人何为忍受如此下作的境况？是贪求出人头地的欲望，使然。

在太多求仕途的行贿者滋养的环境下，明朝这位一言九鼎的重臣索要钱财之数量也水涨船高。连他家的门人都对百十银，嗤之以鼻。

看着这篇几百年前，描写行贿和受贿双方心态的文章，不禁使人哑然失笑。古人与今人何其相似乃尔。记得鲁迅说过“对索要金牛者，不但金老鼠，连死老鼠都不给”。

鲁迅先生逝去的很早。胡先生一直优雅地活着。

宗臣后来明白，一切都起源于自己的欲望。生活是一种常态，荣华富贵不是必然的目标。“上下相孚，才德称位”是见仁见智的社会现实，与官位升迁并无瓜葛。

“人生有命，吾惟守分尔。” 宗臣坦言：人生有自己的规律，我只求坦然安分。在此感谢作者的人生感言。当然，还有他心中的乡愁。

生活中确有太多的人心事繁重，欲壑难填。就官场而言，做多大的官才是官？就钱场而言，有多少钱才是钱？就房产而言，住多大房子才是仙？为追求欲望实现，他们创造出开山破土之法：行贿。

在此，不要再争论行贿和受贿孰先孰后。没有个人锲而不舍地实现欲望的追求，自己口袋里的钱不会跑进别人腰包，或者刚睡完自己男人又爬上别人床榻的女人。

还记得前几年，网上热议北京一家医院发生的流血事件。在细读粉丝评论时，感到内心隐隐作痛。许多粉丝罔顾是非，竟把舆情泛指的红包问题扯进刑事案件而乱言其他。

发生在医患间的红包丑态，首先来自患者的从医欲望：挑选医生，优先住院，选择病房，优先手术，苛求护理等等。一些有钱有权人挥金如土，到医院就医，先要寻到中人以谋求特殊待遇。也有些人凑钱也要鼓着肚子说气壮话，追求个人目的，把医院搅糊成利益交换的渊薮。无数双手在渊薮里浑水摸鱼，最后的鱼儿到哪里去了？投放者把责任一股脑扣地在医生头上。

当然还有索贿者。索贿者是直接犯罪，不过要有证据。

有一种假设：大家都按部就班地面对医院，面对疾病，面对死亡，面对社会，面对生活，人们之间的关系会简单许多。那些总试图突破社会秩序，无节制地扩展欲望的人是低俗和卑鄙的标识。他们拿出的红包是毒药。

今年春节如约而至。长辈给儿孙们准备的红包虽然菲薄，但是情感殷殷。

“过年好”

　 刚过阴历二十三，街头便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一年一度的春节羞答答地出现在天边了。这些冒着违规违法的放鞭人好大的胆子。不过无论好坏，许多事都是胆子再大一点后做出的。今年不同，社会管理更加严苛。鞭炮声只能响起在梦里。我对没有鞭炮声的春节，深表遗憾。

春节年年都有。春节的吉祥话年年都要说。“过年好” 三个字是人们大年初一的首席见面话，也是整个春节期间最有代表性的吉祥话。

初一早晨。守岁一夜的人们踏着满地鞭炮碎屑，走出家门。中国式的传统拜年开始：初一拜父母；初二拜亲朋；初三赶庙会；初四打补丁（继续看朋友）。人到，礼到，话道。

拜年过程中，人们相互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过年好”。拜年的程序自中国人形成阴历新年的传统以来，亘古未变。“过年好”三个字在拜年的吉祥话里，一直是唯一。

“过年好”是在新一年到来时，人们相互的勉励，相互的祝愿。在村头，在街头，在电梯里，在卧室门口，甚至是刚刚睁开睡眼的夫妻，所有看到的人都要递过这三个字。

“过年好”最有意思的是“过”字。细细品味它的含义：不管过去的一年如何，过了这个年一定都会好起来。

“过年好”——过了年就好。好事不怕多做，好话不怕多说。老人们讲，拜年要拜到正月十五。请大家憋足了劲，向爱人，向孩子，向父母，向亲朋，向一切春节见到的陌生人送出这句吉祥话——“过年好”